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理论》2000年11期

我们国家为什么贫困

有人说,美国人均工资比我们的人均工资高多了,所以它富有。

真是这样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就建议政府提高我们的平均工资吧。但你肯定不会同意这个政策建议,你会说,提高工资水平将带来通货膨胀和失业等等。这说明,中国的贫困与美国的富有不是由于工资水平不同造成的。事实上,工资水平不同只是贫富不同所显露出的一个结果。

贫困的真正根源是什么?我们来一层一层地剥开这个问题。我们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富是通过这个国家每个人占有或创造财富的多寡来确定的。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人均占有的财富多寡不同?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不同国家每个人的生产能力和生产绩效是不同的,即劳动生产率不同。在相同的时间里,一个美国人比一个中国人创造的财富(产品或劳务价值)高得多,所以美国比中国富有许多。 在这里,我们用生产率而不是生产力来解释财富差异是因为,生产力不是造成财富差异的唯一原因,人们参与劳动的愿望和热情也是影响财富创造的因素,即生产率是一个包含了生产力和劳动积极性的更合理的指标。

生产率的差异造成国家间的贫富差距,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认识。它对于我们的政策含义是,要使国家富裕的政策必须是能够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的政策。所以经济学有时是很简单的,一切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最终目的都是促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然而很多的政府幕僚却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提出许多的建议并没有达到提高生产率这一个目的,有的政策甚至严重伤害了生产率。比如前几年粮食价格管制,其目的是稳定粮食流通,但却因为过低的管制价格伤害了农民幕裕斐膳┟竦牡」ば形矶嗯┟衲富奈咄恋厝コ鞘写蚬ぁW罱暇玫缡犹ɑ共シ帕撕涎现氐耐恋亓袒南窒蟆:献怨拍瞬复笫。赐ズ厍懦?鱼米之乡",乾隆皇帝到湖南之后,曾谓"湖南熟,天下足"! 但现在千百万湖南农民抛下自己的土地,进城打工去了。其原因很简单,"国家的粮食收购价格是32元,可是成本倒要36元,所以大家不种地,越种越亏,不种不亏!"而这过高的成本中,有相当部分是因为农业负担过于沉重。

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许多因素有关:劳动者的积极性、劳动者的生产能力、生产使用的技术设备、市场组织和分工与交易等。这些因素作为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变量,如果可以由政策进行控制,那么,我们可以制定我们走向富裕的策略。

比如,激励机制的建立。政府的政策在这一方面的作用是最突出的。政府任何一项政策都会引起人们的不同反应,无效的政策就是没有引起预期效用罢了。政府的政策必须以提高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根本。

比如,人力资本投资。劳动者生产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其人力资本的提高,尤其是与教育、培训和健康相关的人力资本投资相关。这些人力资本的积累,一方面会提高产量,另一方面会促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从而提高生产率。

比如,技术创新。生产技术是生产力的代表,发达国家的生产率之所以高与浞⒋锏纳际趺芮邢喙亍<际醮葱乱蠊冶匦胫厥涌萍挤⒄挂约爸厥佣钥萍既嗽钡募だS捎诩际醯戎恫肪哂薪锨康耐獠啃裕虼耍愿美嗖方泻侠淼牟ū;な俏に饺舜葱露图だ闹匾矫妫换蛘撸乙部梢怨蔡峁└美嗖罚从晒腋旱Q芯坑肟ⅲ≧&D)的任务。

比如,市场必须有效率地组织。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必定是自由市场。自由市场要求政府的干预足够少。但是我们看到,今日的中国对市场(尤其是某些行业如电信、航空等)的管制还相当严格。结果,正如我们大家看到的结果,电信、航空是中国最没有效率的两个市场。这里的效率不是说两个行业的工资不高,而是指一方面该行业的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该行业使消费者们丧失了大量利益,也就是说,消费者对这两个行业进行了补贴。在这里,管制政策的效果是双负的,一方面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一方面对该行业的制度、技术等创新和提高生产能力或服务质量的行为没有了激励。

比如,分工与交易的重要性体现在企业的组织和科学的管理上。微观的经济单位要变得有效率,有效的市场组织和产权界定只是一个方面,内部的组织和管理也是尤其重要。

在所有这些因素当中,制度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无论它有多丰富的自然资源、多丰富的资本、多丰富的人力,但是没有一套合理的制度将这些要素联系起来,那么它的生产仍然将会是无效率的。一个国家的制度如果不能刺激人们致富的欲望,激励人们致富的行为,保护人们致富的成果,那么它的经济就不可能增长。除了制度以外的其他因兀热缛肆ψ时竞臀镏首时镜幕郏谂邓梗?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看来,那都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本身,一个有效率的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增长的灵魂。

许多国家的发展事实证明了上述结论。以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与现实的印证为例,最初的经济增长模型(Harrod-Domar模型)认为经济增长与劳动和资本相关,但是索罗(Solow,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发现了"索罗残差",即除了资本和劳动数量对增长的贡献外,还有某些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索罗将其归因于技术进步。但是索罗的模型里技术进步是外生的,也就是说是给定的,后来经济学研究开始将技术内生化,建立起了包括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的内生性增长模型,刻画了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Romer(1986、1989)、Lucas(1988)、Becker、Murphy和Tamura(1990)、Rebelo(1991)、Mulligan和Martin(1991)为此做出了贡献,他们的理论和模型被称作"新经济发展理论"(Ehrlich,1990)。但是从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有两种情况是新经济发展理论也未能很好解释的,其一是许多国家(比如菲律宾、前苏联、印度和改革前的越南)积累了一定的人力资本,却没有相应的经济增长;其二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增长绩效不能完全用资本、劳动、技术和人力资本解释,比如东亚经济,有一项研究表明,98年东亚国家中有34%归于物质资本积累,20%归于人力资本积累,还有46%为全要素增长率(WDR,1998),即有一些尚不明晰的因素占据了经济增长的46%的贡献。可以清楚的是,这些不明晰的要素中,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显然早已注意到这点,在1995年以来历年的发展报告中,都用了相当篇幅考察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制度特征。

当然,这里的制度是非常广泛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都体现为一系列制度的相互支撑和制约,任何一项制度不合理都可能影响制度均衡和经济绩效。改革以前的户籍和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对经济成长的害处是有目共睹的,说不定大家还有切身感受。制度不光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制度对经济绩效影响也很大。比如,不民主的国家比民主的国家更易陷入饥荒和贫困。阿马蒂亚·森(Sen,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仔细研究并指出,饥荒和贫困常常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尤其是在收入分配存在严重问题的国家,民主的国家有利于改革收入分配以及监督政府政策使其少犯错误。除了正式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外,一些非正式制度比如意识形态、文化心理也会影响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甚至文化的冲突导致生产和工作难以进行--这也是为什么跨国企业管理中为什么要重视文化整合的原因了。

制度千千万,产权第一条。一个完善的建立于合理产权制度上的市场体制是走向致富的最重要的保证。大家可能常常把产权与所有权联系在一起,其实产权是关于财产权利的一系列权利安排,这些安排中,所有权其实并不重要,相反,倒是收益权、支配权和自由转让的权利的安排更重要。张五常就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保持国有即国家拥有所有权没关系,但是收益权、支配权和自由转让的权利得到保证,同样可创造有效率的国有企业。

在本文我们谈得太多。一句话,贫困绝不仅仅是自然条件、要素禀赋造成,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制度有关。中国改革了20年,制度变迁带来的经济进步是众所周知的。当然,现在我们也还存在一些制度缺陷,有些地方的政府还在做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比如北京1998年的对外来工的就业行业限制等)--其实这本身又是现存制度制约了人们的思考。

即使你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明白这些对你也有好处。我们每天接触到不少政策,我们试图明白它是好政策还是坏政策,那么我们只需要考察它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还是生产率的下降。比如,助学贷款计划的实施,使更多的人可以通过这个计划完成高等教育,从而国家的人力资本质量增加,将会带来社会生产率的提高,所以我们认为那是一个好政策。收入平均主义挫伤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伤害了生产率,因此是不好的政策。而在一系列促进生产效率的政策中,提供具有激励和保护人们工作积极性、创造性的制度是特别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