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民经济预计增长8％左右，超过去年（（7.3％）和1999年（7.1％），恢复到2000年（8％）的速度水平。这个宏观增长业绩是在全球经济调整，国际贸易和投资急剧收缩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实现的，的确来之不易。
这个业绩是扩大内需和利用外需相结合政策操作，灵活应对外部挑战的可喜成果，充分显示出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经济在新世纪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显示出中国市场在国际市场中的巨大魅力。也进一步证明，拥有十二亿多人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国际竞争中，具有不可忽视的相对优势和吸引力。
2、和前几年相比，今年经济增长出现一些新的机制性变化特征
今年的国民经济发展有如下几个比较鲜明的特征：
一是经济增长逐季加速，但加速的速率比较均匀，不是突发式的，而是渐进式的。这说明国民经济在经过连续几年的微调后，正在发生机制性变化，增长带有周期性回升性质，而且回升呈现出比较好的稳定性能。一般来讲，这样的经济回升具有持续性，时间会拉长。
二是在工业回升势头强劲的同时三次产业同向转好，工业与农业和服务业之间形成互相促进态势。这说明近几年积极主动的结构调整，对促使各产业转向良性均衡增长开始产生效果，原来各产业间的封闭运行、孤立发展格局正在发生转换。这也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
三是尽管我们根据物价总水平下降判断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但从产销率平均达到98％左右的情况看，过去那种产销脱节、供求不对称的矛盾明显缓解。这说明“为消费而生产”的增长机制基本形成，增长方式有了初步改变。
四是经济恢复性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储蓄和消费以更快速度增长。虽然GDP只增长8％左右，但是，预计全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17％左右，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5％左右，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增长超过15％（净增加11000亿元左右），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9.5％左右，如果将物价下跌因素考虑进来，这几项指标的实际增长都要高0.5－1个百分点。这说明，同样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直接形成收入的能力提高，GDP增长的质量提高。
3、国民经济出现积极变化的原因是多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更显突出
国民经济发展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积极的变化？首要的原因，一是深化改革带来的制度效率进一步释放，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加；二是扩大开放带来的外部效益增加，特别是外贸经营权下放推进出口结构快速调整和出口效益不断提高；三是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内涵增长改善。这些因素极大地提高了资本和劳动结合而成的全要素生产率，使“效率”对“增长”的贡献明显增加。但是，政策取向正确、操作得当，特别是积极财政政策效果逐步显现，也是经济增长出现良好势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国家增发了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带动了3万多亿元投资，这些投资大部分用在路网交通和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全国形成了四通八达、立体互动式的“大交通”设施网络。到2001年为止，铁路营业里程达到7.01万公里，公里里程17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到1.94万公里，内河航道通航里程12.15万公里，民用航空开通了1143条国际国内航线。同时，已经建成包括光纤、数字微波、程控交换、移动通信等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公用电信网，通电话的乡镇的比重、进入长话自动网的县市比重均达到100％，固定、移动电话到今年10月底已经超过4亿户，位居世界第一，电话普及率目前达到30部/百，互联网用户目前达到4800万户左右，居全球第三。我在这里列出这些数字主要是想说明，近年来国民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提高，还与近五年来由国债资金推动的“大交通”大建设有关，因为路网交通和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规模的快速扩大，对形成和加速经济流，包括形成和加速人流、物流、信息流等物质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物质流加快，减少了存货，促进了物品和服务在空间上的交流，改变了甲地生产过剩和乙地供应不足的结构性供求矛盾，这会加快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增长的效率。所以我认为，当前良好的经济增长业绩，不只是由于短期因素的贡献，而且还在于长期因素的贡献，其中，五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贡献是不应当忽视的。
4、经济发展中有亮点，但也有若干较为突出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注意长短结合
今年，属于“增长”范畴的经济指标都比较理想，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亮点，工业、投资、出口亮点最突出，大家看法一致。
消费没有这三大指标亮，但也不错。10月份的数字出来以前，对消费形势担心的人较多，10月份公布增长9.4％的数字后，担心的人少了。其实，在目前的消费结构转换背景下，消费实际增长有9％左右就不错了。去年的10.1％扣除0.8％的低通胀因素后，实际增长只有9.3％，今年前9个月名义增长8.7％，将－0.7％的物价因素加进来，实际增长9.4％，和去年差不多，10月份将物价下降因素考虑进来实际增长达到10.2％左右，明显高于去年的水平。从静态来看，这个10.2％左右很理想，但能否保持动态持续性，我有点担心。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是消费稳定增长，不能大起大落，要防止出现“消费透支”。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失业增加，也是大家议论较多的问题。“十六大”对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时，提出 了非常正确的方针、政策和部署，但这些方针、政策和部署主要是立足中长期目标的。在研究短期形势，提出短期政策操作思路时，要注意和这个中长期方针、政策和部署相衔接，在缓解短期矛盾时不能为中长期设置障碍。尤其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带有中长期特色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一下子解决，而只能逐步缓解。
就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来看，我们应当通过提高高收入者税收，增加对低收入者特别是贫困者的扶助，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减缓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提高相对平等程度。但是，不能企图完全消除地区、城乡、个人之间中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分消除差距努力的结果是影响效率的增进。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找到一个短期可接受的均衡是非常重要的。
对失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一方面要看到，失业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象，有劳动力市场，就会有失业，不要一谈失业就缺乏信心。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充裕、工业化进程加速，结构调整升级加快，制度改革带来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经济变化处于非常活跃期的情况下，所谓“自然失业率”恐怕很难低于5％。我们现在公布的登记失业率不到4％，有的资料说，我国目前的实际综合失业率超过了7.5%。在假定这两个数字可信的前提下，政府扩大就业政策努力的主要方向是解决7.5％－4％＝3.5％。当然，要解决这个3.5％也是一个难度不小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目前的失业问题相当突出，而且所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而且包括非国有制经济和农村经济中的公开失业和隐性失业。为这些失业者的绝大部分创造工作机会，的确是一件事关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大事。
5、对“长缩论”要作具体分析 物价形势正在朝新的目标发展
还有一个大家议论较多的问题是所谓“长缩论”，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通货紧缩。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如下几点想法：
第一点，最近几个月的货币供应量增长比上半年明显加速了，M1增长率连续几个月在15％以上（10月末为17.9％），信贷增长速度也明显加速（10月末15.4％）了，在这个时候还用上半年的“存在通货紧缩”的说法似乎不妥，不符合实际情况了。但从居民消费价格、生产资料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这三个指标看，都还是负增长，因此，可以做出“物价总水平下降趋势还未根本扭转”的判断。
第二点，我对现行的价格统计持一定程度的保留看法，现在的价格统计可能存在“低估”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旧价格指标体系中的权重选择明显不适应这几年恩格尔系数快速下降的新形势。1990－2000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从58.8％和54.2％降到49.1％和37.9％，年均分别下降1个百分点和1.6个百分点。2000年以后，恩格尔系数下降进一步加速，估计今年分别为46.5％和36.5％左右。与此同时，住房、医疗、文化教育等在居民消费开支中的权重不断增大的项目的价格明显上升了，实际权重明显变小的食品的价格一直在下降，而听说现行价格统计中食品的权重依然很大，这无疑会产生对价格总水平低估的结果。如果这个分析成立的话，统计公布的物价指数数字应当做适当的调整。
第三点，动态地看，特别是用最近几个月和今年第一季度相比，这个“物价总水平下降趋势”出现明显收敛，按照此收敛趋势，可以预计明年上半年有可能出现接近于零通胀的情况，因此，我们对物价形势的判断不能固定在今年头三个季度，要从动态中看到今后的趋势。
第四点，从政策操作的目标值看，应当容忍零以上水平不高的低通胀，发挥经济增长的潜力，争取使实际经济增长接近或等于潜在经济增长。如果按照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相当长一段时期潜在经济增长在9％至10％的观点，目前的8％还是存在“增长不足”的问题，政策操作还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在8％的基础上略有加速，在这样的增长水平下，物价总水平就会在零以上，出现“较为理想的低通胀”情形。因此，解决“地物价水平”问题，不能“从物价到物价”，而应当将“增长”和“物价”结合起来考虑。
6、明年经济形势应可乐观，不确定性影响不在内部而在外部，在外资外贸扩张是否持续
有同志担心，今年经济增长8％后是否会像2000年一样又一次转向减速。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除了国债投资外，主要是外资和外贸。来之不易的500多亿美元的外资，先是带动民间工业投资，然后是促进加工型工业出口，这种“外资－工业－出口”的发展链，增加了就业、收入和外需，促进了工业、消费和总量经济增长。明年一旦外资、出口减少，这个链条对国民经济的拉力和推力就会减弱。这个可能出现的形势应当引起决策者的高度重视。
那么，明年的外资、外贸能否保持持续稳定扩张的趋势？从今年外资扩张主要是新项目开工和初步的市场进入角度看，明年的外资扩张势头还有潜力，但“新进入的增量外资”能有多少进入难以把握。这部分外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伊战争、美国等近年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发达国家经济的复苏程度，这些国家经济复苏加快虽然会使我国面临一个较好的出口环境，但会冲击我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如果这些国家的市场魅力进一步下降或者维持现在的格局，明年引进外资的形势还是有利的。
我们无法直接改变上述外部不确定性，但如何因势利导，相机抉择，对我国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操作要求非常之高。
7、推进外资、外贸制度创新，用改革办法改善利用外资、增加出口的内部政策环境
明年要保持今年的外资外贸扩张的势头，最重要的政策措施是进一步加大外资外贸的制度创新力度。
一方面，向民营企业从事对外贸易进一步下放权力，减少对他们的行政性限制，提高其自由度，提高民营企业经营外贸的积极性。近几年的实践证明，这种体制性政策放松，政府既省心、省力，又省钱、省物，有利于就业和出口增长，甚至具有比提高出口退税率、直接增进出口补贴更持续的效果。今年的出口高速增长，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与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从事出口贸易有关。
另一方面，应当在逐步实现“国民待遇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外资投资环境。这个改善，不再是直接给予税收优惠，甚至要对各地的所谓“零地价”引进外资做法进行一定的规范，而是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审批手续，简化程序，提高政府对外资的服务效率和质量，改善外资投资的软环境。政府政策的软环境改善了，外商才会有一个长期投资的打算，有一个稳定扎根的心理。这是一项利在长远的引进外资政策措施。
8、明年应坚持积极财政政策取向但操作措施可以有一定的弹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搞了四年半了，赤字率也由1997年的0.7％提高到了今年的2.9％略高一点（GDP规模按103500亿元、财政赤字按计划的3098亿元计算），越来越多的人担心这会为今后留下财政危机的隐患。我认为，这种担心在理论上合理，但不符合现实需要。实际上，保证国民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基础设施目前还是不足，中西部地区的公路、铁路还未形成网络，有地方还没有通路，农村水电、大江大河治理、国土生态环境以及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基础设施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短缺，满足不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在融资利率极低的今天，如果不投资增加这些设施的供给能力，就有可能错过发展机遇。或者，等到通货膨胀时再来搞这些建设，势必要付出大得多的代价。因此我建议，今年仍然应坚持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取向，仍可发行相当规模的长期建设国债。
具体的政策操作可以有一点弹性。比如，先定下来1000亿元规模，到明年年终时，再根据情况是否增加，是增加200亿元还是500亿元。明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操作，可以比前几年有较多一些弹性，有更多的调节余地，可以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相机抉择。这样的政策操作比较有主动性，也能够做得切合实际需要一些。
从防范风险的角度看，无论是1000亿元，还是1500亿元，都比前几年的1500亿元规模的风险要小得多，因为GDP和税收规模都扩大了，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的能力和未来政府还债能力都提高了。只要每年能够保持8％左右的增长业绩，适当发行一定规模的长期建设国债，没有太大的财政风险，不会产生持续超过“警戒线”的赤字危机。
9、在金融制度创新基础上，继续推行稳健货币政策，为稳定回升创造一个宽松的货币信贷环境
今年的货币信贷政策操作特征是“前紧后松”，上半年各项指标几乎都低于计划值，下半年这些指标达到和超过了计划值。这对推动国民经济稳定回升起了积极作用。明年的操作还是应当保持这种灵活性和弹性，年初的货币信贷计划可以定得偏紧一些，但在年中实际的货币、信贷政策操作过程中，应当因时、因势变化。明年上半年可以保持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政策操作惯性，一旦物价、经济增长发生了趋势性非均衡变化，就应当对政策力度适当变化。但是，全年的利率、汇率不宜改变，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速度的调整，主要可以通过调整金融制度变量来实现，主要可以在疏导货币传导机制上多做一些文章。
比如，进一步放松对城镇民间企业、乡镇企业和农民家庭的生产性信贷限制，进一步改善对家庭消费信贷的服务条件。
又比如，应当适当考虑如何通过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搞活资本市场，包括：进一步放松股市投资者条件，逐步推进券商、基金股权多元化改革，允许国内自然资本进入券商、基金经营市场；使民营企业获得像国有改制企业一样的上市融资待遇，在实现“国家间国民待遇”公平化之前，首先实现“国民间国民待遇”公平化，做到业主融资的机会均等；等等。
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应当按照“十六大”的基本精神，用发展的观点总揽全局，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发，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回升的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一年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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