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表了数以百万计的研究作品,涵盖了"学术与政治"、"中国与西方"、"古典与现代"、"人文与社会"、"继受与原创"等多个方面。各类学术作品由于引证频度的不同,呈现了不同的影响层次。不同影响层次的学术作品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结构和总体变迁,集中体现为以下特点:政治作品影响地位突出,中西古典作品均影响微弱,现代人文学科作品影响力下降,现代社会科学作品的影响则在上升速度和范围广度方面都居于首位,其中尤其以继受西方现代社会科学作品最为显著,同时中国自身的社会科学研究也日益繁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上述特点为未来的中国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提出了问题和使命。同时学术史定量研究显示出的理论潜力和应用价值,也要求中国学者做出进一步的探索。

  关键词: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改革开放三十年;CSSCI;引证研究

  作者简介:凌斌,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北京100871)

  一、十年管窥三十年:问题与方法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学术发展,主要成就在自然科学。"两弹一星"、"结晶牛胰岛素"和"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是那个时代的学术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的醒目变化在于人文学科的逐步恢复和社会科学的全面兴起。不仅费孝通、钱钟书等老一辈学人重新焕发了学术青春,而且一大批年轻学者迅速填补了文革之后留下的学术断层。从"真理标准"到"市场经济",从"民主法制"到"人权宪政",从"民族国家"到"儒家传统",从"经史子集"到"古今中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一次次将关系社会发展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牢牢引领了这三十年来的社会想象和公共议题。可以说,随着媒体和网络的兴起,人文社会科学塑造了我们整个时代的话语模式和心智结构。

  但是总体印象不能代替具体研究,不能代替对"史实"的细致梳理和小心求证。并非不言自明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究竟取得了怎样的学术成就,贡献了哪些学界公认的重要著作乃至学术精品和理论经典?这些成就是来自官方的政治作品,还是学界的学术作品?是古代经典还是当代前沿?主要是中国学者的原创作品,还是译介西学和重刊旧作?主要表现在哪些领域和哪些学科,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是文史哲还是政经法?一句话,究竟"谁在影响中国心智"(Who controls the Chinese mind )?要理解和评价这三十年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离不开对上述"史实"的基本把握。唯有基于翔实坚固的"史实",才能做出富有见地的"史论",才能对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的传承、发展与更替、兴衰,做出恰如其分的理解、反思与评价。

  要发现这个"史实"并不容易。三十年,对人类历史只是沧海一粟,但对个人而言可能意味着全部的学术人生。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何在零散的人生回忆与局部的掌故梳理之外另辟蹊径,总览三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变迁,这恰恰是中国学术给我们提出的一个不折不扣的难题。三十年的学术变迁涵盖了太多的人和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而历史的长河还没有留出足够的时间来大浪淘沙,筛选出真正能够代表这三十年学术成就的学人和作品。因此无论是"史实"还是"史论",都对研究方法提出了严肃挑战。寻求学术史的研究方法,也是探索和反思这段学术史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文将通过定量研究方法对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的学术结构及其变迁加以探索。研究的数据基础,来自于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数据库。CSSC"I采取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两千七百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最新确定的期刊范围包含了来自25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528种刊物,可以说基本代表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学术".迄今为止,CSSC I已经发布了1998至2007年十年的数据,并且提供了"来源作品"和"被引作品"两种独立数据库。其中"被引作品"数据库带有"被引作品年代"这一检索选项,因而提供了一个"窗口",使我们可以通过1998至2007年十年间中国主流学术期刊的作品引证,"十年管窥三十年",了解和评价1978至2007年三十年间各年发表的作品在当代的学术影响,由此看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历史与现状的一些重要侧面。

  当然,十年引证的丰富数据,三十年发表的漫长跨度,五百多种期刊,两百余万篇作品,不可能也没必要一一考察。CSSCI 引证的1978到2007年三十年间的作品,总计两百余万篇,被引三百余万次,平均每篇作品被引约1.5次。这意味着,大量作品只是过一到两次。但是莫说在十年之间、五百余种人文社会科学刊物上仅仅被引证过一两次,就是十次八次,也还算不上"影响",只能说是被偶然"提及".因此,在确定数据分析范围时势必要遵循一定的取舍标准。真正称得上对中国学术产生了实质影响因而构成了中国学界基本知识结构的作品,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应当是,平均每年至少被引用两次。即使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作品,由于作品绝版而导致引用受到客观影响,也至少应当是平均每年被引不少于一次。否则,实在难以确定究竟这种引用是碰巧拿来凑数,还是真的对引者及其作品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有些作品的被引次数很高,也应当加以特别重视,以考察众多影响之中的"主导影响".平均每年被引10次以上的作品,虽然篇数仅占各年引文总数的0.8%,但是被引次数则占各年引证总数的12%,引证次数均值约为23次,远远超过了1.5次的平均水平,已经明显能够看到与其他被引作品的影响差异。因此本文将发表作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平均每年被引两次以上的作品,称为影响学界的"主要作品";一类是平均每年被引10次以上的,称为主导学界的"重要作品".进而,为了提供足够鲜明的例证,以避免数字本身的枯燥乏味,本文也列出了三十年来影响排序前50名的作品,作为"核心作品"加以探讨。

  还需要提醒的是,基于引证数据和定量分析的学术史研究,反映的只是学术史的一个侧面,并且有其固有的局限。一方面,数据本身能够涵盖的范围决定了研究所能触及的学术史的深度和广度。数据本身不能显示学术水平,而只能通过学术影响间接反映;同时,引证研究所能反映的学术影响,也只是众多影响方式中的一种。比如李泽厚先生作品的影响在1980年代无人能及,但是未能在引证影响上得到同样的反映(被引最多的作品是《美的历程》和《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但都没有超过300次)。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其他作者和作品上。尽管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映",是一种值得研究的学术现象和文化现象,但无疑是引证本身难以发现的,需要借助其他经验和洞见。另一方面,引证研究方法和引证数据提取本身是否足够科学,也影响到这一研究所能说明的问题。CSSCI 收录的刊物是否合理,数据的采集和整理是否存在错误,都制约着这一研究所得结论的适用范围。本文将在后文进一步在方法论上作出讨论。

  总之,本文将表明,基于CSSC I引证数据的定量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学术作品在当代主流学界的学术影响,能够丰富我们对三十年学术发展的理解,提供给我们通过其他途径难以获得的角度与结论,但也不应被过分夸大。

  余论:学术史定量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三十年学术史浩如烟海,本文只是管窥蠡测。鉴于定量方法在本文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本文还想再对于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做一个引申。

  本文从"史实"和"史论"两个方面,努力揭示和检讨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晚近三十年的历史。

  "史论"方面着笔不多。学术史的理解与评价,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未必清。学术故事犹如家庭纠纷,清官难断,当事人自己也未必说得清,最后只能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乐山见仁,乐水见智。但无论公理婆理,见仁见智,毕竟还有高下之分,深浅之别。因此就"史论"而言,本文只能算是抛砖引玉。究竟如何"评价"走向开放的中国心智,还要留待读者和学界的公论。更重要的是,未来会审判历史——千秋功过,后人评说。也许再过三十年,人们会由衷惊叹这一代学人的卓绝努力和天才创造,会感佩和追念他们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中国学术复兴与发展过程中的伟大与不朽,会将这三十年的学术成就作为一座"永远的丰碑",一段"纪念的历史".也有可能,这些作品的广泛影响,恰恰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来尚未成熟的一个缩影,记录了中国学术的任重道远。而那些在当代学术影响排序中高居榜首的作品,究竟是不是真有学术品质,也还没有盖棺定论。引证只能测度影响,不能说明水平。因为学术造诣的深浅高低与自由民主的分配机制并不相同,中国心智的成熟与否也并不取决于开放程度。用引证"投票"选出这些作品的中国学界自身究竟水平如何,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本文着力的内容,是"史实"部分。因此之故,本文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所积累的学术史的定量研究方法,也许还可以再做一些引申与探讨。

  一方面帮助读者理解本文的结论何以得出,另一方面也借此表明,除了数据结果的整理和描述,本文的意义还在于提出并且运用了一种较为新颖的学术史研究的社会科学方法,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变迁,提供了一个简明的三十年断代史。

  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大致是两种。一种是"口述史"、"自传体"的经历自述和人生自省。结合个人经历与记忆。或发举大端,提纲挈领,纵论天下大事和大势所趋,或察微知著,以小见大,洞悉学术更替与学人传承背后的规律与要义。这种研究方法无疑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质,与学人个体的阅历、眼光、感悟、关注点密不可分。我们不妨称之为"自述式学术史".

  自述式学术史的优点,借用希拉里的书名,是"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比如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大师写大师,折射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与风采,那是非亲历而不能为的字字透着深情厚意的人生记忆,但缺点也非常明显。

  一是作者范围上的局限:通常这类文章只有大学者写了才有压住读者心神令其屏气读完的分量,否则除非是娱记一样的学术"爆料",大抵是白费笔墨。二是作者经验上的局限。毕竟,一个人再博闻强记,一个人的经历再刻骨铭心,比起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千回百转、万紫千红,都只能是沧海一粟,全豹一斑。固然一叶也可知秋,但这里需要的眼力恐怕不是常人可有。记忆的模糊性与选择性,个人经历的有限与偶然,人性中不可避免的自恋与偏见,知识分子的过度反思和批判,学术圈里的恩恩怨怨,都是这一研究必然需要却又常常难以逾越的障碍。当然,这也是中国学术三十年的一部分。但很可能是经过了作者主观意识扭曲的一部分,写来写去不过是——再借用克林顿的书名——"我的生活"(my life)。即使带有强烈反思和自我批评色彩的追忆,同样可能因为过度自省而和过度自恋一样让作品变味。简而言之,自述式学术史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个人品味,因此只有饱经学术风雨才写得出,只有独具学术慧眼才写得好。

  另一种是"重构式学术史".比如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库恩对哥白尼和伽利略的研究。黄宗羲与他写的"明儒",比如方孝孺和曹端,大都虽有师承但并未亲见,只能心会神交,而库恩就更不可能有任何哥白尼、伽利略时代的经历。但他们依然可以根据文献记载复原那个时代最为重要的历史因素,做出杰出的学术史研究。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缺点都与上一方法正相反。缺点是容易变得相对枯燥乏味,没有那么鲜活、动人和风云激荡。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并非血肉相连,非要格外的移情与投入,有司马迁一般的学养才情,才能从冰冷和沉默的资料中体会前人的人格特点与历史背景。优点则是不再受制于研究者本人的阅历与眼光。只要有足够的作品记录,只要肯下苦功夫检索爬梳,即便不是人人都可以写出黄宗羲和库恩那样的典范之作,但人人都可以有所发现。而且,由于不必以研究者经历中的重要年份和事件为线索,研究者完全可以以"编年体"而不是"自传体"的方式,以超越于人生偶在的自然时间为经,超越于个人兴趣的社会主题为纬,建构基本的学术史实。可以说,恰是由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没有任何个人联系,这种研究也相对更"客观",也更"中立".

  但重构式并不比自述式的学术史研究简单。

  相对于我们处理文献的能力,史料的多寡远远不像记忆的深浅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司马迁时代的问题在于史料太少,但到了司马光的时代,就已经是苦于史料太多。后世的国史官修,除了政治因素,史料太多,独力难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时至今日,已经是出版业高度发达和教育广泛普及的现代社会,与自述史式研究面临的亲历者人数和阅历有限的困境相反,重构式研究面临的问题是学人灿若星河,作品多如牛毛,没办法一一过目。如何做当代的"两司马",恐怕是给历史研究本身提出了一个难题。

  定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有益方法。尽管定量研究永远不会替代定性研究,但是从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定性研究不能替代的重要信息。特别是关于学术史整体结构与变迁的研究,几乎很难只凭借研究者的主观定性,而是必定需要相关的定量考察。同时,现代社会的信息记录和处理要远远比古代更为形式化,这本身也大大便利了定量研究。CSSC I数据库就是一个现代社会形式化信息处理的产物。而西方学术界的SCI 、SSCI、ISI 以及Westlaw 、LexisNexis等数据库的建立,也促成了通过引证进行学术史定量研究的兴起。只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为作品、作者、大学和刊物排座次、争位置,只是做了本文第二部分的工作,揭示的只是整个学术冰山的微小一角。更有意义的研究工作,也就是对学术史的整体综述,还没有出现。本文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把定量研究方法扩展和应用到了对学术史基本结构和总体变迁的理论梳理。

  当然,一个好的学术史研究,完全可以甚至应当是定量与定性研究的适当混合。比如前文提到的"李泽厚现象"在改革开放前十年和后十年的鲜明对比,正是来自于数据结果和个人经验之间的明显差异。通过定量研究的普查和筛选,可以用客观而有说服力的证据,提炼和凸显作为学术影响"核心"的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进而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定性研究和进一步的"史论",也就更能有的放矢。另一方面,具有深湛眼光和广阔视野的学者也可以从定性的角度出发,识别出具有"学术酵母"的作家作品,再对之加以集中的定量研究,考察这一作品在整个学术界的位置及其流变。

  回到本文,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首先,本文定量研究的基本方式,是从当代回看历史,以1998到2007这十年的引证情况反观1978到2007三十年间的人文社会科学变迁。这多少会令一些读者怀疑,这种研究是否过于强调了当代最近十年的学术意义。人们会说,毕竟学术沉浮有时要比王朝兴衰还要漫长,短短的十年记录比起学者的个人记忆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算不得有说服力的证据。更何况引证究竟能否反映真实的学术评价,历来争议颇多,也尚无定论。其次,不同的学科和领域很可能情况各异,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未免有失公允。一些人文学科,如文史哲,引证习惯明显不同于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

  再如,中国古代作品的引证不足,也许只是因为学者采取的仍然是较为传统的文中注释方法,而不是脚注或尾注式的现代学术注释体例,这和对西方古典著作的引证稀少虽然结论类似,但原因可能迥异。此外,人文学科的学术规模也相对较小,放在一起评价,并不妥当。还有的学科,主要援引的都是国外作品,国内学者之间的互相参考和批评不多,或者支配本领域研究的仍然是更早时候的学术作品,因此徒然从最近十年的引证情况看不出三十年来的学术流变。最后,数据本身是否值得相信,数据处理是否科学和正确,也都是问题。如此等等,都是对这一研究方法不足与缺陷的审慎意见。

  本文认同并且在研究中始终牢记这些怀疑与批评。但是仍然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方法上的不足与缺陷只是表明其研究结论需要小心对待,而并没有彻底否认这一研究的意义。

  首先,不论研究方法如何,我们都必定只能从当代回顾历史。人们为什么回忆以及回忆什么,关心哪些问题和如何研究,都取决于当下的心态和处境。不论我们对历史抱着多么大的诚意和敬意,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要把自己时代的影响带入其中。这是自述式和重构式研究都无法避免的。这甚至不能算一种缺陷,因为启迪当代是所有历史研究的真正目的。不论是"好古的历史"、"纪念的历史"还是"批判的历史",最终指向的和影响的都只能是当代"人生的利弊".事实上,纪念、回顾、反思和评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的初衷,只能是"立足当代中国的立场,面向中国和世界的未来".

  其次,引证研究的自身局限以及不同学科的差异值得小心警惕,却不应因噎废食。所有科学研究,由于必然要以确定的标准对事实加以剪裁,因此都只能体现一种视角,不可能指望一种上帝式的一览无遗。基于引证的定量研究毕竟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视角,并且提供了一些确实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不全面,可能有误导,但毕竟已经形成了一些可供批判和讨论的事实基础。除了我们借助于个人经验的片段回忆和作品数据的宏观梳理,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呈现这三十年的雪泥鸿爪?基于CSSCI 的引证研究,至少是目前可能想到的一种可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最后,应当承认,数据本身的确会存在错误,数据处理过程也可能出现偏差,加重这种错误。从CSSCI 记录的数据来看,由于录入产生的错误,出现了"同文异名"和"同名异文"的情况。要以此为基础进行定量研究,对这些数据加以校正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由于数据录入的错误不能归入随机误差,因此直接使用CSSC I原始数据得出的结论的确在学术上经不起推敲。也是由于这一原因,本项研究先后聘请了几十名同学,历时四个月,进行了三遍数据校对和进一步整理。即便如此,也还是要承认,错误在所难免。毕竟几百万的数据要一一核对,并且要在核对后加以校正,并对引证数字加以修改,这一过程本身不可能保证万无一失。甚至可以说,在具体数字上必然会有所错漏。但是,这都不是否定而只是改进这一方法的理由。毕竟自述式的定性研究和重构式的定量研究都会有其自身可能出现的错误。这些错误都源自于人性的弱点,比如手动工作中的操作偏差,记忆的不精确和衰退,主观评价的傲慢与偏见,以及懒惰和不负责任。但是所有这些因素都在激励我们朝向更好的方向不懈努力。本文只是这一努力中的千里跬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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