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由一切依靠于政府的计划经济向经济人自主决策的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之中。中国人也越来越看到,市场经济的最大好处说到底就是人们选择的多样化成为可能。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选择了可以自由选择的市场经济制度,也就是选择了自由。

   严格来说,在经济思想史上,《自由选择》一书其实不是学术著作。它是在一个电视片的解说词基础之上扩充而成,并与老弗里德曼同期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的一系列专栏文章一起,作为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父子向公众宣传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通俗读本。但这丝毫不意味着这本书因此而贬值。相反,因为它使得原本属于象牙塔内的高深的货币主义理论升华成自由主义诉求走向美国民间,从而直接推动了自七十年代中期始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复兴。

   尽管书名及书的开头所宣称的“将平行地论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很容易让带有“主义”眼光的人想到意识形态问题,但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此书的主题是探讨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其最核心主旨仍是新自由主义者所念念不能忘怀的“有限政府论”。

   关于政府,历来有两个神话:一个是人们相信政府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区别于经济人是为私人利益服务,因此,政府官员应该有比常人更高的道德,用弗里德曼在书中的话说,这是对“好人政府”的迷信;另一个是人们认为自由市场具有与生具来的缺陷,即所谓“市场失灵”,而政府的功能正好可以弥补自由市场的缺陷,尤其在提供公共产品、解决外部性以及促进平等方面,用弗里德曼的话讲,就是对“有效政府”的迷信。

   关于前一个迷信,我曾在《经济学透视下的“官德”》一文(见《中国经济时报》98年4月2日、4月9日、4月10日)谈到,认为政府官员是“好人”,实际是在经济学上造就了“双重标准”:一个标准对着经济人,经济学假设经济人是自利的;一个标准对着政府官员,认为他们是“他利”的。双重标准如果是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很好理解。因为用牟宗三先生的话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无非就“内圣外王”四个字。即一个人只有首先搞好了自身道德修养,然后才有资格作官,也就是孔子讲的“修己以安人”,或者说先“修身齐家”,然后再谈“治国平天下”,都在讲当官者必须要有超过一般人道德才行,但吊诡的是,在政治文化传统迥异于中国的西方,“双重标准”开始也存在。正如老弗里德曼在另一篇名为《经济学家与经济政策》一文中回忆的,几乎从斯密到布坎南以前的经济学界“一直遵循着双重标准”。向来就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针对哈耶克等人对计划经济的责难,认为“问题并不在经济计划的改变,.....而甚至是计划的扩大”,但“我们需要的是(计划者也就是政府官员)正确的道德思想的恢复──回复到我们社会哲学的正统的道德价值观”。就是反对政府干预的包括哈耶克在内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一开始也认为,“政府官员(无论是通过选举的还是任命的)都无私地献身于公共事业”,因而,经济学家所要作的,只是告诉“那些无私地献身于公共事业的政府官员如何去做才最佳”。

   “双重标准”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结束,是由詹姆斯.布坎南以及戈登.塔洛克两人发展起来的公共选择理论。因而《自由选择》一书承认对此的分析是循此二人的理路。公共选择理论首次将政府官员也作为经济人看待,他们也一样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或者说是在“最大化他们的偏好”。尽管他们不参与市场交易,但他们与民众之间实质上是交易关系:民众以纳税的方式赋予他们尊严而体面的生活,他们则利用自身的资源为民众公共利益服务,他们是民众雇佣来为民众服务的。这一理论被认为很好地解释了政府运作方式及政府官员行为的选择。在经济学上,这种理论还终于将私人决策与公共决策两个看似不同的决策过程统一起来了,如同物理学中统一场理论一样。这一理论还有更重要的意义。老弗里德曼深刻地指出,它告诉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圣徒追求自己的私利并不亚于魔鬼。”由此,它宣告了“好人政府”神话的破产。

   “好人政府”神话的破产带来的效应却是十分积极的。一方面,由于将政府官员看成是经济人,政府则不过是由民众花钱雇佣来为民众提供服务的经济人组成,所以,我们首先要摆正政府的位置:政府不是高于民众,官员不是高于百姓。相反,官员真正是“公仆”:不是我们某些人天天挂在嘴边的“形而上”的公仆,而是作为雇主的公众花了钱雇佣过来的仆人,他们理应按市场运作的一般规律提供相应的服务。政府就是由这些仆人组成。因而,《自由选择》一书中说,要“使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让它变成我们的主人”。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官员也不过是追求自利的经济人,加之民众又通过契约把一部分权利交给了政府,因而,始终存在着他们利用政府的名义亦即公共利益的名义来增进私人收益的可能,即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也就是《自由选择》书中所言,“在‘全体福利’的幌子下,为其本阶层谋利益”,正是基于此,书中提出,一方面要尽可能限制政府的权利过分膨胀,另一方面要通过权利的分设,以权利制约权利。两方面加总,即限权与分权。现代国家吏治的理论根据就滥觞于此。

   相比较“好人政府”神话破灭而言,对“有效政府”迷信的“脱魅”就难得多,也晚得多。而在这其中,贡献最大的正是以老弗里德曼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自由选择》一书也以其对“政府失灵”的有力论述功不可没。“有效政府”的信念就滥觞于自由主义的鼻祖亚当.斯密,这在经济思想史上也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在《国富论》一书中,斯密原则上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进行了划分,“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让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斯密称其为“自然自由制度”,即“自然秩序是一种自由规定”;此原则被后世经济自由主义者奉为最高原则。但很不幸的是,斯密还是给政府干预留下了籍口。他在论述完自然自由制度后说,按照此制度,政府除了需要保护社会以免于被其他独立社会侵犯以及保护个人使之免于受其他人侵犯之外,还负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之责,正如《自由选择》一书指出的,后世奉行政府干预主义者都“一直用它来为政府开展极为广泛的活动作辩护”,“政府也可以以此为理由,无限扩大自己的权力”。

   “有效政府”的信念达到高潮以至“泛滥成灾”,则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开始的资本主义体系大萧条。萧条对经济的致命伤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自由市场本身是“一种不稳定的制度,注定要经受越来越严重的危机”,转而认为“政府应起更积极的作用;它应进行干预,抵消无节制的私人企业造成的不稳定;它应充当平衡轮,促进稳定和保证安全。”而这其中,按老弗里德曼的说法,处于精英位置的知识分子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领导着“世事的浪潮”。

   紧接着凯恩斯主义及罗斯福新政的成功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奠定了政府干预主义的合法性基础,使得政府的权力籍此迅速扩大,并顺理成章地僭越经济领域,向政治、文化等领域渗透,由对自由市场的干预转而对社会生活全方位的控制。这其中,完全计划经济政府以及法西斯政府将此推向了极端。

   正是怀着对政府权力扩大以致于妨碍到个人基本自由的极端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借七十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失灵之机再度勃兴。但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面临一个同样的课题:如何证明“政府有效论”是一种迷信并使之晓于公众。

   《自由选择》一书所要作的就是这件事。书中试图使公众明白这样一些事实:大萧条并非自由市场制度的失灵,恰是政府货币政策的失败引发;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以及收入平等政策正导致美国经济效率低下以及“滞胀”;由政府提供的免费教育及医疗服务效率十分低下;由政府制定的诸如“最低工资法”等劳工保护政策则直接导致工人失业率上升......当然,书中也不忘记讲另一句话:以上种种政府做了而失败了的事如果交回由自由市场去做,美国经济将重现生机与繁荣。

   自弗里德曼系统提出以上政府失灵理论后,尽管不似公共选择理论一般被公认,迄今仍有争议,也就是说还不足以证明“政府完全失灵”,但无可否认的一点是,人们的确不再迷信政府可以解决自由市场解决不了的一切问题,也就是说,“有效政府”的神话也正被逐渐脱魅。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与二战刚结束后知识分子与民众对“政府计划化”的热情态度相对,今天即使是原来最计划经济的国家,也被迫引入自由市场机制。自由市场制度正受到更多的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欢迎。而以政府集权作为特征之一的“东亚模式”的危机,“更是反面证明了有限政府调控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目前所能接受的最好的制度安排”(格林斯潘语)。

   当然,曾强调经济学要排除价值判断的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中对自由市场经济及有限政府的推崇却有其深刻的价值观在其中起作用,即他在书中宣称的:个人自由作为一种价值高于其他一切价值,而政府权力无限膨胀会构成对自由这一最高价值的威胁,相反,自由市场制度却恰以其选择的自由保证了这一最高价值。

   关于政府的两个神话及神话的相继破灭,也应该给中国人以启示:中国正处于由一切依靠于政府的计划经济向经济人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之中。中国人也越来越看到,市场经济的最大好处说到底就是人们选择的多样化成为可能。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选择了可以自由选择的市场经济制度,也就是选择了自由。

   (美,密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个人声明》,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5月第1版,1998年8月第2次印刷,定价13.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