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社会总需求不足,加上工业结构处于调整阶段,以及减员增效的改革,城市事业和下岗现象日益严峻化,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手段降低城市失业率。从地方性的政府反失业政策来看,倾向于采取以消除外来劳动力就业竞争为目标的对策。许多地方政府把外来劳动力看作是城镇职工的竞争对手,从而制定了一系列排斥和歧视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例如,通过各种收费渠道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明确规定诸多的岗位不允许雇用外地劳动力;以“再就业工程”的名义,通过奖罚手段诱导企业用本地失业工人替代外来劳动力。
  
  就业歧视将贻误中国改革。如果城市政府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延续下去,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所要求的任务就会被无限期地搁置,目前仍然十分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就难以缩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形成的目标也会被延缓。
  
  城市就业歧视贻害无穷。改革以后的中国经济生活中,对劳动力转移的推力和拉力都是存在的。如农业家庭承包制的实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释放出剩余劳动力,构成主要的推力。城市经济改革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粮食定量供给制度、住房分配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的改革,乃至户籍制度的松动,都降低了农民向城市流动的成本,构成基本拉力。
  
  与此同时,逆向的推力和拉力也是存在的。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城市对于外地劳动力的排斥力量越来越大,以至使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进程大大减缓。
  
  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中国面临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问题;从改革进程看,中国面临着培育劳动力市场问题。如果城市政府的这种歧视性就业政策延续下去,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所要求完成的任务就会被无限期地搁置,目前十分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就难以缩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形成的目标也会被延缓,更重要的是,阻碍劳动力转移将会使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丧失掉一个重要的源泉。
  
  从保护改革渐进性质出发,并且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城市政府产生保护城市职工利益的政策倾向也无可厚非。但是,保护城市利益的手段有两种,一是限制劳动力市场发育,另一种是通过转移支付的办法,给城市职工某种直接的利益补偿。然而,这两类政策工具对于资源配置达到效果不尽相同。依据经济效率标准,政策改革应着眼于发育劳动力市场,放弃就业歧视政策。一旦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一个更大的蛋糕将有助于政府补偿城市居民,同时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发展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