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面对“整体”的“个体”“踪迹”

——重评《创业史》

  《创业史》是「十七年文学」中最主要的代表作品之一,其思想模式、主题类型、人物配置、情节结构等等不仅与「十七年文学」中的代表作品《三里湾》《山乡巨变》、《艳阳天》等具有严格的同构性,1而且在思想特质、美学风貌方面,也与「十七年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作品如《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等有着深层上的同一性。2研究十七年文学,尽管可以打捞出新的作家作品,并对之从新的向度给以价值重置,但《创业史》仍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犹如研究二十世纪思想史、文学史的人,都要以鲁迅为对象或参照以一测自己的研究高度一样,《创业史》在十七年文学中,也占据着同样重要的位置。本文试图通过对梁生宝、素芳等等人物形象的分析,探讨一下是甚么原因使个体生命自觉地投入「整体」的怀抱,投入之后的个体生命形态如何;探讨一下被「整体」排除在外的个体生命的残损形态及其原因,并相信这样的探讨对理解一代中国人──绝不仅仅是农民──的人生历程、精神历程也不无益处。

  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是甚么使梁生宝自觉地放弃个人发家的机遇而投入合作化的潮流亦即投入「整体」的怀抱呢?或者我们要深入追问的是,是甚么使一代中国人自觉地放弃了各种各样个人发展的机遇而投入「整体」的怀抱呢?

  在《创业史》的开篇,作者生动地为我们描述了梁三老汉、梁生宝三起三落的发家史,个人发家,非不愿也,乃穷尽人力在其时而不能也,于是,用激进的方式,从根本上进行的变革──土地改革,在其时的发生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雅卡尔(Albert Jacquard)在论述教育、文明程度都较高的德意志民族为甚么会沦入二战悲剧时曾指出:「最令人宽心的解释归结为失望,1918年的战败、通货膨胀还有失业使德国人陷入了失望之中。他们失望到了似乎任何带来变化的解决办法都可以接受的地步,」而当时的执政者确实「给他们带来一次根本的变革」,3在这样的根本变革中,「与民主的缓慢进程相反,」变革「带来立竿见影的高效率。它使所有人不必抱着分担一项共同事业的责任的思想去决定任何事。倘若一些人声称自己掌握真理,积极地描绘出接下去的道路,并且在最初一段时期里证明他们确有能力改善现状,人们怎么会」不接受他们呢?作者并且引证说:在其时执政者「上台两年后,一切在德国人看来正在发生多么大的好转!」4当然,任何类比都是蹩脚的,甚至是荒谬的、荒唐的,但是,在说明某些人类的精神现象时,他民族的精神历程、精神悲剧还是对我们有着启示意义的。在《创业史》中,在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发家史,穷尽了自己的全部心力后,梁三老汉对任何灾难:「平静而且心服」,他「再也不提创家立业的事了」。正是在对现状对各种努力极度失望的「语境」中,土地改革这样的在「确实」「改善现状」时「立竿见影的高效率」的根本变革,给农民带来了切实的巨大利益,得了农民的绝对信任,燃起了农民对未来的热切希望。在这样的思想情感支配下,坚定不移地走互助合作这一「积极地描绘出接下去的道路」也就成了他们自然的必然的选择。如果靠「个体」的力量总是归于失败,如果「整体」显示了自己「确实」「立竿见影的高效率」地为个体生存「改善现状」的巨大威力,个体还有甚么理由不毫不犹豫地投入「整体」的怀抱呢?个体还有甚么理由不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由「整体」去给以安排呢?正是在这种毫不犹豫中,个体在自觉不自觉中失落了自己的主体性,那就是每个个体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所有人不必抱着分担一项共同事业的责任的思想去决定任何事」而一任听凭「整体」去给以安排。

  在《创业史》中我们看到,不是所有的「个体」都会因失望在投入「整体」的怀抱后,自觉地去走「整体」为其「积极地描绘出接下去的道路」的,梁三老汉、郭世富、郭振山就是对其经历了观望、仿徨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梁生宝则是对其最为积极主动者,是甚么导致了二者的这一选择上的极大不同呢?梁三老汉、郭世富、郭振山都是背负历史的沉重负荷,在历史的惯力下,沿旧有轨迹「受动地」蹒跚者。这种沉重负荷或是经济的,或是人生方式的,或是文化观念的,只有梁生宝作为青年人,没有或较少这样的历史负荷,又由于青年人总是从生命的理想角度而不依既定的社会现实规范去面向未来,所以,为个体生存「改善现状」「确实」产生了「立竿见影的高效率」的「整体」所「积极地描绘出接下去的道路」,对梁生宝这样的青年人就有了无法抵御的诱惑力。遥想五四时代,接受新思潮新观念的,主要是年未及四十的青年人,所以鲁迅曾自言其信奉的是进化论,这对一向推重经验感知崇尚老者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啻是强烈的反叛之声。及至五四大潮过后,也曾有过「四十当杀,寿则多辱」的时代之声,鲁迅、周作人在年过四十后,不是被视为「封建余孽」就是以「老人」自居,那其中也正是因了青年崇拜情结作用的结果。要言之,青年对新事物的追求是一种因其没有历史负重的天性,只是我们往往视政治经济地位为决定一切的因素,用人的社会性完全取代了人的自然性。同时,我们也往往忽视了,在青年性质的追求中,不仅有鲜花在召唤,却也有着将惨遭灭顶之灾的陷井在等待。

  但是,与五四时代青年人选择不同的是,五四时代的青年人,在对传统社会丧失了生机的现状完全失望之后,在各自不同的教育所形成的文化、思想的背景下,面对着多种新的社会构成、文化资源、思想信息的剌激与选择,而梁生宝自身及其所处的环境都不具备这些。从梁生宝所处的社会构成看,梁生宝面对着一个政教合一的强大「整体」,这一「整体」在三个方面构成了对梁生宝的吸摄力。第一,经济方面。通过贷款、科技、统购政策等等,使梁生宝所带领的互助组在经济方面取得优势。第二,社会尊重方面。通过占据社会主导位置的政府机构的倡导,使梁生宝成为在社会中受到尊重的人,从而满足了梁生宝如马斯洛所说的「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第三,思想方面。梁生宝并不具备其值得倚赖可供其独立的思想资源、人生资源。你让他在纵向上相信前辈的经验么,那只是已经让他有了亲身感受的失败;你让他在横向上寻求新的思想资源么?小农生产的封闭性障蔽了他的两眼,于是,「整体」所提供的思想就成为其惟一的精神营养、思想资源。

  如上所述,梁生宝自觉地进入整体,成为整体中的一员甚至代表,就是再自然再合情合理不过的事了,而这样一来,他也就「不是被看做有血有肉的自我实体,而是被假想成意识形态、思想主张……的惟一代表」了。5作为这种惟一代表的个体生命,其在生命塑形中的主要构成成份及其生命形态又是如何呢?这正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献身的精神。这种献身的精神最初来自于基于自己切身利益的长久不能实现的希望终于得到了实现。梁生宝正是因土改使自己长久不能实现的得到土地的希望终于得以实现,从而使自己对「整体」充满了信任与信赖,并因了这种信任与信赖,即使对互助合作这条「整体」所设计的「接下去的道路」暂不能深刻领会,暂不能直接看到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但也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并在行走中,使自己完成超越「个体」,使「个体」完全融入「整体」的过程,从而使自己的行为上升到了「献身」的层面。《创业史》通过韩技术员之口,就发出了这样的普通农民是如何成为成熟的「干部」的感慨。

  正是因为有了上述的献身精神,也才会具有无私的品格。这种无私的品格,在《创业史》中,集中地体现为梁生宝与梁三老汉的冲突,体现为梁生宝放弃对改霞的情爱。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有着悠久的重家庭重家族传统的国度,再没有比同时对抗、放弃血亲、姻亲关系更能体现自己的无私品格了。

  符合「整体」所要求的行为规范,诸如服从、务实、谨慎及一系列的道德操守等等。如果说,献身的精神、无私的品格可以归入青年的品性,那么,符合「整体」所要求的行为规范,则可以称之为具有了中年人的「成熟」,用作品中的话说,梁生宝就是既有「青年的热情」又具有「中年人的老成」。你看他刚刚与改霞谈恋爱受挫,马上就能从沮丧中洒脱出来,认真地有万商讨、挑选买多大的铁锅对进山的互助组更为实用;你看他在他领导的互助组取得了巨大成功后,却又奔赴新的工作,而绝不浮名于欢庆成功的场合等等,而我后面将要述及的他对素芳的态度,则体现了这种「成熟」的另一面。如果说,「青年的热情」体现了对现实的变革,那么,「中年人的老成」则体现了对传统的熟谙及运用的自如,二者的有机结合,怕也正是梁生宝所处时代的一个时代特征吧。

  当我们搞清楚了梁生宝作为「个体」自觉地投入「整体」怀抱的成因后,我们也就便于理解梁三老汉、郭世富、郭振山、姚士杰之所以或半自觉或被迫归入「整体」之中了。梁三老汉、郭世富由于历史形成的种种重负,只有在梁生宝这样的先觉者验证了投入「整体」怀抱后,「个体」利益的能够获得,他们才会步之其后,从这一点上说,他们与梁生宝投入「整体」怀抱虽有「先觉」「后觉」之分,但其投入的路向基本一致。郭振山有所不同。郭振山较之梁生宝要更早些成为「整体」中的一员,他的最大恐惧是被「整体」排除在外,所以,他宁愿在彻底撤股中个人经济受损失,也要得到「整体」的认可,所以,他的喜怒哀乐无不与「整体」对他的认可息息相关,他最不能忍受的最惧怕的是「整体」不认可他时的孤独,你看他那么壮的汉子,居然会因此大病一场萎靡不堪,而在小说结尾,一旦重获「整体」信任,又会整日精力充沛地铁皮喇叭不离身地奔忙。雅卡尔在重新解释萨特的「他人即地狱」时说:「被他人排斥在外就是地狱」6郭振山所惧怕的正是这种被「整体」「排斥在外」的地狱感,如果梁生宝有朝一日由于种种原因不被「整体」认可,他也是会有这种惧怕的地狱感的,因之,梁生宝与郭振山是有着某种相似之处的。这种地狱感的可怕,在其后的十年浩劫中,许多人是有着切肤地感同身受的。那么,姚士杰呢?姚士杰在个体与个体的对抗中,底气十足,但一旦面对「整体」,则底气顷刻崩溃尽失,你看他在群众没有涌入他的院子时,是多么貌似不可一世,一旦涌入他的院子,不是乖乖地交了统购粮了么?这就是「整体」的强大的威慑力,对这种威慑力的强大,在其后的十年浩劫中,许多人也是有着切肤地感同身受的。60年代,北大的严家炎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认为梁生宝的典型性不及梁三老汉,此论在其后得到学界的首肯并随着理论的更新如「中间人物论」、「合力说」等而不断得以深入,但如果我们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给以考察,我们也许会发现,较之梁三老汉,梁生宝的形象还是更富于典型性的。

  在通过梁生宝的形象分析,在个体生命与「整体」的关系中,探寻了历史运行过程中个体生命的「踪迹」后,我想,还有这样三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与辨析:

  第一,「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真实的集体」与「虚幻的集体」。马克思说:「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中,马克思认为:以对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的是否认可和成全为价值标准,「集体」被相机判为「真实的集体」与「虚构的集体」(「虚幻的集体」)这两种「集体」分别配称于以之为存在对象的两种「个人」,即所谓「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马克思还认为:在生产力与交往形式或个人活动与交往形式相适应或相谐调的情形下,个人是一定程度地实现着其个性的个人,反之,交往形式对于个人就成了外在的偶然的东西,而个人也因着以这种交往形式为存在对象变成了偶然的个人。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交往形式是因着对生产力的适应或因着对个人要求的自主活动的适应发生新旧更替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要这样说:「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仅是逻辑的差别,而且是历史的事实」。7在梁生宝的时代,作品中所描写的事实与社会历史中的事实是否一致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单就作品所描写的事实而言,「整体」在使每个「个体」在利益获得的同时,达到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或个人活动与交往形式相适应或相谐调」,从而「个人是一定程度地实现着其个性的个人」「集体」在一定程度上也相应地是「真实地集体」,与之相应地,个体生命塑形中的构成成份及「个体」不被「整体」认可的地狱感、「整体」对「个体」的威慑力,虽然也有着或潜在或外显的负作用、负面性,但毕竟积极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交往形式是因着对生产力的适应或因着对个人要求的自主活动的适应发生新旧更替的」一旦在「新旧更替中」「交往形式」与生产力与个人活动不相适应或不相谐调,「个人」「集体」和性质归属及相应地个体生命塑形中的构成成份、「个体」不被「整体」认可的地狱感、「整体」对「个体」的威慑力也就会发生相应地质的规定性意义上的颠倒,而在这之间,是有着血肉般地一体粘连,是有着气脉上的一体相通的,50年代的梁生宝们与发生在60、70年代的十年浩劫之间,是不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的。

  第二,当着「个体」是「有个性的个人」,「集体」是「真实的集体」时,我前面所析的梁生宝的青春及青春属性是美丽的可爱的,反之,则是丑陋的可怕的。一位著名学者在反思十年浩劫时期青年的暴行时曾指出:「青春是美丽的──这是作家巴金的名言,也是中国作家、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信念,甚至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正视:青春是可怕的」这位学者还引述了米兰·昆德拉的名言:「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是由穿着高统靴和化妆服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台。他们在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说着他们狂热地相信但又一知半解的话。历史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经常为青春提供一个游乐场──年轻的尼禄,拿破仑,一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假装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会突然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突然之间把他们的罪恶仅仅看成是期待着长大的烦躁不安」。这位学者指出:「我们这个民族从五四时期就不断呼唤青春,这绝非偶然,它表现了中国现代民族蓬勃向上的精神,也显示了它的不成熟性」,并认为这二者是互为一体的,他仍引用米兰·昆德拉的名言说:「人世间凡属于上帝的一切也可以属于魔鬼」。8如是,从《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创业,到十年浩劫红卫兵的败业,从上帝到魔鬼,这之间潜在的衍化是甚么,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必须深思而又令人感到十分困难的问题。

  第三,当着「整体」「在最初一段时期里证明他们确有能力改善现状」从而使处于绝境的「个体」自觉投入「整体」怀抱时,如何在此时仍然保持「个体」的自觉,避免「有个性的个人」沦为「偶然的个人」呢?在《创业史》中,当着众人都以梁生宝为中心围绕在梁生宝身边时,惟独与梁生宝关系最为密切的改霞却离梁生宝而去。改霞之所以能离梁生宝而去的成因有两个:一个是基于其自身根本利益的对自身对梁生宝的清醒审视,用作品中的话说就是:「世界上的大学问家,不见得有恋爱的闺女分析男方那样深刻、细致」。导致改霞离开梁生宝的另一个成因则是,对于改霞来说,有着「外在」于梁生宝的「工厂」的存在与召唤。如果我们把改霞、梁生宝置换为「个体」「整体」的话,也许对我们思考前面所提出的问题会有所启示吧。

  由改霞这一类脱离「整体」的「个体」,我们不由又想到另一类最终不能进入「整体」的属于「另类」的「个体」,这就是小说中素芳的形象。

   建国后的十七年是一个「集体」至上的年代,「宏大叙事」关注的是「集体」的利益与命运,不在这一「叙事」范围的个体生命只能被打入「另册」,他们无权分享「历史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在「集体」获取利益的兴高采烈中,他们的个体生命反而在进一步的被残损之中。其残损的形态与根源是甚么,「另册」中的个体生命与「正册」中的「集体」命运的关系又是甚么,正是这些,构成了我们研究素芳这一形象的意义。

  在作品中我们看到,当著作者所叙述的梁生宝在「历史前进」的潮流中,带着互助组这一「集体」步入社会中心走向「幸福生活」时,素芳的命运却进一步地恶化了,她不仅未能从偏居一隅的不幸的家庭中挣脱出来,反而进一步地沦为被社会所唾弃的反动富农姚士杰的性奴隶,被姚士杰所玩弄所利用,也为其时社会所不齿。是甚么使素芳不能进入这一「集体」呢?顽固、守旧的公公不让她迈出家门半步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却是梁生宝也就是「集体」对她的拒绝。素芳曾经变尽办法去接近、亲近梁生宝。诚然,素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无爱的生活中获取异性之爱的安慰,这在五四时代,本是个性、人性解放的题中应有之义,虽然以扭曲的方式出现,但在《创业史》时代,这却成为「作风问题,道德品质问题」而为重伦理的「整体」所不容。素芳其后虽然也不乏进入「集体」的渴望:「她向村干部生宝哭诉,她还没有解放。她没有参加群众会和社会活动的自由,要求村干部干涉」。如果这时梁生宝不管是在性爱的理解、宽容上,还是在素芳要求参加社会活动上,对素芳援之以手,那么,素芳是不会被「集体」排斥在外而被打入「另册」的,但「生宝硬着心肠,违背着自己关于自由和民主的理想,肯定地告诉素芳:暂时间不帮助她争取这个自由,等到将来看社会风气变得更好了再说」。那么,又是甚么使「甚么都好」的梁生宝独独对苦命女人素芳缺乏最基本的最起码的同情心呢?

  法国思想家雅卡尔在讲到德意志民族的悲剧中指出:在集团性的对抗与斗争中,一方在把对方作为一个「整体」时,也就把自身组织、整合成为一个「以提高效率为名,建立单一的关系,确立人人务必遵守其秩序的」因而「所有成员之间的关系极其紧密」的「高效运转的机器」与「整体」。9「一个人不是被看作有血有肉的自我实体,而是被假想成意识形态、思想主张」的「代表」。作者还试图说明,为甚么「在各自家庭里行为举止都称得上好父亲」的人,会有着人性与非人性同时共存的「双重态度」。作者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这个社会中间的一个齿轮而已」。10  

  作者论述的是德意志民族的悲剧,但其对个体生命与「整体」关系的思路、见解对我们剖析素芳的悲剧,却颇有启示意义。我们看到,素芳正是因其「作风问题」不合「整体」「秩序」的要求而被排除于「整体」之外的。梁生宝正是为了互助组的发展这一「整体」的「提高效率」「高效运转」而「违背着自己关于自由和民主的理想……暂时间不帮助」素芳并将之排除于互助组这一「整体」之外的。也正因此,在其它方面充满人性「甚么都好」的梁生宝会「对苦命女人素芳生硬,缺乏同情心」,而这一举动虽然把素芳进一步推入灾难,但却又显得那么合理,那么应该,那么充满了正义感,梁生宝也因此不但不因进一步损害了「不足」损害了弱者而心有负疚,反而因为维护了「整体」而充满了正义感而心安理得,在他人眼中,梁生宝的形象也因此显得更为高大,更为可爱。于是,素芳的被打入「另册」,被打入「另册」之后个体生命的残损,也就被合理化、合法化了,其「被吃」的命运也就成了天经地义的应然了。于是,梁生宝以「整体」的名义在进一步损害弱者的基础上,为自己这一「个体」保护了赢得了声名、利益也就合理化、合法化了。于是,「整体」在这其中也就暴露了其虚妄的本来面目。即使在这里,因为篇幅与能力,我们暂时不去追究、穷究「整体」,仅仅就素芳这一被排除于「整体」之外的个体生命而言,如果说,历史运行以个体生命的牺牲作为代价必不可免,那么,作为是「人学」的文学,难道也应该对此给以价值认可吗?雅卡尔说:「在人类历史上,进步一词可以指科学技术的进展,它不能用来表示社会的行为」,他还因此说道:「我们不应该重新考虑将人类历史视为进步的观念吗?」11如果说,历史已经把自身视为人的历史,那么,作为是「人学」的文学,又怎么可以视人视个体生命的牺牲为应然的存在呢?在我们这个群体伦理本位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里,个体生命牺牲于整体利益的天经地义,个体生命被排除于整体之外的凄苦无依,一直为人们所认可与忍受,在这种认可与忍受中,被排除在整体之外的个体生命的残损,终于因为被无视而成为一种无言,终于因为无言而成为一种被无视。在《创业史》第二部的上册中,当素芳的公公王二直杠被下葬时,当梁生宝在下葬过程中作为「整体」的代表倍受尊重时,在所有送葬的人群中,只有倍受王二直杠压制的素芳哭得最痛最真也就最反常。被大家认识到的表面压制素芳的王二直杠在这个世界上是消失了,没有被大家所认识到的在实质上真正压制素芳的梁生宝却依然被视为素芳的拯救者而被大家所尊重,素芳虽然切身感受到了这种压制,却又自觉地心甘情愿地不反抗这种压制,反而因为不能归顺压制者而苦恼,在这样的一种「无言」「失语」中,也只有痛哭是惟一的表达了。作者说,素芳是因为想到了旧世界对其生父的戕害及对本人的戕害而痛哭,梁生宝也说「这回明白了素芳为甚么哭得那么伤心」,其实,他们都没有抵达素芳那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心灵深处,只是在今天,这哭声还时时在我们的耳边响起,而我们又有几人能听明白呢?

  马克思认为:历史终究也可以说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12在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而使个体生命终于浮出了历史地表的今天,回望、探寻共和国创业阶段,面对着「整体」的「个体」「踪迹」,也许仍是一件不失其意义的事吧。

  注释

  1 例如,几部作品在人物配置上,都无一例外地分别配置了听党的话,积极走互助合作道路的青年农民形象;受小农经济影响较深但又对党很有感情,因而在理性上同意走互助合作道路,但在感情上却犹豫不决的老一代农民形象;因了个人经济实力雄厚,想与互助合作道路一比高低的富裕中农形象;因既得利益而欲个人发家致富阻碍互助合作的党内代表人物;反对互助合作道路的敌对分子,并以这样几种人物代表其时社会的主要社会力量,构成相互之间的斗争与冲突,且几种人物均配以相应地道德品质,如青年农民形象几乎无一例外地在男女情爱关系上成为主体缺席者,无一例外地将个人情爱牺牲于集体工作。
  2 例如,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均歌颂、张扬了「个体」对「整体」无条件的投入的激情与牺牲的悲壮。
  3、4、5、6、9、10、11 分别见于雅卡尔(Albert Jacquard)、普拉内斯(Huguette Planes)著,周冉译:《献给非哲学家的小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页65;68;64;1;64-65;67;67。 
  7、12 黄克剑:《人韵:一种对马克思的读解》(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页295、296、294;294。
  8 夏中义主编:《大学人文读本:人与国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页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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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到此为止,已经用最粗略的笔墨勾勒出资本主义在欧洲产生的社会历史机制。可是我觉得言犹未尽。我想把欧洲的这一发展历程放在总的人类历史上加以考察。我们不能把眼光只盯住欧洲,那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不认为欧洲走过的道路,具有独一无二性。我在本书采取的是社会学的立场,我认为欧洲所经历的两大社会阶段具有某种普世性。我绝不是说:它“应该”具有普世性,那就不是社会学的立场了。因为社会学要求以社会学立场发言的人,必须保持价值中立,必须杜绝“应该”二字;必须只谈事实,只对事实做客观分析,只依据事实做一些预测。我说……去看看

对中国大陆工会组织新模式的研究

内容题要: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哪里有职工,哪里就必须建立工会组织”和“最大限度地把职工组织到工会来”的指导思想,大陆一些省市近几年来出现了若干工会组织的新模式。这些模式,不同于计划经济下传统的工会模式,有自己的鲜明特征。这些模式及运行机制,既是对原有模式的补充,又是一种新的突破。运作至今,它的生命力和灵活性已初见端倪。但同时,由于其运作时间不长,缺乏足够的思想、组织及理论上的准备,因而一些缺陷和弊端也渐渐凸现。本文便是对其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发展趋势作了一定的现实性和前瞻性的研……去看看

认识思想家

一、思想家:人类的大脑   我们在这里向读者介绍的是一批著名的中外思想家,然而,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思想家这一称号呢?   简言之,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在于他的思考和他为人类贡献的思想。诚然,人类是理性的存在,是具有思维能力的动物,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会思考,都有思想,但是,思想家的思考关涉到深层次的、一般性的、高度抽象的领域,是对人类所在的社会和周围自然界某些带有根本性问题的思考,是对人类自身的性质与命运的内省与探寻,以及对人类知识本身的反思。亚里士多德曾言,人们对哲理的探索起于“惊异”,面对周围的大千世界和……去看看

以拒绝“一贯正确”的名义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与人类知识越来越快的增长相比,它的智慧却总好象是一个常数。在约翰 密尔这本讨论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小册子发表近一个半世纪之后重读该书,你一定会再次从心底油然生发出这样的感慨。难怪有些西方学者至今称赞它是「英语文献中为个人自由所作的最动人心弦、最强有力的辩护」(见卡尔 科恩编:《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与民主》,纽约:兰敦姆书坊,1962年版,页547)。也有人说,除了罗素提出的用来衡量在表达自由和行动自由之中何者更为重要的普遍尺度外,一百多年以来,就对自由的一般论述而言,还没有哪种著述堪与本……去看看

论196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中的蒙古因素

[摘 要]1961 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成为美台关系中的重要分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采取什么样的策略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或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 ;二是台湾对蒙古(或称外蒙古) 加入联合国持何种态度。其中,后一种分歧是前一种分歧在新的基点上的继续,在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美台矛盾的尖锐程度上,后者甚于前者。学术界对后一种分歧涉及较少,本文拟就此加以考辨。  1961 年1 月,肯尼迪政府上台。当时,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是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由此,美台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其中以蒙古加入联合国……去看看

诗意的弹性

许多评论者与研究者都认为,汉语诗歌在由古典诗向现代诗的演进之中,已然丧失了太多的诗意,甚至有些现代汉诗的创作者也有如许的意见,为此,他们痛心疾首,却又茫然无绪。在以文言为载体的古典诗歌的庞大阴影之下(甚至也有若干古代白话诗的阴影,这部分“白话诗”中的“白话”——如胡适《白话文学史》所引述的一些作品文本,已非今日“白话新诗”中的白话语言,它们看似同宗,都是白话亲属,然而它们之间尽是些隔膜,已无气质上的呼应),他们明显感受着“影响的焦虑”,他们无所措其手足,面对生龙活虎的现代汉语(当然,现代汉语发展至今,也可说非常杂乱……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