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技术创新系统的国际比较研究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6期

  内容提要:由于系统结构缺陷的存在,导致我国技术创新系统在科技资源配置以及各主体之间合作等方面存在问题。应通过制度创新和加强技术创新系统中各行为主体协同等方法,进一步完善中国技术创新系统。

  关键词:技术创新/知识经济/国际比较

  21世纪知识经济将占主导地位,创新能力是知识经济竞争中制胜的关键,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因而,迎接知识经济挑战,改革与重组国家创新系统,为举国上下所关注。技术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的核心部分,直接以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不断调整技术创新系统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态势,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技术创新的新特征对我国技术创新系统提出的挑战

  技术创新理论是从50年代开始,逐步从熊彼特创新理论中分化出来。关于技术创新的概念,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技术创新的内涵应当包含创新过程、创新内容和创新结果三方面[1](P514)。因此,有学者认为技术创新可以被认为“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赢利机会,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重新组织生产条件和要素,建立起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从而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的新的组织”,技术创新是一个系统发展的过程,它“包含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2](P13)。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科技与经济两大系统耦合,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得以实现。在知识经济中,技术创新出现新的特征:(1)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到创新扩散的周期越来越短,技术创新与知识创新的关联度越来越高;(2)技术创新速度越来越快,产品生命周期大大缩短;(3)在技术创新收益倍增的同时,技术创新的成本越来越高,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风险越来越大;(4)基于技术垄断的市场垄断竞争特征愈发明显,谁抢占了技术创新制高点,领先一步,一路领先,否则,将被淘汰出局。

  技术创新的新特征对技术创新系统的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要求创新系统作出快速反应。一般而言,系统外在显现的功能,取决于系统自身结构。按照现代系统观:一个系统的性质与功能,取决于系统的构成要素与系统结构,其中系统结构更为根本。技术创新系统由与技术创新全过程相关的各行为主体所构成,技术创新是构成技术创新系统的各要素协同作用与创新资源整合的过程。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新特征反映建构调整技术创新系统的重要性与复杂性,我国技术创新系统又一次面临新的挑战。

  科技与经济相脱节,是我国经济社会中的一个顽疾,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意识到科技活动游离于企业与经济,始于1985年的科技体制改革和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努力把经济增长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现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但时至今日,“脱节”问题仍未有大的改观。宏观上所表现出的“脱节”,是技术创新不足的折射,根源在于我国技术创新系统结构不合理。这是中国迈向知识经济不可回避的、同时又是必须超越的巨大障碍。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技术创新系统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势必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在新一轮的经济竞争中,进一步拉大与国际先进技术经济水平的差距。

  二、中国技术创新系统解析

  从经济学和系统论对技术创新系统剖析,首先要考察分析科技资源的配置结构是否合理,即人力资源、物力资源、信息资源等在构成创新系统的各个机构和组织间的分配;其次,研究技术创新系统内各要素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和强度,重点在它们之间的结合度或协同度;再次,分析各介入技术创新过程的行为主体自身的构成、功能及运作机制。前两个方面是技术创新系统结构的主要内容。技术创新系统构成要素主要有企业、科研机构(含各种技术扩散和推广中介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企业是核心要素。政府在技术创新系统的形成、调整和强化中起着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各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政府普遍强化了对技术创新过程的干预,甚至通过制定、主持、推动重大项目实施,直接介入技术创新过程。这是知识经济时代政府行为所出现的新变化。

  具体考察科技资源配置,主要是科技人力资源分布结构和科研经费的使用结构。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任何科研成果都必须在企业中最终实现其经济价值,企业技术力量的强弱,直接影响技术创新的实现。

  表1反映我国R&D 人员50%以上分布在高校与科研机构,企业R&D 人员相对比例偏低,人员太少,而企业又面广量大。1998年中国从事R&D 活动的人员为75.5万,比上年减少7.6万,下降9.1%。其中工业企业33.99万人,减少5.14万人;研究与开发机构R&D 人员22.77万人,减少2.76万人,只有高等学校的R&D 人员增加了0.3万人。工业化国家都把大部分R&D人员配置在企业。1996年美国企业R&D 活动人员占全部R&D 活动人员的比重为79.4%,日本这一比重为60.5%。从企业R&D 活动人员所占比重看,我国企业依然不是研究与开发的主体[3](P111),这是我国技术创新系统的特点之一。另一方面,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科技资源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的人力资源,我国创新系统中,除了数量比例上的差距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企业中高层R&D 人员比例更低。R&D 人员中骨干是科学家与工程师,指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和虽不具备上述学历但有高中级职称的人员。我国企业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比例与企业R&D 人员所占比例不相称,明显偏低。美国、日本和德国生产性部门中的R&D 科学家与工程师所占比例超过50%,而政府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比例较小。1996年,我国企业中的R&D 科学家与工程师占37%,政府研究机构占40%,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在人力资源配置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

  

  另外,根据1999年IMD 《国际竞争力报告》的评价结果,中国R&D 人员总数世界排名第4位,有明显优势。但是,获得合格工程师难易程度排名第47位。“IT技术人才可获得程度”排名第46位[3](P109),这说明虽然我国人力资源数量不少,但素质亟待提高。我国技术创新系统中无论是R&D 人员的数量比例,还是质量分布均不合理。我国R&D 经费的使用分配与人员分布构成基本相吻合(见本文R&D 经费和人员配置国际比较),但从知识创新到技术创新全过程的需求来看,同样比例明显偏低。

  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科技化、国际化和高度知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使企业从事科技开发活动需要与外界进行大量的技术、人才、信息、能量等交换。因此与智力、知识、信息资源丰富的大学、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成为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必然选择。但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因素,科技人力资源匮乏的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间交流合作较弱,直接导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低。

  学术界大多把这种现象归因于企业对技术创新缺乏内在的冲动,因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还在束缚着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无疑这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从我国技术创新系统的历史沿革与改革历程来看,科研管理体制及相关制度是另一重要因素。建国以后的30多年制度变迁,我国形成的是条块分割的科技管理体制,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之初,就想打破军民、各部门、地区之间的严格界限,推进科技资源围绕经济建设合理流动与重组,然而时至今日尚未从根本上突破,人才流动仍留下不少硬性约束,人才流动的个人成本太高,严重阻碍了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

  通过进一步国际比较,我国技术创新系统结构性缺陷更显突出。

  三、技术创新系统的国际比较

  世界各国技术创新系统各有不同,总体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国家,其技术创新系统,一般是以企业为主体,科技资源配置主要分布在企业中,政府在技术创新中间接调控;另一类是发展中国家,一般是以政府为主导,科技资源主要集中在政府直接管辖的科研机构和高校中,政府对技术创新直接干预。每一类中技术创新系统结构不尽相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尤其在政府的功能作用上,往往介于上述两类之间。

  

  R&D 人员与经费配置,上述国家(除中国、意大利外)企业在两方面均占50-70%,这是比较合理的比例,而我国R&D 人员仅占41.1%,可见还需努力调整,调整方向为把研究机构从30.2%降至20%左右,R&D 人员分流到企业。当然不仅是数量比例的变动,还要注意调整与改变企业中高层次R&D 人员比例过低的状况。另一方面,优化我国企业R&D 经费使用比例过低的配置,主要途径应是企业进一步增加这方面的经费投入。按照国际通用标准,以企业R&D 经费投入与企业销售收入比来衡量企业科研投资强度,我国企业这项指标,远远低于经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6-1999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每年技术开发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4%、1.39%、1.37%,平均不到1.4%。[4]对1998年全国部分行业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比重进行比较如下:纺织业0.70%,化纤业1.62%,化工业1.47%,医药业1.74%,机械工业2.36%,电气机械业2.46%,电子通信业2.37%,交通设备业1.93%,全行业平均为1.28%,[1](P106)而发达国家企业对研究开发的投入一般占其销售额的3%左右,高技术企业对研究开发的投入则占售额的5%以上。

  日本是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经济发展呈现巨幅起落的国家,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和探讨。日本近几年来研究开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从1995年的2.76%上升到1999年的3.1%,平均百分率也居世界领先水平。日本研发经费的投资方向和侧重点在企业。1997年初桥本内阁提出了以“变革和创新”为核心,从“经济”大国迈向“科技”大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它所强调的“变革”,是从过去的重技术开发、轻基础研究的状况中摆脱出来,在科研和开发方面进一步适应知识经济的步伐;它所强调的“创新”,是指科学研究上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知识创新,结合国家经济发展和市场需要的技术创新,以及新知识、技术的扩散、推广和转移。[5]在2001年度开始实施的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日本进一步明确提出科技立国的国家战略。重点强调重视基础研究、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其研究开发费用上升趋势表明了这一点。

  韩国和我国的技术进步一样都是建立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基础之上,其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有许多可取之处,经验可供我国借鉴。韩国技术创新的重点在于发挥企业技术开发主体的作用,企业的R&D 投入由1989年的约28亿美元增至1997年的约133亿美元,在国家总投入中所占的比重自90年代以来都达80%以上,超过美、日、德等发达国家。韩国的科技经费一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发展高科技的需要,科研经费更是大幅度增加,R&D 投资占GDP 的比重呈递增之势(见表3)。

  

  资料来源:1.韩国:术庆臻,金志龙。《韩国现代化研究》;1995-1998年的数据来源于袁世升的“1999韩国科技发展综述”,载《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00年第4期。2.中国:1992-1999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2000年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00年全国R&D 资源清查主要数据统计公报,载《科技管理研究》2000年第1期。

  从1980年起,美国的企业R&D 投入一直占全美R&D 支出总额的第一名。美国大企业形成的优势与其每年占全球近二分之一的、数量庞大的R&D 支出密不可分。有数量巨大的R&D 支出作保证、吸引来自全球、数量庞大的各类人才作依靠,在雄厚物质基础之上及正确宏观政策指引下,美国拥有了强大的科技实力和竞争力,其连续112个月增长的经济更进一步确立于其全球领先的角色。对照我国的R&D 支出,我国1996-1998年3年间的R&D 支出平均增幅达到12.4%,远高于同期GDP 增长率,而且R&D/GDP 值也由1996年的0.6%上升到1998年的0.69%,但由于R&D 经费基数过小,所以与美国同期相比,在R&D 经费支出相对值(R&D/GDP)方面,美国(3年平均值2.60%)是中国(3年平均值为0.65%)的4倍,R&D 绝对值方面,美国3年总投入是中国3年总投入的50倍。[6]1988-1997年的10年间,西方七国在研发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投资,经费的来源及投向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科技支出稳定在较高的水平上。10年中R&D 支出占GDP 的比例平均为2.16%,而日、美、德、法四国这一比例一直保持在2.25%。二是从R&D 经费的来源与使用来看,企业是各国投资的主体。10年中,西方七国R&D 经费一半以上来自于企业。美国和德国的R&D 经费来源于企业的比例均在60%以上,日本高达70%以上。从R&D 经费投入的对象看,七国R&D 经费平均65%被投入到企业的研究与开发中。[7]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IMD )《国际竞争力报告》(2000、2001),我国科技国际竞争力排名为第30、33位,但其中的子指标,中国企业间技术合作状况排名为35、49位,低于所有发达国家,企业界与院校间合作研究的充分程度排名为第30位,除了好于意大利外,也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水平,企业技术开发财力资源限制程度,得分排名41位,这三项指标均明显低于中国科技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排名位次。[8]反映出我国技术创新系统中各方协同性的欠缺和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不足。

  四、结论与思考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技术创新系统存在有较明显的结构性缺陷。科技资源配置不合理,技术创新主体低效率以及各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凡此种种,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也造成科技与经济的脱节。改变这一现状,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首先,要以制度创新为基础,构建适宜技术创新持续发展的宏观制度环境。我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动力不足与制度环境的欠缺有很大的关联。受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调节和分配的影响,还有相当一部分支配着重要的科技资源的部门,没有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意识合理运作科技资源。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被边缘化,特别是中小企业常被排斥在创新政策的视野之外,加上风险投资市场发育的缓慢,企业难以争取到技术创新所需要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和充足的物力资源。另一方面,形成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制度以及作为产权制度特殊范畴的知识产权制度的不完善,从根本上抑制了企业家的创新冲动。按熊彼特的定义,企业家是创新意识的人格化,也是技术创新的主导者,企业家理应通过技术创新这一高风险的活动获得超额收益,但若在制度上不能对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予以激励和创新收益予以保护,推动技术进步的企业家阶层便难以形成,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也难以实现。因此,通过制度创新逐步调整资源的配置,是我国技术创新系统变革过程中重中之重的工作。

  其次,我国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努力方向是,在继续推进科技资源配置调整的同时,要强化技术创新系统中各行为主体间的合作与协同。鉴于科技资源配置严重失衡的现状和我国科技投入的总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当前应重点放在调整技术创新系统内各行为主体的关系,推进企业与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合作。理由有二:第一,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各有所长,不可替代。科研机构与高校偏重于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研究,在涉及技术原理方面的创新具有明显优势,拥有更多科技发展动态信息,高校又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企业擅长工程制造、工艺、生产管理、市场营销。所以,即使科技资源配置到位,也需要它们之间优势互补,这样有助于加速技术创新,提高技术创新水平。第二,产学研的合作,如依靠自发形成,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以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发达国家为例,最为成功的是美国和日本,日本是典型的“官产学研”合作创新体制,美国的“大学—企业”合作也十分密切,这两个国家政府在其中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科技实力很强的英国,科技研究的成果远未能在经济发展中得到有效发挥,其原因之一是技术创新系统中各行为主体间未形成通力合作关系。我国无疑要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这是增强我国技术创新能力必须采取的举措,但是,要赶上发达国家的投入水平还有相当长的过程,因此,通过加强技术创新系统中各行为主体间的合作与协同,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目的显得尤为重要。

  再次,在结构调整的基础上,还要完善技术创新系统各行为主体内部的激励与约束的微观机制。宏观创新制度建立之后,需要有相应的微观创新机制匹配,才能形成有效率的技术创新运作体系。创新主体内部的政策导向对组织成员的创新行为有直接的影响,以高等学校为例,尽管这么多年来,很多高校一直在努力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在经费的投入上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一些高校在职称的评定上还设立了应用开发教授席位,以吸引教师从事应用开发研究,但结果差强人意,原因之一,和从事基础理论或应用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员相比,从事开发和技术创新人员在一定的时段内机会成本太大,获得的激励不够,积极性受到影响,同时又因约束机制的缺陷,一些研究人员宁可满足于理论研究出论文,而不愿冒风险去进行技术创新研究。企业内部的技术创新机制上又存在另一类问题,一方面,企业专业技术研究人员的地位在下降,另一方面,一线员工的技术创新的动机也被忽略。日本企业卓越的创新战略对政府宏观的创新政策起到了有效的补充和支持,日本在国际上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其很多重大技术的突破性创新来自于生产现场大多数员工日积月累的技术改良,无论是专业技术研究人员还是一般员工对技术创新的贡献受到企业极大的激励,虽然,一些技术的小改良相对于突破性技术来说黯然失色,但是,这种适应性创新能够形成企业稳定的创新流,不断地对市场的变化作出回应,从而形成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文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技术创新主体内部微观机制的完善对技术创新系统的正效应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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