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经济两大领域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是社会历史的一种客观存在。但是,作为研究对象而言,在西方自古希腊就形成了两大独立的学科。直到近代才逐渐形成交叉研究。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产生早于经济学,古代王朝的更替为政治研究提供了素材,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和政体的变动催生了政治学,而那时的经济学还没有形成。经济学在近代的产生是从政治经济学开始的,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时有重合。19世纪中期以后,经济学力图摆脱政治内容,专心于市场问题,政治学则倾心在政府及其他政治行为体上。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政治学家关注经济政策,经济学家研究政府决策过程,两者出现交叉,政治经济学的提法再度出现。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界中由几种影响相当很大的流派体现,在政治学中也被当作新的学术动向,引起普遍的关注。当代政治学与经济学在政府及其有关的问题上出现交叉,政治经济学再度被提起。由于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立意不同,故又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

一 城邦学说中的政治与经济 古希腊的城邦学说已经初步涉及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样的问题。古希腊的社会组织以城邦为单位,城邦中的居民过着共同生活,个人离开城邦难以生存,城邦的作用是保护其公民免受自然的肆虐、统治者的专横,以及外敌的入侵。城邦(polis)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古希腊还没有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在一般人的理解水平上,‘城邦’的现代同义词是‘国’(country).”[1]其中既有国家的成份,也有社会的成份。当时的各门学问以城邦的运作为中心展开,所以有人把那时的学问称为“城邦学”。城邦学以研究城邦政体为主,社会、经济、文化等现象都在研究之列。“如果按现代较精确的概念来看,希腊人城邦学说不仅是政治学,而且又是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2]最早出现的学科萌芽有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经济学在当时的雏形是家务管理,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古代思想家在正义、善、分工等概念的讨论中各自论及了财政、城邦对经济的管理、所有制,以及商业、货币等经济问题。

当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学即关于治理城邦的学问,国家的起源、政体、国家的组织和管理等从那时起就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古代希腊的然哲学认定宇宙有自己的规律,所以政治也被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城邦的法则与自然法则相似,“整个希腊政治学说中的基本思想是:求得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3]但实际上人为因素使城邦的运行带有许多非自然的成份,“希腊政治哲学就起源于探索这样一个难题: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创造。”[4]

希腊时代的的家政(即经济)也有管理的意味,城邦中家庭由奴隶、主人组成,家庭活动也需要管理。政治是城邦的管理,经济是家庭的管理。古代希腊在城邦层次基本上没有经济活动,生产和交换以家庭为单位。当时只有初步的政府通过管理促进经济的思想,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5]在其著作《雅典的收入》中从城邦国家的角度探讨了经济问题,认为城邦可在促进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建议对侨居雅典的外邦人的利益给给予照顾,以吸引更多的人来雅典。这样不仅可以增进雅典城邦的收入,给城邦国家带来财富,还可以使外邦人更甘心情愿地处于雅典的统治之下。[6]他还在《经济论》(Oeconomicus)中主张完善商事法院制度,以促进外贸发展。色诺芬推崇农业轻视手工业,“农业是其他技艺的的母亲和保姆,因而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7]在西方最早把农业放在产业基础上的思想家,被认为是近代初期法国重农主义的来源。色诺芬的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尽管如此,《经济论》并不是他的主要著作。[8]

古希腊明确和集中地阐述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是柏拉图[9]。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勾画了理想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财产所有制、家庭构成、人口繁衍、教育等社会经济政治各个方面都要由城邦管起来。柏拉图把私有制与理想国家对立起来,认为私人拥有财产会妨碍公共精神的形成,主张在统治者和保卫者两个阶层中不应有任何私有的东西,妻子、儿女、家庭等都应是共有的,“因为他们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别无长物,这使他们之间不会发生纠纷。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儿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10]柏拉图看到所有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提出用公有制来纠正私有制的缺陷,可以认为是近代政治经济学中制度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柏拉图还主张儿童的抚养和教育由国家负责,这可能是关于国家公共职能的最早探讨。

柏拉图学说的核心概念是“正义”。正义体现于秩序之中,个人按上天赋予自己的品质,遵照分工,各尽其职。“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11]从个人的角度,城邦的建立是因为个人单靠自己无力达到自足,需要分工合作,以满足个人多方面的需要。国家以社会分工体系为基础,他把居民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保卫者、生产者,强调一切经济和非经济的活动都受到分工等级的严格规定。“这套分工体系完全是从国家整体需要、国家的效率、国家的和谐与秩序来考虑构思的……人都是机械被动的国家的工具,象砖头和螺丝钉,被固着于国家整体结构之中。”[12]按照分工的观点,在柏拉图这里,国家不仅是统治的工具,而且是一种人们在其中可以互换劳务的机制,国家既有政治职能,也有经济职能。

柏拉图考察了希腊城邦政体的演变,提出政体循环的规律,并进而指出了政体变革的动力,认为“从寡头政治到民主,从民主发展到(一个人心所向的领袖的)僭主政治,这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源是变动,是经济变动。”[13]因此柏拉图又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发现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家。他在晚年所著的《法律篇》中,对理想国家的人口规模、产品分配、婚姻制度、财产制度、政府的组成和产生办法都作出了规定,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家庭等完整的城邦制度构想。[14]从现代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亚里士多德[15]的国家学说从论证个人不能离开城邦而生活入手。他主张人的本性是合作和群居,“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把个人与城邦比作四肢与全身,一旦全身被毁,手或足也无法独立地存在。因此国家高于个人,个人应服从城邦。接着用目的论来论证国家的全面功能,他认为自然不造无用之物,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目的的。人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善业,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最高最广的善业,即使城邦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适量的财产、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

亚里士多德谈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时,是从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入手的。他认为国家是家庭(oikia)的联合而成的,希腊文oikia 是英文economics的词源,指的是一个由隶属关系组成的单位,包括从属于男人的女人和从属于主人的奴隶。[16]家庭是国家的最小单位,对国家的管理从对家庭的管理开始。管理城邦须首先研究管理家务,家务管理的对象是奴隶,国家管理的对象为自由人,“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掌握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17]家财的运用是家庭内部的事,属于家务管理,但个人获取财产的途径和额度则需要城邦国家的监管,亚里士多德反对以经商的方式无限度地敛财。“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富以牟取自己的利益,这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18]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务的道理是一样的,即注重善德,不以聚敛财富为唯一的目的。善德的核心是正义,正义的含义是“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19]

亚里士多德是众多学科的奠基人,但他的学科分类中还没有经济学,有关经济(家政)的管理放在伦理学中,他认为伦理学是关于小善——个人的善的学科,政治学是关于大善——城邦的善的学科。管理活动兼有政治与经济的内容,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庭的区别在于其所依据的“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20]除了平等的正义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谈到了分配的正义,这也涉及经济问题。在探讨交换的正义时,提出了反垄断的观点,并试图寻求一种定价的公正原则。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政体是一种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亚里士多德没有独立的经济学著作,“他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兴趣,就社会现象而言,都在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或者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之内,而他将经济社会学与技术意义上的经济学都隶属于政治社会学之下。”[21]

二 政治经济学在近代出现 经济学在近代形成,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学在国家问题上有重合,政治学和经济学各自从自己的学科角度研究国家,经历了从推崇国家到限制国家的观点演变。

1近代早期推崇“强国家” 欧洲中世纪是神权的一统天下,对世俗国家的职能也有所涉及,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探讨过国家在形成公平价格时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在西方崛起后,他们的任务是争取政治权力,以维护个人的权利。政治上推崇世俗权力和民族国家,抬高国家和法律的地位,制度上强调中央集权,“强国家”的主张流行。这个时期政治学高扬国家的地位,经济学则关注国家如何获得财富,以应付对内统治和对外征战的需要,强调国家对经济 ,特别是贸易的干预。

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国家学说中,从“人的眼光”(马克思语)出发是当时的主流思潮,思想家们以人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在保卫个人财产和权利方面的作用。这种观点最早的代表之一就是尼·马基雅维利[22],面对诸侯割据的意大利,他力主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国家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借助君主的权力。马基雅维利主张强化国家权力,认为国家并不象古代先哲们所说的那样,以“善”为目的,而是以建立和维护统治权为核心。为了保持国家的权力,君主的行为不受道德的约束,为了实现统治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另一方面,财产是国家的基础,国家必须设法保障每个人的财产和安全。马基雅维利后一个观点又隐含了限制国家行为的意味。“马基雅维利力图揭示社会政治现象的规律性,发现一种国家形式代替另一种国家形式的原因,研究最好的管理形式问题、统治者的权力同人民的关系问题……”[23]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国家被认为是实现和保护人的天赋权利的力量。

西方的经济学在近代形成的时候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史称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首次把经济整体的效果评价问题和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提出,认为经济的目标是增加财富,国家的任务是保证财富的增加。近代政治经济学与当时的政治学都关注国家问题,政治学从保护权利的角度研究国家,经济学从财富增长的角度看待国家。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在16、17世纪的代表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理论。

重商主义没有把生产当作财富的源泉,而是把商业当作增加财富的途径。重商主义把促进贸易的发展看成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任务,认为国家必须设法增加自己的财富,财富的内容是由金银铸成的货币,货币的多寡是衡量财富的标准。货币一旦离开自己的手,就意味着财富的损失和国家的贫困。聚敛货币收入只能通过商品交易,不断地贱买贵卖。重商主义的一个特殊观点是增加国家财富只能通过对外贸易来增加,他们认为国内商业不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货币量,不过是国内一部分人多得,另一部分人少得,国家的财富没有因此而增加。在外贸中增加的货币量要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使国家的出口大于进口,作为货币的金银才能流入本国。由于西欧国家的金银储量贫乏,积累金银主要得自对外贸易,依靠扩大对外出口。

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主张国家的干预是国家致富的保证,重商主义把增加财富当作国家的主要功能,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获取金银。为此,重商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强化中央集权,以扫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认为封建割据妨碍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是国家强大的障碍。实行重商主义的西欧国家利用中央集权政府,采取了统一国内关税的政策,这与当时强调集权,扩大国家权力的主流政治思想是一致的。重商主义的政策是实行国家保护主义,重商主义认为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国家应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国家还应保护工业,扶持手工工场的发展,以增加生产,扩大出口。国家限制货币输出和商品进口,鼓励出口和货币输入。国家用行政手段来增加货币(金银)财富,西欧许多国家都颁布法令,禁止货币输出。以外贸中的顺差来保持货币(金银)输入本国。托马斯·孟[24]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30)一书中把商人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商人肩负着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25]重商主义还主张殖民扩张, 壮大军队,以保证货币财富的不断流入着重于商业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法国重商主义者柯尔培尔(1619-1688)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国家并不是指大众国家,而是属于君主。尽管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26]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但是是出现于《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1615)一书中。“在18世纪以前,很少有国王、政治家或政治哲学哲学家认为,国家应当为其人民的经济福利负起责任,两者是必然相联系的。国家的财富仅仅从属于君主——属于国王、王后,以及那些设计、资助、指导各种方案来积累外国财富,以便发动战争及增加其权力和威望的臣僚——而不是属于这个国家普通人的福利。”[27]从这点上看,重商主义与当时的政治学说在国家问题上的立场接近,也正是法国学者首次把“经济”一词的含义从家务管理扩展到公共行政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并加进了政治含义。[28]

法国的重农学派是近代后期放任主义的经济学鼻祖,对重商主义的批评首先也是来自他们。18世纪中叶法国的农业仍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部分农村还处于封建经济阶段,柯尔培尔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对法国的农村经济造成很大破坏,国家的财源枯竭。以《经济表》(1758)一书闻名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29]等人总结了重商主义政策把国家致富之路放在流通领域的的教训,重新提出以生产领域作为富国的根基。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的哲学基础,重农学派的原文为Physiocrate,是由希腊文“自然”和“主宰”两个字组成,意指自然的统治。自然秩序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然秩序是上帝赋予的,人们只能了解和遵循它。复苏经济的办法是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实现与自然秩序一致的办法是自由放任,自然秩序的结果会导向以最少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重商主义相信“建立在私人财产和政府权威基础上的社会自然秩序最有利于保障人类幸福。”[30]重商主义在法国的失败原因在于违反了自然秩序,魁奈主张取消一切干预政策,对个人的和国家间的经济活动实行放任政策。

2近代后期流行“自由放任” 随着资本主义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近代后期西方政治学说的主题由为了保护天赋人权而争取建立国家变成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而尽量限制国家。突出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限制国家的权力成为主要话题。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差不多全都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入稳固资产阶级政权的阶段,这个时期不需要再强化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介入了,国家的介入被当作个人自由的一种阻碍。英国于19世纪中叶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其他欧洲大国也陆续开始产业革命。产业资产阶级崛起,逐渐战胜封建残余势力和金融资产阶级,成为西方国家中的主导阶级。产业资产阶级的功利动机更为明显,其根本的要求是取得“利润”,“快快发财”。 产业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特别是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他们认为国家是个“不得不要的祸害”,要求国家“远离”自己。

西方意识形态相应地由争取个人的权利转为维护个人的自由,“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突出强调个人自由,捍卫个人自由或个性的自由发展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认为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指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是个人自由,即自由经营、自由贸易、个性的自由发展,是自由竞争。国家应该是个人自由的保护者。”[31]个人开始“远离”国家,要求自由发展,经济按自己的规律运行,不需求政治权力的帮助了。国家是社会的“守夜人”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观点代表了当时西方的主流国家观。

政治思想的基础也发生转变,功利主义原则取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基础。功利主义者注重认经验和感受,主张以事实为依据,反对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功利主义以个人的物质利益和欲望的满足程度作为判断政治制度的依据,主张在个人事务中,个人最有发言权。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不应干涉个人的活动。个人在有关自己的财产权问题上有最高的支配权,国家无权干预。国家的职能仅仅体现为保护个人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的范围内,仅在这个范围内,国家有权干预个人活动。因此国家是“必要的罪恶“。功利主义者边沁[32]为个人权利至上制定了一套哲学原则,认为“求乐避苦”是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主张“合理的利己主义”。 边沁认为社会利益由个单个人的利益总和而成,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社会的利益会自然地得到增进。他用功利原则来评价国家,只有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这个时期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3]

经济学中出现反对国家干预的主张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34]被公推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国富论》(1776)被当作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国富论》的第4篇讲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在全部9章中有8章批重商主义,其主要倾向是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亚当·斯密以自己的人性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人皆有“交换倾向”,以利人之物来换取利己之物。满足人的“利己心”的途径是经济自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经营。如果每个人都想使自己的产品实现最大价值,“利己”行为的结果是资本的最大利润。

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特色还在于他提出了关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可以自动协调的主张。他认为社会收入是全部个人收入的总和,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个体之间相互受益的分散化的交换活动会自动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只要每个人都努力扩大自己的个人收入,社会财富就会随之增加,“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35]在他们行事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其结果却比任何机构或个人刻意追求公共利益时要好。在亚当·斯密看来,这个结果是在个人充分竞争的基础上,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的,它使人们“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自由竞争越充分,价值规律越起作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越能一致。在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中,亚当·斯密“实际上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前提: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们不违反正义律。”[36]这一条从此成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关于政府的职能,亚当·斯密假设面对的是一个有序的社会,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即那些对个人极为有益,却不能由任何个人或群体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私人提供者无法从受益人处征收足够的费用,以抵销其成本,比如国防,所以私人不会自动提供。再比如法与秩序、社会公平等.政府的另一项任务是反对垄断,“独占是良好经营的大敌”,给予个人充分的经营自由才是符合“正义的法律”的。“斯密向他们提供了适合他们要求的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并为自由企业和政府的自由放任的方式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37]亚当·斯密提出的政府职能的观点也一直是经济自由主义和现代政治保守主义政府观的出发点,在他那里,政治与经济是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政治现实,“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后期及十九世纪初明显地政治化,从斯密等古典学者的分析中,既产生了对经济过程的实证理解,也产生了对于特定制度的哲学观点。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规范观点,与对于在特定的约束结构(主要特点是最低限度的、保护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这二者是(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38]

18世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39]等西方经济学的鼻祖正式以政治经济学为题目展开自己的学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卷导言中提出“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亚当·斯密接受重农主义的“自由秩序”主张,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主义,认为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明显目的,就是解释市场如何在没有详细的政治指导下运作……证明具有可接受的效率市场之功能与政治指导无关。”[40]亚当·斯密经历“从重商主义向流行的经济民主主义转变的同时,也伴随着从专制主义向民主制度的政治转变……由于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传播,经济和政治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从扩大君主的权力转变成增进国家人民的福利。”[41]

斯密的后继者大卫·李嘉图的代表作题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通过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研究,发现当时条件下地主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得出了政治结论:资本主义将导致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大阶级的对立。李嘉图也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并把之运用到国际关系中,认为分工和自由贸易将有利于各国。尽管李嘉图把制度问题列入政治经济学,以消除制度的不公正,建立一种更人道的制度为目标,但他与亚当·斯密等人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研究的是政治问题。

三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与复兴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是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以后的反映。在这以前,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大体上是关于管理经济的学问,主要关心如何指导经济,增加国家的财富。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关系密切,但其首先关注的仍是管理问题,尽管方向与18世纪相反,不再强调国家的干预,因此其所关心的仍不是商业或个人经济学。20世纪的前一大半时间是政治学与经济学分道扬镖的时代,政治学集中于法制和政府机构上,经济学这着重在个人和企业行为。直到1960年代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才又一次趋近,“政治经济的伟大传统似乎并没有在管理专业或政治学专业确立自己的地位,只是近来政治经济学流行起来。”[42]

1经济学离开政治领域 经济学与政治学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分离与社会中国家“远离”市场密切相关。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维护斯密的自由市场原理的基础上,针对马克思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修改。此后,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阿·马歇尔[43]综合了各派的观点,在斯密基本主张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体系。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把注意力集中在微观经济分析上,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经济学研究“谁,为何,如何生产”的问题。从此,西方的经济学与政治问题脱开,“十八世纪原本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到了十九世纪末变成了‘经济学’,”[44]史称新古典经济学。

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也是推动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转变的动力,“由于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由经济理论,因此到了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把形容词‘政治的’去掉以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45]经济学的独立倾向也与19世纪西方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当时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确立已有一段时间,并经过不断地改革逐步完善起来,自由主义的总体政策倾向基本形成。这种政治环境使得经济学家可以专心地关注经济问题,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终于发生分裂,“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可以在为经济学和政治学建立分立的学科组织中略见一斑。”[46]

这个时期经济学的非政治化强化了政治学已有的独立发展,“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它把经济学也合法化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已经遭到贬斥,因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国家和市场是按照而且也应该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来运行。”[47]政治学的一个现代转向是研究重心由国家转向政府,随着自由市场制度在西方世界的普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时期也已经成型,稳定为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党政治等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随之从制度转向政府,政府的运作过程、政党政治、官僚体制,以及个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等成为政治学主要关注的问题。学科的专业化在工业化专业分工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经历了强调独立发展的一段时间。但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并不是通过简单地割裂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而创立起来的。”[48]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变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略有变化,不再关注国家问题,集中于微观领域。政治学仍以国家为主,但也发生了向政府、团体、个人等研究对象上的微观化转向。

2经济学重新关注国家问题 政治经济在现代再次结合必要性是经济学家先认识到的。1930年代爆发了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新的方式出现,自由放任的原则已经无法解决。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关于市场可以自行调节,经常保持供求平衡的主流经济学“一夜之间变成了神话”,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说无法解释西方的经济现实,也无力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药方。凯恩斯的经济学应运而生,凯恩斯把经济危机归咎于自由市场制度,主张通过国家纠正市场的缺陷,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解释危机,认为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原因是在总收入和总消费之间存在差额,且无法依靠私人投资来弥补。因此必须由国家采取措施,比如扩大财政支出、减少税收等,来刺激需求,达到社会充分就业水平。“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人们曾经突出确认经济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49]凯恩斯的经济学里国家又一次成为重要问题,他主张“国家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不是涉及那些由私人已经在完成的活动,而是那些落在个人活动范围之外,如果国家不出面不会有人去做出决定的事情。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干那些正在由私人做的事情,或把这些事做得更好些或更坏些的问题,而是去做那些根本就没人去作的事。“[50]194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由于国家再次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政治学与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又一次融合,也可以说政治经济学开始回潮,引起经济学界关注社会整体、国家等政治问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主张。

经济学切入政治领域的另一个角度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探讨如何在均衡条件下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从整体角度评价经济,也是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种动力。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51]综合了凯恩斯和希克斯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包括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建立了一个以西方国家“混合经济”为蓝本的新经济学体系,他编写的教科书《经济学》自1948年问世以来,在西方广为流传,到1995年,已经出到第15版。萨缪尔森的观点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其特点是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分别论述个体经济行为和总体经济运行,认为个体经济领域通行自由放任,总量平衡则需要国家的干预。由于国家被正式纳入经济学体系,新古典综合派已经包含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除此之外,源自T·凡勃仑,经J·康芒斯、G·缪尔达尔[52]等人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在1930年代也开始形成,对制度在经济的作用做了大量的研究。凯恩斯以后国家问题在经济学中已经无法回避了。

战后各国社会发展中政治与经济的融合也向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政治学发生变革,与其他学科之间出现交叉。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得以扩大,研究课题被更新,除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国家形式结构、民主、平等、自由等问题,对于政治系统、政治发展、政治变迁、政治心理、决策、利益集团、政党、政治文化、舆论、选举等纷纷进入政治学领域。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从而政治因素的经济后果也受到政治学家瞩目。这时的政治学走向实证,注重研究实际问题。1987年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在回顾美国政治学发展历程时,提到50年代末美国经济从战后的繁荣消退,引起人们对30年代大萧条的回忆,学界马上作出反响,社会科学各学科再度兴起对经济的兴趣,“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此时都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谙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它再次集中关注隐匿于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切经济关系对于政治权力的归属和运用之影响。”[53]社会矛盾的发展是促进政治学的这一方向性变化的动力,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也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提供了条件。

3新的政治经济学出现 经济学和政治学共同把目光投向政府发生在1970年代,并以出现带有两种学科的明显交叉为标志学说。到那个时期,西方经济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各国纷纷陷入滞胀的困境,长期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同时生产停滞,失业率又降不下来。凯恩斯主义失灵,新古典综合派也遭到沉重打击,各种其他经济学纷纷借机登场,其中既有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激进主义主张。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自由主义倾向的观点居于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哈耶克(F. A. Hayek)、弗里德曼(M. F. Friedman)、卢卡斯(R. E. Lucas)等人。他们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造成滞胀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及其错误政策,价格机制原本能自发地调节供求。他们讨论的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以J·布坎南(J. Buchanan)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专注于政府行为研究,认为滞胀源自“政府缺陷”,被称为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专门研究政府失败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府和政治。另有一批经济学家专门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作用,被称为新制度主义。这些西方经济学家重新关心政治问题,相对于近代的政治经济学,他们以及其他重新涉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说,就构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学。

公共选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1960年代在美国共同创立,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政治学的传统问题,“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政治学、官方政治等等。”[54]着重于指出政府行为缺陷的原因,因而也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学所批漏的重要问题重新进行研究,因而有广阔的研究领域,个体和团体的政治行为、政府的行为、选举、投票、集体决策的规则等政治学问题都进入其研究视野,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投下精力。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M·布坎南、戈·塔洛克、安·唐斯、威·尼斯坎南、肯·阿罗、科尔曼(J.S. Coleman)等。[55]

曼瑟尔·奥尔森[56]的学术成就跨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一生著作颇多,其中影响最大的两部为《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和《国家的兴衰》(1982),均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这两部书中,奥尔森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出发点,专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团体行为,对集团进行经济学分析和博弈分析,抓住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改变了传统上对团体行为的看法,并把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引向深入。

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又称为新制度主义,集中了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和产权经济学等流派,他们的特点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改变了制度研究为政治学专有的狭隘学科现象,制度的概念由此向经济和其他领域扩展。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对制度进行研究不仅为经济学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且使人们对制度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兴盛的学派,不断有经济学家加盟,当代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D·诺斯、R·科斯、H·德姆塞茨、T·舒尔茨(T. W. Schultz),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等[57]。其中的诺斯既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新经济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科斯既是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人物。

其他的政治经济学家中有一批被称为“政治的经济学”[58],主要由一批欧美经济学家组成,包括美国经济学家D·希布斯、威廉·诺德豪斯、詹姆斯·阿尔特[59]、阿莱克·克莱斯勒等人。“政治的经济学”是真正意义上新的政治经济学,他们开始全面探讨政治与经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并对政治经济学给出学科交叉性定义。他们与公共选择理论明显不同,不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待政治,试图用经济学统一政治学,而是真正把政治经济学当成一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合成。

新的政治经济学与旧的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联系在于都使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两者的区别是主要的,复兴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已经与传统用法大不相同了。”[60]《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则用Political Economics (中译为“政治的经济学”)来区分Political Economy(中译为“政治经济学”),并着重指出了两者的区别。政治的经济学“这个术语包括一系列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关注的问题的分析,它不同于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政治的经济学的重点在于试图解释总体的经济政策中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61]主要研究对象一是经济状态如何影响政府的维持或换届,二是政治因素在经济政策的形成中发挥作用。政治商业周期、政策的优化、选举、政党、政府的规模、公共支出等成为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基本方法是“使用现代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来检验有关经济和政治组织相互作用的假设。鉴于它用数据来提供相互对立的假设,它几乎完全摆脱了同传统的术语——政治经济学相联系的意识形态色彩。”[62]政治的经济学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内容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致于它已经“成为一种用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研究若干社会政治现象,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交的新学科。”[63]

国家、制度等问题是西方政治学的传统主题,但政治学一直没有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纳入自己的领域,直到1970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政治学”条目时仍没有提及政治经济学。与此同时,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比如极端保守的公共选择学派,还有象加尔布雷思(J. K. Galbraith)这样的新左派经济学家,关注经济的整体效果,关注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和布坎南的研究事业延伸进一般认为无关乎经济的领域,例如政治、官僚体制、种族主义、家庭、生育率等。如今许多大学的政治学系里都充斥这所谓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学者,他们用本质上属于经济领域的方法,来解释政治现象。”[64]

经济学者向政治领域的挺进使得政治学界“当代对政治经济学兴趣的重新燃起,与其说是政治学家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激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努力的结果。”[65]经济学家对政治问题的研究给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引起政治学从新的角度研究政府、国家、制度等政治问题,政治学的发展得以新的激发。现代政治学开始转向,走向具体,不仅研究组织、制度,而且研究政策和决策过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遂成为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政治学的这种变化也是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19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干预,干预到何种程度的问题。政府在管理社会(包括经济)方面的功能大大强化,政府既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问题。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社会的分化和专业化、现实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在1980 年代以后又有进一步发展,促使各个学科的研究视野明显扩大,政治学的研究领域随之扩展,伊斯顿总结道,“这些变迁使我们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先存的实际状况之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领域包括:种族和性别歧视,环境的污染,贫困和经济不平等的最低限度,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核军备的重整,国际范围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66]奇尔科特在总结政治学在当代的新进展时认为,性别问题、环境问题、选择问题、民主问题、资本主义的作用等已成为80年代政治学的主题。[67]上述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综合性的、多侧面的,以整体面目出现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单一学科的分别研究,不足以为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适的方案,政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共同研究重要的社会问题成为现实需要。

到1990年代,西方政治学者明确主张“政治学研究不能孤立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外。”[68]经济学也在发生变化,更关注宏观问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的职能等问题被普遍当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再次出现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肯定。当代西方出现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趋势,《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词典》中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处理政治和经济过程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科学。”伊斯顿于1990年代意识到了总结197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学发展时,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他被认为这是政治学在后行为主义时期走向应用,注重政策研究的总趋势的一种表现,也是现实中经济状态与政治事件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反映。[69]

4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意义 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反映了当代学界多学科融合的趋势,“旧政治经济学及其近来的复兴,能够比范围较狭隘的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更好地认识和研究存在于主要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公司、尤其是市场)中各种形式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它们还能较好地研究和理解对于政治和经济制度都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社会进程。这些进程包括‘把稀缺手段分配用于相互竞争的目标’以及讨价还价和行使权力。”[70]由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主持的“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于1994年和1995年组织了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十位学者进行讨论,认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传统社会科学在当代日益相互重合。

首先是社会学,于1950年代提出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两个分支。政治学家步其后尘,也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正规的政府建制之外。象压力集团、抗议活动和社区组织等,只要是有政治意味的社会现象,都被纳入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华勒斯坦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的重新使用是社会学家的手笔,“当某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学家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时,另外一些不那么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学家所作出的回应是力图赋予它以一种更加偏于古典的意蕴,即注重对普遍规律的研究。”[71]结果促使政治学家更加关注经济过程,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的流行重新唤起了对‘宏观经济学’的关注,“于是经济学于政治学之间的分界线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因为分析的对象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以及各类政府间机构。”再以后,一些非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分析模式去研究传统上归于社会学的各类主题,比如家庭、犯罪等。

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也是政治学吸纳经济学方法的结果。经济学对政治学的“边界入侵”受到政治学家的欢迎,“一些在政治学方面被看作较有独到见解的和比较有用的著作,是由经济学家所撰写的,他们把自己学科的工具箱中取出的合理的概念和模式应用到政治学上。”[72]这使得一些政治学家沿着与经济学家相似的路线来重建政治学,比如把政治学中的“权力”相当于经济学中的“财富”。因此经济学是作为一种模式和一种研究方法进入政治学的,“这时政治经济学的独到之处,是它对于方法论的杰出贡献。迄今为止,唯有经济学因此而著称于世。理性的行动者模式,一般是以演绎推论为基础的,但它时常也需要对于行为世界予以正确的参照。这种模式代表了技术从某个学科向其他学科——实际上是从经济学向一系列其他学科的转移,这种转移的速度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在社会科学史上是鲜有先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听到有关‘经济学大帝国主义’的议论,当然,其涵义即是指其他社会科学在进行理性建模时已发现了经济学的威力。”[73]在这方面,政治学不光吸收了经济学的方法,而且还吸收了心理学、社会学,甚至若干自然科学的方法。“‘入侵者’常常受到欢迎,并且被看作对政治研究作出了有用的贡献。”[74]对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来讲,“最重要的情况是,近年来为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为更紧密地、更系统地结合,无论是什么名称,也无论最终学科的重新安排是什么)提出了有力的论证,这一论证显得很有说服力。”[75]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也是一个重提价值观问题的过程,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某种意义上把政治经济学当作道德科学,他的《道德情操论》发表在《国富论》之前。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古典时期以后经济学家不再研究的问题:产权、利益集团的冲突、国家、官僚制度、自由、正义、秩序等政治现象和政治哲学问题,“保守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规范的政治理论。”[76]这与西方政治学走向后行为主义,重提价值问题,向国家的回归等的学术趋势是一致的。伊斯顿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形成了政治研究新的方法:理性人和公共选择模式,这种方法先是被政治行为研究所采用,尔后又推广到道德问题等其他政治学领域。他举了罗尔斯(John Rawls)对正义问题研究的进展为例,罗尔斯在《正义论》(1971)运用了理性人和博弈等模式,给出有说服力的、准确的正义标准。伊斯顿得出结论:“理性的模式使得新的政治哲学有可能要求与经济学本身无分伯仲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因而,各种价值标准亦以一种合意的方式,觅见了自己返还科学研究的途径。”[77]而在行为主义时期,规范性问题涉及价值观,一直被当作主观性的东西而排斥在政治科学之外。

当代西方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学科的融合与交叉,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互融合,出现了一些边缘学科,如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中一些经济学家关注政治问题,进入以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研究政治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不仅对政治制度、国家、政府、选举、自由、平等、民主等传统的政治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而且还专门分析了投票规则、代议制民主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等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侵入”政治学,给政治学这一古老的学科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回应经济学的“入侵”,如何从政治学的角度评价经济学家的政治研究,是摆在政治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原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11-20页)

[1] 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3年版,上册,绪论,第6页;country一词在政治学著作中一般汉译为“国度”。

[2](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上册,第33页。

[3]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第33页。

[4] (美)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辽宁教育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5](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5),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有《居鲁士的教育》、《希腊史》、《远征记》等著作传世,还有一些记录苏格拉底思想的对话体著作,

[6]参见陈孟熙主编:《经济学说史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7] 色诺芬:《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1年版,第18页。

[8] 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名著《政治哲学史》中有“色诺芬”一章,但只在其中个别地方提到色诺芬的Oeconomicus(中译本译为《财源论》),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第93-126页。

[9] Plato,公元前427-347,古希腊思想家。

[10]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第201页。

[11] 柏拉图:《理想国》,第154页

[12] 丛日云:《西方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13] (美)约·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91页。

[14] 参见(苏)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145-7页;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4页。

[15] 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古希腊思想家。

[16] 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3卷,第968页。

[1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5年版,第19页。

[1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1页。

[1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53页。

[20]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48页。

[21] 《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93页。

[22] Nicollo Machiavelli ,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

[23] (苏)莫基切夫主编:《政治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79年版,(上),第135页。

[24] Thomas Mun,1571-1641,英国经济学家。

[25]参见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59年版,第1页。

[26]Antoyne de Montchretien,1575-1621,法国经济学家。

[27](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 第11页。

[28] 《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29] Francois Quesnay,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

[30] 亚当·库珀等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549页。

[31] 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页。

[32] Jeremy Ber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53页。

[34] A. Smith, 1723-1790, 英国经济学家。

[35]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4年版,下卷,第27页。

[36] (美)保·海纳:《权利·自由·乡镇自治》,中译文见《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6页。

[37] (美)保·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下)第1275页。

[38] 布坎南:《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5-336页。

[39] David Ricardo, 1772-1822, 英国经济学家。

[40] 《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第335页。

[41](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 第13页。

[42](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474页。

[43] Alfred Marshall,1842-1924,英国经济学家。

[44](美)弗·福山: 《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方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26页。

[45] (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19页。

[46] (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6年版,上卷,第50页。

[47] (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21页。

[48] (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49] (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中译本序言,第3页。

[50] (英)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见《凯恩斯全集》,第4卷,第291页;中译文见《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317页。

[51] P. A. Samullson,1915- ,美国经济学家。

[52]Thorsteirn Veblem,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John R. Commons,1862-1945,美国制度经济学家;Gunnar Myrdal,1898- ,瑞典经济学家。

[53] (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3页。

[54] 丹·缪勒:《公共选择》,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2年版,第5页。

[55] James M. Buchanan,1919- ,美国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主要著作有《贸同的计算;宪政民主的逻辑基础》(1962)(与戈登·塔洛克合著);《民主财政论》(1966);《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在政治方面的应用》(1972);《赤字下的民主》(1977);《自由、市场和国家》(1966)等。G. Tullock,主要著作有《官僚制的政治》(1965)。Anthony Downs,代表作为《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W. A. Niskanen,代表作为《官僚与代议制政府》(1971)。K. Arrow,代表作为《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

[56] Mancur Olson, 1932-1998,美国经济学家,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院院士,曾任公共选择协会会长(1972-1974),美国经济协会会长(1986),以及其他若干学术头衔。

[57] D. North,主要著作有《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合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R. Coase,主要论著有《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1960)、《企业、市场与法律》。H. Demsetz,主要著作有《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1982)等。

[58] 这里的“政治的经济学”指的是Political Economy 或Political Economy,,目的是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区分。

[59]D. A. Hibbs,与Fassbender, H. 合编:Contemporary Political Economy,(1981)美国经济学家,著有 。 W. D. Nordhaus,美国经济学家,著有《经济学》(与萨缪尔森合著),为再版了十几此的大学教材。James E. Alt,美国经济学家,著有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Decline,(1971). K. Alec Chrystal,美国经济学家,与James E. Alt合著:Political Economics, (1983).

[60] 《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61] (英)戴维·米勒等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554页。

[62]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555页。

[63] 刘德厚:“‘经济政治’范畴分析”,载《经济评论》,1994年第2期,第6页。

[64] 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第26页。

[65] (美)罗·H·奇尔科特: 《比较政治学理论》,第475页。

[66] (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2页。

[67] 参见(美)罗·H·奇尔科特: 《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8页。

[68] 《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4页。

[69] David Easton & ,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mparative Studies, Press, 1991. chapter 12..

[70] (美)卡·爱·索乌坦:“什么是新宪政论?”,载(美)斯·L·埃尔金和卡·爱·索乌坦编:《新宪政论》,三联书店中译本,1997年版,第13页。

[71] (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49页。

[72] (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73] (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5页。

[74] (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

[75] (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

[76] 张辰龙:《在自由与民主之间保持张力: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的民主理论》,载《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9页。

[77] (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