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出现中国威胁论的背景

围绕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日本国内的舆论最近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久以前占主流地位的「悲观论」在退潮,取而代之的是「乐观论」,现在更演变为「威胁论」。担心人民币贬值的论调不知不觉地为期望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所代替。以《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为代表的粮食不足论,现在却被认为中国的廉价农产品对日本的农民造成严重威胁的粮食过剩论所代替。即使是关于IT革命的影响,认为中国不但不会陷入数字化鸿沟的困境,而会以蛙跳的速度,一举超过日本而步入先进国家的行列的推测也非常盛行。总而言之,关于中国的舆论,过去倾向于过分低估,而今却出现了过分高估的现象。究其原因,我认为以下的几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在世界经济出现衰退的大环境下,中国仍然保持着相对高速度的增长率。但是,伴随着出口的放缓, 中国经济也逐渐进入了调整的局面。中国经济取代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的言论虽然越来越频繁,但如果把中国仍是一个人均所得低于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加以考虑的话,就会明白这一预测几乎没有可能实现。

此外,很多人期望着加入WTO将为中国的企业带来新的商机。的确,从中长期角度看,加入WTO通过加速构造改革和扩大直接投资将使中国经济受益颇多。但如果从短期考虑的话,由于关税下调,企业的破产,失业者的增加等负面影响也是无法回避的,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农业部门将受到严重的打击。

再者,北京市赢得了2008年奥林匹克的主办权,同1964年日本东京和1988年韩国汉城一样,这被视为向世界展示中国已成为发达国家一员的极好机会。但是,在北京主办奥运会,虽然从团结全国人民的政治角度看无疑是有益的,但如果从经济效益角度加以分析,还很值得怀疑。本来「西部大开发」就已经需要注入大量的投资,而这时再搞一次以北京为中心的「东部大开发」的话,国家财政将受到极大的压力。

总之,我认为日本舆论中出现的「中国威胁论」是不能够单从中国的情况来予以说明的。问题的关键在于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停滞不前使很多日本人失去了自信心。对政府决策者以及经营者而言, 「中国威胁论」正是一个掩盖他们过失的极好的机会。但是,这种转移问题本质的办法欲盖弥彰,其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地推迟日本的构造改革,其国民将最终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中国经济的真实的实力 

「威胁论」主要是基于中国已经成为拥有巨大生产能力的经济大国的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中国经济的实力进行客观的分析时,我认为应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经济的实力并不在于生产的增长率,而应通过其规模予以反映。的确,最近20年中国经济以年平均接近10%的高速增长。但如果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规模仍仅为日本的四分之一。由于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因此中国的人均GDP仅为日本的2.5%。如果从购买力平价(通常所说的PPP)计算的话,中国的GDP虽然会扩大四倍,但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GDP数值也会同样上升这个要素一起考虑的话,中国人均GDP在世界中的排名仅仅从第140位上升到第128位而已。(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开发报告),2000年)

第二,中国从资金,技术到设备,零部件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从国外引进。在华外资企业占中国对外贸易份额高达一半。而且,为了增加100万美元的出口,中国必须进口大约50万美元的中间产品。举一个例子,在美国市场上贴着中国制造商标的电脑,不但其品牌,而且从英格尔的CPU, 微软的Windows等主要零部件和软件都必须依赖外资。假设这样一台电脑的单价为1000美元,哪麽减去向外资支付的股息,技术使用费,零部件进口等支出后,算进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附加价值仅为非常小的一部分。

第三, 中国经济的地域发展不平衡,沿海区域并不代表中国的整体。比如说,上海的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而内陆地区的贵州省却仅有其十分之一。中国政府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正在推行「西部大开发」的建设项目,但面临资金难以筹措的问题。中国沿海地区赶超先进国家尚需很长的时间,那麽中国内陆地区为达到这一目标则需要更大的忍耐力。

互补的中日关系

纵观中国的一些主要经济发展指标,例如,平均寿命(女性72岁,男性68岁),婴儿死亡率(千分之33),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39%),一次产业占GDP的比率(16%),人均电力消耗量(1071kwh)等,仅仅是日本60年代初的水平,两国间依然存在着近40年的差距(表1)。当然,如果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得以持续,中日之间的差距不断缩短,20年内中国的GDP规模超越日本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但即使到那时,中国的人均GDP也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距离先进国家的道路仍然非常遥远。

由于中日两国在发展阶段上的这一明显的差距, 中日两国在经济构造上与其说是竞争关系,到不如说是互补的关系。依照我们基于2000年美国工业制品进口所进行的详细分析,中国与日本竞争的商品虽然在扩大,但仍只占日本对美出口总额的20%左右(1990年是5%,1995年是10%)。因为在同一种商品中仍然存在着日本生产高档品而中国生产低档品的分工,而且,在中国出口中的「零部件进口比率」比日本高出很多,如果把这些因素也加以考虑的话,中日间真正竞争的程度应该更小。

表1 中日两国主要经济指标的比较

中国 日本

(近期) (1960年前后)

平均寿命(岁) 女 男 女 男

72 68 72.92 67.74

(1998年) (1965年)

婴儿死亡率 31 30.7

(千分比) (1999年) (1960年)

一次产业占GDP的比率(%) 15.9

(2000年) 16.7

(1959年)

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 39.2

(2000年) 38.8

(1960年)

人均电力消费量(Kwh) 1071

(2000年) 1236

(1960年)

*食品支出占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摘要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 《日本的100年》(国势社),

ADB, Key Indicators of Developing Asian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2000.

从贸易看日中双赢关系

只要认清中日两国是处于互补而非竞争的关系,那麽就不难发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双方而言应当是双赢的关系。

首先,中国的崛起对与中国处于竞争关系的东盟各国来说或许是一种威胁,但对于同中国处于互补关系的日本而言,倒不如说是机会。70年代末以来,中国实现了改革开放,并按其比较优势逐步扩张对外贸易。中国的比较优势,当然是丰富的劳动力。中国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化政策,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果,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供给得以提高的同时,(为了弥补中国国内生产的减少)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也得以扩大。这种供求关系上的变化,造成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的降低。

这意味着中国贸易条件(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的比率)的恶化和其它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善。在其他国家之中,虽然同中国处于竞争关系的一些国家(与中国一样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进口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条件可能会恶化,但像日本这样同中国处于互补关系的国家(同中国相反, 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出口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而言,其贸易条件则会得到改善。一般来说,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国民实质收入的提高。

日本景气波动中的中国因素

中国产品价格的不断下降虽然增大了日本通货紧缩的压力,但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利大于弊。的确,在需求方面,部分日本的出口和国内消费为中国制品所代替,但考虑到两国的产品基本上不存在竞争这一要素,所造成的影响应该不大。在供给方面,由于从中国进口廉价的产品意味着企业降低了生产费用(对进口商而言,降低的是进货价),这将促使企业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由于两国间是互补关系,对生产来说,在供给面正的作用大于需求面负的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经济长期的低迷,为了通过扩大出口来带动经济复苏,主张对中国施加压力使人民币升值的意见频繁出现(例如,2001年8月7日刊载于Financial Times中的China's cheap money一文,以及2001年9月6日日本经济新闻上的文章「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中国威胁论的升级」一文等)。期待人民币升值的论调,与其说是基于理性的选择,不如应该理解为出于经济政策挫折感的产物。日本经济尽管已经整整停滞了十年,但至今也没有出现恢复的征兆。在这其间,由于以公共投资为中心的财政支出的扩大和税收的减少,造成了财政赤字的急剧扩大。在所有先进国家之中,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达到最糟糕的地步。同时,日本经济还陷入了"流动性的陷阱",以零金利为代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虽然已经实施了几年,但其效果至今还没有显现。不仅如此,由于受美国经济下滑以及「9·11恐怖事件」的影响,国际资金从美国外流间接地加大了日元升值的压力。人民币升值论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台的。

由于中日两国之间的是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人民币的升值并不一定会有助于日本的经济恢复。首先,由于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在国际市场上,与日本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没有多大的竞争关系。人民币升值导致日本出口增加的幅度不会很大。反过来说,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放缓,那麽日本的对华出口也会受到影响。综括这两个因素,人民币升值将不会扩张而更可能抑制对日本产品的需求。同时,从供给方面看,通过增加产品成本,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进口价格的上升将迫使从中国进口零部件的日本企业缩小其生产规模。

中国的崛起和日本产业的空洞化问题

中国的崛起,在给日本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很多日本企业将中国视为很有潜在力的出口市场和生产基地。但由于从中国进口的增加而导致了日本企业破产和失业的增加,进而加大了日本国内产业调整的压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担心日本出现产业空洞化的顾虑与日俱增,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磨擦也在不断升级。

在处理上述问题时,日本政府不应该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而应该积极地进行产业调整。后者主要是指将国内的斜阳产业转移到海外的同时,通过放宽管制与鼓励研究开发等手段带动国内新兴部门的成长。以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已失去竞争力的产业并不是根治问题的方法。无论日本政府采取怎样的保护政策,其国内的斜阳产业恢复竞争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样做只会推迟日本产业构造升级的进程。日本应当立足于长远的打算,为确立同中国的分工体制而积极地努力。

日本应依照自己的比较优势促进国际分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从中国进口廉价的产品将降低日本厂家的生产成本并提高广大消费者的实质所得。更重要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亚州太平洋地区的安定和日本的安全保障都会有好的影响。正如亚洲经济危机清楚地显示,与其是亚州邻国的停滞和混乱,到不如是它们的繁荣和安定才最终符合日本本身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