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谱系》提要

  在某种意义上,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是所有国家和一切民族都或早或迟要面对的一场命运。正因如此,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进入学术视野,并成为反复研讨的理论热点,也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历史地看,西方社会率先启动并完成了现代化进程。其中,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也有许多应该记取的教训。马克思讲,历史的必然无法规避,但人类要学会而且也有足够的主体能力去设法减轻社会阵痛的强度。就此而论,考察和分析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得与失,对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应该说是有启示意义的。这是选择本论题的一个基本考虑。

  在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常常采取不同的切入路径,所以也就得出了各式各样的结论。本文在吸收和借鉴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把现代性问题纳入文化视域来考察,认为,西方社会现代性图景的型构,因内含着矛盾要素而呈现出相互缠绕的多元取向。其典型的文化品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世俗趣味的高涨,工具理性的蔓延,个性表现的张扬以及大众文化的胜利。本文的主体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讨论前三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在结语中作扼要说明。

  (一)上篇 :世俗趣味的高涨和自由秩序的扩展

  在现代西方文化范式中,“自由”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字眼。几个世纪以来,经过反复的理论论证和思想熏陶,它不仅成为一种具有文化霸权意味的“主义”话语,而且还好像一种获得性社会遗传一样,融入普通男女的精神血脉,成了他们近乎本能的生活追求。不妨说,对自由的极度推崇,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现代品格。根据自由主义给出的论证,可以把这种品格的实质内涵概括为三个方面。

  1.个人本位的坚定持守。

  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者虽然提出过各不相同的论点,但他们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那就是把个人推举为至高无上的价值中心。在自由主义者那里,以个人为本位的思想原则具有双重意涵。一是坚持关于社会的“唯名论”立场,即把个人视为生活中惟一具体、真实的存在,而把社会看作是除了作为众多个人的集合外没有自身独立意义的“虚构的团体”。二是推崇个人对于社会的价值优先性,即把个人权利奉为圭臬,而把社会的制度安排仅仅看作是保障或实现个人权利的工具与手段。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特别强调,尊重个人的最高价值,首先意味着摆脱来自社会的种种不合理压束。因此,在思想取向方面,他们是各种形式的集体主义、国家主义和权威主义的近乎本能的反对者。

  2.世俗幸福的积极确认。

  如果说,个人作为价值主体具有不受外来干预的自我支配权,那么,当他在现实生活中按照自己的方式追求其利益和目标的时候,便应给予充分的认可。此乃个性自由的实质内容。作为中世俗禁欲伦理的对立面,这种个性自由所确认的幸福追求,不是超验的和彼岸的,而是现世的和感性的。彼特拉克的名言――“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即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素朴表达。在后来的历史演化中,对现世感性幸福的追求有两个主要走向。一是追逐财富、积聚资本的功利谋划,可称为“功利型个人主义”;一是寻觅新奇、张扬自我的个性表现,可称为“表现型个人主义”。它们构成了现代自由生活的两种基本样态。

  3.多元追求的自觉倡导。

  个人既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那么,摆脱外部力量的左右,通过独立的思考去自主行使判断,并在此基础上自我导向、自我设计、自我塑造,便应视为一项正当、合理的生活准则。在近代西方,这一准则发端于文艺复兴,确立于启蒙运动,而它在现世平台上的广泛实践,即是个人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或多元化。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个性自由决不是千篇一律。就条件和途径来说,它意味着承认差别,允许多样实验的宽松氛围;就气质和追求而论,则意味着“拒绝向习俗屈膝”,超拔于平庸之上的首创精神。如果这种首创精神常常表现为某种类型的怪僻,那么自由主义者决不把这种怪僻看作应予谴责和整肃的对象。理由很简单:“凡性格力量丰足的时候和地方,怪僻性也就越丰足;一个社会中怪僻性的数量总是和那个社会中所含天才异秉及精神力量的数量成正比的。”

  在一般意义上,传统道德规范和行为模式具有守成性特征。中世纪的禁欲伦理和教会专权把这个特征发展成了对个体生命的强制性压抑。因此,当新时代的个性自由浪潮冲开禁欲和专制大门的时候,它在现代文明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的。所以直到今天,人们仍习惯于把解放当作自由的同义语。如果换一个更朴实的说法,解放就是释放,亦即疏通一切淤塞的渠道,顺乎自然,让每一个人的幸福渴望和生命潜能在最少限制的自由环境里畅畅快快地排释。这或许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信徒的典型心态。但是另一方面,纵令充分认可个性解放的历史进步意义,并把它作为具有正当性的价值原则予以接受,也仍然有理由就这一原则的正当性的合理限度提出追问。

  因此,关于自由主义的文化社会学分析,可以循着以下几个依次递进的层次来展开。其一,自由主义如何获得了挣脱传统束缚的成长条件?其二,在颠覆传统价值之后,自由主义怎样向社会生活诸领域渗透与扩张,并博得了文化霸权地位?其三,自由主义对社会生活的指导与组织,在社会实践中滋生了哪种类型的矛盾冲突?最后,怎样为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划界,并寻求抑制其负面效应的文化资源?回答这些设问构成了本篇的主要内容。

   (二)中篇:自然的数学化和行动的合理化

  世俗趣味的高涨和自由秩序的扩展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与此相对应,现代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可概括为科学精神的普及和工具理性的蔓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思想家将“合理性”与“合理化”视为开启现代文明之锁的钥匙,甚至当成了“现代性” 与“现代化”的同义语。大致来说,现代文明进程的工具理性取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抽象还原、定量计算的标准化逻辑

  这种逻辑的原初样板是数学。“数学的特点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完全摆脱特殊事例,甚至可以摆脱任何一类特殊的实有。” 因此,数学的清晰、严谨和确定,是建立在撇开具体内容的纯形式的抽象性和齐一性基础之上的。伽里略把宇宙看作一部用数学符号写成的大书,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一个象征性界碑,它表明一种将自然数学化的努力已逐步定型为标准的理性认知模式。按照这种模式,“在时空世界中的无限多样的物体的共存本身是一种数学的理性的共存。”因此,讲究普适性、规范性的理性思维,原则上不承认什么独一无二的东西。对它来说,任何事物都可以在形式上还原化约,并能依据自明的公理和规则在量上精确地加以运演计算。所谓工具理性的社会蔓延,从根本上讲,就是这样一种将自然数学化的努力由科学领域向技术、经济、政治、法律及日常生活等广泛的社会领域全方位移植。

  2.预测和控制外部对象的基本旨趣

  培根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表露了作为一般进步潮流的启蒙精神的工具理性取向。这个取向由两个旨趣锁合而成。其一,就对自然的认知来说,启蒙理性诉诸科学而不是巫术。它通过抽象还原和定量计算,将自然对象转变为在数学等式中可理解的东西。 “人们一旦掌握了公式,就能对具体的实际的直观的生活世界中的事件作出实践上所需要的,且具有确定性的预言。”只有紧紧依靠这种确定性预言,才能合理地设计出现实可行的操作目标。其二,就对自然的控制来说,启蒙理性诉诸标准化技术而不是传统的个人技艺。因为,“如果从其特殊的方面来看待现象的话,那么每一事件就会永远是新的、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而反之,如果我们希望去预测和控制,那么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 ‘重复的要素上’,每一个实例必须被看作是某一规律或规则性的一个指标。一旦现象以这种方式被简化为一种共同的单位,它们就变成可驾驭的了。”由于标准化技术的运用不仅严格遵循科学认知的一般原则,而且还在控制自然的努力中显示出无与伦比的效率优势,因此,在成功经验的诱导和激励下,它必定会向经济、政治及其他社会领域迅速扩散。

  3.追求最优方案、最佳手段、最高效率的有效性思维

  工具理性主导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根本说来同道德理想追求无涉,而与一种或公开、或隐蔽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发生着密切关联。在这个意义上,休谟主张烧掉不含有数量方面的抽象推论和实在事实方面的经验推论的神学著作与哲学著作,可视为一个象征口号,它预示着,讲究实证有效的工具理性在本质上拒斥任何形式的非理性追求― ―不仅包括神话巫术和传统习惯,而且也包括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和浪漫主义的情感冲动。对它来说,所有问题都是“技术性的”,而理性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在具体境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功用和效果。因此,一方面不是从道义理想而是从科学预测出发,权衡利害,合理地设计行动目标;另一方面不是从情感和良知而是从功能与形式出发,以少求多,合理地选择最佳手段和最佳途径,构成了工具理性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取向。“它强调功能关系和数量。它的行动目标是效率和最佳标准。”服从于这一标准,将不仅把自然物,而且也会把人本身还原为可通约、可置换、可计量的职能角色,像机器部件一样来组织、协调、控制和管理。

  4.人类物质需求相对于其他需求的绝对优先性

  工具理性是一种效率逻辑;而所谓效率,归根到底是以旨在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为落脚点的。在这个意义上,工具理性与世俗功利趣味有着本质的契合。一方面,市场经济体系对工具理性的社会蔓延给予有力驱动;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又为最合理地利用资源提供了科学技巧。这种技巧的高明之处在于,它能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从而使经济生活不再成为“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比赛”,而在某种程度上使“每个人最终都可能成为胜利者,尽管收获有所不同。”这就以极其诱人的丰裕前景强化了财富增长相对于人类其他需求,包括情感需求和精神需求的不可倒置的优先权。结果就是,人类不仅把自己的才华大规模地投入技术-经济体系,而且所有的社会组织与制度安排都必须适应和服务于这个体系,以保障它不断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和越来越高的生产率。今天,实行科学决策,合理配置资源,维护和保障技术-经济体系的高效运作,甚至成了毋容置疑的合法性论据。

  事实上,倘把科学技术看作工具理性品格的典型示范,则它对人类生活的决定性影响,还不止表现在物质财富的创造,更重要的是,它以无比巨大的能量改塑了人类的思维、情感和生活样态。现在,“人是机器”的说法已被超越,使机器像人一样思维并赋予它和人类差不多的血肉与情感才是更高水平;工厂里的标准化流水作业算不了什么,成本和利润的科学核算亦十分平常,复制人的经验瞬间乃至“克隆”出同母体分毫不差的生命机体才是更了不起的创新;人仍然要面对吃、喝、住、穿等实际问题,但网络时代的数字化生存却似乎使“虚拟”成了更高的境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问题是:所有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现代文明的理性化与技术化取向要不要节制呢?将人类命运完全托付给科学技术是稳当可靠的吗?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解答,构成了本篇的主要内容。

  (三)下篇 :漂泊的性灵和放纵的肉身

  世俗化和理性化是现代文明的两股主导潮流。无论在品格上还是在历史上,这两股潮流都存在着一种积极的共生关系。一方面,工具理性可被用来,而且很早就被用来充当功利谋划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功利谋划一开始就离不开,而且其完备形式更在根本上依托于一种精明的理性算计。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具理性与功利谋划愈益紧密地锁合,并呈现出了加速度的互动态势。新技术的应用,成本-收益的精确计量,使企业经营不断提高着规范化和标准化水平;反过来,市场逻辑的强力驱使又给工具理性的蔓延以巨大刺激,从而帮助它成功地启动了社会生活全盘数字化的进程。这个进程所可能达到的广度与深度,是谁也无法完全预料的。

  但是可以肯定,一个按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模式组织起来的世界,根本说来是一个无灵性的世界。所以,从这个世界初露端倪的那一天起,就有一些人本思想家深感惶惑,而嗣后的浪漫主义者及其现代传人,则更对它表示了深深的焦虑、忧心乃至满腔的愤怒。他们站在现代工商-技术文明的对立面,指控物质崇拜卑污庸俗、制度规范枯燥乏味、科学理性冷漠无情,其义无返顾的叛逆姿态,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现代图景的实质性分裂要素。贝尔把这一现象称之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如果对这一矛盾作扼要的梳理,大致上可以就浪漫思想家及其现代追随者或回应者所开拓的审美现代性路线作出三个基本判断。

  1、 以艺术审美替代宗教信仰,承当人生意义的信护天职。

  作为一个有灵性的生命,人需要一个精神家园。但是,浪漫诗人和浪漫哲人敏锐地觉察到,现代文明的发育却造成了诸神的阙如。人在庸俗的功利品味和冷漠的科学理性的支配下,变得重浊而破损,就像“一只被弃的碎壶的残片”一样,其生命的血液已经流散到砂土中去了。浪漫主义者为此而感到孤独、郁闷和忧心。谓之性灵的漂泊。正因如此,精神返乡就成了浪漫主义者的最基本的生存关怀。他们赋予自己的一个神圣天职,就是在诸神退隐的漫漫黑夜里,用诗的深情倾诉给人间引来一线朗照的亮光。从这个角度来看,浪漫主义者的一个基本诉求,是用艺术取代宗教,给人生提供意义解说,承当起信护生命价值的救赎功能。

  2、 以天才智慧超越庸俗常态,追求狂傲自恃的个性表现。

  浪漫主义诞生于“对工具理性以及从这个理性流出的道德和社会形式的抗议中”。因此,它在直观形式上所呈现出来的,乃是一种否定性的叛逆形象。在浪漫哲人和浪漫诗人那里,对世俗化和理性化潮流的抗拒衍生了不同的生存样态。但是,不管这些生存样态存在多大差异,是内敛的自我品味也好,外显的我行我素也罢,其根本的精神支撑却有着高度的契合,那就是坚持并伸张审美对功利、艺术对科学、情感对理智、诗人对俗人、天才对庸众的价值优先性。在这个意义上,从早年的浪漫主义先驱到晚近的现代派艺术家,骨子里都有一种高傲的贵族情结或精英派头。他们自觉有神奇的眼光,能够穿透现实的阴暗,彻悟自然和生命的真谛,所以,也就有正当的资格俯瞰众生,蔑视俗规,挣脱羁绊,特立独行,凸显帝王一般的为我独尊。谓之“表现型个人主义”。

  3、以生命激情对抗社会规范,滋育快感冲锋的肉身放纵。

  用艺术替代宗教来阐释生命意义的努力,虽然在社会转型时期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白,但是,它对生命价值的审美核准,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一个朝着松弛和放纵一端移动的方向。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艺术审美的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正因如此,作为这一原则之倡导者和践行者的浪漫哲人与浪漫诗人,就生存根基来说,便与传统的归属纽带无关,而富有一种彻头彻尾的现代品格。他们不仅与“功利型个人主义”分享了同样的前提,而且以诗化的艺术风范为个体本位的现代价值取向补充了一个独创性的关键要素。由于浪漫主义的影响,“表现性个体遂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石。”但是另一方面,浪漫主义所推崇的“表现性个体”在现代图景中又扮演了一个另类角色。它褒激情贬理智、倡自发抑反思,其对感性生命和本能欲望的艺术表现,无论在审美范畴内还是在生活场景中,都诱发和滋育了一种难以遏制的越轨冲动。到现代派艺术那里,这种冲动更是到了否认一切边界的地步。“它尽力扩张,寻觅各种经验,不受限制,遍地掘发。”问题的关键在于,审美现代性路线的狂飙突进,不仅将革命的矛头对准拜金主义的市侩风气和工具理性主义的刻板教条,而且指向了广泛意义的传统成规、道德禁忌和社会规范。结果,千百年来借以维系伦理秩序的那种对丧失约束的本能冲动的警惕与恐惧,就被一步步扫荡,而享受官能快乐的强度与密度,则成了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辩护。

  按照贝尔的看法,在西方社会长期发生作用的基督教传统,严格设定了一条区分神圣与邪恶的道德边界。宗教的一个基本功能,就在于把守这条边界,防止人们堕入邪恶的深渊。谓之“驯服魔鬼”。可是,随着“表现型个人主义”的成长,这条边界却一步步被蚕食了。在这个过程中,卢梭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以“忏悔”的方式来表现自我,开了一代新风。但是按照尼采的测量,卢梭所奠立的里程碑却显得高度不够。在他看来,这位《忏悔录》的作者竟然跪在上帝法庭面前争辩“谁比我好”之类的问题,女人味十足,实乃“ 弱者”的病态呻吟。尼采干脆宣布“上帝死了”。上帝既死,就再无神圣的道德法庭,人因而可以超于善恶之外。“一切皆虚妄”,“一切皆允许”。由于推崇一无所负的快乐人生,强调一切都可以探索,什么都可以咀嚼玩味,于是,现代文化的基本品格就不再是驯服魔鬼,而是拥抱魔鬼,甚或从中取乐,寻找起所谓创造性的源泉来了。但是需要指出,随着从现代到后现代的文化变迁,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壕沟已被填平。从此,无所顾忌地张扬个性,已不是少数文化精英的贵族式特权,而成了大众的某种普遍追求。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艺术家兼英雄的强烈渴望,促成“天才的民主化”,结果便是游戏式人生心态和娱乐道德观的胜利凯旋。

  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是:所有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它给现代图景涂上了一层什么色彩?其负面效应将会达到怎样的程度?进而,应当如何为道德生态的重建确定一个健康的方向?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和分析,构成了本篇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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