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由思想家的命运

——加藤弘之的“主义一变”

  回看日本思想史,应该知道加藤弘之。他是东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曾经不遗余力地宣传西方人权思想,为日本思想启蒙立下功劳。然而他又以思想善变著称。在他思想历程的后半期,陡然从自由主义者转化为绝对专制主义的支持者,声明自己的早期著作一概绝版,做了一名思想的"变节者"。

  了解加藤弘之,可谈他的自传体文章《经历谈》,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知道他的不少遗文轶事。其中说到他年轻时贫困窘迫,有一段"走错鳗鱼店"故事。学生时代,曾因有钱学生的请客尝到鳗鱼的美味,铭心不忘。有一次在街上散步,路过一家鳗鱼店,闻到烤鱼的香味,竟不知不觉地进到店里,向女招待问了价钱,一盘鳗鱼两百文。他摸了摸怀中,不多不少正好有两百文,便安心静候吃鱼。但转念一想,又不对劲,按常例食鱼同时还需吃饭,但付了鱼钱,饭钱呢?遗憾的是人已经落座了,如向女招待直说没钱吃这顿饭,实在难为情,怎么办呢?还是加藤急中生智,对女招待说:本与另一位朋友同餐,不知何故晚到了,我去找到他再来吧,说完便拔腿离开了店。

  卢梭有《忏悔录》,尽把平生羞于启齿的事公布于世。加藤弘之著《经历谈》,也算是一种卢梭式的勇气吧。从这则往事可看到日本人对"面子"的敏感。即使以后做到东京帝大首任校长的加藤弘之也是这样。不过这种面子观念中国士大夫中也普遍存在,只不过不说罢了。

  提起加藤走错鳗鱼店这件事,笔者想起这位老先生一生行事作风。他在学问观点方面也有类似"走错鳗鱼店"的经历,持一种观点后,旋即又转易初衷,中途退场,变换路径。只不过,这种时候他没有寻找"朋友没有来"那种托词,而是坦然地说明理由,且不管别从那么说,仍去求索自以为正确的人生心路。

  加藤弘之(1836-1916),出生在但马(今兵库县)出石城下谷山町的一个藩土家庭。初名弘藏,后改弘之,为家中长男,十余岁前后,进藩学校弘道馆学习文学,又习武艺。但他自幼病弱,不堪练兵的劳累迫使他转向于学问的研究。他不喜欢单纯地钻入书堆,寻章摘句,而爱发议论,常常一有发想,则议论风生。当时教官批评他"好议论",而他仍我行我素,这为他一生偏爱学理,学而致用成为卓有影响的理论家打下了伏笔。

  此后,他又师从佐久间象山。他如是记载对佐久先生的印象:余人先生门下,时先生四十二三岁。身材修长,胖瘦适中,威严中蕴含温和,正所谓"威而不猛"。他早晨坐于室中,阅读日本、中国及荷兰文的书籍,下午授徒讲学,由此可见,加藤青年时代接受的是"和、汉、兰"即日本学、汉学与荷兰学的综合教养。

  有一件事对加藤弘之年轻的心灵冲击甚大。佐久间象山的另一位学生,即吉田松阴值美国舰队入侵日本内海之际,假扮成渔夫,潜上美舰,意欲渡美窥敌情,结果被幕府严加处置,被罚以"幽禁",即就地监视与软禁。

  佐久间象山作为这件事情的知情者与支持者也受到幕府的追查,被罚以"幽禁",即就地监视与软禁。此后随形势变化他又被起用,为政府策划外交事物。但终因是开国论者,竟被攘夷论者刺杀于街头。

  从这段师习关系看,加藤从先生那里接受的是关心洋务的开国思想。加藤在25岁那年进了当时幕府政府下属的"洋书调所"。从此,把兴趣集中在学习"英国学"与"德国学"方面。毋庸讳言,他这时受到西方政体思想的影响。26岁(1861年)写了《邻草》一书,以"答案问"的体裁,阐述了对西方列强的看法。在他看来,世界上的政体有"君主政体"、"官宰政体"。所谓君主政体,一国万民之上有一君,由君制定一切治国方案;所谓官宰政治,万民之上无君,全由"官宰诸员相谋议"而定国策。他又议"君主政体"有"君主握权"与"上下分权"两种方式;"官宰政治"也可分成"豪族专权"与"万民同权"两种方式。这样,世界万国的政体又可细分为"君主握权"、"上下分权"、"豪族专权"、"万民同权"四个政体。他强调,此为天下政体大略。加藤对"上下分权"与"万民同权"的政体方式,尤加注意,他说:如得天意相协、舆论相合,世界万国共趋上下分权、万民同权两大政体,已是时势所致,无可改变。

  另有意味的是《邻草》作为一篇"谈话录",话题是从中国谈起的。文中的"客"向加藤提出一个现实问题:"近得情报,清主败奔沈阳,而不得还北京。英法势力猖獗,'长毛贼'(太平天国)乘虚而益呈威势。值如此变局,中国前途何望。"加藤答曰:清朝急须变革,论变革应从"上下分权"起,然后"有德有才之士"得以治"暗味愚味"之下,国主能有权,由此看来,加藤此时心目中已把民众权力看得十分重要,他所向往民众参政,纠正国弊。

  在这以后,加藤弘之又写作了《西洋各国(成长)强弱一览表》、《交易问答》、《立宪政体略》、《真正大意》等书,

  其中《立宪政体略》大声疾呼:采立宪政体,制定光明正大,明确不变的国宪,还政于民。他论国宪云:"国宪即治国之大宪法,载录所有政体制定之大纲。万机则依此而实行,虽然政府而不可变更。"

  接着,他又提出"三大宪柄"的思想。这三大权柄,其一为立法权柄;其二为施政权柄;其三为司律权柄。加藤说,在立宪国家中,立法权柄至为重要,具体体现在设立议会(立法府)。议会"大概分为上下两院,贵戚显族、教长、官吏、富商、豪农等组成上院官员。有的国家也允准平民成为上院官员。立法府官员的任职情况也各不相同,属世袭者有之,由在上者指令终生任职,或期间任职者有之,系庶民选举确任在职年限者有之,因被选在一定年龄中任职者有之。"他介绍下院的情况说:其成员皆从庶民中推选代议士任之,所谓"代议士"即为天下民众代议国事者。

  除立法权柄外,又有施政权柄,上述两院一旦确定诸项议案之后,即由施政权柄具体执行,将议案以各项措施化为实行,形成结果。为使施政顺利进行,大凡国家应设诸局,大约有七八个局,如外国事务局,国内事务局、国防事务局、刑狱事务局、会计事务局、殖民地(藩属地)事务局、教育事务局、百工事务局等。在君主立宪国家中,以上诸局既对国君负责,同时也对上下两院负责。

  第三个权柄为司律权柄。加藤说:司律权柄即司掌律法的权柄。他强调司律权柄与立法、施政权柄并列,在立法、施政部门之外别设"司律府",以示其独立地位。司律府又设大、中、小数院,司掌全国律法及州县一级的律法。

  以上说的是君主立宪,即上下同治国家政体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立宪政体略》一书中他不仅介绍了"上下同治"的政体,进一步还介绍了"万民共治"的国家政体。他强调,在"万民共治"的国家中,全无君臣尊卑之别,全国民众相合共议国政为"万民共治"之本意。同时,这种政体也具有立法、施政、司律三种权柄。其形一如"上下同治"政体,犹不同者乃后者三大权柄概属议会(立法府),具体责任者为总统,而前者国君权利虽有所保留,但毕竟还是可以对三大权柄进行干预。显然,加藤在这里对"万民共治"政体多有褒奖,情有独钟。

  在著《立宪政体略》之后,加藤又著《真政大意》一书(与前书相同实为一小册子)。在这本书中,加藤对前书理论充分发挥,淋漓尽致。他强调自己写《立宪政体略》的目的全在"立宪"两字,将宪政推行于日本的愿望也凸现于该书。然而,写毕前书,意犹未尽。这是因为"立宪"仅为"政体","政体"所立,目的在于治国,而治国必有真正的治国主义("真政大义"),为此,他觉得有必要批评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政府要做的事情仅仅是保护国民的"生命、权利、私有",其他可以置之不管。政府对国民的事操心过多,必使国民权利受到"束缚羁縻",而悖政府之本意,这实是一种"大国民、小政府"的观念。

  另一种观念认为,政府任务主要不在于保护国民"三大利益",而在于对国民进行监督管理。事无巨细,皆当由国家操心担当,而不可放任于民。如此而行,"保护"目的也可自然达到。

  加藤比较倾向第一种观点,他认为政府管事太多,确实会使国民事事拘谨,身心难以得到充分的舒展,尽管政府立意甚美,为民管事,但看似"安民"实为"虐民"。这种政治非理想中的"真政",即"真正的政治"。

  但他也反对政府仅仅顾念"大事",不去考虑国民身旁的切身之事。为此,他主张将两种观点拆衷取义。一方面以"保护"国民为"主要事务",另一方面对百姓日常事务也要关心操办。这些事务包括"教化劝异而明伦理"、"整风俗开百工技艺而利用"、"养病济贫而臻社会福祉"等等。

  通过对上述著作的介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开明民主的明治知识人形象。

  作者加藤弘之既赞赏君主立宪更倾向万民共治;既赞同国家管理中的"政府干预",更反对政府舍大求小,将保护国民基本权利舍之一旁;既对东方传统存恋怀之意,更主张弃旧迎新,迎受欧风美雨的洗礼。在新与旧、革新与保守,进取与退缩的种种抉择中,加藤无疑采取前者,当仁不让。

  然而,正当我们做出这样判断的时候,发现加藤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坚持到底,曾几何时,他急速地从自由、民主、立宪的进步思想圈中退出,成为反对在日本开设议会,反对"天赋人权"观念的保守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强权政治的拥护者。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当加藤的《立宪政体略》、《真政大意》以及《国体新论》逐一问世之后,社会上的"皇学者"、"勤王家"议论蜂起,尤其指出《国体新论》有蔑视日本传统天皇制国体之嫌,指责加藤作为东京大学校长,全国最高学府"主宰"不该出此言论。面对这种舆论,政府也出面说话,告知加藤必须将著书一概自行"绝版",如不这样做,将由政府来做这件事。

  面对压力,加藤终于退缩让步了,亲自将《国体新论》等书绝版。为了表示思想"改途"的决心,他在明治十五年(1882年)七八月间出版《人权新说》,以后又出版《强者权利的竞争》。这两本书一出,加藤政治学术观点算是发生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变。而《人权新说》可以说是他宣布"主义一变"跨出的第一步。这一年他在大学里开设了"古典讲习科",将自己的一部分心思转移到对古典的研究上去,也在这一年他获得了"旭日绶章"。

  就在同一时刻,日本其他自由知识分子却表示了相反的态度。加藤出版《人权新说》的当年,江兆民写成《民约译解》,把卢梭《民约论》译介到日本,有意将"日本的卢梭"的事业进行到底。

  要知道加藤思想究竟有了那些变化,只要对照一下他思想 "改途"前的《国体新论》与"改途"后的《人权新说》的章节标题就可明白。

  《国体新论》章节标题如下:《国家之主眼为人民,民主为人民而存在及政府存在的理由》、《人民对君主政府之权利义务》、《人民自由的权利及自由的精神》。我们再看一看《人权新说》的标题:第一章《论天赋人权的妄想产生之原因》,第二章《权利之始生及论进步》,第三章《论谋求权利进步必需注意的问题》。可见,前期加藤与后期加藤在学术观点判若两人。在世界思想史上,像加藤这样思想急剧转变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

  加藤如此思想"急转弯",遭到国内学术同人的非难,被责为"变节者",日子很不好过。然而,加藤还是为自己作辩解。他说明治十五年(其实是十四年)将旧著《立宪政体略》、《真政大意》、《国体新论》自行绝版,引起世人的猜疑与攻击,对此有必要做一些说明。他说初读西洋政治、法律等书,一度信仰卢梭天赋人权主义,天既生人,必赋人以平等权利。以后读到温和学者的种种论著,才知道卢俊理论乃为过激学术,实不足取,共和政体说乃为"谬见"。至读达尔文、斯宾塞有关进化论的著作,进一步认识到,人类并非"特殊的生物",人类社会生活中,进化论也必起作用,进而认为人类中各等级权利并非来自"天赋",而来自人类的自我竞争,其结果,强者获得权柄,而弱者理所当然处在受支配的地步。

  翻阅《加藤弘之自叙传》还可以看到他关于自己思想转化的另一个说法:怎样看自己的"主义一变"呢?读英国开化史家巴克尔著作(英国巴克尔(1821-1862)著有《英国文明史》,书中宣扬"文明史学"思想,重视地理、风土对历史的影响,主张思想启蒙,强调人民的天赋权利,指出人类历史是人民的历史,反对将君主与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始感形而上学理论之荒唐无稽,深觉不以科学为据,什么事都无法讨论,继读达尔文、斯宾塞、黑格尔书,宇宙观为之一变(《加藤弘之自叙传》,引田 火加田 忍:《加藤弘之》,吉川弘文馆,1985年版第89页。由此可见,加藤不仅从卢梭的民约论思想倒退,屏弃市民革命思想,也背叛原本并不牢固的平民立场,最终全身心地转入到政府体制中去。

  分析加藤的学术"变节"史,可以获得以下的感想:

  其一,从加藤本人来看,宣布旧著绝版,否定旧说,应是其思想演化的自然结果。事实上,人的思想不可能一成不变,总随着阅历与环境的变化而转移,即使转向自己的反面也不足怪。

  其二,日本虽在明治时代进入资本主义,但建立何种类型的资本主义还是一个问号。横于日本"官僚"与知识分子面前的既有法国式废除帝制、"万人共治"的共和国模式,也有"温和"的英国式君主立宪政体。事实上,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东方亚细亚式社会,比之于西方,存在着不少封建因素。专制主义,等级观念的传统积淀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以扫除,这种情况决定日本面对立国方策选择时,日光注视,必然是英国式保留旧传统较多的国体形式。

  事实也正是这样,凡一个国家前途,建国模式的选择都基于其原来的社会状况。"选择"是原本社会基础的选择,而非听任于"人"的任意自选。加藤个人"选择"的背后,隐藏者"社会选择"的实态。虽然,加藤起初选择法国式立国方式,但当日本社会因其不可违抗的历史传承向既定固有的方向发展时,加藤也只能适应社会,作出新抉择。加藤思想的变化,表现日本明治知识分子无法违抗社会现实,无奈悲凄的心态

  其三,不可否定加藤转化与他所处的职业地位也有关系,作为政府官僚与东京大学校长,必须与政府保持同一个声音,政府一旦不满,施以压力,也就立即回到官方立场。但话说回来,政府的压力也只是外因,如果加藤无内在的思想转型基础,也不会不顾有人责已"变节"而如此快地做出否定旧说的决定。

  是的,加藤年少时走错鳗鱼店的故事仿佛是他一生思想道路的预示,鳗鱼为其所好,但终因贫困而不食。此后,他喜好天赋人权共和之说,为其所爱,但终因诸多原因而舍弃,读加藤思想转型史,启示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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