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其中以信用证诈骗被起诉,对一些人而言,这是意料中的事,所谓“不待智者而后知”。然而,人们尽管可以据此认为牟其中彻底完了,一个神话就此寿终正寝,但牟案并非牟其中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 审结牟案,仅仅标志着牟其中因其1995年的若干金融诈骗活动在法律上被追究,而那些真正为牟其中带来荣耀和光环的行为,则可能逃脱法律的追究,并继续成为聚讼不休的话题。除却易货飞机之外,牟其中对当代中国经济生活的最大影响力,体现在他有关项目融资的一系列说辞和行为上,“借钱不如不还”之类的牟氏名言之流行,乃是牟氏对当代中国经济尤其是金融领域的主要“贡献”,并事实上于90年代初成为一大批人的行为指南,而这些,并不会因在审的牟案而自动消除。目前也仍存在着对牟其中的两种看法,而笔者以为,在审的牟案是简单明了的,但法律仅及于其构成制裁后果的行为,此外,牟其中尚有上述未曾构成制裁后果的行为,也需加以某种追思和清理,从转型中国的现实而言,后者甚至更为本质和重要。相比起牟氏信用诈骗的行为而言,牟氏与其诸多追随者通过混淆诸多概念,利用转型期制度和思想脱序以所谓项目融资手段圈占社会资源的思想和行为,对社会的损害要远为巨大。同时,这种思想和行为,更构成了对当代中国经济伦理的巨大挑战,所谓暴富阶层的兴起,不仅从心理上伤害了普通中国人,更严重冲击了包括勤劳致富在内的伦理观,其影响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消除。由此,对牟案的意义应有清醒的认识,它可能只是一个标志和开端。

在经济生活中,买卖双方对同一标的物赋予不同的价格,乃是交易得以实现的前提,在一般的交易过程中,总有一方可能会因为比对方拥有更多的信息和知识而处于有利的主动地位,并从中赢取利益,这在对经济生活并无深入思考的的人看来,是“无商不奸”,但以亚当·斯密以来的对市场经济的观点而言,这是非人格的市场机制之所以能配置资源所不可或缺的价格信号的根源。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对“信息不对称”的利用并不被视作诈骗,诈骗作为法律欲进行制裁的行为,在法律上有其明确的定义。与一般人的直觉不一致的是,即使一个人出于显而易见获取不当利益的目的而撒谎、吹牛,并不自然构成法律上的诈骗,对亟待法治的当代中国,对诈骗与否的认定,不可采用“《春秋》断狱”似的诛心之论。

遗憾的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由于面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同时又因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重本抑末的轻商传统,加上体制改革中的若干滞后时差,于抓住机遇的急切中,不期而至了社会范围内各种不同思想的纷然杂陈和冲突无序,在经济领域,这表现为对市场经济认识始终含混。在经济思想上,客观价值论学说的长期统治及其与市场经济实践的矛盾冲突,使得当代中国在转型期内并无一套可以为社会中大多数人接受的经济思想和相应的经济伦理,同时,急剧的变化在事实上拉开了思想先进者与滞后者在知识结构上的落差,这些主观因素与制度改革滞后一道,成为“牟其中旋风”得以冲决一时的现实土壤。在经济生活中,如上所述的牟利行为是正当的,利用信用获得贷款也是正当的。但是,这一逻辑不能被无限推演,将一无用之东西吹嘘成无价之宝,并诱使他人买下,就构成了诈骗。在这一对信息不对称进行利用的延伸线上,何处是法律进入的点呢?对此,法律已将广义的诈骗分解为若干引致法律制裁的行为来加以处理,从而有别于一般的社会大众的认识。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和法律对诈骗的定义不一定重合,但一个社会总离不开法律对诈骗的制裁,也正是法律的存在构成了正常的经济生活。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除法律之外的道德约束,同样为有效率的经济生活所必需。而牟其中,则同时在这两个层面上利用了转型中国的混沌状况。牟氏的许多名言,看似振振有辞,其实不过是其作为聪明人对这一状况的利用罢了。比如:“银行就是商店,是卖钱的商店”,这句话就是典型的概念偷换,银行提供的并非是作为交易手段的货币本身,而是以一定的价格(利率)提供在一段时间内的货币使用权,一项贷款业务的达成,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获得货币使用权的一方能于使用过程中赢取高于获得价格的利润;二、货币使用权是有期限的,获得方有按期归还的义务。这样,牟其中通过将借贷概念偷换为买卖概念,将短期占有形容为买断,为其圈钱融资言论先导和事后辨护。然而,由于转型中国的经济思想和知识在社会中的分布状况呈现较大的离散或落差,更由于目前仍缺乏健康活泼的舆论批评环境,牟氏之胡言固然止于智者,却迷惑了相当多对经济生活并无深入思考的社会公众,而不具备足够经济知识同时又急不可待地进入经济生活,正是当代中国的现实,这就使得牟其中有了足够多的听众和潜在的行为对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其圈占社会资源之活动。

不仅如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牟氏此类言语说辞影响和“指导”着一大批追随者,并形成了一个迄今尚未得到中国知识界正视并认真思考的经济和社会现象。长时间来,在中国有一批人使用着一套方法——行内人叫“做局”,据笔者推测可能由旧上海滩“局骗”—词演化而来——圈占社会资源并形成了一个暴富阶层,即所谓“抢来本钱做生意”,而牟其中,无疑是其中之鼻祖先驱。

所谓“做局”,也有人将之形容为“讲故事”,其含义为构思一个所谓的项目,并于纸上推演其可行性——行内也戏称“可骗性”,然后游说银行等拥有资源之机构——此谓“发气功”,辅之以不可缺少的各项“公关”活动 ——此谓“融资行为”,以最终达到圈钱的目的。一个被精心炮制的“局”,其要点即在于有一个“说法”,尽管它可能是荒谬的,或者是建立在错误的假设和计算之上的,但声称拥有高额利润回报还是必须的,由于社会资源所有者的“不在场”,这一行为模式曾于一段时间内大行其道,而至今也仍为许多人所试图仿效。作为曾经的行内小角色,笔者曾目睹过多起此类勾当,无论就其虚拟利润回报还是承诺投资回收来看,也无论其初心为“抢来本钱做生意”,还是仅仅为“抢钱”,就其被不当使用所造成的社会福利的损失而言,此类行为是有损于社会和公众从而是非义的。 但是,由于投融资体制改革之滞后及法制环境的有待健全,此类行为又很难被定义为非法的。将之视为转型期阵痛之一种并期待时间自然会平息这一切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因为此类行为及其获得资源后的行为,已构成对当代中国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现实挑战,并在法律不及的情况下已然唤起了欲以非制度的手段加以回应的呼声。牟案于此时的浮出水面,不妨视作对此问题的一种尝试解决办法,但是,正如本文开篇所言,法律只及于其欲制裁的行为,当代中国社会也仍然要直面这一问题:在法制滞后的情形下,如何处理确实给社会和公众带来重大损失的非义行为?

事实上,此次案发前,围绕牟其中和南德的争议主要在于其通常的行为和言辞,尤其是获得资源的手段是否构成诈骗。为方便起见,且作一比方,比如牟其中信口开河说有某项目回报如何如何好,并以此向某公有机构“借” 得若干钱财并将之虚耗殆尽,假设在这其中牟氏既无行贿又无其他违犯行为,而获得后也并没有用于挥霍而是用于其公司和所称项目的日常开支——可能有些浪费,那么显然他并未违法,但任何人都可能会觉得他是在诈骗,而从后果上看也确实给社会和公众带来了损失,对此,怎样的认知和定性更为恰当呢?笔者以为,这确实不构成法律上的诈骗,但却应作为社会道德所非议的行为加以谴责,并追究将钱财不负责任地借予牟其中的公有机构责任人。同时,若在行为过程中有行贿等不当公关行为,以及伪造票据、证单等不法行为,则应以相关法律进行追究,而如果在获得钱财后有转移、挥霍等行为,也应加以追究。在这里有若干非适用于诈骗的其他法律条款可资运用,尽管与一般的直觉不符,但可能是更切合法治之精神。

对牟其中及其同道利用转型中国各种不规范状态损害社会和公众利益的行为,情绪化的反应是难免的,但是,情绪化的反应不应上升为情绪化的社会调整手段,现行法制的若干不健全,也不应作为使用非制度、超法律的行为的理由,在坚持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同时,也应兼顾法治原则,顾及不溯及既往的法律基础。牟其中引发争议的这些年中,无论正反双方,都常常纠缠于若干枝节问题,在笔者看来主要是因为情绪化因素在作怪,也与缺乏深厚的思想资源有关。牟氏在中国之风光一时,既离不开若干媒体的恶性妙作,更离不开他其实在有时恰恰符合了相当部分人自身未曾实现的某种期待。牟其中作为民营经济的先驱者的标签是旁人代贴上去的,而后又为牟其中是否适合这一标签而争议不休,而事实上,牟其中就是牟其中,本身为一复杂而非单质的现实存在,他既有民营企业家的一面,也有政治投机者的一面,他既是商人,也是以银行为渔猪目标的圈钱者,在今天他更是沦落为诈骗犯,牟其中不代表什么,他只代表他自己,固然,他作为名人影响了后来者的行为,但后来者的行为却仍然只能由后来者承担责任,因此,牟氏的真正问题既可以通过对他作精神病理的分析来认识,也可以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思想状况的考察来分析,但是,必须将旁人加之其身上的东西剥离下来,而就法律而言,经由近些年的努力,已足够应用于牟其中的违法行为。而对牟其中那些不足以构成法律制裁的行为,也许更需要的,是足以对牟其中之类信口胡言构成约束的活泼的舆论批评环境,和包括投融资体制改革在内的改革攻坚行动,以有对公有财产责任人道德风险的防范和追惩机制。

牟其中倒了。作为其所代表阶层的象征,牟其中只是冰山之一角。我们既欣喜此次动用法律手段的成功,也看到仍有许多未曾触及的问题,与笔者的观察相一致,92、93年的黄金时节、宏观调控后的一落千丈,95、96年的左支右绌乃至病急乱投医,乃是各类项目公司的普遍轨迹,延宕至今日,昔日圈占的社会资源早已是雨打风吹去,已不复可能经由追究而挽回,但是,其所引致的社会义理资源之流失,却可以也应该通过追究而挽回,社会当然有权利对构成社会和公众利益损失的非义行为进行某种追究,但使用何种手段却不是轻易可以认定的,将此问题消解搁置或试图以事后追认的形式一笔勾销必然引致义理资源的流失,并可能导向谁也不愿见及的后果,而对手段不加以选择和限制,则又可能妨害对以长期遵行的一般原则为基础的法治的追求。在此,笔者不可能提出甚么具体的建议,但以笔者对当代中国情形的体认,似乎以下的原则是可以考虑的,即:应力避情绪化的处理,以法律而非运动,以证据而非推定,以性质而非后果,尽快尽速地加以处理。

事实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之过渡,本为人类历史既有经验之所无,而以经济改革先行的改革实践,更为中国之独有,由此而不期而至的若干问题,必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考验整个中国社会。相对而言,听任社会义理资源流失的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而情绪化的主张若得以实现又不过是另一次轮回的开始,在此万方多难之时,理智的权衡最为必要。如果不能妥善处理类似问题而任其拖延,积累的效应恐非言语所能形容,这或许是即将审结的牟案所带给我们的须长期思考和应对的难题。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