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锐,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西哲学文化的研究,著有《中西文化的振荡与循环》,《思想与生存》、《马一浮与现代中国》等。
1949年后,马一浮和当时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一样,都经历了巨大的心路历程。那些曾经在三、四十年代为倡扬儒学而著书立说的重要人物,在短暂的犹豫和观望之后,大都不同程度的转向或沉默了。在时代的巨大变迁面前,不管是那些理论的建构和讲学,还是如马一浮的“复性”[1] 都显得黯淡无力,在现实面前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也就像歌德所说,一切理论总是灰色的,生命之树才是常青的。许多人不再以儒家的道德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贺麟和冯友兰改宗了,不再‘接着讲’‘ 成贤成圣 ’的传统学问,或译著,或是‘照着讲’中土哲学的历史,”[2 ] 他们开始批判自己过去的唯心主义错误,用新的理论来指导生活和思想了。冯友兰完全放弃了他自己精心构建的新理学,并在70年代投入到对孔子的批判之中。梁漱溟后来在70年代的“批林批孔”中尽管以“一分为二’的态度来有限度的地为孔子辩护,但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远在重庆北碚的梁漱溟亲自到天生桥迎接解放军的到来。1951年10月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梁漱溟作了《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改造我自己》的发言,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长文,认识到了“阶级斗争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眼前的事实即是征验。”[3] 1951年12月他在给避居在香港的唐君毅的信中,也希望其北归返国。
至于马一浮,在当时则仍然以他的 “山水犹堪继老庄,江湖道术犹可忘”[4](500页)的隐士的心境来面对世事的变迁。在1949 年《寄怀熊十力广州》一诗中,他写道:
“自废玄言久不庭,每因多难惜人灵。西湖别后花光减,南国春来海气腥。半夜雷惊三日雨,微波风漾一池萍。眼前云物须臾变,唯有孤山晚更青。”[4](500页)
在诗中,他面对“云物须臾变”,是不会离开西湖和孤山了。
在1949年后的18年中,马一浮虽也和那个时代的人一样经历了思想上的变迁,但在程度和表现形式上仍然是不一样了。”一代儒宗”马一浮在杭州西湖蒋庄度过了他的最后岁月,并由此不再公开倡言儒学。在这新时代开始的时候,年近七十的马一浮“旧时从游,都已星散,”他仍然以隐者的心境观看世事的变迁。他在1949 年的《拟采薇》中写道:
“苍生多菜色,赤县皆戎衣。偶语将为禁,玄言不救饥。万夫雄可夺,一字读难希。屋壁良无地,行歌但采薇。”[5]
面对着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需要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熊十力即使到了北京,也是如此。熊十力曾和他的弟子杨玉清谈到,“中国哲学会要我作委员,我和他们说,‘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的!’其固执到了何种种程度!他还和我说:‘马一浮写信给我,说他自己是’确乎其不可拔!’我回信说,我也是‘确乎其不可拔。’他以为我到北京,就‘尽弃其所学’了。”[10] 在50年代初的社会变迁中,在熊十力那里是“鬼都没有上门的了。”[6](66页)在马一浮那里也是 “形骸日敝,友朋日疏,” [2](762页)一些过去的弟子和友人离去了,但仍然还有人留在他的周围。在当时拜访马一浮的那些少数人中,笔者昔日的导师严群教授也在其中。严群为严复侄孙,曾就学于燕京大学哲学系,1935年获燕大文学硕士后赴美,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攻读古希腊哲学与语言,1939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等校西方哲学教授,与贺麟等相交甚厚。1947年到1950年任浙江大学、之江大学教授,1950年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在1949后的那些年代中,他自称“严不党”,并在马一浮当时5个月的日记中留下了25次记载。80年代初笔者在严群先生家中学习古希腊哲学时,他给我们谈到其名时仍然坚持其不党的主张。马一浮1950年5月31日搬入蒋庄,第二天的日记中记道:“严不党、刘惠孙来。”[7](320页)6月5日,“朱伯强来。严不党,刘惠孙来。”6月11日,“具蔬食邀苏庵夫妇及其女公子午膳,招冯锡之、刘惠孙、严不党及敬生作陪。”[7](322页)
此时梁漱溟正在毛泽东的建议和安排下,去东北老解放区参观考察新中国的成就和变化,在1950年10月1日“北京的《进步日报》上发表《国庆日的老实话》,对新中国进行了真诚的称赞。”[2](90页) 熊十力在郭沫若、李先念主席的安排和照顾下到达北大,并上书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研究生研究国学。但马一浮却与一些友人在“阅王壬秋《庄子注》”、“临夏承碑”[7] (343页),“阅《观物外篇》”[7](337页),“阅老子疏”。[7](333页)严群于杭州偶得阳明一残帖,送与马一浮鉴赏,1950年7月3日,马一浮遂“为严不党跋阳明残帖”。[7](327页)其中云:“右阳明残帖六行,不党教授得之冷摊,以见示者。……先儒虽率尔应酬文字,言必可则,莫不以道义相勖,其不苟如此。后人徒珍其书法,斯浅矣。此帖之归不党,殆非偶然。谨为跋数语,以志景仰。”[7](87页)严群尊宋儒程明道之学,以明道字伯淳,名其书房曰“淳斋”。在1953年,马一浮为严群书“淳斋”,并写有“为不党书‘淳斋’斋额说”,其中云:“……吾友严子不党,治哲学久,既知其流之失,慨然慕先儒之遗风,而犹尊明道,以明道字伯淳,题其燕居读书之室曰‘淳斋’,可谓知所向矣。予因谓严子,果有志为明道之学,必也深体伊川斯言以求之。循是而进,将日见明道于羹墙之间。然后于践形尽性之功,庶几沛然其有得。予既为之书,因申其义趣如此。夫岂独嘉严子之志,亦期师友间或有闻而兴起者,则严子之志为不孤。吾知其自进于圣贤之域为不难矣。宁哲学云互哉。” [7](122页)。
在以后的社会变迁中,尽管马一浮确信自己是“确乎其不可拔”,但仍然是在逐渐地适应新的时代,使用新的语言。在为蒋庄被占用而交涉的文字中,马一浮已经用了“人民”一词,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他入住蒋庄不久,即将儒林图书馆改为智林图书馆,并于1950年6月发表“复性书院改设智林图书馆启事。”马一浮在在启事中并声称之所以名为“智林”,是“方值革新之会,幸为有道所容,不滞一偏一曲之知。期通天下万物之志,故以‘智林’为目,亦拟搜集新书,开辟阅览室,附设研究部,研究世界文化,适应时代所宜。”[7](191页) 在这启事中,“儒林”被改成了”智林”,并且要采集新书,面向新的世界,以改变过去的“一曲之知。”
不管如何,在这样一个充满巨大变化的时代里,任何一个人要生活下去,都不得不在变化,马一浮的语言中的新词也是现实世界的反映。马镜泉在《马一浮评传》中说,马一浮在1951年所作的《三台山即事戏占》即反映了马一浮对新时代的感受。诗云:
“仆仆前村复后村,传呼邻里问鸡豚。夜深风雨人初散,今日方知警吏尊。”[7](25页)
在以后的艰难岁月中,但是这位对于不肯用马克思主义的 阶级斗争理论来武装自己,不肯像自己的 挚友贺麟那样来批判自己的唯心主义的“严不党”来说,其处境似乎更为艰难。据赵士华女士回忆,严群敬仰马一浮的学问,称不党,欲拜其为师而未得。马镜泉在《我的伯父马一浮》中回忆马一浮50年代的生活时说,当时“《香严阁日谱》上记载最多的是“几月几日,严不党、刘蕙孙来”;“几月几日,毅成来,留共饭,谈甚久”等内容。” 汤寿潜先生之孙汤彦森后来回忆严群说,“他是杭大的教授,一礼拜至少要来一次的。” 在1963年初夏的一天,马镜泉、赵士华去蒋庄看望马一浮,午餐时在座的还有当时杭州大学中文系的主任王驾吾教授和严群教授。严群当时身穿一中式白色长袖对襟衬衫,胸前袋中装着怀表。赵士华曾为中文系学生,马一浮为他们介绍后,得知王驾吾并不认识在座的学生,由此他批评现代大学的课堂教学及师生之间隔膜的关系,并说:“不党,你说好笑不好笑!”宾主皆大笑,此事给赵士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严群由于其不党,几十年始终处于被忘却和困窘之中。晚年在“逼仄之居“中“整理严复的资料,撰写《严复回忆录》并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其中尤尊宋儒程明道之学,完成《论老之道》、《中庸体系》、《大学体系》三部著作,但也无法像熊十力那样由政府帮助出版。
文革使半个世纪以来的群众运动和斗争的热情得到了最猛烈也是最后一次的释放,使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处境降到了最低点。红卫兵运动开始不久,马一浮被限期搬出蒋庄,安排在市区安吉路23号一处寓所里。由于胃病加剧,出血不止,马一浮于1967年6月2日逝于浙江医院,终年85岁,去世前写下了他的最后的一首诀别诗,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条。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7](758页)
马一浮去世后,也未能葬入周恩来曾加关照的生坟,而是葬于余杭五常公社的一个山坡上,杭州大学王驾吾教授为其题写墓碑,为“马一浮先生墓。”后在广洽法师的资助下迁杭州南山公墓。在次年,熊十力也终于未能经受住群众运动和革命风雨的冲击,逝于上海。严群教授度过了艰难的 年代,在1978年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但是这个“春天”也未能使他免于晚年的 寂寞。他的生活除了给少数慕名而来的 学者讲古希腊语,给研究生上一些课以外,就是在堆满书籍,难以转身的“逼仄之居”中更换和鉴赏一些字画,回忆过去的时光,黄昏时在通往黄龙洞的路边慢慢散步,并在1985年初告别这个喧闹的 世界。
注释:
[1] 《马一浮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页。
[2] 李山等:《现代新儒家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
[3] 《梁漱溟全集》,第六卷,865页。
[4] 《马一浮集》,第三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 陆宝千编:《马一浮先生遗稿续编》,台北:广文书局,1998年版,第3页。
[6] 《玄圃论学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66页。
[7] 《马一浮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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