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视野中的“中国模式”

——现代中国学之政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p108-113

  [摘要]现代中国处在"古今"(传统与现代化)"中外"(东西方文明)矛盾的焦点上,原本存在着时空差距的问题同时出现在当下的中国,因而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必须考虑综合性的和历史性的因素,而不是"单一的"或"纯粹的"理论研究。这意味着方法有时比理论更重要,因为彻底贯彻某种理论往往在遭遇困境时难以调转航向。我们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文化多样性具有"透视主义"的特征,不同文化的世界观不仅是透视性的,而且是开放的,由此而形成无限的文化多样性。世界性的视野要求将中国或任何一个国家置于世界性的背景下,在其与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关联中把握文化或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坚持一种世界性背景下的多元化立场。

  [关键词]中国学;政治;方法论;世界性

  [收稿日期]2005-12-22

  [作者简介]张志伟(1956-),北京人,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

  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如中国的西学是中国学者研究西方的学科一样,汉学之为汉学是一门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的综合性学科。就此而论,80年前中国学者们曾经焦虑于"汉学的中心在巴黎或东京而不在北平"的问题,显然是对"汉学"的误解。对他们来说,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是"汉学的中心在哪里",而是"国学的中心在哪里".虽然如此,实际上有许多中国学者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汉学"的研究,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参与中国"西学"的研究却不多见。从"世界范围"的角度研究中国政治,不仅对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对世界而言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处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或许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快、变化最大、问题最多、矛盾最复杂的国家,笔者以"古、今、中、外"时空交错形容之。所谓"古、今、中、外",形容的是当代中国所处的时空交错的复杂背景,其中包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碰撞、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协调等等。中国的所有问题如果不置于这一复杂的背景下,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和说明。

  就本文的主题而言,笔者有意没有使用容易使人联想到"西化"或"美国化"的"全球化",而是用了"世界性".其实,不仅外国的中国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应该置于世界性视野中,中国人自己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也应该如此。

  一

  中国自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以来,就纠缠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之中,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与此相关。有时人们认为中国的所有一切都在传统的束缚之下,有时人们认为中国实际上已经全盘西化了。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论断都有根据,但也都有其局限。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反传统反得如此激进,以至于在历史上形成了某种文化传承的"断裂".这一点与近代西方通过启蒙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方式类似,但不同之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不是自觉自愿的结果,而是在外力冲击下造成的。因此,中国人始终面临着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完全是自身变革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西方借鉴来的。由于失去了原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保证,传统文化究竟能否现代化以及有没有必要现代化就成了问题。

  毫无疑问,任何文明的精华都渗透到了社会生活之中,否则就不成其为文明的精华。但是另一方面,保存在文献典籍之中的精华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东西毕竟是有区别的,这就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之所在。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自20世纪初"打倒孔家店"、白话文运动以来,记述文献典籍的文言文被束之高阁,所有语言统一于白话,而中国人的教育基本上是西化的,这就造成了文化传承的"断裂".当然,中国人的教育无论如何西化,都是在不成文的世俗文化背景下展开的。于是就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批评:在外国人的眼中,中国人笔挺的西装下面依然是长袍马褂;而在某些中国学者的眼中,中国人正在变成"香蕉人"——外黄里白,身体是中国的,思想则是西方的。

  因此,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不能不考虑文献典籍之"大文化"的"缺失",这不仅因为文献典籍是中国文化的精华,而且因为传承文献典籍之"大文化"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正如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挽词所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因为那是他们的生命所在。对中国来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为古代文献典籍记载的传统与西化之间的矛盾。虽然对老百姓来说这并不是什么问题,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却不一样,他们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少,对中国发展的进程却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与知识分子之间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某种共识,都曾经对东亚的现代化经验感兴趣,因为同样面临着亚洲文化现代化的问题。现在困扰中国学者的与其说是理论问题,不如说是实践问题,即:究竟能否找到某种制度上的保障,使传统文化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研究中国的政治问题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维度,对某些现象是很难解释清楚的,例如,继承传统与建设现代化为什么会同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古今之争"乃根源于"中外之争",这就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碰撞。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同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碰撞密切相关。如果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是时间(历史)"断裂"的结果,那么可以说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碰撞则是空间上的遭遇。如果中国不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逼迫下被动地打开了国门,或许中国自己也会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不过那可能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然而历史事实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并不完全是自觉自愿的选择。中国现行的政治法律制度至少在形式上是西方式的:从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封建专制制度迅速崩溃,中国人从西方借来了宪法、政治法律制度、民主与法制,当然这一切都被"中国化"了。中国不是一张白纸,再激烈的社会变革也是在中国的传统"底色"之上描绘出来的。于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与东西方文明融合的问题就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局面。

  在这里存在着某种互为因果的问题:外来的压迫(东西方的碰撞)造成了传统的断裂,而传统的断裂则为东西方的迅速融合提供了可能性。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的文化传承出现了断裂,而作为文献典籍的传统文化的缺失使得西方思想得以迅速产生广泛的影响。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一缺失,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似乎缺少了一个重要的维度。我们不仅在现代化方面需要"补课",而且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同样需要"补课",尽管两者有时可能是矛盾的。

  因此,研究现代中国的政治问题必须对此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当我们对有些自相矛盾的问题感到困惑不解的时候,不妨试着分析一下它们的出现是否根源于不同时空关系之间的交错。

  二

  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古、今、中、外"的时空交错,使得原本存在着时空差距的问题突然间一下子同时出现了。当我们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的"结构"时,往往偏重"共时性"的结构分析,而忽略了许多"历时性"的问题由于时空的"错乱"而具有了"共时性".中国的市场经济试图通过几十年的时间来达到西方经过几百年而达到的成果,这自然而然就使得原本应该在几百年间逐渐暴露出来的问题集中体现在这几十年中,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往往会激化另一个矛盾,所以针对同样的事实而引发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必须考虑环境保护的问题,在现代化尚未完成时就遭遇后现代的诘难,前面刚刚有人鼓吹启蒙,后面就有人开始批评启蒙了。

  现代化之路是西方人开辟的,其理论基础是西方思想。当然,任何西方思想都需要"中国化"才能发挥作用,但是西方思想的"中国化"是一个过程。1978年以后,中国打开了与世隔绝多年的国门,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西方思想一下子涌了进来,原本历时性的不同的理论学说同时摆在了国人面前,由此而出现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现在彼此相关的现象并不奇怪。然而当中国试图快速跟上西方发展的步伐的时候,它来不及细嚼慢咽,许多理论学说刚刚开始流行就过时了,甚至在还来不及产生影响之前就失效了,并且存在着有些相互矛盾的理论同时被用来解释和说明现实的尴尬局面。也正是因为情况复杂,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进行理论上的预测,成功率很低。

  如前所述,由于原本存在着时空差距的东西现在汇集在一起,使得种种本来不构成矛盾或最初并非矛盾的问题一下子集中暴露了出来,这就使得现代中国政治的复杂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如果从理论上预测中国改革开放的结局,按常规早就应该崩盘许多次了,在许多人的眼中现在亦是危机四伏,而实际上其运行却仍然生机勃勃,这种现象可能使很多人包括中国人自己都百思不得其解。笔者以为,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必须考虑综合性的和历史性的因素,任何"单一的"或"纯粹的"理论研究都会遭遇困境。

  人们包括中国人自己经常感到困惑的是,随便拿出一个问题来分析似乎都会导致中国社会的崩溃,然而中国却屡屡在荆棘丛生的险境中创造着发展的奇迹。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其自身中的矛盾化解了矛盾。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具有复杂精密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影响整个系统,并且导致连锁性的反应。然而当我们研究中国政治的时候,需要时刻牢记的是,她正在走向现代化,但还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至少在某些方面还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所以,在现代化社会中有可能引发危机的因素,不一定对中国产生同样的效应。不恰当地说,现代化程度还不够高这一点恰恰帮了中国的忙。不要忘记,中国从1966年到1976年,曾经有10年的时间处在动乱之中,基本上处在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之所以能够持续这么长的时间,一方面是因为统一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毕竟是农业国,靠的不是精密复杂的国家机器的运行机制和规则,而是维系于土地的习惯。虽然改革开放近30年了,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再快,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更何况它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中国的改革家们采取了一种似乎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方式——"摸着石头过河",这意味着方法比理论更重要。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可以也应该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从而体现了某种专注于行的实践智慧。这就使中国的改革表现出了足够的灵活性,随时进行着自我调整,而不至于因为彻底贯彻某种理论在遭遇困境时难以调转航向。人们有时候带有贬义地称之为"实用主义",但是必须承认的是,这种"中国模式"迄今为止行之有效,它很多次使中国的改革绕过险滩,并且往往使基于某种理论的预测失效。

  毫无疑问,现代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越来越依赖于数学的精确性,经济学家们,甚至政治家们都习惯于用数字说话,对一个国家的评价体现在以GDP 为核心的一系列数字上。然而,这一套对中国似乎失效了。按照GDP ,按照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列,但按照中国的人口、人口素质和资源等等,它又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这种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以至于黄宗智先生称之为"悖论社会".[1]这里所说的"悖论",其主要含义不仅指个别违背理论预期的现象,更指的是那些相互矛盾、有此无彼的现象同时共存。这是按照西方形式主义信念的"理论逻辑"无法解释的一种"实践逻辑"。而乔舒亚·库珀雷默先生则以"北京共识"来说明"中国模式"。[2]

  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是"创新",即以灵活的创新精神解决复杂多变的问题。其实,创新不仅仅是应对复杂局面的方法,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原则。近年来,中国最高领导层讲得最多的是"创新",他们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确定为"创新型国家".中国不是资源型国家,它地大物不博。虽然中国是世界上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但它不希望过分依赖外国资本,不希望过分依赖国外的先进技术,为了自主地可持续地长期发展,它所能采取的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创新。

  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速度非常快,造成了理论滞后的难题。21世纪的前20年被中国领导人看作是对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摸着石头过河"毕竟是权宜之计,义无反顾地踏上现代化之路的中国急需与"中国模式"相适应的理论。

  三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任何国家包括中国的自身事务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自己的事,而是世界性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因而中国的变化对世界具有重要的影响。西方许多人对中国的高速发展怀有戒心,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对世界构成威胁,他们考虑问题的思路是究竟"接触"还是"孤立"中国。与此相反,中国人试图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它是"和平的崛起",甚至避讳说"崛起"这两个字。正如乔舒亚。

  库珀·雷默所说,这两种观点都是成问题的。[2](P1)遏制和孤立中国所造成的危害并不比想象中的中国崛起所造成的危害小,而中国的崛起即使是和平的崛起也不可避免地对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世界改变了中国,中国也在改变着世界。

  我们处在全球化的时代,面对着诸如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普遍化与特殊性之间的矛盾。研究中国政治,必须将其置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

  全球化对当今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一般地可以分为赞同和反对两种观点。赞同的观点认为,全球化将消除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使我们的世界整体性地走向繁荣昌盛,世界和平翘首可望。而反对的观点则认为,全球化必然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使不同的文化在趋同中失去自我,因而是资本主义殖民的进一步世界化。即使对全球化持肯定态度的吉登斯也意识到:"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而且它所带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完全良性的。对许多生活在欧洲和北美洲以外的人来说,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或者美国化,因为美国现在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秩序中占据主导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位置。在全球化的最显而易见的文化体现中,许多都是美国的,如可口可乐、麦当劳和美国有线新闻等",因而"今天的全球化只是一定程度的西化".[3]就此而论,以西化或者美国化为表现形式的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民族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从而造成了全球化的世界主义与本土化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

  世纪之交,中国最流行的话语是"跨世纪"和"与国际接轨"。不过迄今为止,"与国际接轨"从来不是西方被中国化,而始终是中国被西方化。

  现在,我们在许多方面与世界是同步的:从流行时尚、娱乐信息到新闻,瞬间便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传递给了我们,因而在获得信息方面没有人再具有垄断的权威。这看起来似乎越来越公平,但是如果考虑到媒体的集中与垄断等因素,全球化很可能会造成强势文化越来越强,而弱势文化越来越弱,直到被强者所吞噬的结果。的确,我们在接受西方文化教育方面越来越没有障碍,但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却难以消化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已经现代化了,越是现代化,与传统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的距离就越远。当一个中国人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却读不懂儒、释、道的经典的时候,我们又依据什么说他是中国人呢?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问题。中国需要利用全球化发展经济,却不希望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文化身份,因而传统文化始终是对抗西化或美国化的一张王牌。

  迄今为止,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关注,相对于文化趋同的观点,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全球化应该是文化的多样化。全球化的进程不是文化的同质化而是文化的多样化,这已经成了世界性的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二份《世界文化报告》的主题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问题。[4]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的文化多样性具有"透视主义"的特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民族文化超越了狭隘的地域性限制和自我中心主义,通过相互之间的碰撞、交往、交流、融会,形成了新型的多样性文化。每一种文化都将意识到,它眼中的世界并不是世界的全部,甚至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是从它的视界所看到的世界,从另一种文化的立场看世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即使把通过所有文化的立场所见之世界的"碎片"综合拼装成一个整体,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统一的世界形象,因为各个文化的世界观不仅是透视性的,而且是开放性的,由此而形成无限的文化多样性。

  因此,任何一种中国学的研究毫无疑问都具有为研究者所在国服务的性质,不过它毕竟是在外国学者与中国乃至中国学者之间发生的,应该通过"与现代中国进行学术对话为主要研究方法"来克服其局限。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仅仅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两个方面考虑问题,还必须将其置于世界范围之内,在多元因素中确定其研究的意义。

  传统的"汉学"所研究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想象的中国",现代"中国学"研究试图克服其局限,突出了与当代中国在学术上的"对话"与交流。不过归根结底",中国学"视野下的中国,与中国人自己眼中的中国肯定是有区别的。其实,如果没有区别,"中国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意味着有一方是准确的而另一方是不准确的,借用现代解释学的概念,它们是"视界融合"的关系。

  四

  最后——或许应该最先——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一种如日本学者加加美光行提倡的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统一的世界共通的方法论(disci2pline )"[5]究竟是否可能?在我看来,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的方法和视点等方面的确存在着差别,不过中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能否归属于"中国学"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所谓"中国学",主要指外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因而"中国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日本的中国学、欧洲的中国学或者美国的中国学的倾向,它的立场在海外。且不说欧美的汉学研究,即使像日本这样曾经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其文化也并不是中国文化而是日本文化,中国文化的影响都经过了日本文化的筛选和过滤,正如中国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中国文化并不是西方文化一样。恰恰因为这一点,日本的中国学或欧洲的中国学才是可能的。然而,区别海外的中国学研究与中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并不是要将它们对立起来,而是试图建立更开阔的视野——世界性的视野,这应该成为构筑现代中国学的一般方法论。通常,海外的汉学或中国学认为他们是按照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文化,而中国学者亦以中国的学术为标准看待海外的汉学或中国学,其实双方都存在着误解。实际上,现代中国学的理论视野既不应该是中国的,也不应该是日本的、欧洲的或美国的,而应该是世界性的。

  我想加加美光行先生所力图构建的"统一的世界共通的方法论"应该作如是解,这与沟口雄三先生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

  沟口雄三先生针对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提出了"没有中国的中国学"的批评。一方面,日本以往的中国学研究不关心同时代的中国,当然也没有与同时代的中国的对话,它所关注的是古代的中国,所以是"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而另一方面,在这种关注中或以中国为标准,或以西方为立场,所以也是"没有日本的中国学".沟口雄三既反对"没有中国的中国学",也反对"没有日本的中国学"即没有立场的研究,他把站在日本的立场而不是中国或西方的立场研究中国,看作是日本中国学应该做的工作。[6]沟口雄三的方法论原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实际上涉及海外的中国学研究以及中国对海外的中国学研究所持的立场或理论视野的问题。

  虽然我们说过中国学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所以中国人研究中国不是中国学,但是相对于研究的立场和方法而言,我们应该提倡"世界性的中国学".海外的中国学研究并非只是单纯的中国研究,必须置于世界性的范围来思考。同样,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也不应该仅仅将眼光局限在中国,而应该有世界性的视野。所谓世界性的视野,不是说仅仅以西方为标准的研究,那是西方的标准而不是世界性的标准。世界性的视野是将中国或任何一个国家置于世界性的范围,在其与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关联中把握文化或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换言之,它应该是一种世界性背景下的多元化立场。

  因此,当代中国学研究,尤其是政治研究,从"横向"来说,应该放弃以西方或以美国为标准的研究方式,而采取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研究方式;从"纵向"来说,则需要历史的视野,即将现代中国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研究。当然,这两方面可以是重合的:不论是研究现代中国的政治现实,还是研究古代的中国文化,都应该置于世界性的背景下去研究。因为中国的历史并不是独立于世界历史之外的单一的过程,世界影响着中国,中国也影响着世界。

  [参考文献]

  [1]参见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J ].中国社会科学,2005,(1).

  [2]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A ].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11.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参见加加美光行。ICCS 国际学术研讨会宗旨[A].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ICCS )1激荡中的世界与中国——面向现代中国学的构筑[C].2004.

  [6]参见沟口雄三,汪晖。没有中国的中国学[J ].读书,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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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所有制的生死理由

2007年3月16日,全国人大通过的《物权法》第五十九条,把农村集体资产界定为「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这里「成员集体所有」与我们通常所说的「集体所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共有」的所有权形式,指的是物或财产由集体成员享有所有权;后者是公有的所有权形式,公有的主体是单一的集体组织。如果按照《物权法》这个定义,农村集体所有权已经不属于公有制了。  集体所有制,由我国现行《宪法》规定。这些规定主要集中在《宪法》第六条和第八条。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