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二)

——关于信仰问题的对话

 文化学风    2009/10/01  
  信仰与民主制度的关系,以及希腊城邦民主制度的局限

  任不寐:信仰问题我想到至少两个,一个是在中国提出信仰的必要性。这个信仰的必要性或信仰为什么被我关注,我觉得是在两条线上走过来的。一个可以说是“上帝诞生于比较之中”,通过反省我们民族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位置,150年来我们提出了很多中西文化比较的答案,最后留下了一个宗教问题。我发现,精神危机不仅仅是我们时代的困境,而是中国历史的常态。这是我走向上帝的第一条路。第二条路可以说是“基督呈现于反省之际”,面对无辜受难的人,我的邻居,一个孩子,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敢做。悲剧就在那里,每日在我们身边,我没有勇气对那个警察说:先生,你不能这么干!我们咀嚼着自己的耻辱,我们只剩下忏悔了,一切犬儒主义的面具都掉下来了。

  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就是在98年一个冬天的夜晚,那是和广西的朋友在聊天。大家对国内学界及海外学界的不满溢于言表,问题在每个人的身上都非常之多,谈得我们义愤填膺。但最后我发觉自己有一个很震撼的感觉,突然发现10多年来、或者从来如此的整个话语系统出了问题,这个话语传统就是否定性的、而不是内省的言说。

  为什么我们沉迷于这种否定人格呢?就是当我们讨论别人的缺点时,我们感到我们有一种成就感,因为他们在否定他人的时候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觉得自己比被谈论的对象要高明。这时候我觉得自己出了一身大汗。我觉得整个的这套东西都消解掉了,就是这套话语系统是成问题的,而这套话语系统恐怕是从传统上继承下来的。我们的一切文化符号,不都是在否定人格的基础上构造的吗?而忏悔,是否定人格真正的超越。

  这是我所讲第一个问题,即信仰问题的必要性。第二个问题是:对我们来讲主要是信仰什么的问题。原来我觉得信仰应该是所有人心灵秩序中的先验结构,每个人都有信仰。比如说。我把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义务的时代、权利的时代、责任的时代。那么在义务的时代,人们信仰物力,就是吃饭、喝、跑、穿衣、吃好,这就是上帝。那么在权利时代,上帝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上帝,人就是人,人不能取代神,这是在神正论这个层面。当我们进入责任的时代,应该是人人走向上帝,所谓朋霍菲尔说的:人参与上帝的受难,这点我觉得是当代神学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提出信仰建构的出发点之一。我们把人定义为有责任感这种位格存在,而不是一切为了吃的这种动物存在。忏悔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对人的责任存在的确认,不谈这个前提,忏悔就可能被理解为“思想改造”,或“呼吁忏悔”就被理解为一种话语权利、甚至当作炫耀宗教,作忏悔秀。事实上不正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吗?那么信仰问题对中国来讲,我看主要问题就是中国并不是没有信仰,对中国来讲压倒一切的、最重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物力,以动物的快乐为人的快乐;二是伪信仰,伪信仰就是假装信仰的一个东西,假装信仰的东西实际上根本不是信仰,它的背后还是利益崇拜。但社会批评者往往以为他们是真信仰他们所标榜的东西或“次终极价值”,这就是当代自由主义者在反省中国极权主义的一个谜点。

  最后一个问题,信仰跟理性是否能够分开,我认为我们必须超越这种二元思维的误区,这种贬低理性的思潮是后学在中国的私生子之一。黑格尔曾对此有一个诘问:谁给你们的权利把理性和信仰分开的呢?这个对我来讲是发人深省的一个提问。信仰跟理性分开完全是人类抽象思维的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实际上谁能把人灵魂当中的信仰作理性和不理性的分类,这完全是一种妄想。细看《圣经》你会发现很多灵性的故事,渗透着深深的理性在里面,还有比基督走向十字架的那种姿势更理性的选择吗?第二点就是人类对上帝的这种信仰是不是毫无理性的支持,而且信仰真的能够超越理性吗?这个我觉得就像理性能够超越信仰一样也是一个伪问题。二者之间第一不可分,第二是即使作抽象的分类,也不谁压倒谁的问题。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谈信仰应作这个说明否则,我们的信仰可能就只能走向教堂,而未必是走向基督,因为信仰跟理性对立起来,人的“有限”责任就完全转移到神身上了,基督受难对人的邀请就被消解了。

  尹振球: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信仰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的信仰,与我们以前所谈论的信仰,到底有什么不同,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首先就必须对我们原有的信仰问题进行认真的清理,也就是立足于信仰问题来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刚才摩罗谈到我们既缺乏信仰又缺乏理性也就是这个意思。对传统文化的考察和反思,自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知识界的焦点话题。每当我们遭遇现实的困境、面临历史抉择的时候,我们就总是要面对一个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看待西方的问题。

  总的来看,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实际上是两个倒立的马鞍:前一个马鞍始自鸦片战争之后,结束于20世纪中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它的高峰;20世纪后半期形成了第二个马鞍,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大讨论是它的高峰。在这两个高峰时期,知识界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都能认识到中国文化存在的问题是本质意义上的问题。五四一代提出要用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来改造国民性,塑造“新青年”;80年代的学者提出要告别“黄色文明”,走向“蔚蓝色的海洋文明”。但是,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些观念在更多的时间里往往被看作是“偏激”的思想而被否弃,一些所谓更“辩证”、更“爱国”、更“进步”的观念被广泛接受。

  余 杰:我插一句,近年来出现了许多所谓“反思八十年代”的文章,有的还是出自当年八十年代的健将之手。我对这些观点大多是不同意的。但是,我认为,八十年代不是不可以反思。我反思八十年代的角度是:在八十年代的启蒙文化语境中,信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凸现。直到今天,关注信仰问题、并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当代中国学者,寥寥无几。整个八十年代,各种理论思潮层出不穷,但真正对信仰问题谈深、谈透了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当的反响的,大概只有刘小枫一个人。

  尹振球:自80年代末以来,形势更是急转直下,主流意识形态拼命地强调“弘扬传统文化”,学界也以“国学热”相呼应,不仅放弃了对传统的审视、批判和改造、创新,反而把传统之中那些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观念死死抱着不放,以此抗拒世界潮流,使我们与整个世界文明大潮的距离越来越远。问题最严重的是,这十几年我们用这样的观念教育下一代,已经造成了极其可怕的后果。当下中国的年轻一代思想文化观念普遍存在严重的问题,只有极少数个别特例从这种“瞒和骗”的教育中冲决出来,能认同80年代的观念。这几年,比如“中国可以说不”思潮,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等等,其中年轻人的表现实在让人忧虑。80年代的启蒙前功尽弃,一切又要从头开始。所以我们现在要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要明确地认识到中华文明五千年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有着根本性的局限。我们的落后决不是从近代才开始的。所以,我们今天谈信仰问题,不是要在我们已有的生活当中加上一点什么锦上添花的东西,而是要全面反思我们的生活,要开始一种新的人生方式。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应该反思近代以来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态度。五四以来我们提出向西方学习科学和民主,当然这也是从1840年以来一个很长的探索过程最后得到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本身现在看来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应该看到科学和民主在西方文化当中是这棵文明之树开出的鲜花,这棵树的根就是整个的既包含发达的理性又对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充满关切的宗教信仰。科学、民主都不是人存在的终极的东西,它只是一种方式。当我们把科学民主拿过来之后,首先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一个根和本的东西能让他们在上面健康地生长,同时我们又没有把人家最根本的东西拿过来,这样科学和民主也就不能在中国真正开花结果。现在我们是把科学和信仰对立起来,把信仰与迷信等同起来,科学或者被看成是反迷信的工具,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者被看作是纯粹的物质力量,是生产力;民主则或者被恶意地曲解为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或者被看作是包治百病的“女神”。应该看到,如果不把科学和民主背后的信念——人的完全平等、人的自由、博爱、和平主义等基本精神变成我们的信仰和常识,我们就既不能健康地拥有科学,更不可能拥有民主。当然,今天我们还没有回复到五四那样的状态。我们一方面是要回到他们那种状态,另一方面我们应超越他们那一代。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条通道就是看到科学与民主背后西方文化真正的根,那就是信仰。

  还有一个角度,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日益严重的“现代文明病”,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到如此程度,都市文明中人的生活的异化如此普遍而深重,我们或者麻木不仁,或者束手无策。因为我们完全缺乏直面这一危机的精神资源。80年代,我们接触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时候,看到西方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文明病”的痛苦、悲哀和绝望,充满隔膜和误解,甚至加以嘲笑和批判,很多人更加坚信资本主义必亡,庆幸自己生活在社会主义温暖的大家庭中。今天,当现代化在我们身边开始逐步出现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自己根本无力承受这份厚礼。我们能产生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这样面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而疯狂、而颤栗、而运思的哲人吗?整个民族能真正的面对这一危机的挑战吗?我看很难。我们今天不仅完全无视眼前的危机,认为“今天是个好日子,明天是个好日子,我们赶上了盛世享太平”,我们在“走进新时代”,而且,整个民族都被剥夺了思考危机、言说危机的权利和能力。当然,这里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信仰问题——我们没有面对这一切的精神资源。

  余杰:近年来,教育与环保是我思考的两个重要问题。而这两个问题都与信仰有关。我的意思是说,有信仰的人,在对待教育和环保两个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会与没有信仰的人完全不同。教育问题我后面再谈,我先举一个关于环保的例子。不久前《北京青年报》报道了一个故事,说挪威大使在八达岭长城上奋不顾身地救助了一名摔下悬崖的中国女孩。事后他没有留下姓名便悄然离去。后来,记者根据群众提供的车号才找到这位大使。记者问:“这是您第一次到长城吗?”大使说:“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每到星期天我都会自己开车去。长城两边的山崖上游人丢了许多垃圾,我和夫人一起去捡垃圾。”按照某些中国人的逻辑,大使的行为是不可思议的:这不是你工作范围内的事情,你何必要自己开车、自己买门票去长城捡垃圾呢?再说,长城又不是你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为什么要替它操心呢?大使却说:“上帝只给了我们一个地球,我们要珍惜地它的每一寸土地。”对于大使抢救一名普通女孩,也有人表示疑惑:万一大使受伤了怎么办,大使救民女值得吗?大使又轻描淡写地说:“生命的价值是一样的。”这就是有信仰的人与没有信仰的人之间的区别。在中国,环保意识一直十分薄弱,除了经济落后的原因外,也跟缺乏信仰有关。

  尹振球:刚才大家讲到人的局限性,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基本上是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即相信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是自己的主宰,在现实世界中仅仅依靠自己创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刚才摩罗说,西方人对人的局限认识得那么清楚,而我们最多也只有一些感叹。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这里面的问题仍然还是因为我们在信仰上的问题。在基督教那里,人神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是上帝,人是人,人与上帝是有限与无限、暂在与永恒的区别,决无逾越的可能。这与中国人可以成仙、成佛、成圣、成神完全不同。不仅如此,人自始祖亚当偷吃禁果以后都有原罪,靠人自己无法解脱,唯有“因信称义",因信仰上帝而得拯救。所以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西方人自然认为人有着根本性的局限。而基督教的“末世论”又是对此岸世界最严厉的批判,由此而形成人类社会、人类历史也存在根本性局限的普遍观念。所以,在这种人生方式里面,一方面通过对上帝的信仰确立一个终极价值,由此给出人生最根本的存在意义;另一方面又直面人、人性、人类社会、此岸世界在本质意义上的局限,完全否定人仅仅依靠自身、仅仅依靠人的本性、在纯然的此岸世界的人类社会中能够获得真正意义的可能性。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信仰把这两极世界联系起来,让终极价值进入此岸世界;也就是说,要让存在于一定社会历史时空中的人,这个偶然、暂在、随时都可能死亡、遍体都是局限(或者说遍体都是罪孽)的人,却要按照超越时空、超越历史、超越具体社会、超越人的局限之上的永恒完美的终极价值,来指导、确立自己短暂而有限的人生之路。微不足道的人却要努力按照那最终极的价值、最根本的意义去生活。这就造成个体和社会存在的巨大张力:所有现存的人生状态和社会存在在那最理想的方式看来都是有局限的,都需要加以不断的改造,推动它向前发展,靠近人应该生活于其中的终极的价值状态。正因为如此,它使得西方整个的历史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它总是在不断地否定,不断地批判,因而实际也就是在不断地前进。

  我们所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信仰,这种张力,这种终极价值。当然,我们也就缺乏这种从根本意义上对人的局限性、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真正的动力。我们总是容易对当下的状况感到满足,所以我们中国文化五千年当中,对当下唱赞歌,喊万岁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回头看历史的时候总觉得是有问题的,但是当我们看当下的时候,总感到我们的当下非常了不起。尧舜的时候当然认为自己非常好,后来的哪一个朝代不是如此?秦汉,唐宋,元明清,代代如此!当然,登峰造极还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今天谁也不能否认镇反的残忍,赴朝作战的荒唐,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合作化运动都是反历史的倒行逆施,更不说反右、饿死几千万生命的大跃进、空前浩劫文革了,可是我们一路凯歌,文人们从未停止过放声歌唱。最有意思的是那些惨遭迫害的知识分子,有很多是唱赞歌唱得最卖力的。看胡风写的那个《时间开始了》,真让人欲哭无泪!

  摩 罗:连胡风这样的人也要被看作异端,证明这个社会确实太缺乏思想空间了。萧瀚把人们常说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改称为五千年不文明史。任不寐好象也说过这话。想想我们的历史是如何地野蛮、血腥,如何地灭绝人性和丧尽天良,我觉得这个新的说法还真是恰当。连胡风这样的自己人都要除灭掉,就别再期望什么多元与宽容了。评价文明发展的水平,不应该以在自然时间的流进中皇帝的更换和生民的更替为标志,而应该以爱这个世界的程度、自律的程度以及与社会全体和平共存、友好互助的程度为标准。在一个五千年来一直信奉屠杀、信奉成王败寇的社会,究竟有多少文明可言?有多少发展可言?

  尹振球:我们总是感到人类历史的伟大纪元正在从自己手中开始,最美好的理想正在这里实现。我们总是非常容易乐观。对当下政权的尽忠和恐惧,更容易让人称颂政治开明,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回头一看我们的历史,完全是“超稳定结构”,所以有人说中国没有历史。归根结底,就是我们没有终极价值,终极价值没有进入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不把终极关怀带到此在当下的现实生活当中,就没有构成跟当下生活的那种张力,我们就不能否定旧我,就不能前进。个体和社会都是这样。

  余 杰:信仰问题在当下生活中的重要性,还应当反复强调。目前,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处于僵持状态。我认为,要想让这一讨论继续深入下去,应当让自由主义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头,也就是宗教信仰问题浮出历史海面。新左派们推崇的西方大师,许多都是与信仰问题隔膜的知识分子;而自由主义者们所背靠的西方大师,则大多是有深厚的信仰根基的人。

  在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上,新左派们口口声声地说社会正义、公平等,但他们并不关心具体的苦难、具体的不公平,他们仅仅是在一个抽象的层面上空洞地表态。相反,作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的著名记者卢跃刚,却将自己的生命与那个被地方恶霸毁容的民女武芳联系起来。他用自己的笔为武芳讨还公道,并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纠缠到一场持续数年的官司之中。我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应当以卢跃刚为榜样,都要像他那样将“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与每一个受苦受难的同胞的生命勾连起来。假如自由派知识分子都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与新左派的争论自然会“不战而屈人之兵”。

  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明的长河之中,除了耶路撒冷之外,还有另外一元的存在,这就是雅典。如果说前者代表宗教精神,那么后者就代表着理性的精神。在西方,两者是融会贯通的。我们今天不能过度地强调耶路撒冷,而忽视雅典的存在。

  尹振球:其实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希腊的民主当然非常了不起,我对希腊的文明、文化也非常地崇敬。但是有一个障碍,这个障碍非常能说明我刚才那些想法。让我们回到苏格拉底那里去。我觉得苏格拉底是有意用自己的生命为希腊的民主划上了一个句号。在希腊民主发展过程中,比如伯里克利的时代,希腊的辉煌是非常了不起的。在那个清一色的古代专制世界面前,它能确立这样一种城邦民主制真的非常了不起。我们读希罗多德的《历史》,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它们描绘的那种社会政治生活,那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公民在广场上进行的政治演说,所有的国家大事由议会进行裁决,还有驻外大使等等,真是非常神往。

  但问题在于:民主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当人和人之间完全平等这一观念没有确立以前,民主往往容易变成公众的或多数人的暴政,这个危险也是非常可怕的。苏格拉底一开始对雅典民主非常有好感。但是,当雅典用民主方式把它的十位将军送上断头台,就因为他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某一次战役中因为没有及时处理阵亡士兵的尸体而触犯了众怒,苏格拉底开始对这种民主政体产生了怀疑。他觉得这种民主按照众人的意志来动作,缺乏理性的法治传统,很容易变成多数人的专政,是非常危险的。苏格拉底正是从这里开始对希腊民主以及孕育、支撑这一制度的全部希腊文明——它的多神信仰、哲学传统、人生方式、道德伦理等等进行全面的发难、诘问和挑战,并以此影响周围的青年。果然,雅典的公民无法忍受了,控告他毁谤国家的信仰、腐蚀青年,最后通过投票表决判处了他的死刑。一个号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民主城邦就这样把这位仅仅只是因为思想和言论被认为有“问题”的哲学家推上了断头台。正是雅典人自己的这一举措,最有力地证明了苏格拉底思想的正确性,同时也结束了雅典民主继续存在的合理性。或者说,苏格拉底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给希腊民主画上了一个无法抹去的句号,宣示了探索、开启新时代的迫切和必要。在西方,苏格拉底被看作是基督教的先声,因为他所呼唤的新民主赖以产生的基础就是由基督教所奠定的,基督教真正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任不寐:刚才摩罗说,信仰和理性是两项工作,我感到可以说是一项工作,终极意义上的信仰并不是没有理性,恰恰是包容理性的。否则,基督教文化与自由主义观念之间的相关性就无法成立。基督教是一个理性的宗教。有学者谈耶路撒冷跟雅典的对立,在我们这里根本不是对立。讨论雅典和耶路撒冷谁更民主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真问题,你可以举很多例子证明雅典存在民主,你也可以举出同样多的例子证明耶路撒冷更民主。我觉得这种思维就是把两者看作对立的。希腊哲学关于上帝形象的绘制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干嘛一定把它们搞成对立的,然后彼此反对?

  摩 罗:我没有说过信仰与理性是对立的。也许是我表述不准确给你造成了误解。今天的讨论最好不要涉及异域多种宗教之间的优劣问题,这是下一步的工作。我们每个人认可哪一种宗教,那是每个个体生命接纳和认可的问题。我们民族当下需要怎么样的宗教,这关系到对民族精神文化缺陷的梳理和审视。这也是下一步应该充分展开的工作。我们现在的工作最主要是,把信仰作为一个话题在我们的文化实践中凸显出来。所谓信仰就是对这个世界的爱,信仰的方式就是爱这个世界的方式。每个人都有选择爱的方式的权利,所以也就有选择信仰的权利。每个人对于信仰的选择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能由别人强迫或压制,也不应该由别人包办。我们在这方面恐怕还是低调一点为好。

  尹振球:你这说法我不赞成。我们今天谈信仰的时候,有些东西是无法回避的。因为你如果抽象地谈信仰问题,他就会质问:“谁说我们没有信仰,我们有信仰。儒家有儒家的信仰,道家有道家的信仰,佛教就是信仰,更不用说某某主义的信仰了,谁说我们没信仰,我们有信仰。”实际上在当下,我们应该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我觉得你说留待下一步的那些问题恰恰是我们当下要做的问题。而且只要你提出信仰问题,你就无法回避对我们近代史、现代史的反思和审视,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审视,甚至包括对无神论的批判。当然我们是不是都能把这些话题诠释透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仅仅只是把信仰作为一个话题提出来远远不够。允许我们提到哪一程度我们就要提到哪一程度。还有当下的一些非常严重的情况都是与缺乏信仰紧密相连的。这些问题都应提出来。即使一提出来可能会使问题复杂,甚至可能超出了我们自身的能力,但一开始我们就应把信仰问题从这里提出来。

  摩 罗:在二十世纪刚开头的那时候,如陈独秀他们强调从境外借鉴资源,他们的努力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资源让中国享用了一百年。但是它留给我们的结论是:缺陷非常多。因为在操作过程中,在实践中,它所造成的灾难太大。我们由这灾难推断他们的学说,发现他们的学说在学理本身这层面是有缺陷的。正因为有这样的缺陷,我们现在就应该找个补救的方式。余杰在跟读者交流时,反复强调一个意思:“我所说的都是五四那代人所说过的话”。这话在我听来觉得特别悲哀。为什么走了一百年,我们只是重复五四那一代人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现成的东西,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些新的东西?我们这一代人是干什么的?我们这代人在跟陈独秀那代人比起来,经历了更多的挫折,更多的苦难。陈独秀可以说面临的是五千年未有的变局,他们对这“变”本身有无限的期待,怀有无限的信心。比他们早一两代的维新派更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他们还仍然为中国提供不了新的精神资源。中国享用他们的资源一百年之后,让我们感觉到的是满目苍凉,满目苍痍。那几代人所具有的信心和朝气,在我们身上再也找不到了。我们比任何一代人所承受的苦难、失败和绝望都更多。我们为什么不能在鲜血浸染的历史土壤中,生长起一点点超越前人的东西?

  我们应该对五四那一代人理论与实践上的缺陷作一个理性的反省,再在他们的基础上往前走一步,或者说谦虚一点,我们应该给他们补上一点点东西。我们不说超越他们,不说走得更高更远,我们至少也应补上一点东西。有了这个“补上”,那么我们在心理上能够得到一点安慰。十年之后,我希望余杰回答读者的时候,他能够说:“我主要是重复五四时代先贤的话,同时我也补上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信仰”。如果真的能够在民族文化中凸显信仰问题,我们这代人就可以说至少尽了一点力。我们必须在陈独秀的民主、科学之后,再补上信仰。我们必须尽力去补——于事无补的可能性完全是有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放弃这种努力。再也不能继续由科学、民主或者一些其他更加低层的概念来代替或压抑信仰问题。我们要把信仰从遮蔽之中打捞出来,把它提供给中国文化界,也提供给中国历史。

  余杰:五四之后八十年来,几经周折,民主与科学在中国依然没有扎下根来。我打个比方,这两个理念之于中国,就好像是油浮在水面一样,而不是像盐融水中。这背后的原因在于五四先驱者们移植了民主和科学,却忽视了产生民主和科学的西方浓郁的宗教文化背景。也就是说,移植了两棵树,却没有注意到它们生长的土壤以及土壤中所蕴含的特殊的元素。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先贤们,他们跟什么也没有做的我们相比,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正如摩罗所说,我们也应当有给五四“添上一点东西”的自信与勇气。

  任不寐:刚才摩罗说到关于五四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供我们享用了一百年,这个概念也许可以这样说,其实那是糟蹋了一百年。五四时期引进的那些东西使“灾民暴政”更加可怕,更是走向极端,形成了巨型的集权主义,这个非常重要。第二个,民主、自由和信仰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还是得从头开始,100多年来我们发现,自由和良知或信仰是不可或缺、一损俱损的。五四最大的问题是将自由当作富强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于是良知让位于实用理性,结果是自由的淮橘为枳。这既是中国100多年来的实践所证明的,毁灭或无视信仰或良知,自由终于成为奴役。也是俄罗斯的今天所证实的,缺少信仰,仅仅依靠经济人理性同样不能走向自由秩序。自由是一种选择偏好,人类为什么具有这种偏好而不是相反,良知信仰是唯一可以解释的。与此相关的,我们提出信仰问题,应该类似当年俄罗斯的新精神哲学运动。作为一个文化运动,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对自由在信仰、良知层面上的理解----就必须回应并超越目前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我们应该通过超越来弥补知识界的分裂。尽管我以为,我们大多数朋友是“中间偏右”的。我批评自由主义,也批评新左派。

  但我感到至少自由主义还是讲道理的,也可以与之讲道理的,自由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对于理论自由主义而言,它的自由缺少信仰的根基,对于经济学自由主义而言,它的自由既缺乏历史前提,也缺乏宗教力量的制衡。至于新左派,真是很难对话,一方面是不知所云,一方面是你若碰到了“爱国贼”之类的朋友,遇到的就只有抒情和口号。从他们的言说方式上看人的有限性更清晰,也许这从反面提出了信仰对“人文精神”的拯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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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作者简介」权衡,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020)  「内容提要」按要素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必须依赖于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和条件。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界定不清晰的条件下,权力因素往往会决定个人收入分配以及收入流动性的大小,结果导致按要素分配出现“变异”。中国的经验表明,转型期中国收入分配变迁的路径,就是权力因素决定要素分配、个人收入分配以及收入流动的过程,其实质是“市场型”的按要素分配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变异”成为权力与市场错位并相互交织下的“……去看看

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挑战

作者: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当前大家关心的,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学界、决策层还有民间,都很关注中国以后的走向,社会怎么走?经济怎么办?在经济模式方面,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特别是靠政府投资带动。由投资带动以后,产生很多制造生产能量(产能)。产能增加这么多以后,就得靠出口市场带动整个中国生产链的不断上升,以这种方式给制造业工厂提供销售渠道。  但是有一个问题,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出口、对投资的依赖度这么高,长久如何能持续?这是很多学者和业界人士都谈论的话题。过去十几年,很多人在……去看看

中国垄断性行业改革的三线推进战略

原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11期  一、市场结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构筑规模型竞争格局  1.引入竞争的可行性:自然垄断性变异与公共性变异当代经济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竞争是提高产业整体效率、改善社会整体福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但传统观点认为,由于建设网络供应系统的巨额固定成本及其沉淀性,以及基于网络供应系统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等技术经济方面的原因,现存的垄断性行业具有完全的、不可动摇的自然垄断性,不可能也不应该引入竞争。同时,传统观点还认为,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由于存在消费效用的不可分性、消费的……去看看

老庄新论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十一章)老子的“道”指的是化育宇宙万物的某种神秘的势能。这势能“周行而不殆”;当其耗损之时万物由“无”显现为“有”,而当其恢复之时万物又由“有”回归于“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章)。前者为“道”之本体,后者为“道”之赋形。“无”以“有”为趋;“有”以“无”为归——而不生不灭的“道”则藉此循环不断实现自我更新,作为内在于“道”的一对矛盾,“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单音相和,前后相……去看看

论教育支出结构与教育经费的充足和使用效率

原载《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第4卷第4期(总第13期)  2006年12月  摘要:本文从教育经费支出内部结构出发,采用国际比较和地区比较的方法,从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结构分析了我国教育经费的充足程度,从教育事业性经费中公用经费支出结构分析了我国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并从教育经费支出结构的角度考察了经费的充足性和使用效率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基本结论是,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教育经费存在不足现象,从地区比较来看我国教育经费充足程度和使用效率存在地区差异。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经费的充足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去看看

行政腐败的宏观经济学分析

原载《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内容提要:本文在增长模型中引入行政腐败和由行政腐败而引起的调整成本,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模型分析得出,当政府公共支出的边际生产率比较高,税率比较低以及由腐败引致的调整成本比较高时,行政腐败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占主导地位。通过对我国行政腐败与公共支出、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在我国市场化过程中,行政腐败降低了我国经济增长率;在我国公共支出领域,行政腐败行为的发生浪费了大量的公共支出。不论以受贿金额占GDP 的比重,还是以腐败涉及县处以上官员的变动作为……去看看

大胆想像终究还得小心求证

作者:清华大学教授学术界的当务之急不是说我们提高最高水准,拿个诺贝尔奖回来,而是守住底线,让学术不至于崩溃到别人不相信这是学术。 从基本上来说,要想学术独立,最基础的就是要有一个完全依据学术的、自我完足的评价体系,不要因为一时的轰动和迎合时势,不要因为论著数量的量化统计。 一、中国文史学界的规范和底线崩溃了吗? 近年来,学术界的想像和杜撰很泛滥,我先说一些匪夷所思的故事。若干年前,我打开电视,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报道,说陕西有一个自学成才的人,“破译了《石鼓文》”,证明这个石鼓文是秦的散文诗。我觉得实在……去看看

不充分就业及其社会影响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二期   【标题注释】本文系美国福特基金资助的研究课题——“中国西部成都平原周边地区农村不充分就业及其社会影响调查研究”的主体研究成果。本课题组负责人何景熙,参加调查和统计分析的课题组成员有王建敏、罗蓉、李旭晖,参加调查及问卷整理的课题组成员有张丽、宗建树等。   【作者简介】作者何景熙,1948年生,四川大学法学院人口研究所教授、法学院副院长。   【内容提要】本文以农村劳动力年均有效工时作为考察劳动力利用程度的基本计量单位,根据抽样调查数据,对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