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路径”中的跨境资金流动与潜在金融风险

  原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1期

  孙涛,博士,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

  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内容提要:香港与内地的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增大,渠道增多。上万亿港元的资金通过贸易、金融和非正规渠道在两地间流动。其影响因素包括两地经济增长、贸易往来、资金收益率、制度规则变化、政策面及两地金融管理制度和水平差异等。跨境资金流动给内地带来潜在金融风险:内地资本管制的“防火墙”作用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受到影响,受到攻击的香港联汇制会波及内地金融稳定等。应引导和规范两地资金流动,推进内地宏观政策改革,推动香港金融业的发展。

  关键词:香港路径,资金流动,金融风险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推进,关于跨境资金流动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的分析越来越多。而近年来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人们对跨境资金流动的负面影响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直被看作是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既受益又能避免危机的典范。这一方面与引进直接投资(FDI )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中国资本账户并未全面开放有关。不过,这两个因素目前都在发生变化。引进外资方面,尽管20多年来中国以引进FDI 为主,但近年来,非直接投资的流人却大量增加,2004年非FDI 流人规模已经超过了当年的FDI (张晓晶,2005)。由于非FDI 中包含所谓热钱,这种形式的跨境资金流动应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而在资本账户开放方面,虽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未能深度波及中国,被认为和中国存在资本管制这一“防火墙”有关,但需要指出的是,通过香港路径所发生的跨境资金流动,有时会绕过内地的资本管制,产生较大的金融风险。并且,这两年人民币业务在香港的推进,加上CEPA因素,大陆与香港的经贸、金融联系进一步密切,这些因素会增加通过香港路径的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和渠道。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看,香港路径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内地金融稳定的“阿基里斯之踵”(即易于成为冲击的薄弱环节)。因此,分析香港路径中的跨境资金流动,它的规模、渠道、动因以及潜在风险,对于中国在新的开放条件下保持金融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两地资金流动规模的估计

  1978年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在保持作为内地重要贸易中介地位的同时,日益成为内地的重要资金中介。从最初的香港流向内地的FDI ,到内地企业在香港股市上市筹资,再到两地银行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加强,两地人员往来的增多,以及两地间非正规的资金流动,两地间资金流动规模不断增大,渠道不断增加。我们将该渠道概括为“香港路径”。

  本文尝试依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构成,粗略估计两地资金流动规模,即:

  两地资金流动规模=双边贸易额+双边旅游支出额+双边FDI+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筹资额+香港银行对内地的债权债务额

  根据上述方法计算得出的两地跨境资金流动规模,从1994年的7985亿港元,上升到2004年的1.55万亿港元,占2004年内地GDP 的10%以上。狭义的跨境资金流动,一般不包括双边贸易引起的资金流动。如果剔除贸易因素,两地资金流动总规模也从1994年的4749亿港元,上升到2004年的6747亿港元。

  需要说明的是,在估计两地资金流动规模过程中,由于两地银行间债权债务关系事实上已部分反映了其他资金流动渠道和规模,所以在统计上会存在重复加总的问题。香港对内地的FDI 形成香港银行对内地的债权;然而,该FDI 中的一部分会以资金的形式存放于内地银行体系,后者又可能再将其中的一部分存放于香港银行,从而使香港银行形成对内地的债务,但债权债务相抵后的数值仍应是香港银行对内地的债权(数额小于香港对内地的FDI )。

  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在估计跨境资金流动规模中不考虑银行间债权债务关系这个因素呢?我们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理由有二:

  其一,目前我们很难找到一项能单纯反映两地银行间信贷关系的指标,因此,在计算两地资金规模时,如果不包括此两地银行债权和债务总额,则可能导致两地银行间信贷规模的缺失,缩小对两地资金流动规模的判断。

  其二,内地银行和香港银行之间的关系有其特殊性。例如,在描述中美资金流动规模时,可以忽略不计中美之间的信贷关系,但香港作为内地的资金融通中介和桥梁,其资金融通能力和规模远比中美之间重要,香港金融体系可能使在中美之间不能实现的资金融通,却可以在香港与内地之间实现。

  二、两地资金流动渠道分析

  两地之间的资金流动无非是通过贸易和金融这两个渠道;当然还要加In地下渠道“,即所谓非正规金融渠道。

  (一)贸易渠道

  贸易渠道包括产品和服务贸易渠道(即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即旅游)渠道,资金通过该渠道双向流动。从双边贸易看,两地的进出口总额已从1993年的2500亿港元上升到2004年8750多亿港元,内地已成为香港的最大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香港出口的45%到内地,进口的44%来自于内地。从双边人员往来(即旅游)看,2002年,内地当局取消内地居民组团到香港旅游的限制后,内地到香港旅游人数激增,2004年,内地到香港旅游人数近1500万人,在香港的支出为500亿港元,占同期香港旅游收入的60%.2004年,香港赴内地人数为5255.6万人次,支出为537亿港元。

  (二)金融渠道

  1.直接投资。两地的直接投资额已从1993年的337亿港元上升到2004年的496亿港元。

  2004年,香港外来投资的1/3以上来自于内地,香港对外投资的一半以上投向内地。内地既是香港的最大投资来源地,也是香港的最大投资目的地,是香港最大的投资收益来源地。

  2.两地银行信贷规模。本规模可通过香港银行对内地银行的债权债务关系来说明。银行

  的对外债务指银行对境外非居民实体所须承担的责任,包括境外客户的存款、来自境外的借款,以及非居民持有由境外银行发行的股票、证券及资本工具。对外债权指对境外实体的债权,包括外币纸币、对境外实体的贷款与其他信贷、持有由境外实体发行的股票、债务证券及资本对外债务与债权。据此标准,根据香港金管局统计数据整理计算,两地银行债权债务总额从1993年的2937亿港元上升到2004年的4960亿港元,2005年前9个月更达到5388亿港元。

  3.股市融资。内地企业在香港股市筹资额已从1993年的151亿港元上升到2004年的254亿港元,2005年进一步上升。

  (三)“地下渠道”

  两地资金流动的地下渠道即所谓非正规渠道,是指港澳的兑换店与内地非正规资金融通体系间形成的资金存汇兑体系,它的存在和发展大大强化了两地资金双向流动的规模。

  1.两地非正规资金流动的方式

  根据香港金管局的统计,2004年底,香港共有500家左右兑换店,其中三分之一经营人民币兑换、汇款等一条龙业务。这些兑换店能够将国内的巨额人民币(如1000万元)在一天之内汇到香港。

  内地顾客将资金汇到香港的操作方式是:首先,汇款人将人民币存人兑换店所指定的国内一家银行账户(国内客户在存款前,可通过电话咨询香港的兑换店,请其告知内地的存款银行账户);其次,汇款人将接受存款银行(如中国工商银行)出具的存款单据传真给香港的兑换店;第三,兑换店根据当天的汇率将人民币换成(美元、港元等任何)外币,收款人凭借有关证明(如姓名、汇款人提供的其他一些证据)在半小时内拿到等量的外币;最后,兑换店可通过香港发达的金融体系将资金汇到世界各地。

  香港顾客向内地汇人一笔美元、在内地收人民币的操作方式是:首先,汇款人将美元交给兑换店,收取兑换店出具的汇款凭据,并将其传真给内地收款人;其次,兑换店通知内地交易对手将等值人民币存人内地一家银行的账户;第三,内地银行通知内地收款人取款;最后,收款人凭有关证明取款。

  在上述汇兑过程中,兑换店承担了兑换风险,汇款人不承担什么风险(因为有工商银行出具的存单);收款人也不承担风险,只是届时收款即可。

  2.两地非正规资金流动规模估算

  从国际经验看,现实中通常很难估计两地通过非正规渠道流通的资金规模,更难以准确估计收付双方的资产债务和交易量。然而,以下因素有助于我们判断两地资金汇兑规模:

  (1)有关种族联系、文化背景、人口特征或与汇款体系有关国家的“共同知识”;(2)在海外工作的居民数量,这是私人汇兑的主要来源之一;(3)银行和其他正式金融中介迅速、高效提供汇款服务的能力和成本;(4)双轨外汇市场的存在。官方汇率水平与实际汇率水平偏离越多,市场参与者通过非正式体系转移资金的动机越强,黑市的风险升(贴)水越高。

  以上四大因素决定了两地通过非正规汇款体系进行的资金流通规模。通过实地考察,我们了解到,一家兑换店一天可从事价值达几百万美元的汇兑交易。

  综合正规渠道和非正规渠道,2004年两地资金流动规模应在1.67万亿港元左右;即使不包括贸易因素带来的资金流动,两地资金流动规模亦高达近8000亿港元。

  根据以上渠道分析,可以进一步细分出主渠道与次渠道以及哪些渠道是更应该引起我们

  关注的。在贸易与金融这两大渠道中,双边贸易以及银行间的债权债务分别是主渠道,几乎占到整个双边资金流动的80——90%.不过,如果从金融风险的角度来考虑,贸易渠道、旅游支出渠道显得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双边FDI ,以及银行间的债权债务。

  三、两地资金流动的影响因素

  影响两地资金流动的主要因素包括影响资金流动的一般性因素和特定因素,前者如经济增长率、双边贸易、资金收益率等,后者如一些制度规则的变化及宏观政策的变化等。

  1.两地经济增长

  内地的经济金融发展情况直接影响两地资金流动。内地经济高增长及相应的资本盈利性上升,增强了中国整体对外资的吸引力;美元贬值反衬出人民币升值压力,并间接引致港元升值压力增大,推动港股上升,进而提高内地企业到香港筹资的能力。因此,大量外资直接投资于香港的人民币资产或与人民币资产紧密相关的港元资产,一些资金取道香港进入内地,加大了两地资金流动规模,增加了流动渠道。

  2.贸易往来

  双边贸易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两地贸易一体化,更促进了两地金融一体化,贸易使近9000亿港元的资金在两地间流动。

  3.资金收益率

  (1)人民币升值预期:美元贬值和港元、人民币升值预期吸引资金流人香港,具体体现在:一是美元贬值使港元投资价值上升。自2002年以来,美元不断贬值。由于港元与美元挂钩,美元贬值使港元资产的投资价值上升,港元资产受到追捧,资金流人香港,从而扩大了流人内地资金的潜在规模。二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吸引外资投向香港金融市场。自2003年下半年,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外资流人香港并投资于人民币资产或与人民币紧密相关的港元资产(如购买在港中资上市公司股票),客观上增加了香港的资金存量。

  (2)两地股市差异:港股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跌幅过半,自1998年9月22日开始回升,至2005年已大幅回升。当国际游资预期人民币升值时,会尽可能购买人民币或“人民币资产”。

  因为目前人民币还不是可自由兑换货币,购买人民币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但购买人民币资产则相对容易得多,投资H 股就是最便捷的渠道。H 股是以美元或港元标价的“人民币资产”,当人民币升值时,以美元或港元标价的H 股的价格也相应上升。与此同时,内地股市表现欠佳,内地股市的部分资金转而投向香港股市,放大了两地资金流动规模。

  4.制度规则变化的影响

  制度规则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两地的资金流动。这里的制度规则变化主要有:人民银行将为香港银行办理个人人民币业务提供清算安排,以及CEPA的实施。

  随着内地与香港经贸关系的日趋紧密,人民币在港流通和使用实际上已形成一定规模。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11月19日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3]第16号》,宣布人民银行将为香港银行办理个人人民币业务提供清算安排。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开办,使境外流通中人民币的数量发生变化,增加了我国外汇储备,实现了人民币的跨境流动,人民币银行卡的跨境使用增加了旅游支出,放大了资金流动规模。此外,内地2002年推出的CEPA安排,极大地推动了两地人员和资金往来,成为两地资金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又一动力。

  5.外汇储备政策、货币政策等政策面因素

  内地的外汇储备从1994年的516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8000亿美元,外汇占款大量增加,货币政策宽松,内地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为两地资金流动创造了良好资金基础。

  6.两地金融管理制度和发达程度的差异

  两地资金规模较大、渠道较多,还与两地金融管理制度和发达程度的差异有关,具体体现在:

  (1)香港是贸易自由港,也是亚洲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内地仍然实施资本项目管制,金融体系的内部管理水平仍有待提高。

  (2)两地既有合法的正规渠道,也有非法的灰色渠道及黑色渠道,更有前面二者交织在一起的渠道(非正规钱庄或兑换店利用正规的银行体系进行资金汇兑)。

  (3)两地对非正规资金流动渠道的判断有所不同。内地金融改革尚未完成,非正规金融体系比较发达。而在正规金融体系发达的香港,其非正规金融比内地非正规金融范围小得多,如其兑换店是一种由香港警署监管的正式金融中介,而这种金融存在于内地属非正规金融范畴。因此,香港的正规金融与内地非正规金融的结合便造就了非正规汇款渠道链条。

  四、两地资金流动与内地潜在金融风险

  尽管内地仍然实行资本管制政策,香港已成为内地资金进出的大口子,内地资本项目管制在香港事实上已经放开。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渠道看,两地间资金流动都已成为两地金融当局不能不关注的问题,其中蕴藏的潜在金融风险,尤其值得内地金融当局高度关注。

  (一)香港路径使得国内资本项目管制的“防火墙”作用受到严重削弱

  内地一直实行的是资本项目管制,并被看作是针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防火墙”,但由于资本项目在香港事实上的放开,仍有大量资金可藉由香港绕过这个防火墙,对内地金融稳定形成潜在影响。

  1.香港路径推动和便利了热钱经香港进入内地

  在人民币不完全可兑换的约束下,预期人民币升值的外资,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投机人民币获益。一种方式是通过购买能反映内地市场的港元资产来间接获益。如在香港上市的近280家国内背景的公司,虽然以港元挂牌买卖,但其业务及收入来源完全或主要在内地;虽然其资产以人民币为主,但可在香港以港元买卖和持有。某些香港背景的公司也有许多不同形式的人民币资产、项目或财产。另一种方式是,外资先在香港短暂停留,然后通过香港路径进入内地。自2004年6月美国进行加息周期以来,港元和美元利率差异逐渐明显。至2004年11月美联储第4次加息0.25厘时,香港货币市场的存贷款利率不但没有按联汇制的惯例上浮,反而多数银行下调最优惠利率0.125%,同时降低储蓄存款利率0.115%,这是自香港t983年实行联汇制以来,港美利率走势首次出现背离。出现上述晴况的原因是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作用下,热钱大量涌人香港和内地,港元成为人民币的替代货币。这一点可以通过人民币NDF 和银行总结余的关系表现出来。

  显然,香港成为外资绕过资本管制进人内地的踏板或桥梁。随着这些外资的进出,对内地的金融稳定形成了冲击:一方面,外来资金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助长内地部分行业甚至整体经济过热,比如,近两年内地的房地产过热就和外资大量进人从而也和这个香港路径有关。

  另一方面,一旦内地经济金融形势有所变化,原来流人内地投资/投机于房地产等行业的资金会通过香港流出。大量的短期资本流人,以及在经济金融环境恶化时集中抽逃,对于东道国国际收支、金融市场、乃至国民经济将会产生的灾难性的影响,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2.香港路径便利了内地的资本外流(外逃)

  香港到内地的FDI ,当然跟内地的投资优惠政策、投资环境改善以及内地经济的强劲增长有关。但也要注意到,有些港资(或经香港的外资)可能是“假外资”,即是内资通过变换一个身份后:以获取在内地的优惠,同时,这种转移或转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这样做可以获得更好的所有权保护,逃避所谓的“原罪问题”。另有一些资金纯粹是一种腐败资金,通过非法手段获得,以非正规途径流出,再变成这种通过香港进入到内地的FDI.这些分析表明,香港路径为内地资本的外流(外逃)提供了渠道。目前,中国资本外逃规模很大。至少从1997年起,中国年均资本外逃规模在200亿美元以上。不可否认,香港路径是重要渠道之一。

  3.资本管制情况下的香港“地下路径”

  从香港地下路径来看,内地的外汇管制政策产生了对地下外汇流动的需求;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决定了资金通过香港进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渠道比较通畅。因此,香港地下路径具备了滋生发展的土壤。从而,内地的资本管制政策有效性大打折扣,资金通过香港大量进出内地(包括通过地下渠道洗钱)。

  (二)CEPA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跨境资金流动的“香港路径”

  CEPA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通过香港路径的外资进入中国会更加便利。根据CEPA,中国降低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的限制,涉及18个行业。此外,部分行业还对港资企业取消股权比例限制,降低注册资本和资质条件等门槛,放宽地域和经营范围限制。国外资金为加快进人中国,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将可能采取直接购并香港当地企业的方法,从而获得藉由CEPA取得独资进人大陆市场的机会。显然,CEPA的实施为外资经由香港进入内地提供了更为便利的通道,强化了跨境资金流动的“香港路径”。

  (三)资本管制的“失效”导致内地货币政策有效性受到影响

  尽管内地实行了资本项目管制,但资金在香港自由进出,在这种情况下,香港路径的存在,严格资本管制就很难做到(当然,除去香港路径,也还有其他方法绕过资本管制),因此,货币独立性也就无法保证。或许有人会提出,从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后,内地已经是有管制的浮动汇率,而不再是过去的固定汇率。但我们认为,这不大会改变汇率相对稳定这一基本格局。资本管制因香港路径的失效仍会使得内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受到影响。

  从实际经验看,许多国家在放开了资本项目管制后都经历了跨境资本流动迅速增长、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冲击的阶段,有的国家及时调整了汇率政策从而避免了危机,有的国家则由于未及时赋予汇率政策更大的灵活性而导致了金融危机。

  (四)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易受攻击会波及内地金融稳定

  香港实行的联系汇率制度是固定汇率之一种。港元的发行是以100%的美元现钞为储备金的,而现钞只是最狭义的货币(M.)。现钞之外,还有各种存款。2005年,在近4万亿港元的存款中,有2.07万亿港元存款(约占总存款的52%)和相当于1.88万亿港元的外币存款(主要是美元存款,占总存款的48%)。所以,香港虽然有超过7000亿港元的外汇储备,但如果有某种强大的外来冲击使公众信心动摇,导致相当比例的港元存款要挤兑美元的话,香港就有可能发生信用危机。1997年的“港元保卫战”中,索罗斯对港元的狙击极大地提高了金融当局抵御风险的成本。因为,稳住汇率和利率要比仅仅稳住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要动用的外汇大得多,而且随着索罗斯等可以支配的国际游资的规模的扩大,金融当局运用经济手段防范金融危机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个时候,中央政府就会参与救市(事实上也是如此),从而通过传染效应,影响内地金融稳定。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估算了两地资金流动大体规模,分析了两地资金流动的贸易、金融和地下渠道,说明影响两地资金流动的因素包括两地经济增长、贸易往来、资金收益率、制度规则变化、政策面及两地金融管理制度和水平差异等因素。分析表明,通过香港路径的大规模跨境资金流动,会对内地金融稳定形成潜在冲击。我们认为,适当的政策选择应是因势利导,规范资金流动的非正规渠道,发展正规渠道;借助香港引导和规范资金流动,舒缓内地宏观调控政策的压力;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定位提供借鉴。

  1.引导和规范香港路径

  香港路径已是既成事实,目前应采取疏导的方式,推动香港路径的正规渠道健康发展,采取措施规范非正规渠道,促使其向正规渠道方向转变。正规渠道的资金流动是正常的、值得鼓励的;而非正规渠道则要区别对待,针对灰色渠道,我们要大力疏导和发展正规渠道(如迅速推进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发展,使两地资金流通尽可能地通过正规银行体系进行)。

  对于黑色渠道(如洗钱),我们要坚决打击。为促进金融部门的长远发展,解决这种金融扭曲和犯罪活动需要从两处着手。在多数非正规渠道存在的国家,非正规渠道是从事传统的银行业务,对此类业务应该采取注册登记制度,同时促进透明度,使其向正式的金融部门方向发展,并保持其特性。另外,监管当局还要及时采取措施应对正式金融部门中的不足。正规和非正规金融体系都是从对方的缺陷中获得成长空间的。

  2.推进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改革

  中国目前正在实施独立货币政策、稳定汇率和资本管制的宏观政策组合。影响此组合有效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资本管制政策是否有效。如果难以防止资本管制出现漏洞或出口,则当局或者为维持汇率稳定而丧失部分货币政策独立性,或者为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而推动汇率机制灵活性。从政策动向看,2004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政策已开始松动,内地外汇管制有明显松动。香港路径进一步突显内地宏观政策协调的重要性。

  3.支持和推动香港金融业发展

  对香港路径的考察,一方面是关注通过香港路径的跨境资金流动如何影响到内地的金融稳定;另一方面也需要关注跨境资金流动对香港经济及金融稳定的影响。我们认为,为促进香港金融业繁荣与推进内地资本项目开放,目前可以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深化香港个人人民币业务,发展香港债券市场,以及研究如何推动香港发展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

上一篇:Exchange Rate Regimes and Economic Growth

下一篇:对中国金融改革的两点关注:养老金体制和机构成长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中国地方政府廉政建设测评体系的指标研究

   2010/08/03
原载《社会》2008年第5期  汤艳文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敬乂嘉复旦大学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刘春荣复旦大学政治学系讲师  本文是李友梅教授主持的上海市浦东新区监察局委托课题“上海市浦东地区廉政建设状况测评指标体系”的部分成果。衷心感谢李友梅教授的指导,本文还得到《社会》匿审专家的宝贵意见,一并表示感谢。文责自负。  摘要:随着地方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角色的深化,地方政府的腐败治理工作也需要探索新的思路。本文通过对海内外反腐倡廉的指标体系的比较分析,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并据……去看看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

本文刊载于《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  “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一。开启一个新时代  为什么用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因为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民族主义更能代表一种新思想、一个新时代。我以前多次说过,民族主义本是西方学术界和大众传媒扣在中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一些思想头上的帽子。但我为什么主张接过这顶帽子呢(很显然,不可能他们扣什么帽子我们都接)?实际上,我接过这……去看看

行政改革推动宪政 政府有限才能有效

21世纪经济报道 社评3月10日  根据中共16届二中全会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王忠禹受国务院委托向本次大会提交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以供审议。这次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非同寻常,被中共二中全会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动我国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和创新”。先前深圳市“行政三分”的改革试验因为囿于行政权内部的分权制衡,这种“决策、执行、监督”在政府内部相分离的做法,被某些学者称为“新三权”。但同时也受到强烈的质疑。因为企图在实行……去看看

政府对大小企业的歧视

我们入世以后强调公平竞争。世界贸易组织有国民待遇的规定,意思是外国企业和商人应该和本国企业和商人同等对待,不得歧视。在我国有不少奇怪的现象,就是本国人相对于外国人反而受到歧视,所以我们这儿有反国民待遇的问题,是本国的企业和商人要求能像外国企业和商人那样对待。其实说到底,是一个政府能不能尊重自己的百姓的问题。对外国人尊重,对本国人歧视,这是中国政府官员相当普遍的现象。不过,也应该看到,这种现象已经得到很大改进,而且还正在不断地改进中。中国三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一幅皇帝统治老百姓的历史。皇帝是天子,官……去看看

从夺权到军管:1967-1968年陕西省武斗略述

一 夺 权   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巨大变化,由于当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共中央两大家主要报纸刊物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在社论内中也发出了非比寻常的信号1: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去看看

“居者有其屋”?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住房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国自清末以来,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战争频仍,社会动荡,房屋不断遭到损坏、数量递减,而大量农村人口却聚集到城市,城市住宅问题相当严重。[1]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恶化,租金偏低,有些业主甚至不得不贴补房地产税[2],自然不愿或者无力修理房产。中共建国以后,根据新民主主义理论和苏联模式,明确宣布要承担住宅保障责任。当时,政府一方面实行房租管制,一方面在接收公房、没收官僚私房的基础上建立城市职工的住宅福利制度[3],其中,对私有房屋的房租管制和社会主义改造是关键环节。……去看看

基督会再次降临?或,答案在风中飘

为新世纪作文对我来说可能是个难题,因为,我不知道“世纪”一词到底有什么意义。时间本是人为,无所谓有,还是无。计其有,也只是为了行事和记事的方便。可是人硬给它塞进那么多附加值,让它虚幻地膨胀起来,用以吓唬自己,也使自己兴奋。这一点,只要看看所谓新世纪到来时媒体们那些夸张的动作,便可端倪。受媒体感染,元旦到临之夜,无数人一夜不眠,兴奋以待,说是“千年等一回”。等什么呢?不就是那个什么也不是的时间吗?哪一天又缺了。因此,我是在睡眠中度过了天天一回的“千年一回”,且一夜无梦。   以无梦者来做一个有关新世纪的梦,恐怕已不……去看看

试论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解决机制

[内容提要]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争议,是亟待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宪法问题。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在联邦制和单一制国家有不同的模式,但基本上是由司法机关或专门的机关处理。我国现行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机制,符合国家体制,但不够健全。随着地方制度的深入改革和权力下放的进程,要在进一步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并逐步理顺中央和地方在财税、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分工和职责的基础上,完善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法律,建立健全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处理机构。  [关键词]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争议/解决机制  中央与地……去看看

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学

我一直试图探讨一种底线伦理学──一种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底线伦理学。 我的《良心论》所要着力说明的与其说是良心,不如说是义务,即要作为一个社会 的合格成员,一个人所必须承担的义务,书中所说的“良心”即主要是指对这种义 务的情感上的敬重和事理上的明白──即一种公民的道德义务意识,道德责任感。 作为个人修养最高境界、具有某种终极关切的本体意义的良心不在我的视野之内, 我想探究的是良心的社会定向而非自我定向,这一定位指向的目标是正直而非圣洁, 我想雨果《悲惨世界》中的一段话是有道理的:“做一个圣人,那是特……去看看

“世界工厂”中的劳工现状

引言:中国缺少一把衡量改革成就的重要标尺   衡量已届30周年的中国改革,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标准,一个是富国强兵,另一个是人权进步与富民。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坚持只用“富国强兵”这一标尺来衡量这场改革。用来赞扬成就的主要是GDP总量,迅速崛起的现代化军事力量以及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至于政府分配功能的畸型导致的严重社会不公、“世界工厂”的竞争力建立于劳动者权利被严重剥夺之上这一事实,以及人权状态的恶劣,却是政府不愿意检讨的话题。    一个社会的进步最终取决于社会成员个人利益及权利的实现程度,而中国的改革……去看看

王康作《俄罗斯的启示》记

90年代初,王康离京多日,在重庆隐居赋闲。其情形如同“呐喊”后的鲁迅。一个千万人“呐喊”过的大剧谢幕了,一夜之间,一切变得萧索、沉闷、滞重、无趣,曾经灿烂地展开其热情、良善、智慧、才华的人们仿佛经霜打冰冻,又成为漠然身外而压抑的一群活物。但鲁迅当年只能“荷戟独彷徨”,已经过了几十年的光阴,历史演绎了太多的内容、积累了太多的经验,何况王康还深知另一个民族俄罗斯近几百年的历史。无论如何曲折,个人、民族和人类的生命是有自己的起点、方向和目的的。前路更何之?在王康那里是极清晰地呈现着,他知道,他也看到了,虽然一切……去看看

不同类型村庄村民公共参与之差异

内容提要:村庄经济发展和农民分化方式是影响村民公共参与的重要变量,在现阶段中国农村的自主发展中,原来同构性的农村社会已经多元化,不同类型的村庄具有各不相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农民分化方式,并因此造成村民公共参与的动机和目的、行为和态度、参与精英的构成等方面的种种差异,呈现出极度的非均衡性和多样性。所以,理论研究和治理实践都应当从这种非均衡性和多样性出发。  关键词:公共参与/农民/村庄/差异  从一定意义上说,村民自治的实质是实现村民群众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所以,它客观上要求村民群众广泛参与村庄公共……去看看

乡村的权力承包

承包制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推广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它开了改革开放的先河,自此以后,各种形式的承包制就成为我国经济管理中的一种常见方式。然而,在近年来的农村调查中,我发现这种经济管理的方式竟然也被一些基层政府搬用到了乡村治理中,从而演绎出种种公共权力承包与商化的段子来。  Y镇是一个市郊镇,各类国家建设和地方开发的工程很多,其中,国人关注的天燃气西气东输工程也延经此地。天燃气管道要埋到地下,就要对大量耕地开膛破肚,于是就形成了临时性的工程占地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补偿。这些补偿都是有明确……去看看

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提供制度保障

   2009/10/01
——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分析及政策建议  在我国城乡之间,每天流动着上亿农民工。在这些农民工的身后,有数千万未成年的子女。他们或留在家乡上学,成为“留守儿童”,或者随父母进城上学,成为“借读儿童”,还有的既不在家乡读书,也不在城市读书,变成“失学儿童”。他们是一批游走于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他们的教育问题也是这些流动农民的心头之痛。本文基于对湖北农村“留守儿童”及进城务工子女上学问题的专门调查,并结合全国其他省市的调查研究,对这些流动儿童的教育的权益及其保障机制进行宏观分析,对进一步完善流动儿……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