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精神

  酷热的夏季里,我在不断地阅读林贤治先生选编的《自由诗篇》,这是少见的。最初看这本书只是因读了张远山先生的《汉语的奇迹》,在书中张先生对王寅的诗极为推崇,以前我对他印象不太深,便萌生了阅读的冲动,可一时找不到诗集,《自由诗篇》选他的诗十九首,多少可以满足一下需求。这十九首诗都是精品,写的精致、华美,并充满着贵族气息和难得的豪侠之气,我想很多人都会熟悉《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这首诗,而我尤其欣赏《风暴》的开首部分:风暴将临的呼吸已隐约可闻/飞蝇压弯草茎/门窗不再来回拍打/咖啡颤抖着/托盘上的瓷杯更加洁白。这种细节处理的功力与生活的直感是叹为观止的,每次重读都会体验到那种躁动不安的静寂中水墨画般的气息。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还竞争性地写下了同题诗《火车》,这首诗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阅读使我那一段经历升华了,我看清了当时懵懂的行为的内在意蕴和对现在的影响。而读诗或写诗对我们人生存在是一种净化和超越,好的诗总会唤起我们的自我意识,赋予我们一个澄明的视野,看到平常看不到的境界。

  当我沉浸在才华横溢的王寅的华美多变的诗中时,北岛的诗是难于卒读的,那种粗糙和生硬让人感到虚假,可过一段时间后工作的压力增大、心情沉重则对北岛的诗有一种亲切的认同感,它们气势沉雄,给人一种存在的勇气和力量。《回答》、《结局与开始》等诗的批判锋芒,在虚无中承担和为信念而牺牲的襟怀,都使人难于平静,这种沉重的使命感使我感到自己不是孤单的,我看到了那遥远的地平线,万物鲜活、生动;我又与生活是融通的,对存在充满着亲近的欲念,怀恋着那些在人群中的温暖和无我的欢乐。

  阅读中也使我对多多、芒克、江河等诗人有了更新的认识,坦率地说以前我只当他们是浪得虚名,写了一些时髦的东西,此次重读似乎是一次全新的阅读,感到他们的诗一点也不逊色于翻译过来的一些大家之作。土地的每一道裂痕渐渐地/蔓延到我脸上(江河《苦闷》)。它把头转了过去/好像是为了一口咬断/那套在它脖子上的/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芒克《阳光中的向日葵》)。全身披满大雪的奇装/是我站在寂静的中心/就像大雪停住一样寂静/是我的歌声曾使满天的星星无光/我也再不会是树林上空的星光(多多《歌声》)……这些诗歌情感真挚,视角独特,语言出人意料,意象变幻无穷,特别是其中透露出唯我又渴望冲破自我与万物一体的混沌境界,而力度之深厚和沉重之感更是当前诗歌所不具有的。

  这本诗集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昌耀、宋琳等。昌耀这位已离我们而去的诗人,在大西北雄阔、严酷的自然和生活中形成了一种硬朗的风格,特别是那种真气贯注的力感使他显得与众不同。《回忆》的结尾:心源有人,肉体不燃自焚,/留下一颗不化的颅骨。/红尘落地,/大漠深处纵驰一匹白马。可谓是铁骨铮铮,是对他精神自我的期许也是写照,其诗亦可作如是观。对于宋琳的诗我曾有过苛责,以前感到他的诗风平庸没有个性,这次入选的《死亡与赞美》、《曼德尔斯塔姆之死》都是力透纸背的佳作,逼视着生存与现实,也是我第一次读到。黄灿然也是在这本诗集中唤起了我的热情,这位诗风一贯纤弱、外形瘦小的诗人亦有他不同凡响的抱负和情愫,有他金刚努目的一面,如《一生就是这样在泪水中》,在决绝的力度中透出坚韧不拔的韧性和耐力。而支撑这些的应是他们与存在的神秘应和,是对高贵美好事物的热爱与高远的追求以及那种勇于担当的精神。

  翟永明的两组代表作《静安庄》和《女人》我也是潜心研读,记得初读《静安庄》除了给人炫目之感外不甚了然。这次我读了多遍同时还参看了相关的评论和自述文字,每读一次她语言的黑色素便减弱一些直至完全明朗,剔除了那些暧昧的情绪密码,最后剩下透明、干净的文字,真是一个清洗的过程,这给了我很大的欣慰和启迪。在其中我看到了混乱的个人在力图进入自己时迷茫、错乱的无力感和本能对之的抗拒意图。这是另一种黑暗,另一种光明,另一种真实,这也是对时代的深度揭示和诠释,虽然这一切都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不知为何一直比较喜欢的欧阳江河和一直想读的周伦佑在这本诗集中都没有给我甚么独特的感受,反倒生出诸多不良的感觉,周的诗风过于刻意,欧阳江河的诗缺乏味道,即使被普遍看好的《最后的幻象》中的《春天》也是味同嚼蜡。可能与翟永明相比他们太渴望做时代的代言人了,而缺少了生命真切的感受。

  在阅读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稍纵即逝的想法。一本诗集能给我这么大的启发和感受,而编者除秉持一种自我的立场外,并非是一个诗人或诗歌研究者,这使我难于保持沉默,更使我相信人间是有好诗的,只是缺乏诗的眼睛,诗歌的声音是伟大的也是沉寂的,你只能走进它才能感知到它那难于抵抗的力量。有时我很奇怪我会同时热爱这么多个性迥异的诗人,我想统一我的诸多热爱的本质只能是诗:真正独立的精神。诗不同于人们通常说的诗意,它不是去刻意地表演美好也不是无所顾忌地去呈现黑暗当然更不是遁词;诗歌不是一种艺术,不是语言、技巧或立场的角斗场;诗也不需要任何的桂冠或掩体,它是敞开的,诗就是存在而诗歌则是真实和真理的混合体;诗是一种力量,诗歌源于一种力量更应成为力量的源泉;诗的精神便是冲破一切禁锢,获得真正的大自由,当然这包容着多个方面并在不同的时期亦会有不同的表现。这就是为甚么这本诗集里过多的死亡、黑暗和暴力的展示,却赋予人一种热情、生存的勇气,只有有生命力的东西才能给予。我们应有这种胸怀与认识:我们在接近地狱的时候可能正接近或建造天堂,正如但丁的《神曲》。而在穿越这三重世界的过程中诗即是引导者又是一种呈现,这是诗人必须承担的身份。而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才能说是独立的。在这本诗集中我至少看到了诗人们向之抵进的姿态和由之引发的痛苦。我在内心里期待并祝福他们,与布罗姆的「影响的焦虑」相反,我则希望在汉语诗歌中发现伟大的先行者和身边那些优秀的同行们。当我通过文字看到他们笨拙、飘忽、坚毅、执着或高雅的身影时,我心中油然而生的是敬意、爱恋和亲热的暖流。这也是诗的更是诗人们的追求所在。

  而这本诗集中还体现出另外一些精神的境界,可能人们容易忽略,比如对社会对人自身的热爱、信心和在当下尤为可贵的共享意识。这是一种博大胸怀的体现,展示真正的自我是需要勇气和大爱的,这不同于现代人的自恋更不是有人鄙视的出卖灵魂。在这些优秀的诗作的背后是一个个充满着忧患意识、反思的力量、不满足又勇于承担的诗人形象。这是对个我的执着更是超越,它们或发之不可止抑的痛楚,或源于引起疗救的渴望;或是揭露、抗拒与征服的勇气和信心;是对光明、自由的向往,是对大同世界的追求和实践。我们往往在他们书写对象的事过境迁中忽略这些诗歌的精神意义,忽视它们背后的诗人形象,我也只在相似的处境中感受到他们深厚博大的胸怀,并非是苦难成就了他们,而是他们面对生活的态度。我曾看到北岛对他早期诗歌的自省和他最近低调的身影,「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是一个英雄。没有对英雄的渴望,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何来诗人?是对自我的不断追求使诗人在芸芸众生中凸现出来更使生活的价值得以显现。诗就是不断形成的人类的自我意识并使之呈现出来的力量。而自我或真实是一个过程,诗歌创作源于自我肯定的意念,这是一种对现实与个我的征服与升华,我们只能在自我的真实中看清这个世界,也只有在不断放弃中接近存在。诗歌的精神在追求绝对中包容着万有。诗的自由是一种承担的责任意识。

  我们很容易以诗歌的名义背离着诗歌的精神;我们有太多以时代的名义编选个人偏好的选集,以所谓的全面公正的立场编选一些毫无个性的大杂烩,以所谓艺术的品味抵制激情、血液和真实,以所谓学术的态度清除着生活;我们有太多诗歌的炼金术士。以之来反观当下的诗歌乃至有些先锋诗歌看起来激进,其实是颓废和退化的,它们是颓废的现实主义。很多诗人对真的诗歌精神是怀疑、嘲讽甚至批判的,有的在言辞或技术中寻寻觅觅,更多的则是暧昧、无名的,是对生活或别人诗歌的复制;它们表现的不过是对自己屈从的一种解说与再现,这是对诗对生命存在的讥讽。他们执着于历史、民间、知识、中年、神话、技巧、隐喻甚或叙述,归结一点便是如何搬演他们大声抗议的日常生活。他们以戏谑的语言预示清醒的态度,以迂回曲折的手法表现事实,以取消自我的方式来达到客观,以与时俱进的姿态接近存在,真实成为一种技巧和不断自我翻新的产物。反讽与混杂成为诗艺成熟的界碑,如何处理意象纷呈的人生经验是诗人们的追求,能否书写存在的悖论或呈现出悖论似乎成为诗人人生境界的体现,总之智慧成为诗歌的钥匙。无论是在国内或世界我们的负面遗产都太多,在普遍的怀疑与期待中我们尚没有形成自己的诗歌谱系和精神遗产,虽然几乎每一个诗人都有他们推崇、模仿的众多西方大师,在这种不对等的情况下多数只能横向地移植,对于身边的诗人他们在还未形成自己的认识时便已盲目地否定了,这是一个误区。

  90年代至今的遗产与现实呈现出背叛与顺应的奇妙结合,诗人们自觉地抛弃80年代乃至前半个世纪诗歌的宏大叙事与意识形态的合谋,而顺应其实在某些诗人那里呈现的是批判的姿态,那便是市场的功利主义盛行,换用一位学者的话这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诗歌不再是合谋者而是形成了微妙的同构关系,他们是清醒的深知鱼儿与水的关系(参见伊沙的《司机的道理》),不过从前期的主动转化为被动甚至是扭扭捏捏的犹抱琵琶半遮面。暧昧与凡庸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精神征象,对凡庸的推崇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相比。权利是人们着意消解又是自觉追求的对象,这里不仅仅存在着悖论更隐含着角色转换的期待和现实,当然我并非批评权利而是质疑权利构成的简化和粗糙化。而诗歌愈来愈沦落为一种艺术的门类,似乎人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地活着。很多诗人自觉地追求诗歌的边缘化,有意识地与生活保持着距离感以达到所谓艺术的纯粹,或在接受中表演着一种痛苦;更有再现世俗生活的快乐,以确证一种虚伪的时代感甚或反叛意识,这些都是与生活的同构;无论是自觉还是潜意识都是殊途同归。诗歌一次次降下心灵的高度,却没有想象的大地出现,从而形成众语喧哗又万马齐喑的状态。

  为甚么同是对个人的肯定而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为甚么生活环境松动后我们的精神处境却每况愈下,我们是否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还有哪些诗人仍梦想着生命的神性,以拥抱的姿态走向生活?人们还有哪些理想与抱负?追求诗歌的独立与个人的自主,这种行为本身为何产生了负面效应?

  最简单、通俗的做法是将之归因于社会的过渡时期,世俗社会的来临和改革的阵痛;这本身便是对时代的误解,对个人的逃避和对真实的遮掩;从而在反面承担了自己的宿命;这也是一种惊人的无知,时代精神往往体现在对现实的清醒、批判与超越中,绝不会是接受、认同和美化。不过这些问题也是有些诗人引以为豪的资本,他们往往以生活环境的优越化,以诗歌对现实承纳的多少,以诗歌的技艺化程度来衡量诗歌的进步,这是真正的症结所在。进步本身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并会有它的衍生物,形成惰性的力量会使人们盲目又自负,使我们很容易迷失在表面的镜像中丧失了探索反思的能力而成了欢乐的俘虏。当然有人会说这才是生活,他们忽略了他们不过是在模仿,这也是对时代的再现的一种,但这只是犬儒主义的表现,缺乏真正创造的态度,我们生活的意义之所在。他们是将对自我的追求转化为生存的智慧,不是去思考对存在有距离地介入,而我们没有认清时代和历史的诡秘怎能达到超越存在的境界。

  当然这也是时代的宿命,对于生活其间的人谁也无法逃脱,时代对自身的不断超越,使个人的坚守或剥离都缺乏应有的根基,没有参照物,没有对立面,精神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抛弃着自己,或许复制是最好的表达。这就是为甚么背叛比想象的艰难同时也比想象中的高贵,当顺应成为一种隐在的先锋之后,当表面比内在更加真实、深厚和优越时,我们凭借甚么得以形成自我的观念。而在生活中荣誉、尊严乃至道德变成近乎伪善的笑谈或利益的翻版,个人则成为欲望的真实,更确切地说是物质的情人,并以之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共同构成了我们生存的背景。精神的不断消解与生活的不断改善使个人的迷失表现的是如此地光怪迷离又是如此地水到渠成,对内在于传统的个人自觉剥离后的虚无之感与后现代的及时行乐的混合使90年代以来滥觞的个人主义表现出复杂的面相,这是对真正个人的一次实现更是背叛。80年代的身体无法负荷庞大的精神,而现在则是精神难以承担沉重的肉身。为了将生活进行到底,人在市场与政治的双重剥夺下不断卑弱化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对自我进行清理、逃避和覆盖。写诗不再是对个人的张扬和确立而是一种自我的压抑,主体性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词汇。诗与写诗者构成了微妙的讽喻,他们通过写诗来取消并呈现出人的正日益消逝的部分自我。这种自觉剥离的心态削弱了我们承担的意识,将解构视为一种使命;我们在对极端的纠正中丧失了真实感,借助于海子的大地我们上升到一种虚妄的俯视,而它们不再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种漂泊无根之感已深入现代人的骨髓,生活成为生活的价值。

  即使一些有追求的青年人也很难走出个人的阴影,挣脱世俗的束缚与诱惑,他们在唯我中缺乏抵抗的意志,在平滑的生活流动中难于领悟存在的深度,更不会自觉地向隐秘处挖掘抵进黑暗。没有信仰,没有大爱,没有另一个世界与世俗抗衡,他们的批判精神与反叛意识往往也是病态的,他们在个人感觉的真实中以自我的美化作为一种超越;或以融入实际的生活为一种承担和责任,并不断地在现实的沉沦中追求、刻画着种种自立的述求。从卫慧到下半身写作再到葛红兵,我们绝望的肉体如何承担它的背叛,身体最终会表露出物欲的真相,我们生活的本色。一些诗人也在与之对抗,但又缺乏对抗的资源、力量和勇气而陷入一种颓废且失败的情绪里,因而排斥存在而无法接近真实,并把诸多的情绪、力量呈现在诗作中。我看到现在一些优秀诗作也多是诗人对未被认可的一种报复性自残与自救甚或自慰的表现,这是病态的当然也是真正诗歌精神的一种体现,不妥协,一种反抗病态的疾病。我们的时代借此呈现进而又以之来规约我们的发展。

  诗歌的处境也就是人的处境,诗歌的萎靡最直接的因素是个人生命力的衰弱和病态。没有健全的个人当然就不会有高贵、壮丽的诗歌,事情就是如此的悖论。不过是很多人难于形成这种意识,人们太容易将个人的残缺转化为社会的问题,进而误以为是时代的特征并将之表现出来,更加深了社会的混乱。这种自觉的病态是否能够得到疗救?从北岛到于坚,他们的诗歌见证了我们的真实,我们走过一个人的道路,却始终没有成为一个人。我们对自我的追求中最后都走向对个人的消解,我们需要不断地回到渺小的个人吗?而对自我的坚持多会是个人生活的灾难。你看诗人黄灿然的《倾诉》:愿你不要清高,也不要单纯/孩子啊,愿你一生平庸……愿你平平稳稳,这是父母的希望/他日你人面兽心,或者行尸走肉/我们都不会谴责,也永不会遗憾。我们的社会尚未形成哈贝马斯所倡导的公共空间,更确切地说我们没有个人可以依赖的精神空间,那些坚持自我的人不但要承担外部的压力更要克服内在的叛离。而这些恰恰是因为缺乏独立的个人的缘故,我们真正需要回到独立的个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发自内心的力量无论是悲痛或欢乐。在长期文化政策的松动下,我们的社会、学校也应该思考如何完善地保存真我而不是改造,我们只有看到一个个独立自主的个人时才能看到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我们只有在个人的不断完善中看到社会的进步。

  我们并非没有意识到我们自身的问题,存在的很多黑暗与邪恶的认识最终都在我们的肉体、思想、习俗乃至背叛中体现出来,这种消解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我们回到个人也意味着回到了虚无和罪恶,我们任何的真诚也难于面对我们追求的渺小和无能为力之感。这种个人与时代的不期然的同构关系是每一个诗人都无法回避的事实,差别只体现在我们的认识以及对之的态度上,我们是遵从,是超越;是回到起点还是继续穿越;而这又是没有前车可鉴,缺乏同行者的孤独之旅。正如帕斯所言:现实是最遥远的。这不是提示我们要与生活保持距离,而是让我们领悟到存在并非仅仅处于我们感知的领域,对真实的认知本身包含着我们的怀疑、背叛和重构等各种欲念与行动中,荒原或绝处也不可等同于没有道路,而是没有道路这种意识形成了这种认知,只要有人的行动任何的存在都会显露出生机。当然我们更要意识到人类行为本身以及由之导致的荒漠化,这源于我们不断面临的丧失之感,我们在背叛中承担的那些拒绝与遗忘,这也只能在行动中克服。我们不可能在沉思默想的姿态中完成征服的使命,更不会从中领略生存的价值与欢乐,我们生存的力量和勇气之源。我曾追求过完全的独立自主而最终认识到个人的虚妄性与卑贱状态,我在对自己的克服中意识到自我是一种过程,是种种现实心态的不断展现与完结的过程。这使我对多多等的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如《北方的声音》将个人的苦难与生存其间的土地和人民相连,这种胸怀和认识都是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继承、发扬的。对于我们而言有双重的任务,一方面在世俗中坚持真我,一方面则要在坚守中追求更大的境界。我们需要不断消解社会对个人的覆盖也应能回到生存的世界中。我们必须在生活中创造自己的父亲,以之来保存对生命的真切感恩,在现代人的流浪生涯中创造我们永恒的家园和记忆,这也是个人存在的必须要素。虚无是不存在的,对虚无的肯定只是对自己的背叛,不是如有些人认为的是一种真诚与勇气的体现,恰恰相反这是典型的懦弱的自我泛化和逃避。如果我们不能直面真实和事件,从而对不断地改善中的生活和时代产生了不信任和隔膜之感,该坚守的不能坚守,该放弃的无法放弃,而这种缺失了精神立场的个人如同落水者,任何微小的水坑,都可等同于大海,都会淹死人,都会产生可笑的自救动作,我记得在一个影片中表现一个落水者的呼救与挣扎,当他被提醒站直身子的时候,水位并未淹及他的臀部,如此人性的镜头恰可隐喻我们的现状。写到此我再次感受到诗人济慈的诗句:真即是美。诗的力量总会在探索的过程中瞬间照亮那些隐秘在个人视线之外的事物,生命从那里生发而来,自我藏匿之处便是存在,人生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诗歌如闪电如彗星在瞬间划过并燃亮天空或宇宙的封闭,诗人在仰望中看到了自己,而生活如雨滴滴落。

  另外社会的发展演变不断地侵蚀着诗歌的领地的同时也在更新着诗歌的领域与观念,如何寻找并把握新的方向,创造另一种真实和自然!是每一个关注诗歌的人需要思考的。但我想诗的精神是不变的,诗歌只是这些精神或者说生命的强力意志、抱负与时代风云、社会氛围相互激荡而产生的交响,它们是对抗、呈现是欢呼更是三者的有机结合。在世俗化的社会中,在大众文化到来的时期,诗人应肩负着歌唱、批判和重构等的多重角色。时代、社会的变革正是诗歌得以发展、繁荣、演变的契机和场所,生活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是诗人的幸运。当然诗源出于沉默和静寂的力量,在时代的喧嚣中对写作构成了挑战,有些人因此认为诗歌是一种保守的力量以「亡灵」自居,在人生的空地上寻觅着自己的影子,坚守着稻草人的位置。我们要冲出种种自闭倾向,在任何时代都没有一个自在自足的社会供我们演练诗艺,这只能是我们的创造。诗人是时代的产儿也是时代的缔造者,而伟大的诗人则将存在上升到审美的层次。任何敢以诗人自居的人都应有这种承担的能力和气魄。当然这里的「诗未必一定是分行书写的」,它首先是一种诗歌的精神。无论是夜莺、猫头鹰、云雀还是凤凰都是令人向往的,但最好不是麻雀和乌鸦,特别是它们的变种,哪怕是蚯蚓也好。

  全球化的到来对于生命而言是一次巨大的解放也是一次囚禁和清除,人们普遍臣服于工具理性,这种科技理性在提供生活的便利的同时正消解着人的主体意识和精神,更确切地说是使一切技艺化,这是诗歌的现状给我的启示,也反映出我们整个精神世界的病态,现代性一直延续着艾略特所描写的病态,而后现代则是抵制疾病的疾病,正如我在前面揭示的当前我国诗歌的病态,我们很容易从尼采式的颓废的浪漫主义滑向海德格尔式的颓废的现实主义,从历史的颠峰中走向无所不在的时间。而不断祛魅后的存在并没有呈现出本来面目而是不断地流失和荒芜化,我们已丧失了自然的神性和大地的感觉,人类在不断攀缘自我的上升中正丧失着存在的立足点。难怪有人已在宣告着人的死亡,预测另一个黑暗时代的来临。在愈来愈精致化的物质世界中我们愈来愈缺乏一种积极自主的态度,事实一次次地打击着我们的脆弱,在不断地扩展着的外部空间中内在的力量日趋微小。人类内在精神的高度在消失,我们在普遍的怀疑与批判的心态中一切都在褪去美丽的色彩,似乎只有不断地抛弃,我们才能获得加速度,从自我的质疑到生活的镜像化再步入生命的自我规范。可在这突飞猛进的时期,我们更需要在内部汲取存在的力量以确定自己的方向,我们太需要时间来消化那么多异质性的事物以使它们转化为自我的一部分,而不是分裂,更不是依附,使自我臣服于自己的衍生物。这些只有具有一种大我的诗歌精神才能统一。不过有时我也疑心由人类自身引发的问题是否可通过人类的努力得以解决,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会不断地生产出自己的掘墓人,转念一想这不也说明了人类可做相反的运动吗。但我很少看到(至少在国内)人们对目前这种状况的反思、批判,我看到太多知识导致的堕落,更确切地说是知识的外化;知识不是对生命的完成而是实现,将知识工具化的背后是生命的屈服和流失更是对之的掩盖。在这全球的虚无主义的浪潮中,很多的诗人学者的使命似乎就是使人们回到日常生活中来,他们不会不知道现实并非是真实或真理的存在。他们如此自觉地消解着精神,使他们对自我的认知丧失了伦理的关怀和期待。这是一种暂时的表现未必不是一种历史的趋势。而人类的历史只能是对人自身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不是奴役、囚禁更不是清除。诗便是导引与再现者。

  而在这本诗集我看到了众多诗人的本色或者说我看到了个人,他们的诗作中呈现出的不是情绪而是种种精神的状态,在诗集里我看到了在苦难中坚守的诗人们,我看到他们主人公的心态,他们在高压下冲破一切的活力,他们敞开的胸怀与承担的勇气;我看到了另一种对时代的诠释和再现,宛如在深夜的旅途中看到那些闪光的河流在不断地流动中形成自己。当然无论是编选的理念,诗集中诗作体现出的精神仍需要我们进一步深深挖掘和汲取。这也是诗歌精神的体现──一种对大我的自觉追求和实践。

上一篇:文化中心的迁移和广州的缺失

下一篇: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的演变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权威与自由: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历程

晚清到民初是具有长期而稳定特征的中国旧社会政治秩序崩解的年代。在此一传统权威瓦解与新秩序重建的「转型期」(1895-1925)岁月里,近代中国面临一种两难局面:一方面以弥赛亚主义(Messiahism)式的心情思慕西式的自由理念,期盼能早日免除于两种带有深刻压迫感的权威──来自国内的、有千年之久传统的帝制专制,以及来自国外的以武力为后盾、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又在充满不确定感的矛盾心态中仰望新权威的来临── 一个能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强大国家与政府。这种渴望自由但又企盼权威的冲突心境,变成了近代中……去看看

20世纪中国政治运动的特征与规律

纵观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史,最富有特色的就是从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的一个接一个的轰轰烈烈、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而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则无疑是其中的高潮,也是这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终结。这种政治运动的最主要目的在于实现思想控制,笔者以为,借用道家的修炼用语“脱胎换骨”来形容这种政治运动的目的,颇为贴切。  这种政治运动模式早在30年代初便已出现。当时中共在自己的控制区内进行大规模的肃反活动,特别是在江西,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与亲自操纵下,发生了所谓的“肃清AB团”事件,结果酿成令人震惊的“富田……去看看

谁是毛泽东的“继承人”?

谁最终会成为中国人民共产党内毛泽东的“接班人”? 这在六十年代初中期, 是西方政治家们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熊向晕先生《毛泽东向蒙哥马利谈“继承人” 》一文( 载中央党史出版社《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 真实地披露了毛泽东与蒙帅之间的交谈, 以及双方对这个问题的带有谋略的考虑。这刚好说明了西方大国此时的一种动态。   蒙帅和毛泽东的这次会谈是在1961 年9 月。当时, 对中国人说来, 毛泽东的回答, 即他的继承人“很清楚, 是刘少奇”, 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刘少奇是党的第一副主席, 也是国家主席, 实际主持……去看看

村民自治的内源性组织资源何以可能?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提要:本文依据当代民间文书资料和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复原了一个村庄老人会10多年自治成长的过程,分析了这个内源性自治组织成长的内外契机和实践的学理意义。本文提示,村庄次级自治组织的培育是村民自治、农村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生长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分群理论等新视角有助于老人会等乡村自治组织研究的深入,研究者的在场有助于村民等自治实践主体培育乡村自治组织的自觉和学科知识的增长。  关键词:村民自治;村庄次级自治组织;"刘老会";政治人类学;年龄;分群  *本文为2007年浙江省哲……去看看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1918年   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   近来——自古已然——有许多人听见几个未曾听过、未能了解的名辞,便大惊小怪起来,说是危险思想。问他们这些思想有什么危险,为什么危险,他们认为危险思想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他们都不能说出。象这样的人,我们和他共同生活,真是危险万分。   我且举一个近例,前些年科学的应用刚刚传入中国,一般愚暗的人都说是异端邪教。看待那些应用科学的发明的人,如同洪水猛兽一样。不晓得他们也是和我们同在一个世界上‘一样生存’……去看看

走向上帝

一、通过生活认识上帝   对基督教的“平反工作”从启蒙运动以来就已经开始,但直到今天,关于基督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关于基督教与“理性主义”的关系问题,才引起中国思想界的重视。这毕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因为在灾民理性和唯物主义的共同攻击下,宗教一直被挂着迷信的标签受到嘲弄和审判;如果说在西方,经院哲学和传教士受到了不公正的、缺乏历史感的对待,在东方,从景教以来,它却遭遇到了来自 “低一层次的批评”——人们对宗教的批判勇气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宗教的理解能力;对传教士的全面否定比几个世纪以前的法国作家们显得……去看看

新发展主义与古典发展主义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标题注释」本文根据作者于2005年10月10日在清华大学、10月14日在上海财经大学的讲演录音稿整理并加笔而成。录音稿分别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施芸卿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社会学系李鹏峰整理。讲演中使用的部分英文表格由杜克大学社会学系冯秋实译成中文。作者在此表示感谢。  「内容提要」与注重保护国内市场,以自主品牌的高附加价值产品进行国际竞争的日本古典发展主义不同,中国的新发展主义积极地向外资开放国内市场,以廉价劳动力参加全球生产分工,并以加工贸……去看看

我国财政均等化现状研究:1994—2004

原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12期p12~16,20  「作者简介」张恒龙,上海大学中国政府效率研究中心讲师,经济学博士;  陈宪,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44.  财政均等化(fiscal equalization )是关系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财政行为,其实现程度不仅涉及到全国居民的福利水平,还将对中央政府长治久安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因此,对财政均等化进行理论和经验分析十分必要。中国于1994年推行分税制改革,在新的财政体制下,财政均等化现状和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均等化绩效,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去看看

当代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新趋势

在代议政治下,人民的利益是通过代表来表达和反映的;利益的聚合、表达则是由政党来完成和实现的。可以说,近现代民主政治是以政党为主角、桥梁和纽带的。所以,民主的政党制度已经成为决定政治民主与否的关键。在主要西方国家,迄今为止,大致经历过五种政党模式:十九世纪封闭型的「密室政党」(caucus party),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群众性政党(mass party), 1945年以来的「全民党」(catch-all party),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媒体党」或者「领袖支配型媒体党」(media party or……去看看

读不懂高尔基

《书屋》一九九九年第二期   手头这本高尔基文集《不合时宜的思想》使我困惑不解。尽管此前我已在许多中外评论中知道了本书的大致内容,从历史学的角度我对高尔基及他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历程”也有所了解,而且在阅读之前我已知道在本书中我会读到一个“人道主义的高尔基”,甚至可能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的高尔基”,他既不同于此前那个“无产阶级的海燕”,也不同于此后那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御用大师。   但读完此书后,我却困惑了。我惊叹作者对十月革命后时局与社会的深刻洞察,对以“革命”名义作恶表示的强烈……去看看

论政治共同体强大的必要性

(作者:西北政法学院 )[内容提要]:人们组织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原因和基本动机,不是为了实现某个抽象的原则或法则,也不是为了虚荣的当家作主的自尊,而是希望通过政治共同体提供的公共平台保障和发展自己的最大利益。强大的政治共同体与弱小的政治共同体相比,在实现社会安全、增加社会总收益、保证人民民主、增强影响国际规则的政治影响力、实现人民的利益和权利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人们进行政治共同体规模选择时如果能够摆脱政客的蛊惑,将政治利益的得失而不是抽象的政治原则或政治原理作为政治选择的基础、指导原则和基本目的,……去看看

关于我国宪法的修改和实施

摘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依法治国的根本和依法行政的核心。维护宪法尊严和根本法地位,关键在于具有一部完善的宪法并保障宪法的有效实施。2004年的修宪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还要进一步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的实施。  关键词:宪法修改 宪法实施  一、关于我国宪法的修改  (一)宪法变革及其方式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必须保持相对稳定,这是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宪法实施和国家稳定的重要保证。宪政史的经验证明,宪法不稳,缺乏权威,是造成宪法危机和国家动荡的重要因素。因此世界各国对宪法的变更十分慎重。如美国1787年宪……去看看

师徒关系合同化与劳动政治

原载《社会》2009年第4期  摘要:师徒制属于中国国有企业技能形成的一种制度性安排。计划经济时期,师徒传承成为国有企业主要的技能形成手段,但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制过程中,出现了师徒间的技能传承危机。师徒制在国企改革前后不同的技能传承效果,根源于企业治理的协调机制所提供的相关制度安排是否与之相匹配。师徒关系合同化改革改变了师徒关系的性质:由非市场性的关系结构演变为市场性的关系结构。这引发了围绕技能控制而展开的劳动政治,影响了企业内的生产秩序。  关键词:非市场性协调机制;劳动政治;师徒关系;制度匹配  ……去看看

外交政策中的非物质诉求

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摘 要:国家声誉属于外交政策中的非物质性诉求当中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主要围绕国家声誉的本体实在、认识层次、前提假设以及作用条件展开论述.本文首先阐明国家声誉的理性基础是知识理性,然后对国家声誉因素展开本体论、认识论的分析,并指出声誉因素起作用的边界条件.文章最后就国家声誉在实践中的运用做了案例分析.关键词:非物质性诉求;国家声誉;贝叶斯理性;知识理性国家外交政策的目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种是诸如经济收益、安全优势等物质性的诉求( material end) , ……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