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人深省的东欧私有化改革

《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出版座谈会纪要

刘淑春 整理

2004年9月

东欧国家进行的经济转型其目标是想把原有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西欧那样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但后来的改革却产生了一种畸形的即没有民族资本的资本主义经济,私有化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用经济和社会指标来衡量,东欧国家都出现了倒退。

一、对东欧转型的总体评价

1、东欧经济转型造成了当代史上罕见的大灾难。

北京大学原校长吴树青教授在发言中谈到,国内外一些人认为前苏东国家的改革是成功的,理由是它们已经实现了经济转型,而中国还没有实现这种转型。而本书作者却从改革的经济成果和绩效出发,对比两种改革,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作者进行了这样的对比:在震惊世界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当时德国和美国的损失最严重,国民生产总之损失了25%,但经过5年都彻底恢复了过来。而前苏东国家转轨以来,遭受打击最轻的匈牙利和波兰,国民生产总值损失率也约为25%,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几乎是40%,俄罗斯是50%,乌克兰是60%,其经济损失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美国和德国。并且10年过去后,到2001年该地区的生产依旧未能恢复到1989-1990年的水平。

因此作者认为,东欧经济改革对经济和社会所造成的破坏是当代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作者把这种经济转型称之为另一种版本的“通往奴役之路”,因为这些国家把多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廉价出卖给外国资本,因而葬送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前提。中国要引以为戒,防止在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的过程中重蹈前苏东国家的覆辙。

中央党校纪军教授认为,仅从市场化、自由化的指标衡量前苏东国家转型的成败是不全面的,还应从综合国力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角度来考察。从这些角度看,就会看到前苏东国家的经济转型从总体上是失败的。根据新的材料,目前匈牙利有1/3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一下,波兰失业率接近20%,居民平均收入下降,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在东欧国家,两极分化严重,70%的居民至今仍然认为生活水平比经济转轨前下降了。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杨斌副研究员说,改革十年后,从平均意义上来看,这些国家今天比转轨之前更穷了。在我们有统计数据的25个国家中,有18个国家的平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4%增加到45%,反映了这些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恶化。但波兰是一个例外,其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989年水平的110-120%,因此,西方媒体称其为“波兰奇迹”,但深入考察就会发现,波兰通阿根廷所谓的经济奇迹一样,存在着许多社会问题,而且正在走向危险的破灭边缘。

波兰经济在衰退四五年后,曾一度达到8%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即使在高增长的年份,70%的人民生活水平不是停滞就是下降,品负分化造成社会需求萎缩,社会经济不协调导致增长难以维持。近年来波兰的增长速度几乎限于停滞,失业率在一度下降后重新大幅度攀升到20%,金融体系不桅顶,出现了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前的征兆。波兰人民对转型的评价越来越差,2003年降到了最低点,民众对私有化持否定态度的人占87%,持肯定态度的占7%。当被问及“你用什么词汇描述私有化最合适”时,74%的人填写“盗窃”,18%的人填写“销售”。

与会者注意到,此书作者波兹南斯基是主张私有化和市场化的,但即使从西方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角度看,东欧的转型也是失败的。在他看来,改革后的东欧,市场虽然取代了计划,但经济活动中的垄断程度仍很高,中小企业受到排挤,改革的目的之一:培养当地资本家阶级的任务远未完成。资本的所有权从根本上说是从原来的党内精英手里撰到了现在的外国投资者手里,结果,本地资本家的代表性不足,并未形成活跃的资本家阶级。因此,转型后的东欧充其量是个畸形的、非标准的资本主义。

2、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此书作者计算,东欧各国政府将大部分国有资产以相当于这些资产实际价值的10%价格卖给了外国人,结果使这些国家在私有化过程中损失了90%的国有资产。对此,纪军教授,从匈牙利的情况看,这是基本符合实际的。截止1994年,匈牙利政府已售出51000亿福林的国有资产,其收入仅为3190亿福林,因此,前匈牙利社会党主席久洛认为,经济公司的改造多数情况是失去财产和市场,而不是革新。

3,外国资本控制了工业和金融等关键部门。

截止2003年,波兰、匈牙利等国家的工业部门、银行等金融部门的资产的70-80%都被外国人买走。这种做法即违背了改革的初衷----将国有资产转移到本国公民手,也不符合标准市场经济体制的惯例。在德国、法国、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中,外国资本所占的比重不超过25%,而东欧国家的所有制结构与拉美国家相仿,因此,东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走上“欧洲化”道路,却以外地走上了拉美的道路。正如纪军教授所说,私有化将东欧国家人民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资本转化为主要来自于西欧的买主们的利润。即使在新自由主义最受青睐的英国,也从没有将任何关键性的国有资产出售给外国人。

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给前苏东国家带来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这个大灾难不仅发生了90年代的大萧条,更重要的是:1,让国内的剥夺者剥夺了全国人民公有的生产资料,剥夺了全国人民公有的社会财富,2,让外国资本剥夺了民族资本。前一剥夺的结果是,通过私有化实现资本主义化,后一剥夺的结果是,通过向西方国家极其廉价地甚至分文不取地出售国有资产,使民族经济殖民化。

二、东欧经济转型对中国国企改革的启示

波兹南斯基认为,经济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能仅仅归结为私有化。私有化不仅使这些国家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且因为经济主权的散失而葬送了民族经济发展的前途。与会者认为,这一结论对我国的国企改革具有警示性的意义。

1,私有化并非必然带来经济效率。

吴树青教授说,私有化是不是评价改革成败的根本标准?前苏东国家的“改革家”可以说无一例外地都以此为标准,这也是他们在事实面前不研究、不承认中国改革的原因。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经济效率。那么,为什么这些国家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却没有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反而使经济长期限于危机和衰退之中?

虽然总体上看,中国改革取得了前苏东国家望尘莫及的成果,但指导前苏东国家改革的理论基础,即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效率的思想,在我国也还大有市场。特别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存在着把明晰产权等同于私有化的思潮。实践中的“国退民进”、对国有企业“低估贱卖”“一卖了之”之类的理论和实践,都是这一思潮的反映。

私有化观点的核心思想是:只有财产利益才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如果这个观点能成立的话,应当说只有个体小私有制才是最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因为只有在个体小私有制的情况下,生产资料才真正归个人所有。但是,历史的事实是,个体小私有制恰恰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摧毁,使之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附庸。生产越是社会化,生产资料越不能单独地为个体和私人所有,这是经济史的事实。

即使资本主义所有制,它的实现形式也越来越摆脱古典的单个资本家所有的形式,发展起了股份公司、垄断组织和国家垄断,垄断组织的家族色彩也越来越淡化。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形态就不是单人业主所有制,而是现代股份公司制度。所以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出现了委托----代理问题、法人治理结构问题、道德风险问题、内部人控制问题,等等。

这都表明,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并不只有财产利益,也就是说,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并不只存在财产方面的约束,而且也存在其他的经济约束。在现代企业制度里,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领导人,常常也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而是由董事会聘任的经理人员。他们并不是因为企业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才去关心生产资料的幼小配置和增殖,而是有其他的经济和非经济的动机。

对于这些企业中工作的雇佣工人来说,更不是因为企业是自己的财产才去劳动的。这表明,财产约束至多只是经济动力之一,而不是唯一的经济动力。在能否充分发挥其他的经济和非经济的动机方面,决定性的因素不在于私有化。公有制企业同样可以通过改革获得充分的经济动力。因此,提高社会主义经济的效率,应当从实践经验中去探索能够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而不是向后退,退会到已经为中国历史发展所摈弃的私有制。此书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示就是,前苏东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改革实践,宣告了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经济效率的深化的破产。

2,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证明私有化不是最佳选择。

杨斌谈到,现在是到了该对20世纪全球的两次所有制结构改造浪潮进行反思的时候了。第一次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国有化浪潮,第二次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第一次国有化浪潮带来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经济的崛起,东欧国家的工业化,西欧国家的黄金时代、拉美国家经济的普遍增长[平均增长率为5%]。

而第二次私有化浪潮的结局是:东欧国家的民族资产被剥夺,退回到依附于西方的半殖民地地位,不是欧洲化而是拉美化。拉美国家先经历了停滞的十年,此后经济稍有气色便又陷入了更深重的危机,成为私有化的失败典型。在东欧和拉美,即使有一两个成功的离子,如斯洛文尼亚和智利,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其关键的工业、金融业并未搞私有化,国有成分仍处于主导地位。事实证明,国企改革推行私有化将是灾难之路。

现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将国有企业进行拍卖,只是他们还拿不定主意,是卖给外国人还是卖给本国人。经济管理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俄罗斯与新世界秩序》一书,已经提供了答案。无论是俄罗斯将国有资产卖给本国人的做法,还是波兰、阿根廷将国有资产卖给外国人的做法,实践证明都是导致社会灾难的糟糕选择。

阿根廷当初将国有资产卖给外国人,带来了300亿美元的外资,靠外资维持了短期的较高经济增长,但由于丧失了经济、金融主权,爆发金融危机后命运比俄罗斯更为悲惨,老百姓一贫如洗,甚至那些买办资本存在银行里的钱都被外国资本搜刮一空。当年阿根廷被誉为“改革之父”和“私有化之父”的领导人,不是涉嫌腐败遭到通缉就是已被逮捕。

波兰现在实际上正在走阿根廷的路。从它们的例子可以看出,将国有资产卖给外国人,可以带来短期的“繁荣”假象,因为拍卖会引来一部分外资,暂时掩盖私有化造成的财产损失,能从某种程度上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政府似乎可以永久地甩掉国企包袱。但从长远看,正如波兹南斯基所说,东欧在把国有资产拍卖给外国人的同时,已将本国拥有财产的合法权转让给了外国人,这样不仅因几十年累积的国有资产流失而使国家遭受损失,而且民族国家被剥夺了从资产获利的权利。因此,东欧国家所有权结构的改变使这些国家失去了未来发展的机会,民族的经济发展不仅有眼前危机,而且还后续乏力,前途渺茫。

俄罗斯则是把国有资产卖给本国人的例子,其结果是寡头集团和犯罪集团获利,普通民众一无所有,如果不是普京上台后实行民族主义的发展道路,国家的经济将继续走下坡路。历史告诉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如今,我国各地出现了一股自发地私有化浪潮,有人形容说各地“卖产卖地真忙”。自发私有化的风潮,已从中小国有企业蔓延到大中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侵占农民耕地大卖地皮,甚至卖垄断行业的社会公用事业企业。正如前苏东和拉美国家私有化的经验所揭示的,私有化的浪潮不会局限于一般竞争性行业,必然会小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蔓延,因为越是关键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掠夺资产的获利前景就越大。倘若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都被私有化了,中国就可能象俄罗斯和阿根廷一样,国家将丧失对工业、金融命脉的控制权,丧失实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就难以防止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广大民众的血汗存款就可能遭到肆意掠夺。

3,经济主权丧失的后果是惨痛的。

波兹南斯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但他注意到,中国正准备将国有资产拿出来拍卖。他提醒道,在没有国家强有力的监管下进行拍卖,很容易导致滥拍滥卖现象的发生,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同时还可能使已有的腐败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尤其是如果允许外国人参与国有企业的收买的话,其后果将是惨痛的,因为卖给本国人,财产的再分配只发生在一个民族经济体内,但如果卖给外国人,其后果将使整个民族的经济全面贫困化。

纪军教授谈到,有些人认为,即便外国人收购了国有资产,只要工厂还办在那里,就可以解决就业,政府照样可以收税,就不会对民族利益产生重大不良影响。但波兹南斯基告诉我们,私有化造成的损失决不仅仅是存量国有资产的流失,更严重的是许多难以计算的损失。比如外国投资者在取得所有权的同时,还从国家手中拿走了从固定资产中收取租金的权利,消灭了东欧国家原来的民族品牌,轻而一举地利用对外贸易结算等手段将利润和租金转移到国外,由于外资控制使外贸利润外流,致使东欧国家不能增加外汇收入等等。

纪军教授进一步用数据证实了波兹南斯基的说法,2000年时,匈牙利国内生产总值的80%已由外资企业创造。2004年1-4月匈牙利外贸赤字14.3亿欧元,比2003年同期增加了1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同期出口增加了13.6%,进口增加了12.9%,也就是说,这1亿欧元的赤字是在外贸出口增加的条件下出现的,这是违背常理的,只能说明外贸收入流失了。另外,匈牙利1991年负有199亿美元的外债,2001年达到330亿美元。波兰1991年外债余额为300亿美元,2002年达800亿美元。东欧的“改革家”们在津津乐道地宣传通过出售国有资产获得了数百亿美元外汇收入的同时,却无法解释外债为什么也欠越多。

因此纪军认为,如果说东欧经济转型中出现的经济衰退、财产损失、营私舞弊等问题是暂时的,还有可能逐步改善的话,那么外国资本控制国家经济命脉造成的严重后果将是长远的,可能要影响几代人。东欧人民为经济转型所付出的代价远远不至于那些用经济统计方法估算出来的数字,不仅他们的前辈辛勤努力创造的财富被出卖了,他们自己享有这些财富的被出卖了,就连他们子孙后代的机会和希望也被出卖了。

鉴于此,吴易风教授认为,如果我国的改革开放被新自由主义所误导,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就会丧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甚至会嬗变成殖民化经济。东欧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利用外资方面,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被外资所利用,导致民族资本丧失。因此,用什么理论指导国企改革,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问题。

4,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的职能不能削弱。

波兹南斯基认为,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市场能主宰一切,国家职能可以被削弱。他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可否认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现象,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国家职能强弱不同的国家会从全球化中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会因全球化而缩小,相反却越拉越大的原因。全球化条件下对民族经济的威胁更多地来自跨国公司的扩张,跨国公司甚至要求本国政府为其服务,如今跨国公司与欧盟这个超级国家一道进入了东欧。东欧国家民族资本被剥夺的过程就是在这种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天真的东欧改革家们以为资本都国际化了,国家就没有必要去保护民族经济和民族资本了,结果国家的职能被削弱,民族经济失去了保护伞,国际资本便剩虚而入。

纪军谈到,新自由主义的“老师们”在教育转型国家的“学生们”削弱政府权力的同时,却没有忘记运用自己政府的权力,波兹南斯基在书中非常生动地描述了这方面的例子。由于德国政府的干预,使德国公司以最低价格收购了波兰的银行。荷兰政府以拒绝加入欧盟相威胁,迫使波兰政府在出售保险公司的价格上就范。美国虽然没有大量收购东欧国家的资产,但它利用受其控制的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对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施加影响,特别是控制其政治精英,其成效通过近几年波兰、匈牙利在科索沃、伊拉克等重大国际事务中的亲美立场可以清楚地显示出来。因此东欧国家职能削弱的后果是,在丧失对本国资源的控制权的同时,还不得不交出相当大的一部分政治权。

三、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做大做强国有经济

吴树青教授谈到,简单地用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来区分前苏东与中国的改革是肤浅的。波兹南斯基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前苏东改革与中国改革的差异从本质上说是改革纲领上的差异。用我们的话说,两种改革的性质和目的不同,指导改革的理论基础不同。对前苏东的改革家来说,需要改革的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而是改掉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为了用被他们看做富有效率的资本主义取代没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因此,指导他们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成为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所以,他们崇尚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允许外国大规模廉价收购国有资产,听任外国资本控制本国经济命脉。

对中国来说,我们始终肯定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具有优越性的制度,问题是需要通过改革使它固有的优越性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因此需要改革的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僵化的经济体制,而不是改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因此,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指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无论改革发展到什么阶段,我们应该始终坚持这一方向。

国企代表河南安彩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李留恩在会上介绍了安彩集团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经验。他说,河南安彩集团是在安阳彩色显象管玻壳有限公司的基础上组建的,现有成员企业13个,安彩属于新建的国有企业,初建上没有靠国家投资一分钱,完全靠集资建厂,如今资产积累到130亿美元。这是靠科学的管理、技术革新和企业文化得来的。安彩拥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生产的玻壳打败了国际市场上强大的竞争对手日本。目前,安彩的产量、技术含量、利润率都是世界第一。安彩竞争力的核心是:“稳定性的保证能力、持续性的创新能力、系统性的集成能力、战略性的应变能力。”安彩所走的道路说明,国有企业不是没有前途的,安彩凭借“为国争光,为民族工业争光,为新国企争光,为人类社会文明做贡献”的理念,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救活了我国“一五”期间建立的156项大工程、大企业中的3个。安彩的实力赢得了国际资本的青睐,使它们主动提出与安彩合作的要求。

目前安彩提出“发展要跨越化、改革要市场化、开放要国际化、举措要科学化”的方针,安彩认为,“软件比硬件重要,人力资源比物质资源重要”,企业的发展应以人为本。李总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不行,没有有实力的国有经济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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