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现代性迷域中之福柯[提纲草稿]

“我不关心我所做的工作在学术上的位置,因为我的问题在于对自身的改造。”————《自画像》,福柯

  [一]

  贯穿生命的始终,福柯的一切念头总是似乎脱略形迹而骇异非浅的。当其时,非但主流学界未必容让了他,大众(包括大部分青年群体)与他的精神实则更是隔膜万重,遥远微茫得很。“三人行,言必称福柯”,那正是说说而已,真正会心人能得几个。

  福柯“惊世骇俗”方式的源泉,大可以往前追溯,直至他深所会意的十九世纪文人波德莱尔。波德莱尔本人与福柯似乎于浅表面目差得远些,以至于不可类比,然而细究其精神内核,仍可寻见他们紧紧关联的踪迹。福柯对于“生存美学”之关注,及关于美学的现代性的思考,实际上从波德莱尔处借鉴良多。

  理解晚年福柯,不可或缺地,须关注他关于所谓“生存美学”之观念。此一思想一经表述,福柯的精神肖像似更加完整而通透,甚乎更显圆满,然而也愈加诡谲莫辨了。需要小心注意的是:福柯在他去世的那一年(即1984年)提出了《什么是启蒙?》,这便立即牵引至康德那篇异常著名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与康德本文相类比,福柯的文章是另一意义上的里程碑文献。他文中说,“ 如果康德的问题是了解什么是知识不得不放弃超越的界限,对我来说, ……问题是把在必要限度的形式中实施的批判转化为一种实践的批判,它采取一种可能越界的形式。”[1] 然则何谓具体的界限,界限立于何处?界限之上,哪里是必须跨越的,而哪里是反而不得跨越的?在普遍性规范已然丧失,或轻而言之曰“形存实亡”这一前提之下,此种问题,便是突出而尖锐的。确乎难以解答,皆因信仰倾颓,从而规范不再有效。多年之前,“ 上帝”就死了,现今(或曰现代),经福柯本人的论述,“ 人”也死了。那么,怎么出现了所谓“不得不放弃超越的界限”?福柯曾经明言,“发展你合法的怪癖吧!”。那么便可以设一“界限”,即现代道德与“怪癖”当如何分划?福柯所心喜的波德莱尔,以自己之生存方式与艺术态度,能够得以自适、自安,且恰到好处地发挥了现代性美学,然而波德莱尔能够作为福柯所假定的当代样本吗?波德莱尔本无意于所谓“现代性”,他本人不期望使用“现代性”于普世社会,他在这一条线上止住了,犹豫苦涩,窒碍不通。而福柯对此不甚满意,而又前推一步,他已将波德莱尔立为现代人之标本与典范。然而问题已表陈于前:如福柯这般的竖立,究竟有效否。波德莱尔意义上的现代性美学能够在如何程度上与当代情境中的社会互触互融,甚或于鱼水无间,乃至可以提问:如此融通,是否可能?

  波德莱尔作为孤独艺术家,并非未曾经过人们的宽容与悲悯,人们可与他达成谅解,不过这里的人们依然不是现代的。可否如福柯所指认的,在更广大层面,波德莱尔亦可成为现代人们的某一样式呢?潜心推想,竟然容易见出福柯之天真。诚然,波德莱尔只是且只能作为“艺术家”而在福柯所思虑的范畴中被加以考察,然而“艺术家”这一形象本身是否有其范例的意义,是否在实践层面能够成为现代人得以遵循的范式或得以守成的原样?依照福柯“生存美学”之构想,艺术家本可标举出自由、自主、自我创造,这样的标举体现于人与自我的关系之中,但是艺术家的美学实践与外在现实间存在着庞大的“艰巨的互动”,在此种互动之时,如何控制于所谓“界限”之内,又如何给当世他人揭出一种显明的参照,则无论于理论或实践,都是亟待考察然而相当棘手之题。

  基于福柯自身性情与好尚,对波德莱尔式样美学偏爱有加,正不足怪。对待那样的美学实践,福柯一意称赏,甚至居然短暂性地放弃了一以贯之的批判态度。这里便存在又一福柯式问题:在美学的整体现代性境域之内,人如何本于人与自身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上确定现代性的态度。

  福柯临终一年作《什么是启蒙?》,就将现代性界定为“态度”,“ 行为和举止的方式”。此中可见福柯眼中现代性与福柯眼中古希腊精神的融透。因在此文之前,福柯上溯

古希腊思想,审视古希腊人之审美生存,标示其为“风格”、“精神气质”、“行为方式”等。由此种种,福柯复又衍生、推寻到与现代性息息相关之“生存美学”。福柯其实正是希冀着凭籍于此,在当代发生、发展当世人们的“精神气质”与“行为方式”。福柯稍显犹疑地议论道,“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把现代性想象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期。所谓  ‘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待定人民所做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2]  紧接着揭出的遍是他冥思之中“当代现实”的某种典范:十九世纪大都市里的“拾垃圾者”波德莱尔。借波德莱尔之身,福柯从诸多角度阐发美学的现代性意识。凭照福柯的推论,现代性首先就是一样态度:人,严肃地身在时代之中而反思时代,并且对时代问题作出回应。从此处看,现代性早已不单单是什么时间的意识了。这里蕴涵着人与时代之关系。如德勒兹言:“ 哲学与时代有一种本质的关系:他总是反对他的时代,总是对当前世界的批判。”[3] 为“现代”之人,首在要有对于“现在”之敏感,认真地忠于现在,执着坚定地表达现在,凸显之例即波德莱尔。

  福柯甚至判断波德莱尔:“他的现代性的意识被广泛认可为19世纪最敏锐的意识之一”。作为反叛者与勤奋者,严肃者与创造者,波德莱尔最本质的精神原义最容易在福柯那里得以延续,并发生回响。福柯的论断,甚至他描述波德莱尔的语式,确是血液中某种与波德莱尔共享的质素。评论者称,“ 波德莱尔爱的不是暴力和不正常本身,他爱的是反抗,因为这个世界,无论什么制度,他都不能容忍。”[4] 假定波德莱尔堪当如许重负(表征之一:如此的评论),那么福柯对他的赏玩倒正是隔于世纪的英雄相惜。有微细之处,明示着福柯具有同波德莱尔极相似的过度的敏感:对权力的强烈感受而引致的身心激变。警察甫一触及,他便全身颤抖,脸色苍白。而福柯本人却又陷溺于他所敏感的那些。他曾经参与政治活动,而被视作左翼分子,却又被称为“保守主义”。福柯的多样面孔班驳陆离,他怀抱终身不教授哲学的愿望远走突尼斯,他孜孜以求于那些被正统“学界”鄙视/敌视的学问领域。福柯尤其衷心于反叛之灵魂,故而他对于同样是时代的极端批判者的巴尔扎克,视若无睹,而独独深自投契于波德莱尔。这也可见福柯所思虑的美学现代性的本真涵义。(自然,现代性并非“人与时代的关系”所能囊括。而巴尔扎克亦不足以现出更多的“现代性”,此不赘述。)


  [二]

  福柯对于美学现代性之思虑,另有关节。他引波德莱尔关于现代人的一番话,“ 这个战士,怀有积极的幻想,不停地穿越那个巨大的人性的荒漠——拥有较之一个仅仅是游手之徒的人更为高尚的目的,一个更为普遍的目的,某种不同于偶然的稍纵即逝的快乐的东西。他正在寻找那种你不许允许我称之为‘现代性’的品质。……他把从时尚中抽取隐含在历史中的诗的要素作为他的工作。”[5] 籍此昭明,福柯以为的“现代人”,正是执着、坚定、辛勤者,而与“游手之徒”实在无关。福柯眼中,波德莱尔这样诗人,正是严肃者之表率。(本雅明亦早有一番睿智讲述,另是一层释义,阐幽撅微,别具法眼,姑不详叙。)

  此外,依凭福柯的表述,现代性意识终究还关切着人与自己的关系,“现代性的审慎态度与一种必不可少的苦行主义相联系。 ……它将把自己作为一个复杂的和艰难的思考的对象”,[6] 在此,福柯又一次作关于波德莱尔的引征,“对于波德莱尔来说,现代人不是去发现他自己、他的秘密,他的隐藏的真实的人;他是试图创造他自己的人。这个现代性没有‘在他自己的存在中解放人’;他迫使他去面对生产他自己的任务”。[7] 晚年福柯有诸多类似于此的论述,这肯定代表了某个向度上的福柯自身的哲学意思,而并非如某些论者所言,仅是对波德莱尔的批评。福柯所谓“苦行”,恰似难于理解的福柯式庞杂概念,混沌,隐微,实际上它部分指向将生命作为艺术运遣的艰辛,简言之曰:生命艺术的艰辛。这已绝非中古修道士的苦修,却乃是福柯要将他的“生存美学”思想与“现代性”精神相与参照进而达成关联的一种卓绝努力。

  [三]

  迟至生命将终,福柯仍勤勉躬行他的美学观:以生命为艺术品。因着同性恋及其它隐晦生活习惯,福柯已饱受恶劣健康状况的磨折,而他执意囿于自己强悍的精神领空,全如往昔般坚守自我的阵地,一以照旧地持续撰述并发表谨严的著作。福柯将生命与艺术,将自身与时代,相互契合着,正如他思想着的那样。福柯强调:哲学的任务是理解当前的我们是谁,在福柯那里,这简直是将我们依附于启蒙的唯一线索。环绕福柯,有众声喧哗。异见重叠,一时臆说纷陈。然则福柯终究亦只是福柯,他是他自身。他以自身实在,以毫不含混的生存履践,证明他“生存美学”中的理想:个体与自己的关系;自己是艺术品;不可阙如的风格、态度、精神气质。

  福柯曾有设想:以金钱建造机构,使将死之人在此自由生活,直至死亡寂灭。福柯大胆忽略了起码的生命规则悖论:即人但须生存,便无往不在规范之中,从而在终极意义上, 不可落实他所欲求的自由及解脱。然而福柯的思索场域岂止于此。仅仅是他的事关美学的现代性的那一番言语罗织,就已足以使我们被暗然引诱,终于再三迷惑,却又无望地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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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福柯:《什么是启蒙?》, 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

  [2] 同上

  [3] 转引自张汝伦《思考与批判》,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4] 波德莱尔《恶之花》译序 ,漓江出版社,1992年

  [5] 同上

  [6] 福柯:《什么是启蒙?》, 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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