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板戏”战略与外向型经济
  
  今年3月20日,整个中国北方的天空黄尘滚滚,历史上罕见的一场沙尘暴席卷中国。4月6日到4月8日,北方地区又是狂风大作,西风浩荡,天空连续三四天黄尘弥漫,地面飞沙走石,人民饱受风沙蹂躏之苦。遭受风沙侵袭的已不仅是西北和华北地区,连东北的沈阳、长春、哈尔滨、山东的济南也整个地被笼罩在沙尘袭击之下。
  
  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生态灾难已经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降临。这也是中国生态恶化的表现,不均衡发展的例证。今春连续发生的沙尘暴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中国的生态环境也象社会环境一样,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沿海一些富裕地区建设得花团锦簇,如花似锦,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正在日益恶化。
  
  种种迹象表明,周期性的沙尘暴以及严重干旱将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新现象。今年北方的旱情就相当严重。北京市一冬天仅下了一场雪。入春以来,不仅一场雨没有,而且温度奇高,3月初就出现了20多度的热天气,3月31日气温竟然达到28.8度,创下百年来最高记录。这种怪气候我来北京20年了也第一次见到。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除了人类活动,没有别的原因。农村的农牧民们不断破坏植被,城市里大兴土木,光盖房子不植树,到处是水泥和柏油的硬化路面。从飞机上俯瞰北京,只见一片水泥楼房的丛林。加上无数天然气和电力的燃烧,整个城市就象一座大火炉。如此大规模地改变地表,岂能不引起气候变化。
  
  目前,一些中国城市经济建设高歌猛进,最突出的要数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三个城市。大量资金聚集这些大城市,其发展水平已经接近甚至在有的地方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城市水平。但在中国城市高度发展之际,一些乡村和边缘地带却在衰落,全国沙化面积每年以3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口的生活质量正在下降。
  
  中国自50年代建国以来就奉行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当然,这种战略是由当时的冷战历史背景形成的。改革开放之后,以牺牲农村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模式基本未变,并且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变本加厉,城乡差别继续拉开。与改革开放前30年不同的是,以前是将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到军事工业,而这些工业大多在内陆地区。80年代后,资源的配置向沿海大城市集中,深圳、上海、北京、广州、大连等城市都高度发展起来。一些先进的大城市成了中国发展的“样板”和表征。
  
  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资料显示,2001年中国工业体系主要靠五大地区和六大行业来支撑。五大地区是广东、江苏、山东、上海和浙江,这五个地方的工业增加值总量合计13088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48.5%,接近全国一半。六大行业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力行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冶金业和纺织业,它们实现销售额合计38761亿元,占全部工业销售额的比重为42%。而拥有70%总人口的农业产出仅占GDP的不到16%,以70%的人口经营16%的GDP,可见中国经济的高度聚集性和巨大的落差。
  
  与此相反的是,边远地区必然受冷落。90年代之后,中国农民收入进入长期的低增长。这就使中国的经济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高歌猛进的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时候,出现了生产过剩,大量的产品积压卖不出去。而农村人口因贫困却没有消费能力。这种情况与马克思的生产过剩理论没什么区别。目前的生产过剩就是穷人没钱消费,富人有钱无处花,逼得国家旅游部门又开辟了中东埃及等国新旅游航线。消费外国的旅游产品已成了中国富人的新时尚。
  
  “样板戏”发展战略必然引来“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的实质就是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只好向海外国际市场开拓。在这种政策导向引领下,国家集中资源向外向型企业配置。许多企业也苦于国内市场狭小,拼命向外发展。例如,中国的家电企业目前就处在这么一副状态。有些企业专做国外市场业务,不愿做国内市场。因为国内市场一是秩序混乱,二是利润微薄。越穷越落后的地方,越没有企业去光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才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发展目标。分析后可以看出,“开发大西北”战略实在是政府一种不得已的调整资源配置手段。
  
  今年三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许多外国专家对中国提出了宝贵意见,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南卡尼提醒中国:“要把国内发展放在第一位”。经合组织经济部副部长安德鲁·迪安建议中国要优先考虑三项改革,第一项就是进一步改善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使中国能够更好地发挥其生产潜力。经合组织的一份中国问题研究报告提出:中国需要解决的四大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大量失业以及重新配置资源的问题。
  
  这些建议和研究应该被看做是对中国经济偏斜发展的纠正。非人本和漠视民生的非均衡“样板戏”发展战略不仅某些中国人就是许多外国人也已经看得很清楚。但要想放弃这种发展战略并不容易,一是城市人不愿降低已经抬高了的生活水平,二是市场经济的牟利机制更是将资源配置集中到有利可图的发达地区。今天要想放弃这种发展战略,就象让水倒流的一样不可思议。下面让我们更深入地看一下市场机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二、市场机制加剧人际差别
  
  赶超战略扩大了中国的城乡差别,改革开放后引进的市场竞争机制,又扩大了中国社会人际间的差别。所以,今天的中国不仅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别,更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别。市场机制之所以在中国这么快就产生了贫富效应,关键是市场机制结合了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即特权垄断的政治文化和传统的计划经济管制制度。市场机制+特权垄断+不平等竞争==贫富差别。
  
  我们应当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进取精神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是市场机制的正面作用。但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都有它的负面效应。20年来,中国经济正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不讲效率和效益走向极度的惟利是图。不仅企业这样做,连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也表现得不遗余力。这种倾向的结果使大批人在竞争中被淘汰,沦落为社会的边缘。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在法国访问时,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图海纳这样描述过法国:“过去的法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一种结构之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变成了一场马拉松,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那些被甩在靠后一点的人,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
  
  中国的社会目前也正在展开一场马拉松,彻底无望的落后者越来越多。市场经济的牟利机制和效率机制将一些弱者毫不留情地甩在了后面。留给他们的不仅是生活的苦难,更多的还是心理的失衡。一些不甘落后的人只好铤而走险,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里中国社会的犯罪案件逐年增多的原因。在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经济制度和人文环境里,人们只能更看重金钱和财富。最近,社会对诚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以德治国”的口号。但人们很少看到社会丧失诚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是优势企业“赢家全得”的游戏规则,是残酷的市场竞争和金钱追求,是缺少人文关怀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将有打不完的假,无穷无尽的非诚信。否则,相当一大批中国人将无事可做,难以生存。
  
  不仅许多中国小企业和个人的行为如此,连国家的大企业也在这种优势企业“赢家全得”规则下被逼得不得不大肆仿制和仿造。前几天“经济半小时”节目就报道过玻璃行业仿制外国名牌产品的现象。连福耀玻璃这样的大上市公司老总都在电视镜头前承认前几年的确有打外国品牌的做法。至于说制药行业,《中国经济时报》3月28日的一篇文章报道说,包括中药在内,目前我国生产的全部药品中,自主开发的新药仅占3%的比例,余下的97%均是仿制药品。我国有自主开发能力的制药企业没几家。
  
  这种大肆仿制和假冒现象,从根本说是一种竞争机制导致的结果。不这样做,中国相当一大批企业和员工将陷入破产失业境地,发展中国家也难以享受发达的工业文明和获得发展。所以,我们看待社会中的表象要从本质上看问题。仿制和假冒行为就是向优势企业争饭碗,就是为了打破“赢家全得”的游戏规则,从而使社会能均衡一些发展,人际间差距不至于拉开太大。
  
  即使这样,中国企业间的残酷淘汰已经使地区间、城市间、人际间拉开差距。今年3月底我在河北石家庄市开“药都”论证会,市长臧胜业痛切地说,我们之所以集中力量发展药业,是因为石家庄市的其他产业都垮掉了。石市以前搞过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但到今天一个都没保住。石家庄以前还是一个纺织业大市,有10多万纺织工人,但现在已经一蹶不振。这是中国省级大城市的情况,产业分化已经非常明显。至于一些地区的县级产业,被淘汰得更厉害。80年代还兴起一波乡镇企业,现在不仅连这些乡镇企业,连原有的县级企业也都跨掉了。象河北省的张家口市,甚至找不出一个景气的企业,城市财政已经十分困难。
  
  三、牟利机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今年3月份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有代表对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发出了尖锐地批评,原因是这些专家只注意GDP的增长速度和企业赢利水平,对中国人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全然不顾,心中没有民生观念。但这种声音是微弱的,因为占据中国经济学统治地位的还是西方经济学。正是这种市场倾向,使中国经济出现畸形发展,譬如,中国是个连民间银行都没有的国家,在商业银行机制根本未走上市场化之际,股市便奇异地发展起来。不想办法如何改革现有的银行,而偏好发展证券交易所。看看这些年里全国各地冒出多少证券交易所!南方证券公司在北京所开设的一个证券交易所就设置在北京最豪华的写字楼东方广场里面。可见资本市场涌进了多少资金,冒出了多少富人!多少市民每天拥挤在股票交易厅里,炒来炒去,整个社会投机风气盛行。中国的实物经济才发展到一个初级工业化阶段,金融证券业的资本市场就撵上了西方先进的发达国家。
  
  跟着虚假繁荣的还有一些增加值极高但安排就业能力极低的第三产业。凡是能投机的领域都飞速发展了起来。大量资金从实业经济游离出来,进入能通过投机获取暴利的领域。在这样一种牟利机制下,中国的资金被从那些微利部门的第一和第二产业中最大限度地抽了出来。从80年代起,农村流出的资金就大于流入的资金。最近几年,在银行系统加大金融风险管理的情势下,资金更加向上集中。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先生在文章中写道:“在银行不良资产比重畸高且中央银行又将不良资产比重下降作为各商业银行业绩考察指标的情况下,四大银行都产生了两种现象:一是存款资金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产生‘虹吸效应’,即自动向上级行大比例集中,二是在贷款资金支出上产生‘挤牙膏效应’,即基层行贷款权被大幅上收,层层授权后,基层放款权越来越小。这两种效应交互发挥作用后,就产生了一种现象:四大银行在资产运用上倾向将资金较多地投向安全的债券市场或同业拆借市场。”实际上这里还要加上一个资本证券市场---股票市场。2000年的中国股市暴涨就与大量的银行资金涌入有关。
  
  表面上看,虚假繁荣的金融证券等第三产业给政府带来了可观的税收和利润,但长期以往,服务性的投机领域和第三产业过度繁荣必然过多地占用生产部门的发展资金,严重损害实物经济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其结果将扭曲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妨害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造成社会就业的减少和有效需求不足。
  
  即使是在实物的物质生产领域,牟利机制也使市场的竞争和重复建设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状态。以玻璃行业为例,1999年下半年以来,在已批准的13条生产线之外,又冒出了26条生产线,全是地方越权审批和企业自行建设的。其结果,2001年的前11个月,全国玻璃库存增加67%,每箱价格65元,同比下降了10元,全行业净盈利下降了52%,近1/3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亏损。竞争机制的浪费也是惊人的。
  
  在这里,我们要清醒地了解市场经济实质,它是一种最大限度获利的牟利机制,它能将资金和财富从社会各个角落调动出来,涌到获利最多的经济部门。说到底,市场机制是一种抽血机制,它将一个肌体的血液从毛细血管抽出来,最大限度地涌到心脏和大脑,最后使这个人患脑溢血和冠心病。目前,从上到下,整个中国社会里充斥着这么一种牟利机制,最后只能出现巨大的贫富分化和城乡分化。不从社会观念上引起重视,不在制度上加以调整,仅靠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是解决不了差距问题的。
  
  在环境问题上,市场经济的商业文化与环境保护发生着巨大的冲突。市场经济的商业原则是鼓励消费,而中国当今环境的现状是要求节约资源,防止生态环境继续恶化,这两种趋向完全背道而驰。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就是高效生产,刺激消费,最大限度地牟取利润,而中国这种生态环境恶化的国家如果引入西方国家的刺激消费文化,只能加速中国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
  
  四、富人问题与负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逐年下降,连续几年出现通货紧缩,主要原因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出现了收入差距和贫富差别。相当一部分的国民收入被少数富人所拥有,一批国民收入相对不足。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以及共产党执政,这种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往往会限制富人的消费,因此,当今很多流入富人腰包和贪官腰包的资本成为沉淀资本,一部分灰色收入更成为死资金。这是导致当前中国内需不足的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社会上的货币总是短缺,尽管货币发行量很大,M2的增长率连年超过GDP与通货膨胀增长率之和,但社会消费依然乏力。说到底,这是市场经济与传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深层矛盾在作怪,这一矛盾今天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举例说,沈阳市长慕绥新的贪污额为1300万元,副市长马向东的贪污额高达2000万元,广西原自治区主席成克杰的贪污额为4000万元,原港澳国际公司的董事长李耀祺在职期间贪污公款1244万元,港币137万元,伙同他人贪污公款4900万元,到底他一个人贪污了多少,搞不清楚。深圳市原副书记王炬个人贪污2000万元,利用职权让其子女贪污5000多万元。如果将这5个人侵吞的社会公共财富加起来,那就是将近2亿元。2亿元是个什么数目呢?按每个农民人均年收入2000元计算,2亿元便是10万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如果将这笔钱放到10万个农民手中,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那样的话,中国会出现内需不足吗?而放到贪官手中,资金必然被沉淀下来。当前中国社会有多少这种沉淀资金?估计至少在3万亿元左右。这就是中国当前银行存款居高不下、存贷差高达3万亿元的原因。
  
  还有个体私营企业主的问题,如果私人资本家不花钱,那么他积聚的资本也无法在经济中发挥效用。这几年由于市场饱和,无好的投资项目,民间投资一直处在低增长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利润越高,对社会消费越不利。高利润导致消费者失去更多的消费能力。
  
  现在,让我们对富人问题进行一些分析。我们的社会目前正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文革时对富人是彻底批判,仇恨有加,改革开放后对富人问题是缄口不言,好象生怕得罪了富人。但如果仔细分析社会的贫富变化,就可发现有些富人的致富往往是建立在对穷人挤压的基础上的。社会上的财富就这么多,当增量不增加时,存量在分配上发生变化,就要导致富人对穷人的挤压。一部分人富起来,另一部分人就要穷下去。如果说中国富人的财富都是经济发展中的增量部分,那么富裕的人们对另一些不富裕人并不产生影响。并且富人还可以带动其他不富裕的人共同富裕。象浙江萧山万向集团的鲁冠球、东阳横店集团的徐文荣都是这种现象。但前面讲过的马向东、成克杰等人的致富就是挤压别人型的富裕。这种富裕只能导致另外一些人的贫困。
  
  富人对穷人的挤压还表现在社会发展上。譬如当一个城市中有车的富人多起来后,交通管理部门便要增加道路护栏,修高架桥,但增加了这些设施后,便要影响那些无车人的行走方便,更因为道路的拥堵,影响公共汽车的运行速度。保护富人倾向还表现在城市对汽车和摩托车的规定上,现在全国有70多个城市限制摩托车在市内行驶,而对汽车没有任何限制。
  
  这里我们可以反向思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限制汽车可以使多少摩托车上路?为什么不限制汽车反而限制最大众化的摩托车?这种政策到底是为谁服务?说到底是为少数人服务。这种限制是典型地保护有车的富人和官员,歧视只能骑摩托车的平民和穷人,是典型的穷富人权利不平等。表面上看来是保护城市的交通和空气环境,其骨子眼里是一种身份歧视,是缺少平等权利意识的表现。所以,一个社会要重视富人对穷人的挤压影响。特别是政府制定的一些政策要考虑到这种影响。
  
  当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一些富人对穷人熟视无睹,毫无责任感。伴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是自私自利思想和极端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在社会上蔓延。如果一个社会只是为了挣钱自己享受,那么这个制度就十分可悲,就值得怀疑。特别是在生态和环境危机已经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人仍在极力追求所谓的现代化物质享受,这种“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发展早晚要带来生存灾难。如果按当前这么一种思路继续发展下去,结局将很明显,那就是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与国际接轨,最早实现了资本在国际间的转移,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员。剩在国内的将是被淘汰下来的贫困弱质。
  
  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到近几年不得不依靠发行建设国债来刺激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这一社会深层的原因:贪污腐败+资本主义。为什么要给资本主义加上一条罪状?我这里讲的主要是一种逐利机制,市场经济的制度就是最大化的追求利润,其结果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少数人可以攫取比多数人多得多的财富。当这些富人消化不了这些财富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要衰退。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国债还要继续发,再发5000亿元都是有必要的,但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必须明确,那就是应将国债放在缩小城乡二元差距上,放在扶弱济贫、缩小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和生态环境治理上。特别是要花到农民身上。
  
  五、公民缺少平等的发展权利
  
  当前的中国,一种拜物教和金钱崇拜不仅渗透在国民的意识里,更表现在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的政策规定上。这是很危险的一种现象。举例来分析,北京前不久制定了这么一个规定:凡是纳税额超过300万元的工商业主,可以将自己和家人的户口由外地迁至北京。但对普通的北京公民来说,如果要把外地配偶的户口迁至北京,需要投靠人[注意:还不是被投靠人]的年龄满45岁,结婚必须满10年。两个条件同时具备了,才可能将妻子或丈夫的户口迁至北京。如此对比起来,就看出了财富的作用。
  
  通过这件事可能看出,中国公民所享有的发展权利是不平等的,不是一视同仁,而是有区别对待,而这一区别的主要因素是看你有没有钱。这样一来,没钱人就更艰难生存了。弱者本来在社会上生存就不容易,政府再制定一些歧视性政策,那么,弱者就会更弱,强者只会更强。这就是我们中国当前的发展逻辑:“锦上添花”,“优胜劣汰”。政府的政策不是扶弱济贫,雪中送炭,而是“马太效应”。这可能就是受达尔文主义竞争淘汰思想影响的结果。
  
  政府的公共政策里面如果渗透了嫌贫爱富的意识,按这种逻辑发展,其结果就是在中国分化出一批新贵,制造出一批极贫。最近,北京电视台《记录》栏目播放了湖北荆州市一个退休工人家的生活,这对年纪六七十的老夫妇仅靠300元钱的退休金生活,还要养活一个残废的儿子和一个上四年级的10岁孙女。于是,只好在家中养猪挣钱。一个城市居民在家中养猪,可以想象其环境卫生怎样,连杀猪的人都嫌他家里脏。然而正象白居易《卖炭翁》当年所写的,养猪的人反而吃不起猪肉。
  
  中央电视台《老年》栏目最近连续播放了一对张家口老人进京打工的故事。每月三四百元的收入,还要抚养一个七岁了的呆傻孙子。这家人的伙食整天就是自己擀的面条,冬天淹上一缸咸菜然后吃一冬。看到这些电视节目使我回想起60年代那些的生活困难的岁月。但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大批的人在这样生活。
  
  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多数人还未摘掉贫穷帽子的国家里,一些发达大城市的市民们却在“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看看北京电视台“房地产”栏目那些家庭装修节目,极尽奢侈豪华之能事。以新新家园的一个四室两厅三卫户型,总面积250平方米,购房价大约需要200多万元,装修价大约需要三四十万元,再加上家具,一个富人购买这样一套房子至少需要花消300万元。当然,这样的房子比起郊外五六百万元的高级别墅还差得远。如果这些富人稍稍节省一点,拨出一小部分财产给那些中国穷人,中国经济和生态环境就会好得多。
  
  现在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钱多了是不是就可以不加限制的挥霍浪费?一个三口之家居住几百平方米的大房子不是浪费吗?在土地资源如此紧缺的国家,能允许富人如此浪费资源吗?在去年的人大会议上,曾有一位人大代表提议案:中国要立法规定中国公民居住空间的大小。这种议案提得很好,应当提出来让社会来讨论。中国公民应树立环境危机意识,摈弃过分追求享受。
  
  六、对劳动力闲置浑然不觉
  
  目前在金融证券业,譬如在刚成立的几家开放式基金机构,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就占有几亿甚至几十亿元的资金。大量的资金聚集证券业,不断炒高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存量资产不断换手,从GDP的统计数字上看,经济增量似乎在不断增加,但实物经济并没有变化,没有带来物质资本的真正形成和实际财富的增加,更没有就业的增长。这种虚假的繁荣和数字,一旦出现股市或房价下跌,社会的财富便会急剧缩水,金融危机和银行不良债务便会大量出现。严重的话会导致银行资金链条断裂,引发金融风险。2001年的中国股市的情形便是如此。上海股指跌到1300点时,紧张气氛已经出现了。
  
  中国目前有多少领域急需资金,如果把在股市上投机炒做的资金用到一些实物部门,一是可以实实在在地增加中国社会的就业,二是可以改善和提高一批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但市场经济的牟利机制已使当前的中国企业变得惟利是图,麻木不仁,责任心和良心日益沦丧。看看2001年股票市场上冒出多少企业挪用资金的事情,广州的三九集团甚至将20多亿的上市公司的专用资金挪做他用。从这些活生生的事例中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的道德和责任感正在下降。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到处是遏止不住的欺诈和堕落。今年的人大会上,呼唤诚信成了社会的最强音。
  
  相比之下,失业和待业现象与日俱增。前不久我在家乡山东蓬莱的村庄里惊讶的发现,到处是一群群打麻将的人,有些完全是整壮劳动力。在一些城市,也可以看到大批下岗职工消磨在股票交易厅或某些地方。据统计我国的不充分就业率是31%,全球是33%左右。欧洲一些国家的失业率高达20%,相比之下有人认为中国的失业问题似乎并不严重。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相对贫困落后的国家,必须充分利用社会的富余劳动力。怎么能拿世界的平均数或发达国家的数字去比拟呢?因此,那些认为我国失业率和不充分就业率不高的人忘记了中国的国情。
  
  今天的这种情况使我想起小时候经历的生活,那是1958年的冬天,我生活的山东胶东半岛上的那个小村庄没有一个壮年劳力待在家里,大人们都被调到工地上建水库去了。尽管是天寒地冻,但工地上热火朝天。也就是经过大跃进的那几个冬天,胶东半岛上几十个大小水库修建起来。这批水利设施已成为今天胶东农业和工业的宝贵财富。现在烟台市的主要供水来源门楼水库就是那个年代里建起来的。谁能否认那个不计成本和代价的时代的贡献?
  
  可是今天,几千万、上亿中国劳动力待在家里,无所事事,而我们却对此现象熟视无睹,还自认为问题不大。实际上这是中国人力资源的一场巨大浪费!如果错过这20年,等到老年社会到来时,中国再想搞的一些工程设施就后悔来不及了。现在我们要扪心自问一下:中国现在真是没活干了吗?中国真的要腾出这么多人消磨时光,白白浪费财富吗?光是减少城乡差别和国土整治工作,就足够中国人干上几十年。有人曾建议通过发行彩票,组建一个国土治理公司,将成千上万的闲置劳动力利用起来,到西部地区搞生态和环境治理。但是,要想调动起中国人民的热情,必须回到社会主义,适当遏制一下市场经济的牟利机制,在全社会树立共同发展的观念。
  
  七、奥运会和世博会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迈进时极需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举办奥运会就是提升国力威望的好机会。但中国经济对奥运会要小心,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
  
  根据以往各国举办世界重大赛事的经验,举办体育盛会既可以帮助经济发展,也可能危害经济发展。奥运会可能会使一些大的商家从中牟利,但由于大量公共税收用于投入体育场馆建设,普通百姓的收入将减少。西方国家的一些研究证明:举办体育赛事可以向世界展现自己的国家,但是不要让人们相信这种赛事能使他们富裕起来。
  
  据测算,在2008年之前,北京总共要投入大约1500亿元的投资建设,总投入将达到3000亿元。目前中国每年的中央财政教育经费才二三百亿元,办个奥运会的花消相当于10年的教育经费。这笔经费必须要从其他项目开支中挤。总之,钱就这么多,干了奥运会干不了别的,建了北京建不了其他省市。
  
  根据国际的经验,每个举办过世界重大体育赛事的国家,在赛事结束后都要出现连续几年的经济增长下降。美国1994年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原估计将带来40亿美元的经济收入,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些美国城市当年的经济增长率要比预期的低得多,并导致整个地方经济损失40多亿美元。日本为了举办1998年长野冬季奥运会,先后花费了190亿美元来建造高速火车和滑雪跑道等设施。但长野开完奥运会后,经历了一短痛苦的“后奥林匹克衰退”。对场馆设施维修的高额保养费导致了长野经济的衰退。1999年,长野的制造业以30%的速度下滑,211家企业宣布破产。长野经济下降速度创下了二战以来地方经济衰退的最高记录。
  
  事实证明,每一次重大体育赛事的实际影响都要比赛前做出的估计影响小得多。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体育赛事往往只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段内举行,因此,它对提高一个社区长期经济基础的作用很小。它不象开设一个工厂那样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力那么大。所以,体育赛事对经济的影响只能是非常短暂的。耗费数十亿美元修建体育场馆设施,只为了在几天中举行三四场比赛,这种浪费是巨大的。
  
  中国上海目前正在申请举办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如果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也被中国争取了过来,那么,在最近七八年间中国就有两个国际大项目要干。上海的世博会据说也要投入2000亿元。如果是这样,中国今后就要围着北京和上海转,所有的资金就要向北京和上海这两大城市投。这两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差距就要更大地拉开,中国城乡间的差距更要拉大,不均衡发展在中国就要表现得更加明显。即使中国成功地举办了这两个重大国际赛事,也不一定对这个国家带来多少好处。相反,副作用可能在这个发展中国家最后爆发出来。
  
  八、改革到底要改什么?
  
  面对中国出现的通缩问题和经济增长乏力,人们一致认为要通过改革来加以调整,但在西方经济学占主导地位的今天,有些改革措施只会拉大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当前社会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经济体制的继续深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方面。譬如,企业改制,修改宪法,在宪法中加入对私有财产保护的条文,调动私有企业和私人资本的积极性,增加经济的活力。但我认为仅有这种改革是不够的,还要开放社会舆论,让穷人说话,让代表穷人的声音说话,特别是给农民以谈判的地位,允许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组织出现,允许农民协会这类组织出现。只有在思想上走出了误区,政府的政策才会向弱势集团倾斜,政府才会通过财政和税收的杠杆来均衡社会财富,从而使中国经济走出疲软。
  
  现在国际上一些“唱衰中国”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停滞不前,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的模型是“货币投入驱动”型,而非“生产力提高驱动”型。实际上象克鲁格曼这些著名的西方经济学教授们只能从经济模型上考察中国,对中国的社会问题一窍不通。说到底只是些书斋经济学家。中国今天也不乏冒出一些书斋经济学家。这些学者从数字到数字,从GDP到GDP,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全然无知。例如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的一位青年教师在论述中国的GDP时说,“第一产业的比重在16%以下,其他产业多增长半个百分点就足以抵消农业滑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个经济学者眼里看来,关系到70%人口的农业产值下降几个百分点对中国经济毫无关系,但他是否想到这些农业人口的生活质量?很可悲的是中国今天就冒出了这么一批经济学家。
  
  因此,认识中国经济问题必须增加感性认识,深入了解社会,把握住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这种症结不在经济之内而在经济之外。就经济论经济,只能是一条死路。解决的办法还要靠民主政治,改变媒体报喜不报忧的宣传方式,让人民清醒地认识国家潜在的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让各个利益集团有维护自己发展权利的机会,防止政府沦为强势集团的代表。如果不及早调整当前中国的政治模式和发展模式,按目前这种思路发展,估计中国经济的问题早晚会在一个时候显现出来的。
  
  最后,我要说的是中国社会的肌体正在患病,这种疾病就是马克思当年早已指出的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这个矛盾将影响着中国今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解决的方法是民主政治和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加大这种使社会分化加剧的市场竞争机制。以为市场可以包治百病的思想是片面的。有病不能乱投医。我们要未雨绸缪,及时加以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