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专业史学期刊的兴起,是现代史学制度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史学期刊这一形式出现的本身就是史学现代转型中的重要元素,显示出史学研究较之以往所出现的新的起点与重大转向,新兴的学术发表行为更是改变了民国史学研究的整体形态。正是这种改变使得史学研究逐渐走向学院化、专业化,复归其纯粹的学术本色,而史学自身与时代的疏离也愈加明显。

一 二十年代末期专业史学期刊开始兴起

  学术期刊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学报。早在1895年,由陈虬主持,浙江利济医院学堂筹办了《利济学堂报》,被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校刊」。1这份校刊虽然已经具备了现代学术期刊的一些基本形式,但仍属综合性杂志,所刊内容庞杂,并非专业性的学术期刊。

  专业史学期刊的兴起是伴随学术机构的出现而出现的。大学史学系与专业史学研究机构纷纷设立之后,公开讨论的学术风气渐渐浓厚,至1920年代,史学学会开始在高校出现并日趋活跃。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于1920年宣告成立,1920年5月,南高文史地部学生成立了史地研究会,北京大学史学会成立于1922年,1927年5月12日,清华大学史学会成立,1929年,燕京大学历史学会成立。这些学会都办起了自己的学术期刊作为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以期联络同仁、交换学术心得。

  学术性的史学期刊最初是以史学与地理学结合的方式出现的,史学与地理学常合为一刊,如北京高师史地学会主办的《史地丛刊》(1920年)、南高史地研究会的《史地学报》(1921年)、中国史地学会的《史学与地学》(1926年)等。这种现象缘于史地之间的重要关联,当时史地二学常常并称,两者似乎不分,许多高校也是以史地结合的形式设系。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20年代中后期也常常合称,典型的如傅斯年负责筹办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两个机构的机关刊物《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有前后相继之处。尤其是后者的创办,更是民国史学的标志性实践,它是当时史界风气与研究水准的最集中体现。

  同一时期,大量的史学论文也发表于以「国学」命名的刊物,如北大国学门的《国学季刊》2(1923年),清华国学院的《国学论丛》(1927年)等,史学的篇幅在其中占据了极大的分量。从胡适在著名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所列举的国学研究中的十个方面来看,当时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史学。3

  专门以史学为内容的期刊出现在1920年代末期,同在1929年发行的《史学杂志》(南京中国史学会)、《史学年报》(燕京大学史学会)和《成大史学杂志》(成都大学史学研究会)是现今所见最早的专门性史学期刊。至少在外在形式上,此时的史学逐渐与地理学,语言学划清了界限,并逐渐从国学中分离出来,史学的独立化趋势加快。

  30年代中期,以《禹贡》、《食货》为代表的更加专门的期刊出现,这些期刊已经突破了把史学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观念,史学内部的一些学科次领域已经凭借特定期刊有了比较明显的边界意识,一些学术群体也开始以期刊为阵地有了最初的聚集。如历史地理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等新兴学术研究领域就是在此基础之上衍生,史学的分工更加细密。

  专门性史学期刊兴起之后,一些综合性高校的学报,如《清华学报》、《燕京学报》等,刊布的论文中史学一类所占比重仍然为最大。这种情况从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的整体学术生态,同时也反映了史学在走向独立化进程中的复杂性。

   1949年,齐思和在回顾清末至民国的史学发展时提到了二三十年代许多著名的史学期刊,并认为「我们史学的拓荒工作,多半首先在这里发表,这里面实蕴藏著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研究的大部成绩。」4而张春树则将民国史学期刊的贡献概括为四点:第一,扩大国史研究之领域与资料之范围;第二,开拓历史解释之架构与范畴;第三,加深史学分析之角度与幅度;第四,养成众多之具高度史才、史学、史识并多具科学分析方法之青年史学家。总的成果就是引导中国之史学研究进入新境界,打下新基础。5可见史学期刊对于现代中国史学影响的深远程度要超过我们既往的认知。

二 史学期刊与学术发表

  学术的发表,是现代学术建制中的重要一环。但在没有学术期刊的时代,学人们凭借什么而相互论学?「书信,尤其是论学的书信,在没有『学报』的时代,每每带有学报的功能,用来流通自己的发现或新见解。」6艾尔曼也论述了18世纪前后,私人通信会晤在江南考据学这个学术共同体中的学术交流的重要作用。他引用一位叫奥泽•瓦莱的话,认为18世纪还没有学术期刊。学术同行之间的书信交流弥补了这一缺憾,袁枚等许多学者把书信当作一种进行某些不宜以专著或论文形式发表的临时性研究的方式。后来,人们把学术信件收集起来,或编入作者的文集,或单独成集出版。而且当时,各种信件文稿常为朋友传抄,甚至交给他人阅读、讨论。章学诚就采用这种方式宣传自己的主张。钱大昕也常以通信方式委婉地指出同行、朋友出现的学术失误。7

  专业期刊兴起之后,私人间论学的通信也开始刊登在公开发行的期刊中,学人间私下的讨论延展到了学人们普遍的公共视野之内。1922年,柳诒征在其主编的《史地学报》上发表文章,抨击章太炎「诋诃孔子」,是「诬蔑古代圣贤」,「坐儒家以万恶之名,不知是何心肝也」。章致信于柳进行答复,柳将此信以〈致柳翼谋书〉为名,刊登在《史地学报》第二卷第三期上。8最典型的例子是顾颉刚与钱玄同的通信。顾将与钱的通信以《答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在《努力》周报的学术副刊《读书杂志》上,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古史辨大讨论,深刻影响了现代史学的发展。

  学术的发表行为使现代学者从事研究的过程产生了根本变异,改变了学者获取资讯及其撰述的方式。大部分学者的论著,皆先揭橥报刊杂志上,其后或经修补增删,收入文集再出版。而且,学人们在广泛披览报刊杂志之后,就进入一个与并世学者发生紧密互动的交流空间,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在受人影响、与人论辩的过程中,一面形成、修正自己的观点,一面补充、驳正他人的说法。9当谭其骧对《禹贡》的编辑工作提出质疑,认为浪费自己时间时,顾颉刚就认为:「现在研究学问已不是一个目不窥园可以独立城就的,分工合作乃是避免不了的方式。你要一个人编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而实际上是无数个人帮著你的。一个人精神有限,对于一种学问,无论怎样用心,总有看不到的材料,想不到的问题。几个人一起讨论,就都看到了,想到了。你说你不赞成编《禹贡》,试问你将来编纂『沿革史』时能否不看《禹贡》?」10同时,文章通过发表,作者的观点能够在学术圈内被更多的人接触,并引起公开讨论与评价,对于文章本身也是不断修订、不断再创作的过程,「因此从这个层面来看,在期刊上发表文章,或是出版学术撰著,皆可视为是现代学术型塑客观价值的重要活动。」11

  文章的发表使一种学术成果或者学术观点能够更快的传播,使一种成果被更多的学人分享。远在浙江的夏承焘可以看到北平出版的《国学季刊》与《燕京学报》,且不时撰写呼应文字以为讨论。12而钱穆回忆,他在北平旧书肆购得顾祖禹嘉庆刊本的《读史方舆纪要》之前八卷,为此写作一文刊于《禹贡》。浙江兴业银行行长叶景揆曾为此文专门拜访。他发表于《燕京学报》的《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曾获欧洲某汉学家来函推崇,这位汉学家认为读过此文后,「乃知中国学术问题需由中国人自加论定,非异邦人所能为力也。」而且胡适在与顾颉刚讨论老子年代时,也提及了此文。13可以说,「机关刊物已经成为20世纪学人发表研究心得,交换学术资讯的主要场域。」14

  年轻人是期刊兴起的最大获益者,正是期刊为年轻人在毕业之后继续学习提供了巨大的机会。1935年10月23日,顾颉刚致傅斯年信为禹贡学会经费求援时又言及:「弟之经验,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四五年中不做学问工作,他的一生就不能再做这个工作了。研究院的用处,就在大学毕业后能再与他一个读书的机会,而弟之敢办这个性质的半月刊,也就是因为有燕大研究院生的学力作后盾;这半月刊的进展,也就是研究院生的学力的进展。」15

  期刊使年轻人学术成果的及时发表有了制度性的媒介,他们有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最好机会。对一个初学者而言,如果其作品能够发表在具有公信力的学术期刊上,往往有很大的激励作用。罗尔纲在写完《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以后,经过与胡适多次反复讨论,胡适才允许其发表在《国学季刊》上,平添了他日后继续研究的勇气。而1936年夏,罗尔纲在《益世报•史学》中以笔名「幼梧」发表《金石萃编唐碑补订偶记》,胡适鼓励他把「此项金石补订笔记之最工者,陆续送给《国学季刊》发表,用真姓名。此项文字可以给你一个学术的地位,故应用真名」16胡适的这句话表明其对于文章的「发表」这一社会行为的理解相当透澈。正如刘龙心所言,「闭门著述,藏诸名山的时代逐渐过去,民初学人已十分懂得如何藉由发表此一行为表现成绩。」17

  一大批青年才俊,通过发表论文,更多地出现在民国学术界的学术视野当中,使学界对他们产生了初步的印象,论文成为最直观的敲门砖。1935年秋,罗尔纲在《益世报•史学》上发表了一篇〈淮军的兴起〉,指出淮军「为曾国藩济湘军之穷,弥缝他本人无限之缺憾而假李鸿章之手来创立的」。就引起了当时清华文学史学系当时的主任蒋庭黼的注意,认为是「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言的真相」。于是请吴晗帮助约见罗尔纲。并在第二年春出任驻苏联大使时,推荐罗尔纲接任其在清华所开设的中国近代史课程。18与以前相比,学术的「发表」行为使年轻人被埋没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反而年少即享有盛名,期刊对此功不可没。

  侯仁之晚年回忆:《禹贡》半月刊创刊时,他正在燕大读大学二年级,顾颉刚让他写一篇习作,题为〈汉书地理志中所释之职方山川泽 〉,成稿以后,能否发表,当时并无信心,但「出乎意料的是这样一篇习作,很快就在《禹贡》半月刊上登载出来。尤其使我惊异的是这篇文章的绪论和结语,都经过了颉刚老师的修改、补充和润饰,竟使我难于辨认是我自己写作的了。这件事大大激励了我,我决心去钻研古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191981年,杨向奎评价道,《禹贡》「造就了许多人,现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大家名家全是那是出来的。」20文章的发表不仅可以宣扬学术观念,交流学习心得,表现学术成果,更可建立作者自身的学术声望。比之前人,个人的研究成果得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学者得到社会认识的机会大大增强。

三 学术如何表述

  贺昌群认为「论文」是由「札记」一类的文字演变而来。21艾尔曼也提出,18世纪考据学通行的研究方式是札记体著作,他本身既是清代学者重要的著述形式,又可被视为供其他学者引用的资料性著作。而宋明理学家的多数作品是抽象思辨的记录,他们大多采用问答、格言、辩论、诗歌等著述形式。22而到了赵翼时期,其治学方式已经与18世纪干嘉时代通行的史学方法不一样而「独创一格」了,即「创出将正史分成若干小题来研究的方法」。23

  这一说法也得到后来者呼应。李弘祺就认为,传统中国人治学从笔记的短篇记述或考证而逐渐发展出撰写长篇札记的方法,「在清朝时用以治经考史,竟然能演化成一种简单而实用的归纳法。后来因为合数篇考证而使一些史家能开始作有系统的寻绎历史演变的通则,写成长篇探讨制度、风俗、文物的作品」。尤其是赵翼等人的「札记」,其「长处便在于能把论点作有条理的表达与叙述,而其叙述的本身便是举证」,已接近于后来的「学术论文」体。这样的写作方法为晚清以来中国史家所熟悉,因此才能「大致承受得了近代西洋史学之冲击」。从章太炎的《官制索隐》到王国维、罗振玉的古史著述,再到顾颉刚关于古史「层累堆积说」的表述,中国学者进而接受现代西方史学的写作方法,正是「很自然的演变」。24

  贺昌群在1943年就认为「我国学术文字最初具有论文形式的,似以光绪三十一年(1903年)创刊的《国粹学报》中所载为最早」。25齐思和在1949年同样将学术论文与期刊杂志的兴起联系起来相考察,「民国以来的史学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郭沫若等先生,他们的研绩俱是以专题论文的方式发表出来的,除了他们的作品之外,无数的专题论文,在学术杂志中发表,成了我们现代史学的基础。这种风气经几位大师的提倡,和西洋前例的引导,到了民国十年以后,专门的学术杂志便纷纷的出现了。」26

   「学术论文」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高校开始纷纷开设论文的指导课程以及将论文规定为学生必须完成的任务。早在1920年代,北大的课程即包括教授学生如何写作学术论文,近年在巴黎图书馆所发现的早期的北大讲义中,就包括「学术文习作示例」,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的文章,如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的文章,就经常被用作课堂上的示例,而且当时在学术论文写作的体例、方法、技巧等问题上都形成了一定的理论。27

  同一时期,燕京大学历史系也已经开始设立史学方法与史学练习等课程,当时这些课的主讲者为洪业,从其所列的授课大纲中可以看出,这些课程主要以训练学生在研究上的操作技巧为目的,即学生如何将其所学表述出来。在史学方法课上,洪业先把讲授重点放在史料的如何寻检,记录,批评及报告,再提出浅近的问题供学生们练习。在史学练习一课上继续注重「书籍文稿之校雠及订定」,以及题跋和短篇考证论文的习作。而在更进一步的史学方法课程上,洪业则更进一步细论撰写毕业论文的种种,如「选题之标准,考证之程式,解释之理论及编纂之格式」等等,可谓对学生撰写「学术论文」进行系统的指导。28当时就读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周一良回忆:洪业于课堂上经常强调「引书必须忠于原文,引用前人说法和材料必须注明出处,尽量追溯第一手史料」等基本概念,并要求学生必须按照他课堂讲授的方法试写论文,确实使他获得「极有益的训练」。29这也可以在其他记录中得到验证,《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记录:「洪师撰有『研究论文格式举要』一册,凡主修历史系,又选修历史方法者,莫不同受其益,其对于日后诸生撰作毕业论文与一般学术论著,裨益殊多。至今坊间类此指导学子撰作研究论文之专著,尚无堪与之抗衡者。」30

  当时,对于论文的撰写也有硬性要求,不只是研究所的学生必须撰写毕业论文,许多学校也要求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必须完成毕业论文之后才能毕业。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多数学生在三年级下半学期开始就分头找导师,商量自己的论文题目。因此,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通常有足足一年半的时间中都要用在论文的写作之上。他们的毕业论文大多水准都比较高,其中特别优秀的就发表在《史学年报》上。而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学生入学之初就规定学生毕业要有学术论文,要求「学生于报考时,即须认定学科范围」,入学后则以报考时的范围与教授商定「专修题目」,因此学生到校后通常很快就会拟出自己的研究题目,并在一至两年的时间里完成论文。31

  对于论文,清华十分强调规范性。其《学生毕业论文细则》中详细注明了学生毕业论文中必须遵守的格式。其中「乙、论文中引用句出处,须注明著者,书名,版本,出版处及页数。」「丙、论文之末,须表列所用参考书,列明著者,书名,版本,出版处。」32而此时正在清华上课的陈寅恪对论文的见解则是宏观的,他强调的是材料与结论的新颖性,如果资料与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的,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33青年学生在大学期间受到了严格的论文写作训练并把这种风气普及于整个学术界,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越来越规范,1934年,贺昌群已经认为论文体裁「愈演进,组织愈谨严、愈深刻」了。34到了1943年,他更是断言「今日中国的历史学是一个论文写作或专题研究的时代。」35

  然而,正是源于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学术论文要公开发表并接受评价,作者总是尽可能将个人的色彩减到最少,进而强调最为客观的研究。加之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更多的介入到文章之中,新史家们应用现代意识和所谓科学的方法,以学术论文为载体,在几千年来累积成的浩如烟海的旧史料中透过一番新的洗礼,重新估价每个时代的每件事情,而给予一种至少在现代认为正确的意义和解释。梁启超的那种「笔锋常带感情」的写法已经过时了,代之以纯粹「客观化」的表述,历史研究的「诗性之美」在学术论文这种规范化的形式下得到最大程度的削弱。

  期刊上的「学术论文」 已经成为一个人学力的直观衡量。1933年11月,陈寅恪致函傅斯年,郑重推荐即将回国的张荫麟进入史语所或北京大学史学系,谓:「张君惟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所著述之学术论文多为考证中国史性质,大抵散见于《燕京学报》等。」36顾颉刚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透出他对谭其骧十分欣赏,「看《禹贡》半月刊,《史学年报》,《燕京学报》诸刊物所载可知,他在燕大研究院毕业生中应列第一。」37此外,论文更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学术水准的参考,「在学术的阵地上,论文是最前锋的,一种或一国的学术的进步,单看那论文的内容所达到的深浅,便可知道。」38

   「学术论文」这种述学文体的产生,也反映了近代史学研究风气的转移。论文往往是专题研究,陷于篇幅,往往选择一个具体的问题,凭借第一手资料,常有所创见,这种问题取向的、窄而深的研究,与传统学人十分强调的「贵通人不贵专家」的观念相当不同。同时,相对于专著,「论文」这种体裁对作者学术功底的要求相对较低,且因篇幅短小,学术生产的周期缩短,发表文章甚至可以成为成名的捷径,此点对青年学生尤其具有号召力。贺昌群就说过,「著书难免杂凑,论文便不必杂凑,不当杂凑了。一个求知欲极炽而又极沉潜的人,无论学自然科学或文化学科,我想大概不愿耗费他的时间去写一部至少一二十万字的著作(把他一点一滴得到的结果整理而成一部著作的,当然例外)。」而且,对于论文作者而言,「他仅须较短的时间将他研究的成果点点滴滴的报告出来,学术的新领地的开拓,是要有这些前驱者才能扩大的。」39「学术论文」已经开始主导民国史学的发展走向了。

四 学术与时代的脱节──走向专门之路

  史学期刊虽然在二三十年代大量兴起,但是对于期刊这种形式的存在很早就存有争议,如何处理思想、学术与期刊杂志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个问题。王国维很早就指出:「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之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40熊十力在1920年也注意到,「今日优秀之才,多从事于杂志;以东鳞西爪之学说鼓舞青年,对于精深之学术,不能澄思渺虑,为有系统之研究。默观今日各校学生,每日除照例上课外,人人读杂志,人人做杂志(此举大数言,不能说无例外)。长此不改,将永远有绝学之忧。」41到了30年代,张尔田更是断言「真学问必不能于学校中求,真著述亦必不能于杂志中求。」42

  此种观念具体的实践可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例,在其开办之初,吴宓与研究院内导师原意都不主张办刊,而是希望学生应专心研究,不要把心思过多用在刊物的撰述与编辑上。清华国学研究院在第一次教务会议上有《本院不刊发杂志》的决议。(1)杂志按期出版,内容材料难得精,若以照片祝辞等充塞敷衍,于本院声明有损无益;(2)学生研究年限,暂定一年,研究时间已苦无多,若再分心于杂志之著述及编辑,必荒学业;(3)佳作可刊入丛书,短篇可于《周刊》及《学报》中分别刊登。43然而刘盼遂,吴其昌等学生却一再要求吴宓允其出版定期刊物,「以表现成绩而资宣传」。后吴宓耐不住学生的要求,办起了《国学论丛》,作为师生发表的园地。44

  不管是王国维还是吴宓、张尔田,都将杂志定位于社会思想的鼓动者,在他们眼中,杂志只是一种政治工具,一种通俗读物,甚至将杂志与真学问对立起来。而正是这些言论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杂志对于思想普及的巨大威力。45

  然而,新兴的专门性学术期刊已与一般杂志不同,其反映的是平稳、冷静和理智的风格,尤其在30年代上半期,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专尚考据的一派跃居民国学术主流,北平的学术界里甚至充满著「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46在各种文史类主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自然大多数更是有关某个史实、某种典制、某类金石器物或某个文字的考证。这些文字深奥难懂,文章的读者群被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之内,学术不再负有传播思想的责任而走向纯粹专业化、学院化,史学不再注意自身的社会功能。这种情形表明在五四时代各种思想竞相传播的激流过后,知识界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于具体学术问题的探讨,反映出学界风气向纯粹学术的回归。

  从根本上说,胡适、傅斯年这一代史家的这种学术取向与他们对史学功能的认识息息相关。他们希望历史不要成为道德教训的工具,不要让仁义道德干扰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同时也要把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切断。47虽然在30年代中后期,随著国难危机逐渐逼近,傅斯年等人重新思考史学的社会功能并有所尝试,一些专业史学团体也开始与报纸合作,在《大公报》、《益世报》、《中央日报》等报刊上开辟通俗性的史学副刊,力图唤起国人的危机意识,但史学研究的纯学术化趋势似乎不可逆转。

  民国时期,大学,研究机构与期刊常常三位一体,学人越来越多地将研究成果发表于期刊而非报纸或是一般文化性刊物上。学术期刊的发行范围只是学术设群,发表的论文自然不再注意一般读者,不考虑对群众的影响。1926年1月1日,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写作了〈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其中的主要内容即为「我们研究的目的,只是要说明一件事实,绝不是要把研究的结果送与社会应用」,「我们得到的结果也许可以致用,但这是我们的意外收获,而不是我们研究时的目的」,「这种的斟酌取择原是政治家、社会改造家、教育家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的事情」。1929年2月顾颉刚为《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第六集撰写的序文中,仍然强调「专门的学问是不必普及的」,但要争取「一般人的最小限度的谅解」。正如钱穆后来总结的那样,民国学术与时代逐渐脱节,「此数十年来,国内思想潮流及一切实务推进,其事乃操纵于报章与杂志期刊。大学讲堂以及研究院,作高深学术探讨者,皆不能有领导思想之力量,并亦无此抱负」。48严谨的学术期刊与一般的社会杂志由于面向不同的读者群,因此而有了一个逐渐疏离并最终确立二者边界的过程,学术也开始回归其象牙塔的原位,不再负有引领社会风气的作用。正是这种有意识的区分突出了学术刊物在学术发展中的媒介角色,也使得它的功能更加纯粹与单一。

  在学术史的视野内,近代由经入史,史学处于民国学术的核心地位;而将目光投注整个社会,从致用的角度出发,是新兴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天下。49史学在确立自身学科专业化的同时,与社会、时代的脱节趋势愈加明显,这虽是史学发展所必须,然亦把自身推向困境。正是史学的自身定位日益专门,不能表现出它对社会的立即价值,尤其是进入战争状态之后,纯正的史学研究早已不是国家的必需, 在此种局面之下,史学被迫退居边缘的命运也就可以想见了。

* 本文所论述的史学期刊主要以专门发表史学文章的刊物为中心,但二三十年代史学并非独立的学科,其与地理学、语言学等虽有逐渐疏离的倾向,却仍存在著紧密的联系,史学与这些学科常合为一刊。此外,当时在一些综合类的刊物以及大学学报中,史学内容通常也占据最大的分量,故本文将这些刊物都放在讨论视野之内,不过,所要重点论述的仍是专门以史学为独立内容的专门性史学期刊。

  注释
  1 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0页。此说不一定准确,在此只是为了说明学术期刊的萌芽形式出现的较早。
  2 贺昌群在1943年提到「中国新史学的基础,如果从北京大学出版的《国学季刊》创刊算起,至今还不到二十年」。参见〈哀张荫麟先生〉573-576页,《贺昌群文集》第三卷「文论及其他」,商务印书馆,2003年。 
  3 胡适列举的十个方面为:民族史、语言文字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经济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民俗史、文艺史、制度史。见《国学季刊》第1卷1号,1923年1月。 
  4 齐思和文中所列虽有遗漏,但基本上涵盖了民国时期有影响的史学期刊。参见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二卷,燕京大学法学院出版,1949年。 
  5 张春树:《民国史学与新宋学──纪念邓恭三先生并重温其史学》,载《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页。 
  6 王泛森:《汪悔翁与〈乙丙日记〉─兼论清季历史的潜流》,收入其《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第63页。 
  7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9─140页。
  8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633-634页。
  9 陈以爱:《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2年,第11页。
  10 王学典、孙延杰著《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第181-182页。  
  11 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370页。 
  12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夏承焘集》第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页69,135。 
  13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第184页,158页。
  14 刘龙心:《学术与时代》,第370页。 
  15 参见顾潮:《顾颉刚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十二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2页。
  16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订本),三联书店,1998年,第49页。余英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见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收入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年,第152页。 
  17 刘龙心:《学术与制度》,第370页。 
  18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第57页。  
  19 侯仁之:〈回忆与希望〉,《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20 杨向奎:〈回忆《禹贡》〉,《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21 贺昌群:〈一个对比〉,《贺昌群文集》第三卷,「文论及其他」,商务印书馆2003,第544页。
  22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21页。
  23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24 李弘祺:《泛论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意义》,收其《读史的乐趣》,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1,第213-224页。虽然赵翼等人的「札记」已经接近「论文」这种文体,但梁启超回忆他1890年在广东学海堂的学生生活时,记得每一位学生都备有一本札记册子,记录读书心得。而清代学者都十分推崇札记体,用以记录偶尔碰到、读到乃至听到的有价值的史料。清代考据学者也运用札记册子,收集与有关选题相关的史料。至少在此时,学术论文还没有普遍流行。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第51页。 
  25 贺昌群:〈一个对比〉,《贺昌群文集》第三卷,第544页。
  26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27 参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在巴黎邂逅『老北大』」部分,第280-291页。 
  28 以上所见北平私立燕京大学:《北平私立燕京大学一览》(民国26-27年度),无出版者,第107-108页。
  29 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158页。
  30 《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民国71年,第123页。当时,何炳松写作了两篇同名的《历史研究法》,其中都对论文的写作格式与方法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说明,二文分别收入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商务印书馆1997。见第二卷第240-264页,第四卷第62-70页。
  31 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2,第358页。
  32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国立清华大学时期(1928-1937)》,第2卷,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第194页。 
  33 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见《追忆陈寅恪》,第105页。
  34 贺昌群:〈一个对比〉,《贺昌群文集》第三卷,第544页。 
  35 贺昌群:〈哀张荫麟先生〉,《贺昌群文集》第三卷「文论及其他」,商务印书馆2003,第574页。
  36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1,第47页。  
  37 顾颉刚致胡适信,1934年9月25日。参见王学典、孙延杰著:《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第172页。 
  38 贺昌群:〈一个对比〉,《贺昌群文集》第三卷,第544页。 
  39 贺昌群:〈一个对比〉,《贺昌群文集》,第544页。  
  40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95页。 
  41 〈熊子真致蔡元培〉,《新潮》2卷4号(1920年5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828页。  
  42 夏承焘:《夏承焘集》第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27页。 
  43 孙敦恒:《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收入李赋宁等编《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2页。 
  44 《吴宓日记》第3册,三联书店,1998年,第85页。  
  45 陈以爱就观察到,近代印刷术传入中国后,引起了出版业的革新。各种新发行的报刊、杂志、书籍、小册子皆以知识界为倾销物件,导致观念传播的方式和速度均大异于前。参见其《学术与时代》,第10页。
  46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第171页。
  47 详细内容见傅斯年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10月。
  48 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新亚学报》第1期,1955年8月。转引自桑兵:《晚清民国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页。
  49 洪业就曾指出「诸位知道:历史的内容,向来注意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从前的人若要做点阅世知人、治国经邦之学,就要读历史。近代的局面,有点变了。要升官的,就修政治学;要发财的,就修经济学;要在社会活动的,就修社会学。诸如此类的学术,从前只是历史的支派。现在儿女各自成家,有时竟使历史被视若老朽,大有日暮途穷的状况了。」参见洪业:《历史在近代学术中之位置》,原载《师大月刊》第二十六期,1936年4月30日,收入《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