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下之文,书中之书:重识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论述

  在四十年代中国诗坛,对新诗进行理论思考者,所在多有。朱自清、李广田、孙毓棠、陈敬容、萧望卿、王佐良、吴兴华、楚天阔、朱英诞、查显琳、废名、林庚、郭绍虞,即是个中的佼佼者。这当中鼓吹现代主义最力、最值得我们注意的,首推袁可嘉和唐湜。唐湜的新诗批评,走的是梁宗岱的印象主义批评的路子,注重个人的直觉和感悟的把握,充斥大段的抒情文字。虽则他声称"我们应该接受欧洲人科学的批评方法、精明的分析与刻骨的刻划"1不过,他在"批评"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抑或两者兼具这个问题上依违不定,理性分析与诗化叙述时常混杂一处。2实际上,在四十年代学术界,认识到文学批评乃是一门独立学科者不乏其人。中法大学教授郭麟阁对英法文学的批评观念进行了条分缕析和纵横对比,他发现:"文艺批评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而它同时却含有科学性与艺术性。"3后来,他有更进一步的辨正:

  文学批评是一种专门学术。它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但是它却含有科学性与艺术性。与其说它是文学的一类,毋宁说它是独立的学问。它批评的对象是文学作家和作品;举凡文派之递嬗,体例之消长,与夫文学思潮及原理都在它研讨的范围。它进行的步骤初步是科学;终结是艺术。表现的方法,尽管不同,但必须用最好的方法。它的功能在解释,分析,鉴赏与判断并传播世间最优美的情思和高尚的趣味。鼓励作家,帮助读者;提高文化水准,充实精神生活,是它最终的目的。4

  不过,只有朱光潜、朱自清、袁可嘉、沈宝基、吴兴华等贯彻了这条规范。我的总体印象是:以概念体系的完整性和深度,逻辑分析的严谨客观,语言表述的清晰条理而言,唐湜实在是逊色于袁可嘉。在1946-1948年北平、天津、上海的报章杂志上,袁可嘉发表过二十余篇见解独到的诗评,遂奠定了他日后作为"九叶派"理论家的地位。当时有人给予如此赞誉:"袁可嘉先生对现代诗与现代文学批评有过湛深的研究,读过他发表在《文学杂志》与大公报《星期文艺》上的论新诗现代化的论文的,可以想象得到他的精辟的论点与细致的分析力。"5袁可嘉诗评见出他和西方诗学保持同步对话的关系,故能高屋建瓴,顺流直下,而又学殖丰厚,左右逢源。这些文章广征博引西方现代诗学(主要是英美新批评)的最新成果,在综合概括的基础上诊断中国新诗的缺失;而且袁可嘉试图对"西学"进行斟酌损益,发展出具有本土关怀和个人创见的新学说。他把这批文章结集为一个名为《新批评》的小册子计划出版,但书稿在邮寄过程中遗失,只有"序言"发表在报纸副刊上。6四十年后,袁氏心血凝聚的结果,终以《论新诗现代化》一书流布于世,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而嘉惠士林之功,更不在话下。袁著辨析批评作为知识体系的原则与方法,精研诗之主题、意义、语言、结构、美学,论衡新诗的现状与愿景,对现代主义进行同情的理解和精准的评判,皇皇二十万言,"新诗现代化"主线一以贯之。准此,我称袁可嘉为"四九"之前现代主义批评的"集大成者",应不算过分。以下文字,探访袁可嘉的文字述作,描述、分析和评断他如何以现代主义尺度诊断中国新诗实践,他的知识根源、理论影响以及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得与失。

  一、"新诗现代化":一个诗学方案的草创

  在四十年代中国,"现代化"算不上一个陌生的术语,对中国"现代化"问题抱有兴趣者大有人在,行政、文化、工业、思想、道德各个方面都有探讨。吴世昌撰写过《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专著,贺麟发表了《物质建设现代化与思想道德现代化》,陈果夫分析过行政组织如何现代化,南京国民政府甚至成立了"现代化编译社"。7在新诗批评上,"现代化"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历经二十余年的演进,四十年代的新诗已成形茁壮,而"现代化"乃是其发展的动力和目的。路易士强调,"新诗"之为"新"在其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现代的"经验,这听来仿佛施蛰存在三十年代就阐发过的观点:

  新诗是现代人的新诗,免不了也包含了现代文明的一切在内,但这还不是它的本质上的新。在本质上,新诗之新,依然是其情绪的新。它应该是"道前人之所未道,步前人之所未不"的。现代人的生活,显然不同于前一二个世纪的。忙迫,变化,速率,骚(当为"噪"字之误--引者注),丑恶,恐怖,不安定,步宁静,及其他。我们生于现代,我们有所体验,而我们的经验不同于前一二个世纪的,我们的诗,连同我们的文学,艺术,文化一般,自然也有我们这一时代的特色。我们的生活愈更复杂,我们的情绪也就愈更微妙了。8

  这种把现代诗人之感受的复杂化归因于历史进程的论说方式,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合法性找到了现实证据,也为自己鼓吹的"纯诗"提供了雄辩的证词。论及新诗的外来影响,朱自清宽容地写道:"这是欧化,但不如说是现代化。......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化是新路,比旧路短的多;要迎头赶上人家,非走这条路不可。"9他谈到现代化对新诗演变的意义,虽然没有严格界定过这一命题的含义:"我们需要促进现代化的诗。有了歌咏现代化的诗,便表示我们一般生活也在现代化;那么,现代化才是一个谐和,才可加速的进展。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中国诗的现代化,新诗的现代化,这将使新诗更丰厚些。"10

  比较而言,朱自清是在"新诗现代化"的整体格局中来发言的;把文学上的"现代化"与"现代主义"等同视之的,应是唐湜和袁可嘉二人,当然,这种看法在中国之外不具普适性。在唐湜眼里,"诗的新生代"崛起于文学地平线上,一翼由绿原等人组成:"不自觉地走向了诗的现代化的道路"11,与穆旦、杜运燮代表的另一翼遥相呼应。袁可嘉惊喜地发现,一种"感性革命"在悄然崛起,此乃以穆旦、杜运燮为代表的新生代诗人。在把西方现代诗作为参照框架的基础上,袁可嘉发现这批诗人的实践与"五四"以来的主流新诗迥不相侔而与西洋现代诗若合符契,他于是名之为"现代化"的新诗。考虑到这些诗人虽处诗坛边缘、但代表了新秩序的曙光,亟待有心人给予批评和总结,于是,袁氏从个人的阅读经验出发,概括出隐藏在这个改革行动后面的理论原则与技术运用。袁可嘉似乎不愿作一个西方主义现代性(Occidentalist Modernity)的移植者,他意识到应有本土立场和主体意识。他在一个场合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声言:"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完全植基于现代人最大量意识形态的心理认识,接受以艾略特为核心的现代西洋诗的影响。" 12这难免给人以"现代化"即是"西洋化"(Westernization)的刻板印象,不过,他随即做出辨析--

  我所说的新诗"现代化"并不与新诗"西洋化"同义:新诗一开始就接受西洋诗的影响,使它现代化的要求更与我们研习现代西洋诗及现代西洋文学批评有密切关系,我们却绝无理由把"现代化"与"西洋化"混而为一。从最表面的意义说,"现代化"指时间上的成长,"西洋化"指空间上的变易;新诗之不必或不可能"西洋化"正如这个空间不是也不可能变为那个空间,而新诗之可以或必须现代化正如一件有机成长的事物已接近某一蜕变的自然程序,是向前发展而非连根拔起。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上,持有"现代化"即"西洋化"论调者,不乏其人。路易士在孤岛上海创办《诗领土》和《文艺世纪》、在台湾创办《现代诗》季刊,坚坚称新诗从一产生即是来自西洋的"移植之花"13,切切要求新诗现代化必须接受"横向的移植",他以波德莱尔、阿波利奈尔等西方诗人为终极归依。此种"去主体性"的诗歌构想与袁可嘉的论述的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袁可嘉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英美新批评,但并非有样学样,他试图改造西方理论而使之适用于中国语境中的批评实践,这种努力的效果如何,将在下文展示出来。

  二、"诗还是诗":文学本体论的思考

  大体而言,拒绝把"诗"化约为政经体制与伦理教化等外在因素的产物,而重视其自身的美学自主性和独立价值,主张从艺术本体的角度进行思考是西方现代诗学的一个基本向度。艾略特、里尔克、叶芝、瓦莱里有类似论述,瑞恰慈、兰色姆、退特、布鲁克斯、燕卜逊更是这种诗观的坚定捍卫者14。施蛰存区分过革命家与诗人在处理类似题材上的差异,强调本体的艺术性应当给予优先考虑,如此才不会沦为肤浅的标语口号:"同样的一个小小的感想,诗人写来就是诗,革命家写来就是标语。诗人做革命家,他的诗可当标语用,然而是诗,革命家要做诗人,拼命做诗,结果却既不能当诗用,甚至也不能当标语用。"15袁可嘉指出,在诗的定义上,前人未顾及诗的艺术本性,"以为诗是性的升华,历史的注脚,社会学的使女或原子弹的替身",他们一无例外地忽视了"诗之成为诗的绝对的道理",所发言论"都是远离诗之本质的误解"16袁批评众人把诗化约为其它知识源流的附庸,未能真正着眼于诗的本体,因此产生了无谓的纷争--

  因为相信诗能供给命题,而命题有真假之分,于是诗被驱与科学争"真";因为命题或为抽象观念,于是诗与哲学争哲理的渊深;因为命题或者包含信仰,于是诗与宗教竞作上帝的使徒;因为命题或是道德的启示,于是诗与伦理学攀亲;因为命题或叙述个人,集体的事实,于是诗被改头换面做传记的注脚,或与历史对簿公堂;因为命题或者能悦目赏心,于是诗被比美于醇酒妇人;因为命题或能号召革命,于是诗被借来代替传单,手榴弹;由此而来种种妖言邪说,真是不一而足,却一样远离诗的本体,使诗沉沦为某种欲望的奴隶,工具。17

  但是,以上关于本体论的接连不断的发言,却不能证明袁可嘉本人就是一个艺术至上论的鼓吹者,一个新批评派的毫无保留的拥趸。在新诗理论批评史上,审美自主性的捍卫者大有人在:从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到王独清、李金发、路易士,莫不如此。即使好学深思的吴兴华,在论及大众化时亦不免有偏见。18相比起来,年仅二十余岁的袁可嘉调和艺术论与社会学,持论公允,在四十年代诗坛上,不乏识见。袁明确反对"诗是宣传"的庸俗社会学论调、主张艺术本体的关怀,但同时拒绝新批评派的理论偏执,而注意到诗与社会、政治、文化的有机关联。他有时候采用语境化策略评析诗歌现象,综合互补,发展出"中国版现代主义诗学"。他观察到三十年来新文学运动中两只潮流的起伏消长,一个是"人民的文学"、一个是"人的文学",前者控制文学市场的主流,后者则是默默探掘的潜流。两者貌似势若水火、无法通融,实则修正了有关的原则后,二者还有和解共生的余地,最后,袁可嘉陈述了一个中心观念:"在服役于人民的原则下我们必须坚持人的立场、生命的立场;在不歧视政治的作用下我们必须坚持文学的立场,艺术的立场。"19如何理解"文学"?他明确指出:"'文学'既然是指作品,一些关于文学的谈论也必须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否则是不容易谈得中肯的",而以文学作品为中心,文学清晰的呈现三种辩证地渗透、有机地综合的关系,即,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作品与作者的关系、文学作为一种文字艺术。袁可嘉着眼于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的互动,强调三者的有机结合产生了文学:"社会的传达,个人的创造,文字的艺术三者都必然交互渗透,辨证地行进,有机的综合,而终之于戏剧的调和"。他看出诗与社会学、心理学的关系,但不忘指出文学研究的归宿仍在文学本身。

  我们无论采取社会学或心理学的观点,我们的目的是在对具体的作品有更深的理解与领会,而决不是为了去注释社会学的信条或心理学的临床诊断。无论在什麽情况之下,我们不谈文学则已,如果还想谈谈的话,我们的最后目的显然是在接近具体的文学作品,而不在盲目接受别的学科所包含的理论体系。因此,无论是从社会学或心理学出发,我们的目的地应该是文学而非其它。20

  在一九四六-四八年的中国文坛,占据主流的是左翼作家歌之颂之的"大众化"文艺,"七月派"那种咄咄逼人的论战架势、对于社会现实的严重关切、高高在上的道德优越感,莫不令人望而生畏。在写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一篇文章里,冯至对笼罩文坛的论战习气表示了担忧,明显针对的是左翼批评家。21因此,袁可嘉折中"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拒绝把两者极端,与其是由于"文学史经验",不如说是出自于他对无穷的历史变化和现实的复杂矛盾的一种回应。准此,我们亦可看出现代主义批评家之险中求变、迂回突破、以求长远发展的用心。在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方案中,这种折衷主义的声音更加清晰了:"绝对肯定诗与政治的平行密切关系,但绝对否定二者之间有任何从属关系"、"绝对肯定诗应包含,应解释,应反映的人生现实性,但同样地绝对肯定诗作为艺术时必须被尊重的诗底实质。"22根据这样一种周正持平的认识,"诗"者为何?袁可嘉说:"在正确的意义里,诗可以看作一个扩展的比喻,一个部分之和不等于全体的象征,一个包含姿势,语调,神情的动作,一曲接受各部分诸因素的修正补充的交响乐,更可看作一出调和种种冲突的张力的戏剧。"23无须讳言,他调和了诸多批评家的看法:勃克(Kenneth Burke, 1897-1993)的"诗是行为"24、布拉克墨尔(Richard Palmer Blackmur, 1904-1965)的"诗是姿势的语言"25、布鲁克斯的"诗歌语言的性质是悖论语言"26、瑞恰慈的"诗是冲动的调和"27等等。但是,袁可嘉似乎陶醉在这种雄辩、博学的、充满思辨性的文体中,来不及(或者是没有能力)考虑上述诗学观念间的历史性差异与冲突因素的存在,他径直以一种连贯性的叙述方式把这些观念组织进自己的方案,这种言说方式巩固了论点的清晰性,但话语的缝隙历历可见。

  在另一场合,袁可嘉认为文字、意象、节奏、音韵、情思等因素的对抗与和谐,方可产生出现代意义上的"诗"从现代批评的观点来看,诗是许多不同的张力(tensions)在最终消和溶解所得的模式(pattern);文字的正面暗面的意义,积极作用的意象结构,节奏音韵的起伏交锁,情思景物的撼荡渗透都如一出戏剧中相反相成的种种因素,在最后一刹那求得和谐;戏剧是行动的艺术,因此现代人眼中的诗也是,他们同样分担从矛盾中求统一的辩证的性格。28

  在这里,袁可嘉基于他的西方现代诗的阅读经验,观察出"张力"在现代诗的结构制作和传达效果中的重要性,这在艾略特、奥登、燕卜逊、史本德、麦克尼斯等英语诗人那里体现很明显。袁可嘉的观察,现代诗与传统诗截然不同:它是辩证的(作曲线行进)、包含的(包含可能溶入诗中的种种经验)、戏剧的(从矛盾到和谐)、复杂的(因此有时也是晦涩的)、创造的("诗是象征的行为")、有机的、现代的29。仅凭主题(无论政治观念,纤细感觉,或抽象思维)都不足以赢得诗的效果30。从艺术本体论视角出发,现代文学批评倾向于"本文分析"(textual analysis):注重作品全面结构的分析,尤其是根据文字语言学的知识,字字推敲,寻出文字、意象、节奏、思想间互相作用的关系。非常明显,袁可嘉在这里推销的是新批评之最主要的方法"文本分析"。联系到中国新诗批评的发展历史来看,对于诗歌之形式、审美与语言的重要性的看法,从五四之后就开始了,但大宗的批评文字显得散漫随意、浮皮潦草,真正意识到诗歌文本是一个复杂的分层结构、其间的各种构件处于一种密切互动的关联,并且有能力进行卓有成效的文本分析的实践者,大概是朱自清、李广田、吴兴华、王佐良、袁可嘉等寥寥数人。一个原因是,这些西方理论文章大部分出现于四十年代左右,二、三十年代的批评家看不到,同时,即便这些论著问世更早,也未必能够满足当时中国批评界的风尚,换言之,不具备新批评意义上的"文本细读"产生的历史条件。

  三、"现实、象征与玄学的综合":新感性的寻求

  西方诗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进展,不只是一个美学与风格的转化问题,在更深广的意义上,还与历史文化情景以及人类感觉意识的变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英国批评家罗勃兹为现代诗所作的辩护:"人的感觉范围的扩充,我们意识界对环境更细微的切合,我们生活和改变的生产方式的适应,这些都是一种冒险,有的时候非常迫切,但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31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在思想和技巧上一直面临着追求现代性的问题,各家各派提供的方案大相径庭。随着现代文化和人们感受的复杂化、历史进程中的新诗观念的深化、西方诗歌理论的译介、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在新诗场域中的角逐,如何建构新诗"现代性"问题的难度大大增加了。陈敬容对此深有同感,她把"经验的综合"作为尝试--

  现代是一个复杂的时代,无论在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上,思想上,和感情上。作为一个现代人,总不可能怎么样单纯。而诗,这文学的精华,更不可能单纯到仅仅叫喊一阵,或高唱一阵,或啼哭一阵,或怒骂一阵,或嘲笑一阵,或呻吟一阵。那末要怎么样?我们姑且概括地说:要这一切的综合。牧歌的时代过去了,史诗的时代过去了,浪漫派,象征派,以及鞑鞑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许许多多的名目也都再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的需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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