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80年代引进股份制,特别是中共十五大提倡用股份制来改造国有企业以来,全国上下形成了一股“股份热”,各地一哄而上,千军万马去挤股份制这一“独木桥”。但是,其结果去是那样的悲哀,以至于人们认为这改造企业的“屠龙术”也同样会失灵。然而,究其原因,却是在旧的体制下,试图用新的药方,其结果注定是失败。国有企业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旧的体制下遭到扭曲,无法真正发挥其固有的特性。同时,转型期的中国,其社会环境特别是法治环境、信用机制又不适合股份制的生存。所有这些因素,促使股份制在中国的处境是那样的进退维谷、举步为艰。而只有从制度角度进行创新,用经济自由来制约政治行为,才能真正走出当前的困境。

关键词:国有企业 自然属性 社会属性 法治 信用机制

国有企业作为一种官办事业,并非今天才有,也不是中国特有,而是伴随着国家这种行政——地域建制产生而出现,在古代大量存在,在国外同样也大量存在。建国以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政府实行统一的计划指令安排经济活动,从而创办了一大批的国有大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制(特殊的只属于地方所有),但是由国家实行统一的管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客观上越来越需要对国有企业实行政企分开。自那以后,中国就一直在寻求一条解决国有企业的途径,但是一二十年过去了,中国仍然没有找到一种行之有效方法。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各种矛盾越来越突出,加剧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度,现在的国有企业,“正处于一个深水区”,急需我们“勇敢大胆地闯过去”。尽管自十五大提倡股份制以来,国有企业并没有真正找到一条自己的改革道路,效果仍然是那样的有限。总之,一句话:国有企业改革,任重道远。

一 股份制改革及其结果

任何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因都是由于经济困难,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管制的放松,民间资本开始活跃起来,利益、利润等长期被忽视的经济因素开始重新登上历史舞台。简直在一夜之间,政府发现了其管理的大量国有企业竟然是财政支出的沉重负担。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状况,政府被迫地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自始自终都是采用一种渐进的改革道路,这和中国的“摸石头过河”的改革路线是一致的。因为我国的改革在国际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学习,也不可能学习别人的整个模块。这种渐进的国有企业改革,从1983年起,大致经过了这样的几个阶段: 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推动企业走向市场;颁布《企业法》,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明确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促成资产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贯彻《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划分政府与企业的权限,推动转换机制,政府转变职能,进而推行企业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样从利改税、改权让利到所有权和经营的适当分离,从承包、拍卖、租赁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风风雨雨十几年,中国仍然没有能够真正找到一条医治国有企业的妙方。因而,部分具有较开放意识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开始向西方学习,试图引进股份制来进行医救。他们先是论证股份制不属于“姓资姓社”的范围,它只是一种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组织形式,而后提出了种种的有关股份制的构想,并在地方上付诸实施。这个时候,中国理论界和实业界都欣喜若狂地发现“这一人类史上的伟大制度”,有些人甚至将其称之为“屠龙术”,他们都希望着这个制度能够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从而达到企业的产权归股东们所有,职工们通过持有企业的股票而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最后迫使企业建立起一种能够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有效机制,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继而增强企业活力。然而,实践的发展,却让人们大失所望,让人们对这种“屠龙术”的信心大减。这种股份制并不能让企业摆脱困境,相反,却让企业增加了许多困难。最初发行股票的企业,只能是发行企业内股票,因为社会对它的反应是那样的冷淡,而且只有在企业内用分摊的办法才得以勉强售完。只有到了社会上出现一批因持有股票而暴富之后,人们才痛感失去机遇,因而沿海各省掀起了一片热潮,正如何清涟女士叙述的,全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在各地政府的或明或暗的支持下,所谓的内部股和变相股一时泛滥成灾,各地的股份制企业都是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然而,这种狂热之后却隐藏着让人担忧的隐患:一是企业并没有真正的强大起来,效率也没有随着而提高,亏损现象仍然相当严重,这使得许多上市公司只是个“翻牌公司”;二是广大的股东们没有成为真正的主人,他们不是关心企业的效率,而是追求股票的差价。董事会成员依然是原来那些人,甚至董事会和经营班子是和二为一;三是企业所有者的缺位,造成了日益扩大的寻租活动。由于股东们从不关心过问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这就造成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们对企业资产的任意处理,甚至大部分放进自己的腰包之中。由于股份制在实践中的种种弊端,让社会有识之士不禁为之心寒,就连享有“厉股份”的经济学家厉以宁也对这种变相的改革深表忧虑。但是,从理论上言,股份制确确实实是符合十四大提出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在西方,股份制是一种有效的筹集资金手段和企业经营方式。但在中国,过分强调筹集资金产生了系列的弊端。因此政府相信,如果能够真正实行股份制,尽力避免那些不必要的缺点,那么国有企业仍然是有望走出目前的困境。实际上,一个显然的原因是政府已经无计可施了,只还有股份制这一比较在希望的改革道路而已。因而,在十五大会议上,江泽民提出了一个总结性的结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动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在于控股权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样,中央就用文件的形式将股份制形式肯定下来,虽然它侧重于股份制的经营管理方面。十五大之后,全国上下迅速再度掀起了一股“一股即灵”的热潮。但是,这股热潮过后,人们再度发现,企业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依然是那样的亏损状态。实际上,这种情况正如著名经济大师哈耶克说的,“企图依照一个单一的计划来指导一切经济活动会引起不可胜数的问题,……因为一种经济计划的种种目的,或其它任何部分目的,不能够离开特殊的计划来界定。”因此,股份制没有给中国的国有企业带来发展的契机,而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措施。即使在今年的两会期间,众多的代表们仍然对国有企业表示忧心耿耿,尽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朱总理用了比较乐观的措辞。一句话,股份制下的国有企业依然困难重重。

二 股份制无法改变国有企业的固有矛盾

股份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企业运作机制,在马克思那时代里就体现出极大的经济效率,以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不得不对其做出详细的论述。改革开放之初,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也说过,“它是姓‘中’,没有阶级性,是一种有益的企业组织形式。”但是,在国外行之有效的股份制,在中国却是那样的黯然失色,这不得不引起人们深层次的思考探索,究竟我们的股份制为什么会如此的“淮桔成枳”。

考察一种经济运作机制,如果仅单纯考察其本身,我们就会“失去了真正的研究目标”,我们只有将其放置于特定的社会市场大环境之中,才能真正对其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斯在其经济学著作《经济学》一书中就对市场作了三种界定。第一种为市场经济,完全由厂商和个人家庭的互动关系来完成一切的经济活动;第二种是指令经济,即国家来控制指挥所有的经济活动;而第三种则为混合经济,即国家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经济。显然,在一个新权威主义盛行的国度里,在一个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行改革的市场开放的社会中,我们中国无疑是实行混合经济体制。在这种混合经济体制之下,国有企业的社会性得到了过分的突出,而自然性过于受到抑制。即使是实行股份制,也没有能够改变这种状况。

企业的社会属性,本来是指企业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大小,比如提供了多少的就业机会,创造了多少的利税等。这些社会属性是企业的客观效果,而不是主观意识,是企业生产的外在性的表现形式而已,绝对不是企业本身有意那样做。而在我们的国家之中,国有企业的社会属性,除了具有一般企业的特性之外,还有着其特定的含义。国有企业的社会属性突出地表现在其是为整个社会经济服务的,是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的,这样,在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国度里,我们的国有企业的社会属性也就相应地反应在其为整个国家服务。而国家的授权代表就是政府,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为政府服务的,就是政府的“婴儿”。只要对政府有利的,政府就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管理。实际上,从整个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我们也可以看出政府的利已性。当国有企业不能很好地为政府创造额外收入之际,政府就会下定决心要将国有企业送上手术台。而改革国有企业的动力绝对不仅仅来自市场,更大的部分是来自于政府在国有企业的“收入效应”和“替代反应”之间的权衡。在这一改革过程中,政治目的是永远高天一切的,追求利润的经济目标却是居于第二位。只要税利大于亏损,只要能够保持社会安定、发展,政府就不会关键,不管其效率有多低。只有到了国有企业不能再给国家提供真正的利益,只有到了国有企业成了政府的包袱时,政府才会改革它,甚至也是希望在改革的过程中继续捞一把。这就是为什么八十年代迟迟没有企业破产现象,为什么九十年代才出现下岗分流。假若不是政府的过分干涉,这些现象早在八十年代、市场经济出现的第一天就会出现了。尽管在股份制之下,政府的作用仍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改变。同时,由于政府往往在企业的控股中占有相对优势,因而国有企业的社会属性就没有真正得到改变。一向以公有制自诩的中国,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也就往往以牺牲国有企业的利益为代价。但是,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一旦实行了股份制,那么你政府的事情就是你本身的事情,和我企业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只要我做到守法就行了,而至于要不要负责社会的责任,则是属于我企业的职责之外,要不要负责是由我自己决定的,你政府没有权力来强制我去完成。但是,在现实的社会中,企业却不能真正享有这种基本的权利。

而与企业的社会属性紧密联系在一直的就是企业的自然属性。根据权威人士的界定,企业的自然属性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组织、经营方式,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决定的。简而言之,就是传统经典经济学的一句话: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这个自然属性也就是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前提假设之一,即经济人的假设。为了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企业首先必须是个独立的企业法人身份,能够自主地依靠市场信息的变化来确定企业生产什么,怎么样生产等基本却极其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些基本而又重要的权利,在国有企业内部却是丧失殆尽。政府的一纸公文,就可以将其所有的计划全部打乱,甚至不得不按照政府既定的路线重新经营。本来,股份制所确立的董事会、经理、职工等管理机制是相当合理的,体现出一种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相对分离,由参股最多的股东出任董事长,由股东组成董事会,由董事会将企业依据一定的权利义务委托给经理,而后再由经理们依据董事会的要求经营企业。但是,这种制度在中国是形同虚设,丝毫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在实行股份制的国有企业之中,政府常常以维护公有制的支配地位为托辞,占据股份的大部分,这也就以另一种方式来控制国有企业。别的股东压根就没有什么发言权。同时,中国的广大股民们追求的只是股票的差价,而不是股票的红利。因此对他们而言,只要企业的股票价值提高上去就行了,至于实际的利润有没有增长,那就无关紧要了。所有这些原因,造成了国家可以对企业继续指手划脚,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 同样,股份制的一个很大缺点就是没有能够解决好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或缺现象。所有者的或缺现象是产权不明确的直接后果之一。在由政府和广大股东们共同建成的企业之中,股东的那一部分产权可以暂时得到明确,但是政府的那一部分却是始终没有能够得到完善的解决。国家的财产在原则上是属于全民所有,而不应该仅仅只是哪家企业所有,而人民只是个政治学上的概念,在现实世界中却是个虚无的概念。这就造成了这样的一种悖论: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者即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及全权转让。但是,有时候,参股的股东们(除与外资历合作的之外),由于制度的不健全,或者政府方面的压力等,也同样无法真正对自己的财产实施有效的监督,以至于最后所有财产的支配使用权全部暂时落到了政府指派的行政官员身上。而依据股份制的原则,政府指派的官员是没有权利支配所有权,而只是经营使用权而已。同时,这时的官员又会产生角色错位现象。一方面从政府的组织原则来看,它必须完全服从于上级;而从企业这一角度而言,它作为企业的经理,应该是对所有的股东负责。假若政府不干涉企业的话,这两者完全可以达到有机的调节。但是事情却是经常发生成这种情况,来自上级的命令和企业的股东们利益相左,官员的个人利益就会起着突出性的作用。为了保障个人的利益,官员就不得不牺牲股东们、甚至是企业的整体利益为代价,服从上级的命令。同样,在这样一个所有者严重缺位的企业中,在一个角色严重错位的情况下,大量的寻租现象也就变成了想象之中的事情了。各种各样的手段都会使用出来,尽量要掏空国有企业,从而造成了企业资产的严重流失,。据统计,从82年到92年,由这种原因造成的流失、损失达5000多亿,占国有企业总量的1/5。真是让人不敢想象。

此外,在对国有企业内部进行技术方面的改造方面所受到的诸多阻碍,股份制依然没有办法解决好。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改制后的股份制企业仍然和改制前的相差不大,依然是受到严重的行政干涉。这也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技术改造问题。国有企业中参杂过多的行政系统色彩,造成了行政官僚气氛的浓厚,而行政官僚色彩的一个缺点就是对技术改造着天生的恐惧感。而现代企业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尽量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在市场上占有相对优势。但是我们的这种股份制下的国有企业仍然没有具备技术改造的条件与勇气。它们更习惯于用“想当然”来代替严密的科学计算,没有丝毫的经济学思维和数字概念。比如最基本的数字化计算,那在国外应该说是一种基本的常识,而在国内,却是那样的缺乏,以至于鞍钢一采用数字化计算,就能马上获利丰厚。而至于那些高新技术的使用,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

三 股份制对社会大环境的不适应性

股份制改革下了国有企业,之所以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和其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大环境也是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社会条件当然好多,如整体经济发展状态、社会保险业的发展水平、就业机制的流通程度等,然而,我们不想在这里对所有的因素一一详解,而主要就两方面展开论述:社会的法治水平和与社会的信用机制。因为这两方面和股份制的企国有企业改革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对于我国的法治环境,已经有好多学者对此做出论证了。他们的一个基本之点就在于,我国目前缺乏一种和股份制企业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所赖于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从而使股份制改造成了各个利益团体寻租活动的猎物,股票市场过度的投机活动滋生的土壤。其具体的表现则在许多方面:无法可依——虽然制订了法律(有些方面甚至还没有法律),但是法律条款却是过于宽泛,法律的空子太多了,其结果等同于无法律;有法不依——在处理具体事情过程中,对法律却置若罔闻,甚至用个人指示、批示来代替法律;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执法不严,用人治替代法治;违法不究——利用法律的空子来为违法者寻求解脱的条件,并且千方百计地庇护违法乱纪法者。所有的这一切,都使股份制失去了其存在、发挥效用的基本外在环境,因此其淮桔成枳的后果也就不足为怪了。 而信用机制,自从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的经济学者们就一直对信用机制给予高度的评价。他们认为,信用机制是有效促进人们之间交易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市场能够发挥重大作用的前提之一。而到了制度学派以降,信用机制更是被提高到一个更高层次的作用。制度学派们认为,信用是减少交易成本的基本途径之一,也是消解信息成本的最有效途径之一。而西蒙则在其理性决策理论中认为信用是有效促进理性决策的条件之一,是减少信息浪费的因素之一。所有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一个基本的问题:信用机制在当今市场机制中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现在的信用机制简直乱成一片,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数不胜数,金融证券市场上的投机分子也是让人心惊肉跳,而公司之间的三角债则是永远无法清理掉。这些因素都阻碍住市场的发展,也阻碍了股份制的发展。因为,要将所有权和经营权真正分离开来,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社会要有相对稳定的信用机制来保障财产的稳定性。

四 解决国有企业的一种理论探索

我们在这里试图提出一个解决国有企业困境的有益理论探索,不管它是在什么机制下的改造。这种理论应该不仅适用于股份制改造下的国有企业,也是适用于承包经营下的国有企业等。正如学者们对农村解决办法的建议那样,农村问题的解决并不在于农村,而是在于农村以外。同样,我们也这样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不在于国有企业本身,而存在于国有企业之外。而解决国有企业的一个有益办法莫过于使用制度创新的方法。

制度创新,自从道格拉斯·诺思这位新制度学者提出制度创新以来,制度因素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热切关注。诺思认为,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同决定经济绩效。制度(与所利用的技术一起)通过决定交易和生产成本来影响经济绩效。而制度则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正规的规则、非正规规则以及实施这些制约的特性。其中正规规则是可以迅速改变的,而非正规规则具有长期性的效果。因此决定性的作用是非正规规则的作用。通过这三者的相互作用,最终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这种制度在历史上也是被证明是有效且合理。然而,在实际的应用(如解决国有企业)中,我们会发现,在当代的中国的一大缺点就是政府的行政行为过于庞大,对社会生活造成过多的干涉。为了解决这一缺点,为了让我们想利用的制度创新理论能够彻底实施下去,我们认为,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限制政府的权利,让政府只做其应该做的事。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一个可取的方法就是用现有的经济力量来构成一个对政治权力构成一种新的平衡。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经典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所论述的那样,当一个经济力量足以构成对政治力量的平衡之际,那个社会也就进入了一种良性的发展阶段。而现在,我们离这个目标尚远,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努力。毕竟,政治力量是从来是不会自动退出任何一个既在的领域。

最后,让我们紧紧把握住制度创新和经济自由这两把利剑,将我国的经济解放出来,也将我们的国有企业从困境中解释出来。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参考书目:

[美]斯蒂格利斯 《经济学》 高鸿业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英]亚当·斯密 《国富论》 王亚南 郭大力译 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美]詹姆斯·A。道等编著 《发展经济学的革命》 黄祖辉 蒋文华译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 《资本主义与自由》 张瑞玉译 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奥]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经济、政治与社会》 冯丰华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何清涟 《现代化的陷阱》 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