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民伟先生是香港电影史上重要人物,为学界的研究物件,因而,他是社会的历史的公众人物。对于他的评价,只能根据其本人言行史实为据,而不受其他因素所左右,该是一项基本原则。

  黎民伟先生一生可以分为:1913-1925,香港早期电影时期;1925-1929,上海民新影片公司时期;1929-1937,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时期;1937-1945,抗战时期中香港、广西阶段;1945-1953,二战后香港、广州时期。提请注意的是,拙文题目为〈黎民伟若干经历和评价》,不是对先生全部历史评论!黎锡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一重要差异,未能就题作答,而写了他自己的另一篇文章,似乎在责怪我们没有对黎民伟先生作全面的历史论述,从根本上说这是文不对题了。

  但我们仍愿意就黎锡文章中所涉及的,与之商讨,是为覆。

一、是否「有人称『黎民伟是中国电影之父』」?

  有。依据有:

  (1)2003年5月28日,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人文之影人篇」,80-81版通栏横贯标题:「中国电影之父与广州早年电影活动」!还需提及的是:在该版刊登「情感记忆」栏目,标题为〈我的父亲──黎民伟之子黎锡访谈〉中,记者问:「黎民伟被称为『中国电影之父』,你认为他在哪些方面最值得后人景仰?」对于以不实称号为前题的提问,黎锡没有澄清,却坦然说:「我归纳了三点……」是否意谓黎锡认同呢;同一版上《评价》栏,有评语讲「说他是中国电影巨人,仍不足以概括他的成就。」还有说:黎民伟「不愧是香港,亦是中国电影先行者,是中国电影之父。」这些文字综合传递出的资讯,以及读者解读到的是甚么?应该是清楚的。

  (2)2003年11月12日,《广州日报》「要闻」版,又是通栏标题:「中图(中山图书馆)再现中国电影之父生平」,通栏副题是:「今天是创作了《渔光曲》、《木兰从军》、《故都春梦》电影的黎民伟110周年诞辰纪念」。这也是采访黎锡后出现的版面,为何不同报纸记者在不同时空访问,却有一致的冠名标题呢?难道都是记者瞎说?

  (3)2003年11月,香港电影资料馆出版的《展影》第18期第2页:「……见证着他(即黎民伟)成为中国/香港电影之父……」。一般「/」符号前后的两个概念是同等的含义,「中国/香港」即中国和香港之意。就是说黎民伟是中国和香港电影之父!

  (4)长记录片《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罗卡编剧、蔡继光导演、黎锡摄影),是在多个国际电影节上公映的影片,后又制成DVD发行。2003年9月到11月,分别在香港与广州有关黎民伟展会上回圈放映,其对白字幕最后,以「他应该说成是我们中国电影之父」(一上海影史学人语)作结,其剪辑意图十分明白。(见《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DVD对白字幕本第18页)

  至于是否有人以1953年黎民伟追悼会上「国片之父」横额,而推论及之,以此为据,说黎氏是「中国电影之父」的,谁做过谁应自明。

  2003年11月我们应邀在香港电影资料馆就黎民伟先生诞辰作演讲,周在演讲开始就说「不能讲黎民伟先生是中国电影之父,因为再过两年,2005年是中国电影一百周年……」。在座香港电影史学人余慕云先生立即应声赞同。

二、张石川与黎民伟是一样吗?

  黎锡说:「1913年中国电影拓荒者张石川、郑正秋拍了中国首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同年,黎氏也在香港拍了《庄子试妻》。如果说黎氏是中国电影事业『后来的参与者』,就是说香港电影不是中国电影的一部分。」

  1913年黎民伟参与香港华美公司拍摄《庄子试妻》,与1913年上海张石川、郑正秋以新民公司名义承包亚细亚影戏公司,自主拍摄《难夫难妻》,是同在一个时间段。因此他们的性质就是一样吗?我们认为其性质是不同的。 

  不同之一是,张、黎所拍影片版权所属不同。张、郑以新民公司名义承包亚细亚影戏公司全部制片业务,自主经营,所拍《难夫难妻》版权属他们所有,是中国电影最早作品之一。黎民伟是参与美国人布拉斯基独资开办的华美公司拍摄《庄子试妻》,版权属布拉斯基所有(见黎民伟:《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保姆》),两者有质的差异。

  不同之二是,张、黎从影实际连续时间不同。张石川是直到1914年欧战发生,胶片来源断绝,亚细亚公司结束。后又与管海峰组织幻仙影片公司,拍摄了《黑籍冤魂》。之后张一度去从事证卷交易。1922年组织起明星影片公司直到1941年后加入日伪的「中联」。黎民伟自参与华美影片公司拍摄《庄子试妻》的1914年后,则再未从事电影业工作,而是「自行研究十余载,复于民国十二年集资成立民新影片公司于香港铜锣湾威非路」。(详见《中国无声电影》227页上,黎民伟1926年在上海民新影戏专门学校开学礼上讲话)从1914年到1923年前,十年间香港没有电影业是不争的事实。这十年,民伟先生没有从事电影业工作,也是不争的事实。 

  黎海山、黎北海、黎民伟兄弟于1923年7月成立民新制造影画片公司,1925年5月解散。1925年12月,黎民伟与李应生在上海合伙成立上海民新影片公司,1926年出片。这时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孤儿救祖记》,受到观众肯定,获得成功的票房,还刺激了社会对电影业的投资,电影公司已达33家,而且主要几间公司,各有制片主张与方针。依我们的看法,此时中国电影已走出了拓荒期。所以我们说「黎民伟在香港电影事业中是先驱者之一,但他到上海时,对中国电影事业来说,只可以说是后来的参与者」,并不是「被誉为中国电影事业的拓荒者」。(见2003年11月,广州举办「寻找黎民伟的足迹」展览会场刊)何况民伟先生自己说:《庄子试妻》「影片所有权属于华美」。这不是我们强加给民伟先生的。何以我们这样讲,「就是说香港电影不是中国电影的一部分」?

三、有没有人「抑黎北海,扬黎民伟」呢?

  看如下事实:

  (1)余慕云在《香港电影史话》第一卷第121页明确谈到:「『民新』为了开拍故事片,第一步工作先……开办『民新演员养成所』,……由关文清、梁少坡、黎北海任教」。黎北海于1928年创办香港影片公司,并在1928年2月2日和4月于香港《工商日报》刊登「香港演员养成所」招生广告。该所「唯一导师是香港电影的先驱和创始人之一黎北海。」(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第一卷,167页)「1931年4月,在『联华港厂』内,开办『演员养成所』……所长由黎北海兼任,主要导师是关文清、黎北海、梁少坡、罗永祥等……第一届『联华演员养成所』训练出不少人才,其中包括名导演李铁、黄岱……」。(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第二卷,21-22页)但在罗卡、黎锡编著《黎民伟:人·时代·电影》一书中,却成了「李铁(1913-1996)是黎民伟等在香港开办的联华演员养成所毕业生」(见该书77页的说明)。为甚么硬把黎北海的学生说成是黎民伟的学生呢?依据是甚么? 

  (2)「黎北海把属于他的香港影片公司的一切资产折算为两万元,作为加入 『联华』的股本。」(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第二卷,14页)成为香港联华三厂厂长,作为股东进入董事会。但在香港电影资料馆2003年,为纪念黎民伟110周年诞辰出版的《黎民伟足迹》第(22)项中说:「以黎北海为主要办事人的香港民新,合并入联华,成为联华三厂」。为甚么把黎北海说成香港民新主要办事人?这符合史实吗?

  (3)余慕云在《香港电影史话》第1 卷76页说:「关文清先生对我说,《庄子试妻》一片的编剧,和反串演出庄子妻子的,的确是黎民伟先生,然而在该片扮演庄子,和执行导演工作的,实在是黎北海先生。」但是,在黎锡参与编著和拍摄的《黎民伟:人·电影·时代》,及《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长记录片及其DVD中,有关《庄子试妻》记述,却一字不提黎北海先生作过甚么工作,更不用说甚么贡献了。何以如此?

  (4)2003年12月,香港《明报月刊》准备发表李以庄的〈香港电影先驱黎北海〉一文,编辑部十分慎重,三位编辑找来引文原作,核对十多遍后认为文章扎实,并改题目为〈香港电影第一人黎北海〉,标题还上了封面。文章已经上机准备印刷,封面业已印好。黎锡从网上得知此事后,以文章插图照片版权属他为由,不准使用!迫使编辑部临时抽版,另找文章重新拼版,重印封面!如果不是香港影界朋友大力支持,提供照片及多方催促,李以庄此文便胎死腹中。连有关黎北海文章都想方设法扼杀,这是甚么行为呢?

  (5)黎锡讲:「李以庄对人说笔者在十多年前欺骗她,说黎北海太太已逝去使她失去了解黎北海的机会……」(见《二十一世纪》2004年12月号136页)

  两人之间的事,诚实最重要。我们只陈述事实,不作评判:

  李以庄与黎锡于1950年同学,周承人于50年代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黎锡则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彼此一直有交往。

  1987年李以庄到香港黎锡家,问有无黎民伟资料。当时,双方对黎民伟的重要性均认识不深。黎锡出示「黎民伟日记」,李以庄要求到楼下文具店复印一部分,因复印费颇高,囊中羞涩,仅复印十九页,即归还。1998年李再到黎家欲查阅「黎民伟日记」,遭拒绝。

  香港有关史料记载黎北海死于1950年,亦无提及其妻及后人,李多次向黎锡谘询,均告不知。

  2003年,李以庄在与黎锡通电话时,以突然发问的方式,才得知黎北海儿子的名字。但再问黎北海妻子姓名,仍答不知。再问她死于何时?答曰:「大概是在60年代。」

  我们凭着「黎天佑」三字,到广州市公安部门查询,才找到黎天佑的家:广州市东山区东华东路塘罗涌二号,也才知道原来黎锡兄弟姐妹与黎北海妻儿同在一个大楼,现各拥有一个单元。且他们每次回穗,均拿户主为李曼华的户口名簿去派出所报户口,回港时再拿户口名簿去撤销。当我们知道李曼华到1991年才去世时,非常痛心失去抢救早期电影史料的机会,因为李曼华亦是早期香港电影女演员。 

  (6)罗卡先生是给过我们信,时在2004年7月19日。为要披露信中与黎锡有关一段文字,我们和罗卡先生打了招呼。现引用信中最后一段:「当年从事黎民伟的资料编制、研究,黎锡和我确是有扬黎民伟的意图。由于一向以来史书对黎民伟的记载评价都太简短以至忽视,我们多年来的努力,搜集资料、编写、做专题,无疑都有『抬举』黎民伟,让人们重新注意他,并让研究者、学者重新认识、评价他。但其间并无抑黎北海之意。据我对黎锡多年的了解,他确是热心于扬黎民伟,可能做得过分了点,以至有时超过了学术界限,一些地方用词不当。但我认为即便他也无故意抑黎北海之意图。你们之间的多年友谊,实不应因这个争论而有损害。」罗卡先生实在是真诚与宽厚的学者。 

四、黎锡说:「『黎民伟和关文清在广州创办了香港第一间电影演员养成所(民新演员养成所)』关文清和黎民伟两位当事人在各自的文章中,都说得很清楚。」

  我们按黎锡文章注释查找,关文清的《中国银坛外史》127页中,并无这个问题的记述,只是在114页上,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迁入后(指租用李文田的房子)立即开办『演员养成所』。」并没有写黎民伟如何如何。「同注(2)黎民伟自述文」,是否为〈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保姆》?若是,我们已经读过若干遍,黎民伟先生全无记述办学之事。黎锡说「两位当事人在各自的文章中,都说得很清楚。」清楚在哪里?文章在哪里?请黎锡公示,向读者有个交代。

  由民新制造影画片公司在广州,和「香港」、「联华」在香港办「演员养成所」之事,在前面已作了介绍,不再赘述。 

  我们在〈黎民伟若干经历与评价〉文中第(九)项的文字,是针对长记录片《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DVD)的旁白文字:「黎民伟在上海培育演员的同时,亦在香港与黎北海办演员养成所。李铁、石友宇、唐醒图、黄岱、胡艺星等便在这里毕业」的匡正。亦请黎锡将民伟先生「在香港与黎北海办演员养成所」的史料出示给读者。 

五、关于用「清平乐戏箱运军火去广州,支援革命」的质疑。

  我们不仅在〈黎民伟若干经历与评价〉文中质疑,现在仍质疑。究竟是余慕云先生笔误,还是林楚楚女士说错了?黎锡根据甚么说余先生笔误!应出示依据。不能是一句空话。   林女士在生时余先生多次访问过她,是事实。林女士还告诉过余先生说,「《庄》片是黎民伟和布拉斯基合股摄制的。黎的股本是组织『人我镜剧社』」。(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第1卷第76页)这是错话。民伟先生〈自述〉文,并不是这样说。谓予不信,请黎锡读一读令尊的《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保姆》有关段落。

  林女士还对余先生说「『人我镜剧社』在……《庄》片摄制后它亦不再存在。」(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第1卷第76页)可是,民伟先生在1915年7月3日的日记,却这样记载:「在港太平戏院登台演『人我镜剧社』之《奇生》、《可怜儿》、《恒娘》」。(《黎民伟日记》第7页)民伟先生日记证实:林楚楚再次说错了!黎、林在1919年3月相识,1920年2月2日结婚,在此之前民伟先生的事,林楚楚女士未必事事清楚。

  黎锡还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广州还有起义。」有根据吗?是些甚么起义?据研究民国历史学者说,在那以后,广州革命党曾有过暗杀计划罢了。黎锡说还有起义,请出示史实依据。 

  孙中山先生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说:「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真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之役并寿。」后辈的我们对待先人革命历史事件,应持严肃的态度才是。

六、对《黎民伟日记》质疑的问题

  2003年9月,我们赴香港电影资料馆搜集资料时,第一次读到已出版的《黎民伟日记》单行本。之前,我们曾获得过《黎民伟:人·时代·电影》赠书,老实讲对书中刊有的「黎民伟日记」部分,尚未及仔细研究。当接受罗卡先生邀请作嘉宾演讲,方认真仔细阅读,即发现何以从1929年2月18日到1929年12月28日之间,十个月另十天日记是空白?这时,正是黎民伟与李应生分手,与罗明佑商谈合作的重要时刻。我们即向罗卡先生提出这个疑问。未获答复。 

  我们觉得这样重要事件,民伟先生不能不记,这是我们质疑所在。事实上,郦苏元先生《黎民伟与中国电影》文中,引述自《黎民伟记事簿》说此时:「经济陷入困境,只得决定出售影片,将所得之七成偿还债务,三成维持生计。」(见2004年第3期《当代电影》第22页)正是我们所质疑要了解重要的内容,证明我们的质疑问题得到确证。我们也第一次得知有《黎民伟记事簿》,我们的质疑是研究的需要,是无奈之后的一种发问。 

七、「关于『联华』」

  在谈「联华」之前,先谈有关的三个问题:

  (1)联华影业公司与当时上海的影片公司内部体制不一样。罗明佑先生以美国好莱坞为榜样来建设『联华』,在体制方面「是效法荷里活(好莱坞)的『独立制片』。所谓独立,就是每厂独立制片,厂长是制片人。」(关文清:《中国银坛外史》第130页)并入的几个厂相对独立:原民新影片公司为联华第一制片厂;原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为联华第二制片厂;原香港影片公司为联华第三制片厂;原上海影片公司为联华第四制片厂。各厂在影片题材、拍摄费用基本是自行其事,实际是自负盈亏。如1932年「1·28」事变后,「联华公司的经济不能维持各厂,只有由各厂自行筹款维持制片工作。」(黎民伟:《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保姆》)郑君里在1936年曾说「联华」:「在制片业方面,它先以民新公司为根据地,续渐合并了大中华百合公司、上海影片公司、香港制片厂,形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卡特尔』(cartcl)集团。」(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载《中国无声电影》第1424页)所谓「卡特尔」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形式之一。参加者在生产上、商业上和法律上仍保持独立性。因为「联华」是一个法人,就不完全是这样,只是各厂生产上相对独立,商业(发行、放映)上和法律上不具备独立性。正是由于「独立制片」,各厂经济自理,出品良莠不一,导致内部矛盾丛生。 

  (2)联华影业公司从1931年成立之日起,到1937年8月,其组织机构经过三次改组,不同于一般制片厂。第一次改组在1932年上海「1·28」中日淞沪之战后,战火毁了联华四厂,但杜宇退出;黄漪磋亦同时退出,另立门户。在这之前,1931年「9·18」沈阳事变,导致华北自治,北京五厂和养成所停办。1932年4月,罗明佑与卢根的华北电影公司解散,罗明佑在东北与华北的财源紧缩或断绝。1933年6月,李开先设在四川重庆的联华七厂,因川乱停办。至此,联华只剩下一、二、三、六等四个厂。第二次改组是从1934年10月开始,到1935年1月改组完毕。主因是1932年、1934年两次海外招股失败,公司经济紧缩,而对外声称是,罗氏出国「视察世界现势均由分厂制改为集厂制。」提出以埠际为单位集中。实际是,裁撤外地,集中上海:裁撤香港联华三厂,由黎民伟的一厂接收,一、三厂并为一分厂;二厂保持不变为二分厂;朱石麟的六厂为三分厂;另置总厂。黎民伟、陆洁、朱石麟分任一、二、三厂制片主任。同时,罗明佑撕毁成立「海外联华 协定,大规模调整组织机构;第三次改组是在1937年8月,罗明佑被迫下台,由吴性栽等组成的华安集团接管,黎民伟等随之退出。联华影业公司最后一次董事会,是在1947年9月21日于上海召开,有五人出席,其中有罗、黎二位,吴性栽函告另有约会不能来。(《黎民伟日记》第32页)至此,联华影业公司在上海也即在中国划上句号,走进了历史。 

  (3)联华影业公司的人事变迁,和联华几次改组息息相关。联华成立时的组织机构,在第二次改组中有了大调整,始终没有设置副经理一职,罗明佑始终担任总经理和监制。黎民伟在1935年2月18日的日记说:「罗明佑来商联华各厂集中办法,并要求我负责任协理职,我力辞之,卒不获已。」同年8月16日的日记说:「发表伟就职。」即1935年9月16日民伟先生才担任「联华」的协理。抗日战争胜利后,罗明佑在1947年8月21日委任民伟先生为 「联华」总厂厂长(此时「联华」已不存在),并给他一百五十万元去上海路费,目的是为方便民伟先生到上海活动,要回「联华」产业。这个「总厂厂长」不是实职,只是个虚衔而已。他在上海活动不足一个月,要不回「联华」产业,他也就辞职了,时在1947年9月12日。(见《黎民伟日记》第32页)据此,我们可以判断民伟先生在联华影业公司的地位和作用。 

八、联华一厂的《国风》和陈立夫提出的「电影新路线」。 

  自1931年「9·18」事变,接着1932年「1·28」中日上海淞沪之战,中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成为社会热潮,电影观众不再欢迎神怪武侠、卿卿我我的影片。首先敏感于此的明星公司,邀请左翼文化人夏衍等三人,进入明星公司作编剧顾问,开始电影价值观的革命性变革,左翼电影运动应运产生。

  陈立夫于1932年11月,发表题为〈中国电影事业的新路线〉的讲话,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他说「开宗明义第一章,总得要先确定我们的路线」;「鼓励甚或设法资助中国有希望的影业家……创造不违背中国的历史精神和适应与现代中国环境的作品」;「中国固有道德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更可为电影取材的最大原则。」(陈立夫:《中国电影事业新路线》,中国电影教育协会1933年1月出版)陈立夫这番话是无的放矢纯粹的道德提倡吗?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吗?国民党及其政府提出这样要求,就是为了他们的政治利益需要,这是常识。它本身就不是纯粹的文化或艺术问题。

  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也真的在提倡或规范中国人民的道德吗?对此,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费维恺所编《剑桥中华民国史》说得很中肯:「蒋介石通常宣称新生活运动的目标是儒家的礼、义、廉、耻。」「国民党政权的传统主义,可以与法西斯义大利和纳粹德国提倡的古典主义相比。」「但是他的政治目标,即一个管辖起来的社会的目标,与中国儒家的往昔并无相似之处。」((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166页)联华一厂拍摄《国风》,是回应这条路线的反映。《国风》编剧罗明佑对当时公司编导委员会左翼人士说:「你们不支持新生活运动,我要支持,难道联华拿出资本来不能自主拍片吗?」(公孙鲁:《中国电影史话》第二集第55页)这是历史事实。 

  罗明佑经营「联华」失败原因确为复杂,特别不掌握经济运行情况,难以准确判断。但就社会原因而言,不外是内外两方面,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自1931年「9·18」事变,日本明目张胆地侵略中国,激起了中国民族主义高涨,中国的社情民意发生了急剧变化,使得中国电影市场需求改变,导致上海制片人改变经营路线。罗明佑丧失华北与东北地区产业,导致他经济来源紧缩甚至断绝,直接影响到他对资金的运转。他拍摄宣扬中国「固有道德」题材的《天伦》、《慈母曲》,寄以很高厚望,投入很大资金,却遭致观众冷落,使公司经济更加雪上加霜,这也是历史事实。

九、《渔光曲》与黎民伟 

  黎锡在文中说「黎氏是『总厂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渔光曲》当然与他有关系。」(见《二十一世纪》2004年12月号,第139页)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联华影业公司设置总厂,是在1935年1月第二次改组完成以后的事。《渔光曲》由二厂拍摄完成和上映,是在1934年,那时,「联华」还没有总厂,那来「总厂负责人之一」呢?何况,「联华」内部体制实行的是「独立制片」制,各厂选材与成本支付相对独立,自行负责。联华二厂拍摄的《渔光曲》,只能和吴性栽、陆洁有关,与一厂的民伟先生有甚么关系!?至于那张奖状怎么在黎氏之手,那种乱局中各种可能性都会有,外人无从知。说到「董事会」,那不是公司的日常事务的决策机构,其成员也不止民伟先生。 

  民伟先生抵押广州东山房产和拍卖私产一事,就证明他是「联华」负责人之一吗?

  显然,黎锡在引用史料时,没有完全引用。完整的引述该是:「上海受日本侵略,联华公司的经济不能维持各厂,只有由各厂自行筹款维持制片工作。我将广州东山之房产契据借与罗明佑,向滙丰银行抵押得毫洋万五元,伸算为大洋一万元,继续制片,不及一年,制有《续故都春梦》、《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光》、《人生》、《母性之光》,俱能卖座。」(黎民伟:《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保姆》)《续故都春梦》、《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光》、《人生》、《母性之光》等五片皆为黎民伟的一厂产品。就是说,民伟先生抵押借钱是为了自己厂的制片经费所需,是属于「各厂自行筹款维持制片工作」。恰恰证明「联华」是在实行「独立制片」制。所以,民伟先生借房产契约与罗明佑抵押借款,并非为了整个「联华」,也无从证明他就是「总厂负责人之一」!

十、黎锡补充材料证明聂耳是「联华」培养的。并「说联华给聂耳提供了机会,还是联华多年后沾了聂耳的光」。(见《二十一世纪》2003年12月号,第140页)

  显然,黎锡不了解聂耳的经历。不妨在这简单说一说: 

  聂耳不是如黎锡说的,1931年进入「联华」!聂耳当小提琴手也不是在「联华」。聂耳是1912年2月出生于云南昆明。1931年在上海加入黎锦辉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师。1932年上海「1·28」事变后,与「明月」志向不合而离去。同年,加入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这年初春,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由写进步影评介入电影界,也因为写批评蔡楚生的《粉红色的梦》,两人成为战友。1933年初,根据左翼电影运动的需要,他由左翼剧联进入以陆洁为负责人的联华二厂担任场记、剧务工作(并非黎氏一厂)。联华二厂聚集了蔡楚生、孙瑜等进步导演,他来联华是与他们共事的。同年2月,聂耳当选为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执行委员,负责组织部工作。当罗明佑此时提出以「挽救国片、宣传国粹、提倡国业、服务国家」的所谓「四国主义」,取代原有制片方针,即「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这一倒退行为时,引起以聂耳为负责人的「联华同人会」和全体职工反对,经过半个月的努力,迫使罗氏放弃「四国」主张,恢复原有的方针。保障了进步电影拍摄条件。

  说到作曲,聂耳不是为一般影片而是为进步影片写插曲,如《母性之光》(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联华一厂1933年出品)、《大路》(孙瑜编/导,联华二厂1935年出品)、《新女性》(孙师毅编剧、蔡楚生导演,联华二厂1935年出品)《逃亡》(阳翰笙编剧、岳枫导演,艺华影片公司1935年出品)、《凯歌》(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艺华影片公司1935年出品)、《桃李劫》(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电通影业公司1934年出品)、《风云儿女》(田汉编剧、许幸之导演,电通影业公司1935年出品)。有多少部作曲为「联华」写的?民伟先生的联华一厂只有《母性之光》一部,联华二厂是两部。《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上海电通影业公司《风云儿女》的插曲。

  关于现在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产生的历史,听听中国左翼电影前辈张云桥老先生怎么说的:

  我是《国歌》的最早听众,是著名音乐家聂耳的好友。 

  1934年4月,我在上海「电通」参加了抗战题材电影的摄制工作,聂耳担任这部电影全部歌曲的作曲。 

  我在去「电通」上班的途中,遇到了《新女性》编剧孙师毅。他交给我一张纸,说这是《风云儿女》的编剧田汉被捕前为《风云儿女》影片写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原稿是写在香烟盒上,刚找人誊写完毕。田汉请他尽快交给电通影业公司,找人谱曲。我接过这张沉甸甸的稿纸,立即交给了摄影场主任司徒慧敏。公司决定邀请年仅23岁的乐坛才子聂耳为这首歌词谱曲。

  一个清晨,我在去公司上班的电车上巧遇聂耳。我们并肩坐在一起,我问聂耳《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写好了没有。聂耳兴奋地说:「干了几个通宵,终于写出来了。但还没人听过。」

  我说:「快让我听听!」聂耳便低声地哼起来。我立即被这支曲子的激昂旋律深深打动了。当他哼唱完最后一句时,我竟然忘情地拍掌叫好!这一叫不要紧,把前后的乘客吓了一跳,纷纷扭头看我们。我赶紧压低音量说:「聂耳,你谱的这首歌充满了激情,准能流行!」   我又向聂耳提出疑问,为甚么这首曲子的音符从头到尾都没有用「4」?聂耳答:「如果用了『4』,就不够有力了!」

  我们一起走进摄影棚,我迫不及待地向在场的工作人员宣布:「《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写好了!」 

  在场的人当即将这首简谱抄了一份,然后大家围坐在一起试唱,越唱越有劲,唱完之后,一齐辟辟啪啪地鼓起掌了。那个场面,至今回想起来还让我激动不已哩。 

  三天后,聂耳就离沪去了日本。进行曲的正式定稿曲谱,是他到日本以后,从日本邮寄到公司的。不料聂耳在日本游泳时溺水身亡,这首进行曲成了聂耳的最后绝唱。(张云桥:《旧梦拾零》第32-33页) 

  张老这段文字,以及我们简要介绍聂耳经历,能证明「聂耳的许多作品是在联华一厂写成,如《义勇军进行曲》等」吗?(见《二十一世纪》2003年12月号,第140页)聂耳交稿后三天就去了日本,正式定稿曲谱是从日本寄到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朱树洪撰文说:「有幸能在联华一厂聆听他演奏《义勇军进行曲》。」(见《二十一世纪》2003年12月号,第140页)这可能吗?可悲的是,黎锡今天竟以此误说作为反驳依据。是不是有点「搞笑」?要不,就是制造「神话」!黎锡说:「联华多年后沾了聂耳的光,」试问,究竟是谁想沾聂耳的光!为何要制造这种神话?! 

十一、一点说明

  实在说, 真正对黎民伟先生作深入的个案研究,是从2003年9月开始。因为我们受香港电影资料馆罗卡先生之邀,为黎民伟先生诞辰110周年作演讲,「被迫」要立即做功课。在备课过程中,将各种有关民伟先生的史料,进行相互核对、考证和核实之后,发现有不少不实之处,有的甚至不实得很离谱。我们大惑不解! 

  后来,香港一记者长途电话采访我们,对方在电话中提出,香港有人将黎民伟比作孙中山,将他的夫人严珊珊比作秋瑾,你们怎么看?我们大叫起来说:「荒唐!黎民伟和孙中山没有可比之处!」接着,我们表达了一些认知的看法。对方说:「我明白了,一个裁缝不能因为他曾给孙中山缝过衣服,就说他是缝纫界的孙中山。」双方都哈哈大笑。但是,事情并没有了结。面对一些不实的史实-主要在罗卡、黎锡编著的《黎民伟:人·时代·电影》,及余慕云著《香港电影史话》第一卷某些章节段落。严重的是,这些错误和不实的影响广泛,涉及大陆的有关史书、高校电影类教科书、《大百科全书》「中国电影」条目,乃至香港史书中电影章节,比较集中的主要是,关于华美影片公司性质问题。当然还有其他方面问题。讲!还是不讲?成为我们两难的决择。

  如实地讲,必然要伤害到支持我们研究工作十多年的罗卡先生,这是我们最不愿意做的。不讲,「灶王爷上天」好话多说,倒是皆大欢喜。但确违背学术良心和社会责任!左右为难,医生诊断是焦虑过度。最后还是下决心如实地讲!那就是我们如期在香港电影资料馆的演讲(事先提交了演讲提纲)。就是黎锡在他的文章中表达许多不满的那一次。我们坦然面对他的现场录音。 

  促使我们下决心如实去讲的,不仅仅是学术良心和社会责任感,还有一种急迫的需要,即是从1993年到2003年十年间,围绕民伟先生及有关香港早期电影历史,有些重要地方被不实地搞混搞乱,再不澄清,错的将成为对的,一旦形成社会共识,再澄清就很困难了,何况已经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是与谁为难,不是为个人私利,这种急迫感促使我们决心如实地去讲。不然,误导还会继续,「神话」还会升级……

  我们对黎民伟先生对中国/香港电影的历史贡献素来尊敬,黎锡曾邀请周接受香港电台的采访,也曾将周的话引用在刊物上(虽然不准确)。我们在〈黎民伟若干经历和评价〉一文的开头,就写下一长段文字,概括民伟先生的历史功绩表现。我们要勘误和质疑的,是针对那些不实的史实,在赞美的同时,还民伟先生一个真实,赞美而求真,仅此而已。黎锡却不能容忍,不能接受!何况,在一些关键处,如华美影片公司和《庄子试妻》性质问题、借房产契据与罗明佑抵押贷款问题,都是民伟先生自己所讲!不是我们捏造。

  黎锡标榜自己是民伟先生的后人,具有「特殊身份」。既然如此,「特殊身份」所赋予黎锡的特殊任务,应是尽可能如实地详尽地提供民伟先生的史实材料,为学界研究民伟先生创造条件,而不是相反,更不应容不得不同于自己的意见,更要不得动轧封杀他人言论,如2003年11月16日,周承人在广州《羊城晚报》「晚会」版,发表《「中国电影之父」是谁?》短文后,还有两篇短文待发表,但是,该版编辑告诉周承人:黎锡通过广州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州市政治协商会议的名义向编辑部打招呼,不要再刊登周承人的文章,周的后两篇短文因而夭折。因为《寻找黎民伟的足迹》展览,主办单位是「政协广州市委员会」,协办单位之一是「民革广州市委员会」。「民革」即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黎民伟是资深老国民党员,所以黎锡有了这层关系。而且,黎锡一定要在《羊城晚报》发他的文章,因为有颇多不实之处,遭编辑拒绝,黎锡则说编辑「中毒太深」!难道名人的后代之间,除了血缘关系之外,还有命中注定是天生的该名人研究者的宿命?名人后代不能以自己见解为是,除非研究有据,更不能以个人之见去左右学界。

  我们曾多次建议黎锡:「你不只是黎民伟的儿子,更应该是研究黎民伟的专家。」欣闻要研究了,很好。对于研究黎民伟先生问题,我们也曾经提醒过:「只手不能遮天」;「不要让后人戳你的脊梁骨」。为甚么这样提醒黎锡?因为我们感觉到当时黎锡对研究民伟先生的学界学人,不是采取开放的态度,而是以对民伟先生的态度划线。黎锡曾对我们说过,去北京拍黎民伟记录片时,对曾对民伟先生有点微言的×××,就是不让他出镜。而对民伟先生说了好话的,就大姐长大姐短。似乎这个研究领域是黎锡的禁脔之地,请谁进来或不让谁进来得由黎锡安排。须知研究领域是一个公共空间。你真研究令尊,我们建议:首先要静下心来,实实在在地做学问,治史是诚实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若随心所欲,只能是伪史。

  中国电影史家李少白先生阅读我们〈黎民伟若干经历与评价──勘误与质疑〉后,曾给我们一封信,现录下他信中一段话:

  对于历史评价,不同的历史家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观,但史实的确实可信(可信度愈大愈好),却是对所有治史者的共同要求;况且,一切价值判断都表现有史实为依据。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很欣赏你们论文的以史实说话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