人生意义之我见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 

  人天长夜,宇宙黯暗,谁启以光明?三界火灾,众苦煎迫,谁济以安宁?

                            ──太虚大师《三宝歌》

  人生有什么意义?

  这是每个人一生中或多或少都追问过的一个问题。

  如果人生没有意义,那么我们还活着干吗?自杀是唯一的哲学问题,有人这样说。

  对我来说,从高三的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它就如影随形,一路跟着我。

  我曾经在追问的开始痛苦万分,咯血住院;我曾经怯于面对这个问题,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我曾经无视它的存在,甚至开始取笑它。

  但是总有那么些夜晚,当万籁俱静,心无杂事,这个老朋友就会出现在我的床前,以它的坚韧否定我的怯弱。

  既然躲不掉,那只好面对它了。

  从此,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籍。很多名著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我很高兴,但可惜大部分文学书都还不够深入,即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也还是不够深入。

  文学书里找不到,只好去哲学里找找看。开头在中国哲学里找,诸子百家也看了不少。后来书本上和生活中都有人跟我说,中国传统文化不好。既然不好,那就看看西方的哲学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看完就忘了,倒是他的“满天星斗和道德律”让我钦佩万分。另外,我也大量阅读了尼采,但这段阅读经历并不是很好,尼采的思想很难引起我的共鸣。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有幸学习了“数理逻辑”。这门课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我才知道计算机还有这么多理论基础,计算科学还有这么有趣的理论。后来,由数理逻辑,联系到分析哲学,联系到高等逻辑。我开始对罗素,维特根斯坦,哥德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开始对逻辑与哲学的关系感兴趣。

  慢慢地,我发现我的思想与周围的人们是格格不入的。我必须隐藏我的思想,不然他们会取笑我的。

  我逐渐习惯了生活中的我──那个平常的,温和的,带着面具的我。

  直到有一天,我在网络上找到了思想站点,我惊奇地发现,这里有一些人也在追求着人生的意义,这里有一些人居然跟我一样。这个发现是震憾的,对我的影响是至大,简直改变了我的生命历程。

  在网络上,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大量文章,我带着朝拜的目光记下了一个个大师的名字。当代的思想在网络上,我同意这个断言。

  更令我奇怪的是,这里的学者对宗教信仰都很有兴趣,“人生基督徒”是一个热门的关键字。我也试图阅读圣经,我也试图参加三一堂的活动。遗憾的是,我始终与基督信仰有一层隔膜,一层不小的隔膜。

  后来,我在网络上接触了佛学。济群法师,陈兵教授,宣化上人的文章澄清了我对佛学的种种误解,开启了我的智慧之门。我对佛学几乎是五体投地的佩服,我以前的一些思考,佛学几乎都给出了答案,而且这个答案是如此地让我认同、如此地让我惊喜。

  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依,这就是佛学。以佛学来看,生命的意义就是“悲智双运”。“悲”就是“慈悲”,“智”就是“智慧”。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追求“慈悲”和“智慧”。在行为上来看,就是“上求佛道”和“下化众生”。

  “慈悲”与“智慧”是相互联系的。慈悲可以对治贪、嗔、嫉、悭、慢和无惭无愧等恶心所。慈悲有利于入定,由定故生慧。而智慧可以对治痴等恶心所,在智慧的指导下,才能尽量避免“好心做坏事”,才能尽量地实现“慈悲”。

  在我们这个世俗社会,慈悲往往比智慧更有价值。印顺导师在《成佛之道》里有个偈颂:“慈悲为上首,空慧是方便”。在这个意义上,我敬仰德蕾莎修女更甚于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于德蕾莎修女,我愿意千万次地跪拜在她脚下;而对于海德格尔,我只会尊敬地向他请教问题。

  “智慧”和“慈悲”可以分别对应于“哲学”和“伦理学”这两门学科。

  哲学对应的英文词来源是“Philosophy”,这是由“philo”和“sophy”两个字根组成的,合成来就是“爱智”。哲学是一门热爱智慧、追求智慧、创造智慧的学科。从历史上来看,科学诸学科也是慢慢从哲学里逐渐分化出来的。所以,现在国外的博士一般称为“Doctor of Philosophy”(简称PhD)。简单地来说,哲学是一门研究“智慧”的学科。

  伦理学原来也是哲学的一个部分,现在伦理学似乎也有从哲学中脱离之势。伦理学主要研究的是道德或伦理,它是一门研究“慈悲”的学科。

  当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研究与实证完全不是一回事。一个哲学家并不一定就比普通人更有智慧,一个伦理学家更不一定比普通人更有慈悲。

  令人高兴的是,近代西方哲学和伦理学有向实证发展的趋势。从别尔嘉耶夫的人生哲学,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从罗素的和平运动,从伽达默尔对技术和科学的负面效应以及宗教间对话的重视,从哈贝马斯的现实分析,从德里达的解构概念,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哲学和哲学家的实践化倾向。在伦理学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个趋势。伦理学发展出了应用伦理学等贴近实际生活的子学科;汉斯•昆积极倡导宗教间的对话,提出“全球伦理”这一概念;罗尔斯的《正义论》和《万民法》更是直接把目光对准了现实问题。伦理学,就其原来意义来讲,本来就是一门实证化的学科。如果一个伦理学家道德败坏,这几乎是不可原谅的。

  在西方的语境上,人生的意义就是学习哲学(含科学美学等)和伦理学,并身体力行去实证、去同情。

  关于人生的意义,我以前服膺罗素的“三种激情”: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望和对苦难人民的同情。与佛学的“悲智”对比,对知识的渴望相应于对“智慧”的追求,对苦难人民的同情相应于对“慈悲”的追求。我认为,在程度上和范围上,佛学的“智慧”和“慈悲”的概念都更广。举个例子,佛学“慈悲”的最高境界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里慈悲的对象是众生,而不只是人,也不只是苦难的人。另外,对爱的追求这一种激情,包含在“智慧”和“慈悲”里面。“爱”是“小爱”,而智慧下的“慈悲”是“大爱”。我们必须在“智慧”和“慈悲”的指导下,才能获得个体的“小爱”。在一些影片和真实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为了他(或她)的“爱人”,可以去杀人,可以去放火,可以去抢劫,可以去贪污,去侵害别人的利益。在爱的名义下,“杀人放火”似乎也高雅了起来。爱,竟成了犯罪的理由。即使是罗素和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物,他们的婚姻生活也都有点问题,常为后人所垢病。所以,我认为“智慧”和“慈悲”的说法比罗素的三种激情更为圆满。

  人生的意义是人生的大问题,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失去了意义,他往往会走向自杀。近来常有思想界的朋友写文章说:“我想自杀”。最近的学生之死和张国荣之死,更促使我来关注这个问题。

  对于这些朋友,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请教。既然敢于死,为何不敢于生?既然有面对死的勇气,为何没有面对生的勇气?人们常说,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光明。与其选择逃避,不如承担责任。既然连自己都不要了,为何不把自己布施给智慧,为何不把自己布施给慈悲?

  一滴水,它只是一滴水。如果把它融入大海,它就拥有了永恒。

  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基督教反对自杀,佛教也反对自杀,大凡宗教都是反对自杀的吧。佛教有苦集灭道四真谛。苦谛就是说人生有种种痛苦,死亡无疑是其中最大的痛苦之一。佛教里也有“念死”法门,近代印光大师的屋里挂着一个大大的“死”字,南怀瑾先生也说当代比较好的法门是修“不净观”。但是我们要知道,“念死”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更好地“生”,更好地活在当下,更好地趣入真道,也就是佛教的道谛。

  认识到人生的意义是“智慧”和“慈悲”,并不表示我们现在就很“智慧”或很“慈悲”。相反,如果我们尽量去认识自己,我们会发现,我们目前处在罪恶态中,我们既不慈悲,也不智慧。但我们还有惭愧之心,我们还有向善之心。在这些善心所的引导下,我们还可以选择一条向善向智的道路,从罪恶的轨道中解脱出来。

  这条道路就是──救赎之路。
  
  2003年4月12日于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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