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宣读于“传媒与公共性”第二届中国青年传播学者研讨会,并发表于《新闻大学》2010年夏季号。

  [摘要]:当下“公共频道”对于公共电视理念与实践在华发展的影响,体现在“合法性”身份与“技术—效率”路径两个方面:其一,“公共频道”自1998年在中国电视界出现,它的缘起和内涵便与公共电视大相径庭,但因其身份表达的模糊性及衍生出的覆盖性,可能影响到公共电视的“合法性”身份及其理念在中国的推广。其二,作为公共电视实践自节目层面的“虾米模式”向制度层面的“大鱼模式”演进之中间路径的频道层面“小鱼模式”,其发展空间与资源在当下中国电视界也被大量追求“最大化原则”、使用同一呼号且变相进行市场化竞争的“公共频道”所占用。

  [关键词]:“公共频道”;公共电视;中国;影响

  [基金项目]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新时期中国电视节目生产的历史演进——媒介社会学的视角”(项目编号:CUC09A42)。

  导论

  公共电视,是一种理念,亦是一种实践,并涉及到电视制度、技术与社会角色等多个层面的问题。从世界范围观之,各国对于公共电视的定义以及重视与发展程度有别,不过“无论作为体制模式,还是作为实际的近用媒介,依然富有生机”(郭镇之,2009:p.63)。

  如若转向中国的政治—媒体图景,特别是进入电视生产的一线空间,却完全是“另一番天地”。虽有学者根据中共十七大报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基本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容,指出“在大陆试行公共电视服务的时机基本上成熟了”(黄学建,2008:p.132),但无论从理念或是实践角度来看,此处所谓的“时机成熟论”一则淡化了公共电视的西方理念框架[①],二则简化了中国电视演进的特殊路径[②]——“时机成熟论”并不成熟。

  不过,假使以台湾地区公共电视漫漫十八年的“成人之路”(1980年由时任“行政院长”的孙运璿首度倡议建立公共电视台,到1998年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正式成立)为参照,在中国大陆地区发展公共电视,还是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的。而在目前阶段,最忌讳的是理念的模棱两可以及实践的虎头蛇尾;反过来说,最需要的则是清晰的指导思想与可持续的渐进道路。

  但是,一个持续“面目模糊”并逐渐“跨界发展”的“公共频道”自1998年诞生始,对公共电视在中国的发展制造了从理念到实践上的影响。本研究即从身份与路径两个层面,使用文献研究的质化方法,探究此影响的起因、内容以及趋势。

  身份的否定:同一个“公共”,不同的理解

  此处的身份,是指“合法性”(Legitimacy)身份,即公共电视的存在与发展,要满足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等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方面的要求(周雪光,2003:p.74)。于是,身份的否定,就意指“公共频道”对于公共电视“合法性”资源的一种挪用乃至霸占,人们广为接受的相关认知也由此发生错位。

  我们看到,在国家广电总局的支持下,福建省广电局于1998年正式开播全国首个“公共频道”。这一由行政力量主使的电视媒介产物,自其诞生起,即与西方公共电视就“公共”一词有着不同的理解。如若进入到其创立及普及的社会—媒介情境中去,即了解“公共频道”的产生背景、身份结构以及发展模式等要素,则更会发现其与公共电视的理念精髓与推广指标的迥异之处——此二者的迥异之处,曾有较多学者关注(陈信凌、刘西平,2005;杨航、刘恩华,2005;陈积银、彭金山,2005),是为本研究的基点,但并非重点。本研究更着重于:在“公共频道”与公共电视看似“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结构中,前者是如何有意无意地对后者的身份及理念推广进行否定的。

  “公共频道”的背景与初衷

  虽然1998年是中国“公共频道”元年,但它的诞生背景却可至少追溯到1983年“四级办电视”方针的推出。这是因为“公共频道”作为一种广电政策而试行并全面推广,基本上直接针对“四级办电视”自一九八零年代后期以来所造成的中国电视业“散、滥、弱、小”乱象,并欲图通过作为一种共享播出平台的“公共频道”的推出而“拨乱反正”。那么,治乱的重点,就是市县播出机构的职能转变(从自办为主到转播为主);而如何转变?1999年国办82号文件在第三部分“加快广播电视行业改革步伐”中指出了路径:

  大力推广公共频道。在县级广播电视实行三台合一的基础上,由省级电视台制作一套公共节目供所辖各县电视台播出,从中空出一定时段供县级电视台播放自己制作的新闻和专题节目(国务院办公厅,1999)。

  于是,从1999年82号文件的行文中不难看出,“公共频道”推出的初衷是建构一个由同省各级电视台共同使用的频道,其背后的理想目标则是变“四级办电视”为“三级办电视”乃至“二级办电视”。其本质在于减少中国电视机构的总体数量。其实,如果配合82号文件第三部分“加快广播电视行业改革步伐”中与“大力推广公共频道”平级提出的另一举措——“推进地(市)、省级无线电视台和有线电视台的合并,进一步优化资源的合理配置,减少内部矛盾”(国务院办公厅,1999)——一同来看,则会更清晰地发现增设公共频道,与合并有线、无线都是一种争取变“低水平高竞争”为“高水平低竞争”业态的“减法策略”,两者唯一的现实区别就在于:前者逐渐背离了初衷愿景,后者达致了预设效果。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颁布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及频道频率名录(截至2009年7月)》(广电总局,2009),几乎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开设了“公共频道”,部分市(地)级电视台也创办了“公共频道”。因此,从平台的铺设与传播的准备来看,这一项市、县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职能转变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前导性工作(胡占凡,2002:p.6),在这十年来,从面上看,成绩斐然。但事实上的情况是怎样呢?质言之,“公共频道”不但与公共电视之公众、公益精神南辕北辙,更与省、市、县级电视播出机构公用共有的频道之“公共”意涵渐行渐远。具体论述将在下文展开,此处不赘述。

  异质同文的“公共”阐述及其模糊化

  从前文的简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公共频道”之发展无论好孬,在本质属性与身份结构上皆与公共电视没有干系,而仅仅是一种“异质同文”的巧合。

  其实,在一篇名为《开办福建公共频道的实践》的论文中,首创“公共频道”模式的福建广电局非常明确指出了“公共频道是有线电视迅速发展的产物,是加强宣传管理的需要,是市县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职能转变的有益探索,是广播影视集团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福建广电局,2002:p.10-11),并没有提到与公共电视相关的任何精神、原则追求;可就是在同期刊载的另一篇题为《关注公共频道》的“答记者问”中,广电总局社管司某位负责人却这样说道:公共频道确实很特殊,公共频道具有政治性、公益性、公共性、服务性、创新性(2002)——于是,我们看到政治性与公益性并存为“公共频道”特质的一种模糊且奇特的描述。

  正是此类模糊且奇特的描述,将“公共频道”与公共电视勾连了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指鹿为马”乃至“望鹿成马”、“借鹿说马”的评论、解读日盛,比如有学者呼吁要加强“公共频道”的公共利益表达(张建红、张青青,2006:p.123),甚至开始忧患其“公共精神”的缺失(袁英,2009:p.4),此类评说完全无视或者有意忽视一个现实基础,即:此电视“公共频道”,非“公共电视”频道也。

  而真正的“公共电视”理念,除了本文注释一引述的五项攸关概念之外,其作为社会场域个中利益的平衡空间(或通往平衡态的一种过程),“为了平衡各民族的利益,公共电视一般会使用多种民族语言播出;为了平衡党派利益,公共电视为各政党的宣传提供平等机会;为了平衡商业利益,公共电视对企业广告施加种种严格的压力;为了平衡国家利益,公共电视一方面宣传政府政策,一方面批评政府政策;为了平衡观众利益,公共电视也会像商业电视那样提供‘最少反对的节目’(least objectionable program )”(冯广超、冯应谦,2005:p.63)。

  两相对照,或许只要吃透西方公共精神与中国媒介语境,便不会造出“鸡同鸭讲”的“老鼠给猫系铃”故事来。

  基于以上阐述,“公共频道”与公共电视“异质”的身份结构基本廓清,但是“同文”的现实表达亦不能忽略——这也正如一位电视一线业者所说的,“许多人尤其是普通观众,对什么是公共频道不甚了解。甚至有些人士也不太清楚,公共频道是一个什么样的频道”(谢春霖,2001:p.41)虽然,他的这番言论出现在八年前,但在当下依然有价值。的确,正是因为很多民众乃至业者对于“公共频道”至今仍是“雾里看花”,再加上“公共频道”与公共电视在提法上是如此雷同(都有“公共”二字),于是导致他们(甚至包括许多学者)也很容易把“公共频道”等同于公共电视,前者的模糊性渐有覆盖后者之意。

  而哪怕假设当前已可在中国创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电视,马上也会出现若干问题:如何对其进行命名?如果称之为公共频道,那与“公共频道”的呼号如果区隔?名不正,则言不顺。那么,是否可以由现有的“公共频道”逐渐转型为真正的公共频道?在此,或许首先要来看看现在的“公共频道”到底变成了什么样。

  既非公用平台、更非公众/公益的异形身份

  在起底中国“公共频道”当下的现实身份之前,可以先来做两个纯粹“纸上谈兵”的设问:其一,如果“公共频道”十余年发展之路,将以职能转变之目的的“公用平台模式”走得很好,现状会怎样?其二,如果走得很不好,现状又会怎样?笔者尝试回答:若走得很好,它的省、市、县之“共享标签”将非常清晰,这也好比湖南卫视一直坚持的综艺路线给其自身贴上的醒目“娱乐标签”,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频道”与公共电视的混淆度自然就变得很低了;倘若走得很不好,那么“公共频道”倒是有一定的可能,转型重组为真正的公共电视频道,这样一来“公共频道”就回归到公共视域中,肩上的两个引号就可以去除,于是也决然谈不上对公共电视的模糊、覆盖乃至否定了。

  但在现实中,“公共频道”既谈不上发展得好,也谈不上发展得不好——它却在且发展且变异,走上了一条奇特的演进之路,彰示了一种既非公用平台、更非公众/公益诉求的异形身份。更加特别的是,这条演进之路,既故意沿用了“公用平台模式”的幌子,又暧昧地保持着与公共电视的模糊关联——这两层的保护色,让其以一种特殊的姿态参与到了中国电视市场化竞争的大潮中去。

  回到“公共频道”的诞生地——福建,作为旗手的“福建电视台公共频道”是否也在变异呢?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当笔者进入该频道官方网站之首页,不用点开任何网页条目,直接播放的视频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你:2009年1月1日,零时零分,公共频道全面升级,民生、服务、娱乐、纪实,精装上阵、敬请关注……(以上为该视频解说词)。于是,一切尽在不言中了,此外,在一份由该频道向全国电视公共频道发出的调查问卷表当中,其第二项条目就更加白纸黑字地证明了公共频道在中国的普遍变异——2、频道定位:(如开播后经改版调整定位,请注明原定位),原频道定位:……(福建公共频道,2009年3月)——当然,此处使用了“改版”这一颇具积极意义的语汇来代替“变异”,不过在该频道的媒介手册中,还是不忘涂抹上笔者前述的“两层保护色”:福建电视台公共频道,是全国首家由广电总局批准并采用全省各县市电视联网统一播出的政策性频道……以公共、公益、服务为追求方向(福建公共频道,2008)。

  综上,当公共电视的理念变成“公共频道”的一抹身份保护漆的时候,其实践层面的具体路径是否还能够另辟蹊径呢?答案是较为悲观的,具体阐释在下一节中展开。

  路径的否定:频道资源>公益诉求

  如果说上一节内容主要是针对“公共频道”之“公共”对于公共电视“合法性”身份及其理念的影响的话,那么,本节内容将聚焦于“公共频道”之“频道”实体,来探讨其对于公共电视实践的否定行为。这种否定行为,考虑了“技术—效率”的组织要求,即按“最大化原则”利用资源、设置路径——频道,在这里就成为了落实“最大化原则”的重要资源。那么,为什么“频道”重要?重要在哪儿?先借用台湾学者冯建三分析公共电视的一个框架,以观其特质。

  “大鱼”、“小鱼”与“虾米”的公共电视模式

  冯建三根据国际上公共电视适用范围的大小,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上焉者是“大鱼模式”的公共电视,次则是“小鱼模式”聊备一格,下焉者则为鱼目混珠、甚至有欺世盗名的嫌疑,或许可以“虾米模式”称之(冯建三,1995:p.68)。

  在冯眼中,“虾米模式”是以节目为单位的,以单一节目来看,即便是非常商业化的电视台,也可能偶一为之而“坏竹出好笋”地制作得出符合公共理念的内容,这也就好比虽然凤凰卫视是最为典型的境外私营商业台,但是它制作出的《凤凰大视野》、《凤凰大讲堂》等节目却颇符公共精神:“小鱼模式”是以“频道”为单位的,即在数个商业电视网包夹的环境里,也可能在各地出现若干个具有独立生产、播送节目且不以牟利为目的的电视频道,比如美国以公共服务为宗旨,在1968年开始出现的PBS 频道;而“大鱼模式”是以“制度”为归依,在冯看来,这是最值得营造争取的一种模式,在该模式下,数个电视广播网所制播的节目皆能符合公共服务之信念及品质要求。BBC 则成为这一模式的最为接近者——此三类模式,除了适用范围之外,更有品质高下的明显区别。

  返观中国的电视传媒语境,BBC 其实离我们很远,“大鱼模式”需要“自上而下”的推行,这就涉及到更多在媒体之外、之上的政治、历史以及社会问题,本研究不展开讨论。倒是冯所言及的“虾米模式”和“小鱼模式”或许有值得细思量且借鉴的地方。

  以笔者浅见,公共电视在中国的实践,无论怎样考虑复杂的政经社情,“虾米模式”是可以确认的。以央视科教频道、凤凰卫视中文台、SMG 纪实频道之部分节目为代表的电视内容,已然具备了若干公共理念与精神诉求。

  而参照台湾地区公共电视自节目单位通向频道层面的十八年“小鱼模式”演变,似乎也预示着大陆地区也可以走一走“从虾米到小鱼”的升级路径。而在理想状态下,这条道路要么与台湾地区完全一致,建立一个专门的、面向全区域的公共电视台——这与国家要求尽可能减少电视开路频道数量的政策相悖;要么就是对已有的频道平台进行重新设置而“借壳上市”,这其中的教育台、“公共频道”成为了主要备选项,而身份上逐渐异化、却依旧占着“公共”躯壳的公共频道在理论上则是最为恰切的候选人(教育台的节目内容过于专业化、针对面偏狭)。

  但理论上的可能性是否能够变成现实?或许有必要先来看看“公共频道”在实践层面的发展现状。

  “不要公共要频道”的资源策略

  在前文中已经提到,现在的“公共频道”在身份上是一种既非公用平台、更非公众/公益诉求的异形。那么,在一线实践中,又是怎样体现的呢?笔者先呈现两份不同地域(浙江、北京)“公共频道”的节目播出表[③],或许就能够看出某种端倪。

  首先是浙江电视台公共新农村频道在2009年9月21日星期一的一份节目播出表:

 

  单独来看这份节目表,基本上已看不出这是一个“公共频道”,上午、下午及晚间长时段的热门电视剧以及午夜档电影,配合黄金时段的民生新闻资讯、评论节目——这与普通的地面电视频道编排并无二致。而如果扩展一下视域,在节目编排之外更特别的是,浙江电视台的“公共频道”,即公共新农村频道,完全不再是其创立时所谓的“省、市、县公有电视平台”了,甚至也并不直接从属于浙江广电集团,而是作为市场化经营的一种突破,由浙江广电集团内部效益较好的教育科技频道创立的新青年传媒集团来托管[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