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4日

一、用政治行为驱动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不良结果

  中国是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经济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要求。政府适应人民的要求,适当做些配合是理所当然的。但一旦将这种要求当做一种政绩目标,甚至为了增长而增长,那就将对国家的社会发展、工业化及产业结构带来严重的扭曲影响。

  与正常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8%的超高临界增长率可以说是一种“强制型增长”(Forced Growth)。所谓的“强制”是指这种增长有着非经济的驱动力和保障条件,是政府驱动型的经济增长。
   计划经济体制下也存在“强制型增长”,但那时的执行机制不同。在计划经济时代,“强制型增长”通过经济计划指标的下达、执行、考核来实现。那时执行计划指标主要还是经济行为,各级官员的升迁更多地与政治上的“正确性”挂钩,而较少与超额完成经济计划指标的百分比挂钩。但在今天,官员政绩的指标已完全以经济成就为主。其结果,“强制型增长”的实现机制更强了。

  在民主国家,经济增长不良只会导致内阁变动或执政党更替,但一般不会影响到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为民主制度不需要靠经济增长率来为其制度的合法性正名。而中国这样的政治集权体制则不同,由于经济改革严重动摇了正统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并连带着削弱了原来奠定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回避政治改革的单纯市场化策略不可避免地把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经济化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了执政党的能力与合法性的检验尺度,并成了官员升迁的尺度。一个时期里,中国共产党成了一个只追求经济发展的党。

  在这种“强制型增长”机制下,各级政府从上而下行动起来,千方百计求发展。但仅靠中国自身的能量和资源达不到8%以上的高度怎么办?就只有大力引进外资,不管外资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有什么影响,先引进来,增加经济增长就行。引进外资之所以叫得这么响,就是在这种政治需求下产生的。

  当然,这种对GDP的追求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先是依靠内部力量,这是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主要做法,主要是靠国家银行贷款,结果钱发多了,在80年代下半期和90年代上半期先后出现了两次高通货膨胀,银行也出现了大量的呆帐坏帐,于是经济速度不得不放慢了下来。第二阶段是90年代后半期至今,主要方法是依靠外资,让外资来拉动中国经济。反正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用谁的钱,只要能把经济增速达到高速度就行。

  这种间接推动增长的方法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一样都是为了刺激需求;但两者也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着眼于具体的计划或项目,而中国近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却以达到锁定的8%经济增长率为目标,财政性投资的必要数量往往是根据实现预设经济增长目标而倒算出来的。用国家计委的“行话”来说,就是“先定盘子,再定项目”。

  无论是用直接还是间接的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驱动机制都有一个重要特点,即追求速效,而忽视增长的长期效果,不愿意努力解决对短期内的增长无效或有负效果、但能够提升长期增长潜力的关键性问题。其结果是,虽然短期内的经济增长目标兑现了,但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很可能会采取竭泽而渔之类的措施,或者过多过早地耗尽了可供未来使用的资源(例如财政过量发行国债),或者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以及无效使用,或者硬性制造出某些不真实的“需求热点”(如“假日经济”、“教育产业化”)。这样的经济增长路径往往不一定真对经济发展有利,甚至可能损害未来的经济发展潜力。特别是这种不择手段追求速度的做法已经给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带来了严重的扭曲。

二、经济增长方式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  

  这种发展的第一问题就是社会出现断裂,两极化趋势日益严重,城乡二元结构更加牢固,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导致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如果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不能普遍改善社会生活的状况,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到底有什么意义?并且,一个严重两极化的社会是否可能支撑起经济的持续繁荣?

  一个国家的工业结构和产品构成如何,只需看一下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就可以知道。只要这个国家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这个国家的工业结构必然产生极大的分化,其产品结构也分为富人型和穷人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必然受这种社会结构影响,一部分产业结构在提升,另一部分在弱化。适应大众化发展的工业结构在弱化,适应少数[城市人]发展的工业结构在强化。这就是中国工业发展不均衡的主要表现。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经济现代化不可能绕过工业化阶段,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出现实际上也无法代替工业化的功能,当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70%以上时尤其如此。自1997年以来中国农村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农民务农已入不敷出,从1997年到2000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4年下降。这说明农业已不可能再带动经济增长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一些学者针对农村经济严重萧条的局面提出要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以尽快转移更多的富余农村劳动力到非农产业。但他们很少提及,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建设的前提是城市工业和以此为依托的第三产业的顺利发展。没有工业化方面的长足进展,第三产业的生长空间是有限的,农民进了城也难以维生。随着中国产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越来越普及,最近两年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扩大说明中国的工业化进展迅速,甚至有人开始谈论中国将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那么,过去10年来,中国在工业化方面的发展究竟如何呢?

  观察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进展可以看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比重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自从70年代末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后,工业在GDP中的比重经历了“马鞍型”变化,即先降后升。由于改革前第三产业受到遏制,改革的第一个10年中第三产业有恢复性发展,它在GDP中的比重相对上升,而工业的比重则相对下降,一直到90年代末工业的比重才回升到80年代初的水平。所以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用这个指标观察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适当。

  另一个观察工业化进展的指标是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这个指标的含义比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更确切,它反映的工业化程度不受原材料工业规模大小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跨国公司在各国所设工厂并不一定融入各国自身的工业体系,为了解由本国企业构成的工业化进展,应该区分制造业当中的外资和本国企业。9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结果之一就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迅速发展,这就尤其有必要区份外资参与下的工业化与本国工业企业自身的发展。中国本国工业企业的产出主要来自财务上独立核算、达到基本生产规模的正规企业,其余部份则来自非正规的工业生产组织。后者是指经营上不独立,附属于商业机构、学校、机关的小型工业生产车间,还包括乡村里的作坊型小型简单工业,它们通常技术设备和工艺都很简单,雇员很少,生产规模非常小。中国的工业统计制度对正规和非正规的工业生产活动有严格的区分,显然,这两类工业生产活动对工业化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下文将前一类工业称为“正规制造业”,而将后一类工业称为“非正规制造业”。按照以上分类,笔者分析了中国90年代各年工业增加值的结构,结果发现了令人十分惊讶的结论(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中国的工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外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其次,非正规制造业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此类小型简单的工业生产活动不能运用多少现代工业技术,也体现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再次,本国正规制造业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42.1%跌落到26.5%,这说明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处于明显的相对萎缩之中,显然,城市国有和集体企业大批破产、近年来乡镇工业企业大批停产倒闭对正规制造业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最后,如果以本国正规制造业和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之和来度量工业化程度(见表1的E栏),可以发现整个90年代里从规模上看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不少学者经常强调,国民经济中非国有部门的比重已大大超过国有部门的比重。似乎只要非国有部门取代国有部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畅通无阻的大道。实际上所有制方面的变化本身根本说明不了产业结构是否进步了。

三、大量引进外资恰恰抑制了中国的工业化——关注外资在中国的两个“替代效应”

  以上观察可以发现一系列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两个“替代效应”。首先,大规模引进外资并未有效改善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素质,实际上只是发生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1992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是9比1;而到了2000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变成了6比4。考虑到外资和本国正规制造业合计在工业的比重从1992年的47.6%下降到2000年的41.9%,这说明引进外资并未有效地促进本国正规制造业的升级和壮大。这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明显不同,此类国家成功的工业发展模式都表现为本国制造业素质和规模随着引进外资以及与外资合作而迅速扩大,最终出现了外资工业与本国制造业相互扶持共同繁荣的局面,其工业化程度也因此而迅速提高。但在中国发生的这种“外资替代效应”却导致工业化的步伐徘徊不前。

  有研究指出:在中国由于引资工作多在政府的干预下进行,政府和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在引资中就表现为重表面而轻实质,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严重不足。中国用于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资金只占技术引进资金的三分之一,而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用于消化吸收的资金三倍于技术引进的资金。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引进外资的目标日益模糊,甚至引资本身成了目的,从而造成“为开放而开放,为引资而引资”的局面。中国不少企业未能通过合资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无法逐步形成自主研制开发能力,即便是在员工素质和信息等基础条件较好的上海也不例外。

  这种“外资替代效应”还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形成对外资的依赖。由于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萎缩趋势非常明显,如果引进外资的速度放慢,中国将出现工业化程度下降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态势,这对一个失业压力极其沉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

  第二个“替代效应”是指工业增长中出现了本国的正规制造业被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所替代的“弱质替代强质”现象。任何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都会呈现蓬勃活跃的局面,但正常情况下这些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独立支撑经济现代化。而中国的情形却是“主角”被“配角”替代了,原本应该是“主角”的正规制造业变成了工业增长的“配角”。以经济增长率较高的1996年和1997年为例,1996年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比上年增加了3,798亿元,其中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贡献占四成,非正规工业的贡献占六成;1997年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比上年增加了2,010亿元,其中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贡献只占四分之一,非正规工业却占四分之三,尽管这数字不太准确,因为非正规工业的统计中含有更多的水分。

  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和胡认为,中国改革初期的经济成长与工业化过程加快有关。(Sachs and Woo, 1994) 但这一判断可能不适用于90年代,因为90年代工业增长中弱质辅助型生产“喧宾夺主”的替代效应说明发生了反常现象。如果非正规工业的活跃与正规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同步,这是良性而正常的;如果正规制造业处于相对萎缩中,而工业增长的“主角”由附加值很低而技术工艺简单的非正规工业来代替,这种反常的状态说明本国制造业的整体素质弱化了。因此,很难说90年代中国政府对本国工业企业的政策是成功的。

  以上述的两个替代效应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方式无疑对需求结构以及经济的增长潜力有重大影响。它表明,90年代的工业增长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与以往大不相同了。首先,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而这些人过去恰恰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因此城市居民中与工业部门有关的相当大部份人的就业和收入状况明显恶化而无法改善。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份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另一些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企业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份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并不需要大量雇用被本国正规制造业解雇的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这样工业生产上的“外资替代效应”就不会产生就业机会上的类似效果。

  根据最新的报导,已经在广东经营了若干年的不少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还打算西迁,以便利用内地省份非熟练工更低的工资水平来降低成本。这种趋势说明,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特徵决定了其雇用员工的工资将长期停留在最低水平上,其西迁行动将逐渐消减沿海地区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再次,尽管从事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的劳动者人数可能比90年代初增加了,但以非熟练工,低工资工人为主。当工业增长的很大部份来源于这种简单型工业生产活动时,对熟练技工和技术人员的需求是很小的。最后,对服务业的需求也低档化了,服务于现代工业的那些第三产业部门不易扩张,大批涌进服务业的劳动力只能挤在商业和餐饮、社会服务等低工资行业,但“这些领域的产值比重并没有上升,甚至有所减少。……在这些产业内部,人均收入水平是趋于下降的”,而“金融、房地产、通信、教育等领域就业人口的增长并不显著,有的部门甚至有所减少”。

  由于经济增长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不对应,所以中国城市里出现了持续性失业高峰。2001年中国的城镇就业职工人数比上年下降3.6%;2002年城镇就业劳动力人数又进一步下降;城市职工中“整体上不在岗的人数超过2000万”。在失业高峰状态下,还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利因素,即已有的就业岗位中低工资职位的比重明显上升,而对熟练的技术工人以及工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相对萎缩,因此在高等教育入学率很低的中国,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却常常只能就职于秘书等技能简单的白领职位,从1999年开始甚至出现了大学毕业生总体上供过于求的状况。由于工业化的相对停滞,消费需求的相对萎缩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因此将不会是暂时现象。

四、简短的结论:拨苗助长式的非均衡经济发展隐患无穷  

  今天必须引起中国注意的是为追求快速增长而带来的付作用,这种外力带来的“GDP”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本国工业化发展,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根据价格、就业、平均利润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综合判断,中国8%的增长率相当于西方国家2%到3%的增长率,此时的中国经济实际上是徘徊在萧条的边缘。中国政府虽然尽力将经济增长率维持在接近工业损益平衡点的临界状态,可是倚重土木工程投资来支撑的增长对整体经济的推动力是偏倚而虚软的。这样的投资主要产生的是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而对制造业的刺激相对微弱,无法带动工业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投资结构不但不能改善产业结构的现状,反而强化了目前的结构性弊病,在增加城市就业和提高多数人收入等方面几乎无能为力。

  在中国,尽管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的外观,在外资的推动下沿海若干大都市和郊区也形成了局部“繁荣”,占人口百分之几的精英阶层开始享受接近发达国家的生活消费水平,但工业化徘徊不前同时伴随着“弱质化”,再加上农村凋敞,农业的微弱增长不能使农民增加收入,于是中国就出现了经济增长率“坚守”7-8%这条“底线”,而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者的平均工资呈下降态势,消费需求持续萎缩,价格年年走低的经济格局。这就是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所说的经济增长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脱节现象的真正原因。

  在工业化进程畸形发展并呈现一部分“强质化”一部分“弱质化”特徵的状态下,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步履蹒跚,少数都市中出现的现代化生活也缺乏稳固的基础。这样的经济结构无法满足多数社会成员今后向上流动的需要,精英圈将越来越封闭和排他。如此格局或许可以支撑现存的精英阶层的富裕生活,但却难以提升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之再生产过程在中国不仅有其政治氛围,而且在产业结构方面也已基本成型。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解决了精英阶层的经济需要,但却未能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也因此无法改善大多数国民今后的生活状态。经济增长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经济结构,它将越来越成为一种“符号”。要深刻认识中国的经济状况,就有必要透过增长率的“符号”意义,发现决定大多数国民的经济社会地位之趋势性规律。

  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将“三个代表”的重心落实在最广大的人口身上,特别是那些贫困人口的发展上,而不是少数利益集团和一些只有象征意义而对人民大众毫无实惠的产业上。具体来讲,那就是今后要放弃一些超高技术产品的发展,多发展一些普通产品。集中资源多发展一些中低档的产品,让70%的人口也能多少享受到一点初级现代化的生活,而不是让一少部分已经现代化了人继续搞后现代化。

  最后,中国还应审视自己经济发展的人文性质,它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是以大部分人的牺牲维持少数人的发达,还是以大部分人的发展推动少部分人的领先?经济问题要从政治和伦理上去进行根本思考。政治家们不能把经济当作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唯一目标,真正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因此,转变中国政府今后的政治目标,将是扭转产业畸形结构的基本起点。新一届中央政府应为中国的这场转变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