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分析的理论意义

  从产权分析的角度看,任何经济体制的转轨本质上都是权利结构的调整和转换,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不例外。如果说有什不同的话,只是这种转轨比其它经济体制的转轨更加艰巨。因为,即使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国家,也难免发生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何况把原来就持有的权利交给法人或自然人。从权利结构转换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产权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更加清晰地看清楚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若干现实问题。笔者试图使用产权分析的几个基本原理对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几个现实问题做一些分析:

  1、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培育出产权主体,管理和调控方式只能针对产权主体的行为方式来设计,从实证逐步走向规范。

  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这是产权分析方法所揭示的一个重要原理。从本文第一部分所分析的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养牛人和耕种土地的农民不是自己所拥有的财产的主人,没有对于自己财产的支配权和收益权,即使交易费用等于零,他们也不会有讨价还价的动力和热情,从而就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由此可以看出,不可设想能够建立起一种没有产权主体,却可以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市场经济。事实上,我们过去搞的承包制,现在所进行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管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其实质都是在寻找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哪个“产权主体”。所谓“产权清晰”,其核心就是要使产权归属于一个明确的主体:这个主体愿意而不是拒绝进入市场,愿意服从市场的“游戏规则”;能够而且必须承担由“外部性”所发生的成本;能够节约交易费用。

  明确上述问题的重要意义是:我们应该懂得,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整顿经济秩序,实行政府管制,一切管制措施都必须有利于而不是阻碍产权主体的发育。否则,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将会遥遥无期。

  然而,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这恰恰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脱胎出来的政府,其管制意识比较强,管制机制也比较健全,这一切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已经习以为常,驾轻就熟;而市场主体生命力稚嫩而脆弱,发育缓慢。面对这种局面,政府的管制应该有节制。如果由于管制而抑制了市场主体的发育,从长远来看是得不偿失。

  人类文明史表明:“人类社会的经济秩序,并不是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条理井然的和由人类理性构设或设计的产物,而是人类行动的结果。”<14>然而,这个道理并非所有人都懂得,一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就揭示过一种现象:“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幅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若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他自己的行动原则……”<15>

  其实,冷静分析,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大量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与主体不到位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去年上半年颁发的《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16>就不难看出,象“工程建设中规避招标和招投标中的弄虚作假……”以及“地区封锁和部门、行业垄断”等等,都是同主体缺位有直接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靠管制恐怕难以奏效,甚至适得其反。

  说到界定产权的重要性,有必要回顾在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曾经发生过的那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还是“以企业制度改革为中心”的激烈争论。历史上的这场争论,用今天产权分析的语言来说,就是“以调控手段的改革为中心,还是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中心?”事实证明,无视产权主体是否存在,以为放开定价权就可以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想法实在是太幼稚。“价格具有衡量收益大小的能力。而产权的实现程度对这种能力的高低又会产生重大的影响。”<17> 也就是说价格的调控能力取决于产权的实现程度,不可能离开产权制度来讨论价格机制的作用。

  从产权分析的角度看:“每一个定价问题都是一个产权问题”, <18>没有产权制度的改革,没有产权的激励与约束,放开价格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危险的。直到今天,我国一些城市的房地产价格长期偏高,商品房大量闲置也无动于衷,其根源正在于这些经营者不是产权所有者,他们用不着去考虑资金周转速度。

  顺便指出:当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视角聚焦于价格,片面迷信价格的调控作用,以至于出现了“价格闯关”这一类幼稚可笑的口号,与我们对西方经济思想的肤浅理解有关。当时我们只看到经济杠杆有调控作用,却没有看到任何一种调控手段要收到预期的效果,都必须具备一个相应的制度基础。对于市场经济的调控手段来说,这个制度基础的核心就是产。这就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所证明的重要思想: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和产权保障。没有产权制度提供的激励和约束,任何“经济杠杆”都不可能发挥有效的作用。

  2、当公共领域的财产或资源出现稀缺的时候,必须对它们的产权作出界定。没有明确产权主体的财产或资源将遭到各种社会权利的攫取。公共领域的财产或资源被攫取的界限是直到它们的边际价值等于零,可见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攫取都极具破坏力,这就是“公地悲剧”。

  根据“公地悲剧”的原理,我们可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 比如: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以后,我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土地产出率有了极大提高。但是,同时在有些地方也出现了肥力降低,土地品质退化等问题。问题的根源在那里?在笔者看来,问题出在我们是用所有权的分析方法来看待土地承包制的。按照所有权的分析逻辑,归国家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可以保持不变,只要把土地的经营权承包给农户,就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然而按照产权分析的逻辑,问题就没有这样简单。产权分析认为:土地具有多种属性,从而应该有多种产权。“产出能力”是一种属性,应该具有产权;土地的肥力也是一种属性,从而也应该具有产权;土地的“产出能力”这种属性同“土地肥力”这种属性并不完全等同,从而土地“产出能力”的产权替代不了“土地肥力”的产权。承包制承包了土地产出能力的产权,而使“肥力”这种属性被置于公共领域,农户就可以通过过度使用化肥等手段“攫取”“肥力”这种公共资源。经过一段时间后,土地肥力必然下降。那么,将土地肥力纳入承包的范围是否就能解决问题呢?从产权分析的角度看,问题不在于将那些内容纳入承包的范围,而是在于:产权是很难完全界定的。因为资源的属性会随着人们对资源开发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化而拓展。因而承包总会使一些资源的使用价值被遗留在公共领域,流失掉了。用这个分析方法,我们也可以理解企业承包中的一些弊端。

  事实上,近年来已成为中华民族心头大患的愈来愈严重的西部地区荒漠化问题,其经济根源也可以用“公地悲剧”来解释。

  对于土地荒漠化的成因,人们往往把它归结为滥伐、滥垦、滥采、滥牧,等等,其实上述因素是表面现象。问题在于:为什多年来这些现象得不到有效制止?对此,我们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北部乌珠穆沁草原的退化过程可以看的很清楚:20世纪60年代乌珠穆沁草原山青水秀,牧草过膝盖,当地牧民自豪地说,我们的羊只吃草尖不吃其他,否则品种退化;70年代,牧民的牲畜逐渐增多,嘴多了,草少了,牧民退一步说,我们的羊只吃草梗不吃别的;80年代,牲畜过多,草梗也不够吃了。牧民们则说,我们的羊只站着吃草,不吃躺下草(指干草);90年代,越来越多的牲畜不但把青草吃光了,连干草也不足了,牧民又说,我们的羊只吃草,不吃料;现在,这里的牲畜连料也吃不饱了。<19>

  从表面上看,是过度放牧导致了土地荒漠化,其实,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问题在于:草场是集体的,是公共资源(笔者注:最近牧区已经把承包范围扩大到了草场);羊群是牧民自己的,是私有财产,而放牧者的动机是维持最大量的羊群数,至于对草场的影响,因为土地状况与个人没有直接的关系,同时放牧中产生的损失或成本不是完全由本人承担,而是可转嫁他人。过度放牧造成的草场退化,过度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的损失,不是由放牧人或砍伐人来承担,因此他们的行为不受约束。产权形式的无效性,势必影响到经济发展,事实上,牧民们也饱尝了草场退化、牲畜品种退化、利益下降之苦。但只要土地产权不清楚,牧民们就没有改良草地积极性,原因就在于他们投入的资本收益不完全归他所有,还有可能被他人占有。

  其实,产权不清导致过度放牧、水土流失并不是先例,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曾发生过。如美国印地安人的那瓦和族,因其土地属公共所有,没有明确的主体,结果出现了过度放牧,土地质量下降;不仅损失了受欢迎的种植品种,还导致了严重的风沙和水土流失,导致了牲畜死亡率升高,产羊率降低、羊毛质量低劣和畜牧收入下降。<20>

  3、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经济活动都需要激励和约束,而清晰的产权能够把激励和约束有机结合起来。一个社会,要组织社会经济活动,没有产权制度来执行激励和约束,就必然会用其它办法来替代。问题在于,从社会经济资源耗费的角度看,那些替代办法所起的作用比起产权制度来是成本大还是小?效率高还是低?

  我们知道,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我国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很多。过去我们多从政治的角度上来理解这些现象。事实上,回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直到改革开放的那一段历史,不可否认,有一些政治运动带有十分明显的经济目的,那就是“激励”。道理很简单:由于没有产权,政治运动就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替代方式,来执行约束和激励。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全出自农民的自发性,并不需要政府花费多大的动员成本就很快推广。在笔者看来,形成这种差异的根源就在于当年的“农业合作化”忽视了农民对土地的产权,没有产权的激励,就只能通过外力来推动。而八十年代末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把土地的产权还给了农民,有了产权的激励,也就用不着其它任何动员方式,用不着讲更多的道理,广大农民就愿意接受这个制度。<21>(完) 参考文献

  <14>韦森.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导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15>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6>《经济参考报》2001年5月9日第2版

  <17>哈罗德·德姆塞茨(美)所有权、控制与企业[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8>詹姆斯·A.道等(美)发展经济学的革命[C]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19>丁銘铭.大草原在呻吟[J]新华文摘2001年第3期

  <20>詹姆斯·A.道等(美)发展经济学的革命[C]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21>国风.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创新分析[M] 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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