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


  内容提要:“信任”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华人社会在许多跨文化研究中被认为是低信任度的社会,而在国内,许多学者已用“信任危机”概括人与人关系的现状。本文试图通过中国跨省的信任调查数据,揭示信任对一个地区的经济绩效例如企业规模、企业发展速度、引进外资等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影响的信任的因素。我们的发现表明,一个地区能否被人们所信任与地域文化并不紧密相关,更重要的是跟人们之间的交易被重复的可能性、交易的发达程度、教育水平等因素有关。这些证据支持了经济学理论中关于重复博弈导致信任的基本假说。

  关键词:信任/经济绩效/信息/重复博弈/交易

  一、导言

  从80年代的假表、假电器、假烟、假鞋,到现在的假棉被、假米、假药、假针筒等,假货不仅仅没有随着一轮轮的“打假”迅速得到遏止,反而愈演愈烈,许多严重危及生命安全的假货也在市场上时有出现,造成多起重大事故(山西汾酒事件,江苏假饼干事件等等)。

  不仅如此,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现在的造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产品市场,在资本市场上,大量的上市公司有组织的报表造假早已不是新闻;在劳动力市场上,假合同,假雇佣,欺诈勒索等行为也层出不穷;在建筑市场上,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在政府部门,大范围和大规模的数据造假已成为标准的官场文化;在教育界,假学历、假文凭已泛滥成灾;在学术界,论文抄袭事件时有发生。更有甚者,人民币作为政府的信用本来是最值得信任的交换媒介,但验钞机已成为商家必备工具。这一切都是社会缺乏信任与信誉的表现和结果。这种低信任对社会和经济的损害是显然的,它使得交易成本急剧增加,社会分工受到阻碍,并将在长期上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鉴于此,不少学者开始讨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认为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秩序需要某种道德支撑。那么这个道德支撑到底是什么?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所谓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最重要的是信誉或信任(张维迎,2001)。

  这种观点并不是今天才被人们所主张,很早以前霍布斯就描述了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信任时面临的困境,人们将会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也即霍布斯丛林1;在经济学家中,亚当·斯密可能也是最早比较系统关注信任和人类经济行为的关系的学者。在他的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2,斯密指出经济活动是基于社会习惯和道德之上。如果离开这些习惯和道德,人们之间的交易活动就会受到重大的影响,交易的基础就会动摇。不过,与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相比,前者相对来说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充分重视。韦伯也较早就指出不同文化在信任上的差异及其对资本主义形成的影响。

  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Putnam,1993;,福山,1998;Knack Keefer,1997等)。例如福山在他的引起广泛关注的著作中,明确指出,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在大部分场合仍然有效,但它不能解释的“百分之二十”的缺憾需要文化作为补充3.其中,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乃是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途径和表现形式,它直接会影响甚至决定经济效率(福山,1998,P30)4.影响的机理在于信任直接影响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实体的规模、组织方式、交易范围和交易形式,以及社会中非直接生产性寻利活动的规模和强度。同时,按照这些经济表现,一种文化或社会可以分成高信任度或者低信任度,在高信任度的社会或文化中,自发性的社会交往发达,中间层的社团丰富而又多样化,它能够无须借助于政府力量就可以由民间自动发展出强大而向心力高的大规模组织;而在低信任的社会中,人们的自发性社交能力很弱,如果离开强有力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民间往往不能发展出有效率的大规模组织。

  根据这些理论预设和实证观察,华人社会或者中国人被认为是最缺乏信任的群体之一。

  被经常提及的证据就是华人社会的企业普遍规模小,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都由家族经营,而且他们之间的交易也带有或多或少的人格化色彩;甚至在政治领域,裙带资本主义也不少见。

  这些现象在市场体系发育较为完善的如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以及在以欧洲、美国为宗主国的华侨群体里也许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在大陆问题则要严重得多,在这里,如此普遍和严重的低信任已经不仅仅是效率的高低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威胁市场和交易的存在。为什么人们如此不讲究信誉?怎样才能建立起普遍的信任和信誉?仅仅将大陆市场秩序的混乱看作是华人社会低信任的又一个证据似乎是不够的。本文利用中国的跨省调查数据,通过解释不同省份之间信任度差异的来源来解释中国人的信任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为何中国是低信任的,以及用来回应国际上流行的有关信任和经济绩效、信任和信息流等关系的研究。本文包括六个部分,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对几种有关信任形成的研究文献做一个简单的评论;第三部分是数据资料的来源和样本情况的简单说明,第四部分是信任的经济绩效的分析,探讨信任对经济增长、企业效率等的影响;第五部分是对不同地区的信任差异作出解释;第六部分是基本结论和讨论。

  二、关于信任的理论

  良好的信任从哪里来?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还有很大的争议,尽管人们在信任对经济繁荣的作用方面有一些相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信任来自家庭和血缘关系(涂尔干,2000),因为人们发现在家庭和血缘关系亲近的群体之间,信任更容易建立也更有信任。但是,这种解释并不令人信服,一个原因是,婚姻关系的建立也即家庭的产生本来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并非只在血缘关系亲密的家庭内部产生。甚至,婚姻作为一种契约,它的建立还受信任的影响,与其说由于婚姻关系导致了信任,不如说信任才保证了婚姻关系的产生和稳定;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发现,即使在家庭内部,不信任现象也不少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不守信行为也同样发生在父子等血缘亲属之间。所以,与其说血缘和婚姻家庭关系是信任的原因倒不如说婚姻家庭是信任的结果。

  文化和人类学家则认为,信任或者社会资本是一种历史遗产,它来自长期的文化积淀(Dore,1987)。例如宗教对信任度会有影响,人们出于对来世惩罚的恐惧会在现在守信。

  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这种文化导致的信任度差异将因为文化的差异而长期存在并且难以改变。然而这种观点很难解释,为何同一种文化但不同时期的人们的信任度差异很大。所以现在,社会学家普遍认为,人们之间普遍的信任或社会资本来自志愿性社团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是这些社团推动了人们之间的合作并促使信任的形成(Putnam,1993,1995;福山,1998;Colman,1988,1995)。一些基于对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信任的普及程度或者称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个观点。除此之外,社会学家也认为人格因素、人际关系等对信任的形成也有影响(怀特利,1999)。

  经济学家则认为,信任也许跟文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信任往往也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在重复博弈模型中,经济学家得出人们追求长期利益会导致信任的结论(Kreps ,1986;Fudenberg Tirole,1992;张维迎,2002)。进一步而言,既然重复博弈可以产生信任,那么影响重复博弈的可能性的因素和影响重复博弈中人们的策略选择的因素也就是影响信任形成的因素。

  影响重复博弈中人们选择的因素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一个是支付函数的确定,这一般跟游戏规则例如法律和制度有关;第二是当事人的偏好,例如人们对将来的重视程度、耐心等;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信息结构,也即双方所知道的有关对方的行动的信息。在经济学的理论文献中,这三个因素对重复博弈结果的影响已经有比较充分的讨论;在有关信任的实证研究中,人们已经注意到减少信息不对称对于信任建立的作用,例如Fishman Khanna(1999)

  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资料证明了一个社会中双向交流的信息量对于信任程度具有显著的正的作用,尽管也有相反的证据表明,信息流和信任在有时候可能为负的相关5.

  但更为基本的是,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连重复博弈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影响博弈中人们选择的因素的作用就无从谈起。所以对于信任的形成,影响社会成员之间重复博弈的可能性的因素可能更为根本,这些因素包括产权、社会的中介组织、交易设施等。一些研究证实,发达的社团组织(如宗教团体,商会),以及大量的中介组织有助于信任的建立。这是因为,一方面,个人的生命有限,而且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较低,而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个人的生命,从而使一次性博弈变成重复博弈;另一方面,正如韦伯及其后来者所指出,参加社团组织等于获得一个“社会印章”(a social seal of approval ),使得“团体惩罚”(类似一种“连坐制”)更为可能。当然,也有研究指出,寻租性的社团活动对信任可能也有损害(Stephen 和Keefer,1997)。在本文里,由于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将特别强调交易设施对信任形成的影响,因为一个地区的交易设施的便利程度会直接影响交易的广度以及重复的可能性。当然,在中国,民间的中介组织向来不发达而且自由结社在目前还受限制,目前还无法就中国的中介组织和信任的关系做分析,而且跨省的数据中也很难直接体现产权对信任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试图用其它变量作为替代来分析它们对各个省份的信任度的影响。

  三、资料和说明

  本文利用的数据是作者委托“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0年对全国的问卷调查。该调查向15000多家企业发出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000多份。调查涉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调查的对象主要是一些企业和企业领导人,其中至少60%的对象是现任总经理,调查对象中,不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厂长和党委书记等四种职务中任何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人只占5.1%;调查样本涉及13个行业(行业目录按《中国统计年鉴》的目录分类)和各种所有制结构,其中国有企业占38.2%,集体和私营企业、股份合作制等占19.8%,股份制占34.1%.有关信任的问题设计是“根据您的经验,您认为哪五个地区的企业比较守信用(按顺序排列)?”

  我们分别计算了一个地区被认为最守信用以及依次排位的次数及其占所有回答者的比例。

  信任度的测度于是根据总样本中有多少比例的人认为该地区最值得信任(以及第二信任、第三信任等等)来定(如表1),我们主要关注一个地区被认为是最值得信任也即被排在第一位的比例,即第一信任度,当然综合信任程度也有一定的意义。统计发现,剔除掉没有选择的样本,包括本省选本省在内,得分最高的地区被22.7%的人认为是值得信任;得分最低的却只有被0.1%的人认为最值得信任。剔除掉本省选本省的样本,前十一名省份排列的顺序变化不大,只是第三和第四交换了一下位次(见图2);后十几名次的得分很低,相差也不是很大,但是位次有一些变化。实际上,我们用双侧T 检验表明,这两种评价并没有显著的差异。这一点说明,“本地偏见”对信任的地区排序没有大的影响。

  从交叉选择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现象(见表2):(1)某些特殊省份受到外省人的普遍信任,例如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和政治中心的北京,尤其上海,各省份对其的评价最为一致。(2)如果剔除这些特殊的外地省份,除了极个别的省份以外(如海南),本省的人会认为本省最值得信任,例如57.9%的北京样本会认为北京人最值得信任,这远远超过北京样本对其他省份的信任,除本地之外,被北京样本最为信任的外地省份的得分只有23.9%,不到本地样本的一半。这大约也说明了“本地人最信任本地人”是一个普遍现象。(3)有趣的是,从调查数据中,还发现,信任和被信任之间并不对等。从理论上说,如果A 被B 信任,那么A 应当也信任B ,如果A 不信任B ,那么B 应该也不信任A ,原则上不会出现“单向信任”。但是在中国目前,这类现象却比较普遍,人们可能信任一个根本不信任自己的人。

  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如我们下面将分析到的,是因为交易尤其是省际交易还未充分发展,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还只是停留在初始的印象阶段,这不是一个稳定的判断。因为只有经过交易的检验以后的信任才是牢固的信任,而只凭印象做出的判断可能有偏差。从选择这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所使用的问题“一般说来,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赖的或者在与人打交道时应当小心提防吗”有所不同。后者调查中回答“是”的比例一般被认为就是一个地区的守信程度的衡量。但是,前者答案的分析可能更为复杂,得到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守信比例,一个地区被人们选为最值得信任,可能只是相对与其他地区而言。然而,这两个问题设计的背后的道理都是一致的,一个地区能被人们认为最为守信和该地区的人们认为别人更值得信赖的理由有很大的相同之处。而且,前者的优点是更可以避免不同个体的人,当他们交往对象的差异性很大时,例如一部分人很少和家庭以外的人交往,那么他的答案将会倾向于“是”,而实际上他根本对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一无所知。而这个问题的缺点是,并无法确知各个地区的绝对信任水平,而且由于各个省份的抽样数量和样本的差异,可能会影响问题的数据看,我们很难区分信任究竟是基于交易以后的经验还是基于初始的判断,但是一般而言,大致可以认为彼此交易和交往越少的地区越容易以初始印象论事。

  这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都说明了信息和交往对信任的重要性。对本省的高信任可能是一种初始的印象,也可能是因为交流和交易较多,对本省人较有把握,或者更深层次地是因为本省人欺骗本省的概率相对更小(个别省份例外)。当然,也可能是本省人不愿贬低自己。

  对外地人的信任较不容易建立,所以,如果某些特殊省份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给人一种值得信任或不值得信任的印象,这种印象就会变成一种“偏见”,而不会在短期内改变。这些发现和我们的理论解释并不矛盾,下面我们先对信任的绩效进行分析,然后对影响信任的因素进行解释,上述现象将成为支持本文假设和解释的一个证据。

  四、信任与经济绩效

  数据分析发现,信任(主要以第一信任度为分析对象)和一些重要的经济表现很有关系。

  1.信任与人均GDP 及其增长

  人均GDP 水平和信任之间很有关系。如果按收入水平来对各省的守信程度分类,我们发现在人均收入最高的一组里,平均信任度为8.74,而在人均GDP 最低的一组中,平均的信任度只有0.47;这两组加权以后的信任水平相差也是近10倍。如果按收入差距的定距分组,那么情况就更为明显,除了天津是个例外,高人均GDP 的省份和低人均GDP 的省份之间信任度差异很大(见表3)。

  进一步,人均GDP 和被认为是第一守信的比例的相关系数高达0.90,和第二守信的相关系数为0.91,第三守信为0.77,第四守信为0.63,第五守信为0.59,和加权值相关系数为0.90.同时,信任和人们的实际收入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信任的相关系数为0.83(第一守信),和加权值的相关系数为0.85.从人均GDP 的增长来看,同样地,GDP 的增长和第一守信之间的相关性高达0.96;人均的GDP 的增长和第一守信之间的关系相对要弱一些,相关性为0.60,这可能是因为地区的经济总体实力和信任之间的关系很大,但是人均财富的增长却在短期内和信任的关系却要弱一些。不过总的来说,高增长地区被认为是守信的比例也较高(见图3)。这些发现和跨国研究的经验结论一致,原因可能在于,越是被信任的地区,分工和交易越发达,地区优势越能得到发挥,因而经济增长越快。当然,相反方向的关系也存在: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越值得信任,因为信誉在高收入地区比在低收入地区有更高的价值,高收入地区的企业更珍惜自己的名声。

  2.信任与企业规模分布的关系

  尽管企业的规模和信任之间肯定存在某种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的具体表现却可能很复杂。理论上讲,人们之间的信任度越高,委托-代理链条可以越长,雇佣关系越发达,因而企业的平均规模应该越大。但这只是就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企业制度而言的。如果政府创办企业,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按照许多学者的看法(例如福山,1995),在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里,人们往往求助于政府的力量来组织社会资源,因此,同样可能存在数量众多的大企业和小企业,只是中等规模的企业会较少。但是在中国,由于企业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所以从统计上并无法获得规模和信任程度之间的相关性信息(信任和中等企业占所有企业户数的比例的关系为弱负相关-0.24,和中等企业产值占所有企业产值的比例也是如此-0.12)。尽管如此,信任的确还是影响了企业规模,信任度和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产值规模的相关系数为0.55,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产值规模的相关性为0.63.其中有限责任公司和大型企业与信任的相关性较明显(分别为0.69和0.48)。我们的解释是,在中国,大型企业仍然是国有企业主导的,在普遍缺乏信任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求助于对政府的信任(因为民间力量更不值得信任),对某个地方的高信任是来自对该地方的政府力量的信任,所以国有经济更强大的地方可以获得更多的信任8.另外,信任和小型企业的产值规模的相关性也很大(0.51),这可能是因为目前小型企业中民营企业占的比例也最大,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对信任的依赖性更强。

  信任不仅影响企业的规模及其分布,它也会影响企业的效益,尽管国有企业的规模可以由国家组织建立,但是企业的效益却很难通过国家的直接组织来提高,而良好的信任却有助于企业效益的提高。我们发现,信任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产品销售利润很有关系(0.59);和国有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性很显著(0.67);和产品销售利润及利润总额之间的相关性也很显著(0.67和0.62)。

  3.信任与私营企业发展速度、平均规模的关系

  在信任度高的地区,每百万人口中拥有的私营企业数量明显也多(相关性为0.89),而且私营企业户数、从业人员数量、投资者数量、私营企业户数增长和信任有一定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在0.63到0.51之间。如果将人均GDP 将信任度标准化,则它与私营企业户数相关系数为0.80.但是一个地区的信任度和私营企业的平均规模之间的相关性却可能为负,信任度和私营企业平均每户雇员人数以及投资者数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5和-0.56.这一发现与普遍接受的理论不相符。原因在于,在目前的中国,越是信任度低的地区,私人企业的成长越依赖于政府的特殊关照,而只有那些规模足够大的私人企业才能得到政府的特殊关照(或者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资源与政府搞好关系,或者由于政府需要明星企业家支持自己的政绩),因此,那些信任度低的地区其私人企业的平均规模反而大,尽管其私人经济本身并不发达。

  所以一个地区的私营企业或者国有企业的发展对信任来说有双重效应:一种是显示了国家的力量,从而在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里赢得了信任;二是,如果国有企业的效率相对其它类型的企业效率更低,那么在这些国有企业主导但民营企业落后的地区,如果经济不发达,就妨碍了人们对它的信任(信任往往和经济发达程度成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和信任的正相关性实际上在中国隐含了这两种相反的效应。我们可以简单地把中国的省份分成四类,一类是私营企业发达同时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人们的信任来自由于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种种好处,例如浙江、广东等;一类是私营企业虽然不是很发达,国有企业经济实力雄厚,经济发达,对这类地区的信任既来自人们心理上对国家和国有企业的信任,又来自对经济实力导致的信任,这类地区的信任度应该最高,例如上海、北京等;如果一个地区国有经济强大,但是经济效益差,收入水平低,那么人们对它的信任就仅仅来自对政府的信任;如果经济发展落后,国有企业也不发达,那么这类地区的信任度会最低10.但因为目前很难找到衡量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势力对比的统计指标,能给出的粗略的判断是,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并没有降低人们的信任,如果它的确能够提高人们的收入的话;同样国有企业的发展对信任有助益,直到它对经济效率的损害超过人们对它的信赖。

  4.信任与外资引进的关系

  信任还对外资引进有明显的影响,这是因为作为利润最大化的组织,外商只会垂青于信任度高的地区。我们发现,外资企业的数量、外商投资总额、外资企业注册资本、每百万人口中引进的外资总额和信任的相关性分别居于为0.50、0.61、0.63、0.81。

  五、信任的来源及其解释

  如前面所预见,信任被认为和文化、交往、产权、社团参与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有关。对于中国的跨省数据来说,除了产权的影响很难直接体现,其它的因素可以由可获得的变量来替代,这些变量包括人均财富、交通设施、人口中受教育程度等各方面。下面,我们选择概率选择模型作为分析模型,这是由于统计结果显示的是某地人们被其它省份认为最信任的比率。但是,由于人均GDP 和一个地区的教育水平、城市化程度、市场化程度高度相关,所以在回归中(见表4),我们没有把人均GDP 放在其中。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城市化水平和交通建设等因素能够充分解释各省信任度的差异。

  1.人口中高等教育的普及水平和地域文化

  国外的经验曾表明,受教育水平受信任程度的影响,在一个低信任度社会人们将没有积极性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但中国情况可能相反,通过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从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可以获得人们的更多的信任。受教育可能在两个方面对信任有作用,一方面教育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人力资本和财富水平;另外一方面教育影响社会参与程度。因此受教育的水平越高,被期望受信任的可能性越大,尤其对于目前中国人而言,人们对教育的期待比较高,对高教育水平的人的信任度要比低教育水平的人的信任度高。同时,在教育尚不普遍的情况下,受过高等教育往往是个人参与各类社会活动的重要前提,教育变量在这里也可以看作是社会活动参与程度的一个替代。但是,由于一个地区的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往往和一个地区城市化等因素相关,所以当用城市化数据的时候,教育变量的解释份额就下降了。

  控制了信任度后,信任度和每百万人口拥有的国有企业数量下降为0.42.如果控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意味着能在这种相关性中剔除掉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单纯的国有企业发展程度对信任的相关性。但是用人均GDP 控制了信任度后,信任度与国有企业数量的相关程度上升为0.64.用人均GDP 控制了企业数目后,信任和国有企业数目的关系很弱,比原来要弱的多,变成弱负相关(-0.22)。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地域文化对信任度没有什么影响,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容易受到信任或者相反。这个结果和我们的理论预见并不矛盾。因为根据直觉判断,南方的经济和交易都比北方发达,他们应该比北方人更讲信用,但问题是在一个对商业行为没有一个很好的规范和没有稳定的产权制度的情况下,在短期内,追求商业利益可能比不追求商业利益会带来更多的不守信。

  2.人口中官员比例对信任的影响

  表4和表5还显示了人口中政府官员的数量、人口密度对信任的影响。人口中官员的比例对信任的影响很复杂。由于人口中的受教育水平和人口中官员的数量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0.69)(原因就在于在中国受教育往往是通向成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必经途径,而这个途径在教育不普及的情况下并非人人都可以获得),如果我们用人口中官员数量来替代人口中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作为解释变量,如表5所示,人口中官员的比例对信任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如果我们控制教育水平,如表4所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比例对信任的影响实际上是负的,也就是说,一个地区人口中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越多,该地区更不值得信任,尽管这个影响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在官员的权力过大、行为不规范的情况下,一个人群中出的官员越多,政策变化越频繁,市场环境越不确定,因而人们对该地区的信任度越低。这个解释与中国的实际观察是吻合的。

  3.市场化、交易的频度和信任

  值得强调的是,除了教育程度是信任的重要解释变量之外,市场化程度以及交易设施的发展是另外具有显著意义的解释变量。模型的分析表明,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其受到的守信评价的可能性就越高,认为其守信的人就越多。假定一个地区的信任度为10%,那么市场化程度增加一个百分点,信任度将增加5个百分点也即达到15%左右。原因在于,市场化程度越高,交易就越发达,因而根据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信任度也就可能越高。这个道理,正如亚当·斯密很早就提到过,商业发达的社会往往也是讲信用的社会12.而且,在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中,市场化程度高往往意味着更少的管制和更自由的竞争,这都有利于信任的建立。

  与此市场化指数相关的是城市化程度。因为城市的人口更密集、交易设施更为完善、信息传递的速度更快,所以城市化也提高了人们交易的频率和重复交往的可能性。当然有人会质疑,城市化水平对人们的信任的影响可能甚至为负,因为城市化可能打破了传统社会原有的信誉机制,而现代信任机制却还没有建立。但是本文的结论和Fisman Khanna (1999)的发现有所不同,我们主张,在象中国这样城市化刚起步的国家来说,城市化带来的对交易的促进作用可能远远超过城市化对信任的负的影响,城市里人们交易的交易成本还是比农村低的多。所以如果用城市化程度代替市场化指数,模型同样是显著的,只不过城市化程度提高一个百分点,相应的信任度的上升远没有市场化程度那样显著,大约只有前者的十分之一。

  4.交通设施、城市化和信任

  影响交易频度和交易成本的重要变量还有交易设施的完善程度,这是本文的一个重要假设。我们在表4中已经看到交通设施对信任有显著的正作用,为了进一步验证和解释交通设施的作用,表5还列出进一步的分析结果。

  无论从表4还是表5,我们发现,交通设施和城市化对信任都具有显著的解释力。根据前面的理论预设,信任受交易重复的可能性影响,而发达的交通正是人们重复交往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同时,一个地区的交通设施多,意味着人们之间交往更加方便,降低了人们之间的交易成本,交往也就越多,这等于增加了人们之间共享的信息,这将会提高一个地方被人们的信任程度。进一步值得注意的是,交通带来正效应与人口密度有关,人口密度高的地区的交通对信任的影响要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要大。一个地区拥有更多的交通设施也可能正是因为人们之间交往距离比较远的缘故,例如在新疆、蒙古这样的地区,同样的交往情况下,他们所需要的交通里程就要更多,人口稀少、交往距离长的地区往往就更需要交通设施,因此交通数据本身可能包含了人们之间交易距离更大从而交易更少的信息。综合这两种效应,交通数据本身并不一定能反映出人们之间的交易成本高低,但是交通数据肯定在边际上影响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所以从表5的模型3中,用交通数据的边际效应代替交通本身,效果依然显著。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城市化水平应该也会在边际上影响交通对信任的影响。一个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交通设施的利用效率就越高,交通对人们之间的交往的边际贡献也就越大。同样的,交通设施的作用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也更能得到体现。

  再者,交通设施不仅影响人们交往或者重复交往的可能性,而且也可以看作是影响人们之间信息交流的重要因素。Fisman Khanna (1999)的研究发现信息交流尤其是双边信息交流对信任有显著的影响。但在他们的研究中,衡量双边信息交流的指标是电话交流,而我们认为,在中国,电话交流固然很重要,但是电话还不很普遍,特别在很多农村地区电话交流并不多,而交通设施对于目前中国人们之间交流的影响则要广泛的多13.同时,我们也发现报刊杂志的数量和邮电通信行业的发达程度对信任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和现有文献中认为多边信息交流对信任的影响不显著的判断一致。

  六、结论

  前面的分析表明,信任对经济绩效有明显的影响,正如很多研究所揭示的,信任对企业的规模、企业的规模分布、企业的效益、外资引进等因素具有影响。但是由于中国目前还处于交易尚不发达、市场制度尚为成熟的发展阶段,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的表现形式仍然比较传统。这在浅层上表现为,对其他人的信任可能更多属于“印象”而非经过交往以后的理性判断;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缺乏交往、社会参与和组织程度低以及交易不发达。数据能够很好地说明,正如重复博弈导致信任的经济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中国的经验表明,信任本身是显著地受经济发展水平、交易发达程度、人们之间的交易便利性程度、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或者人口中官员的数量等因素的影响,但地域文化因素似乎并不显著

  。因此,中国目前的低信任度可以归因于人们还缺乏重复交往和参与重复博弈的机会,以及实施必要的双边和多边惩罚的机制。要想改变这种现状,根据经济理论的预见,我们可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第一,足够稳定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产权不清,人们就无法也无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也无法或不能获得因为守信而获得的长期收益。中国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不注重信誉,可能和企业领导是由行政任命,他们的行为和企业的长期利益并没有很大关系有关;而大量的民营企业不讲信誉也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感到他们的产权没有可靠的保障。

  长期以来对私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缺乏有效的保护,使得整个社会缺乏进行长期资本积累的动力。这点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财产权是道德神”,或者如孟子所言“无恒产者无恒心”。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一个追求商业利益的社会里,没有足够稳定的产权制度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为人们追求短期商业利益比不追求商业利益时,对信誉的破坏更大。

  第二,有效的交易设施和信息传递系统。在传统的乡村社会里,人们之间的信任机制可能还是通过闲言碎语(Merry ,1984)起作用。但在现代社会被称为“匿名社会”,很多交往和交易是在陌生人之间进行,传统社会里起作用的信誉机制这时难以发挥;甚至在熟人之间,有关个人的许多信息仍不为别人所知。要弥补这种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任危机,需要靠便利的交易设施、发达的信息传递技术以及发达的中介组织。在中国,交通设施对一个地区的信任度有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和城市地区。

  当信任度为10%时,交通设施平均增加一万公里,信任度就会增加10%倍,即到0.11.但需要注意的是,交易设施、信息传递和中介组织的建立并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跟这个社会的制度相关。如果一个社会有很高的信息传递技术,但是却在社会的信息传递上设置很多人为的制度限制,信息披露要经过重重关卡,那么信息传递的效率就受影响甚至信息被严重扭曲,这样的社会,信息技术对信任形成的作用也就大打折扣。同样的,中介组织如果不是由市场自己选择出来,而是由政府出面主持,那么这样的中介组织也可能无助于信任的建立。

  第三,规范的政府行为。这包括三个方面,其一,规范政府的政策。和产权对人们的影响类似,规范的政府行为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政策环境,有利于人们形成稳定的预期。其二,对政府行为的规范还包括司法的独立性和对行政权力的法定限制。Knack Keefer(1997)的一项对29个国家的研究表明,对政府行政权力的限制和司法的独立程度和国民的信任高度正相关,对政府的权力限制上升一个点(最高7点),信任度将上升1.5个百分点;司法独立程度上升一个点(最高4点),信任度将上升8个百分点。实际上,由于司法严重受行政权力的干预,导致了司法不公和司法低效率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契约行为(张维迎,柯荣住,2001),导致了合同的违约率上升15.其三,减少政府的交易活动特别是赢利性交易活动,因为政府作为交易主体,往往没有积极性鉴别真伪从而不利于良好信任的形成。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目前建筑市场的混乱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政府作为业主的行为不规范。

  第四,更为开放的竞争政策和鼓励私人的自由签约活动。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明,事前信息的竞争性的披露有利于降低事前的不确定性,从而有利于信任的建立。而且,开放竞争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能够让市场自动对不守信者实施惩罚甚至将其淘汰出局,而在封闭和垄断的条件下,这个结果无法实现。同样的,在私人自由签约活动活跃的社会里,信任度往往也高,通过人们的自由选择,信任的价值往往就可以得到体现。而一个缺乏个人签约自由的社会,民间的组织不可能得到发展,个人的信誉价值也无从体现。

  总而言之,信任是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转的基石,但是良好的信任并非仅仅只是一种文化遗产,它和社会制度以及技术发展水平有关。尽管华人社会被认为是低信任度社会,但这似乎并没有妨碍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地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经济之一,所以关键是靠制度。而所有的制度中,稳定而明晰的产权制度是促使信任形成的基础。同时,通过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和限制,通过对便利的交易技术和交易设施的建设和发展以及更为开放的竞争,中国目前的这种低信任现象可能就会改观。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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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山:1998,《信任:社会道德和繁荣的创造》(中译本),第20页,远方出版社出版。

  霍布斯:1993,《利维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

  马克斯·韦伯:1998,《经济与社会》(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

  涂尔干:2000,《社会分工论》(中译本),三联书店出版

  亚当·斯密:1997,《道德情操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

  怀特利:1999,“社会资本的起源”载《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李惠斌,杨雪冬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惠斌,杨雪冬编译:2000,《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维迎:2001,《产权、政府与信誉》,三联书店出版。

  张维迎:2002,《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经济研究》2002年第1期。

  张维迎,柯荣住:2002,“诉讼过程中的逆选选择及其解释——以契约纠纷的法院判决书为例的经验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二期即出。

  科尔曼,詹姆斯:1999,《社会理论的基础》(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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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汪丁丁:下面请周业安老师来评议。

  周业安:我就先从柯老师这个角度来谈一点。小柯的这个理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比较好,他这里面提到的几个基本方面:交通方面、市场化方面。说到底是个市场流动性问题,这可能是个最根本的问题。关于信任的讨论在理论界是讨论不清楚的,无论是从定义上还是内涵上来说都是这样,但从实证的角度来研究就有可能做出有价值的东西来,所以小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问题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尝试。他选取的一个最本质的指标似乎是在流动性上,这个指标可以反映到对交通的看法,对市场化的看法,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可供大家思考的问题:当流动性逐渐增大了以后,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交通设施不断地完善以后,市场化程度不断的提高,从直觉上来说就是要素流动性增强了。在要素流动性不断增强的过程中,信任的程度是不是在以一个正相关的程度在增大?小柯似乎是说流动性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信任程度也越好。那么反过来说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当流动性不强时,比如说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时候,家族制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理解稳定性。在这个时候,从您的报告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就是以前有没有信任。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对离婚率的看法。

  改革以后我们看到的离婚率是逐步上升的,以前一直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那么是不是说离婚率的高低可以测度信任水平。这就可能涉及到小柯文章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一个社会的稳定性未必反映一个社会的高信任度。稳定性有可能是在群众不知情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状态,但这种行为状态未必对您就是好的。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离婚率上升了呢?是因为要素流动性增强了以后,在流动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可选择集增大了。这就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定价的问题,每个人是不是都清楚自己的定价。在这个过程中他会进入一个社会网络、社会关系,他在寻求对自己的定价。

  在流动性不强的时候,他因为缺乏足够的知识而没法给自己定价,这就引申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信任是伴随着定价的准确性问题的。通过一个博弈的过程把定价的较准确的信息反映出来。定价准确以后每个人在决策的时候面临的不确定性下降了。当流动性增强了以后,假如各个方面的制度设施已经具备了,那么如果能准确定价,信任度就肯定能建立起来。假如我们看到流动性增强以后,信任度并没有相应的增大,那么就肯定是中间有一个环节掉了,可能法律条件还不够,缺少了一个有效的约束条件使我们在定价中不能准确地定价。要素流动性增强了,但还不能准确定价,这是有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是信任产生于定价的准确性。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管制问题。在一个完全的状态下,管制本身对信任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假如每个人都对管制的规则有一个很好的理解,那么对预期的信任度是不产生任何影响的。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管制的背后就是政府的行为带来的一个不确定性,产生了对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无法定价。在规则里面,有很多潜在的规则,这些潜在的规则,人们是无法去把握的,有就没有办法去正确地决策,这时就增加了另外一个测度指标就是规则的清晰程度。我们可以看一看上市公司的行为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可以发现上市公司的行为和管制有明显的相关性。在我国、上市公司诚信度最低的几个地方也是管制最为多的地方,因此假如我们能找到一个指标从政府行使规则的角度来讨论诚信度可能会更好一点。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汪新波:我很荣幸为柯荣柱这样高水平的学者做评议。首先我要说这是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但我在这里讲几点我认为值得商榷的意见。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逻辑的问题。柯荣柱首先给出了信任的一些文化学、社会学方面的一些概念、定义,然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有信任这个变量的产生。大概的逻辑就是信任由于可重复博弈这样一个原因造成的,而重复博弈的机会又是由于市场化程度、交通、信息等等因素造成的。

  一个基本论点就是说可重复博弈性产生了信任。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讨论不请的,比如假如我对他一点都不信任,我就不会和他做生意,我要跟他做生意总是有一点信任基础的,而交易本身又产生更信任的结果,这就象鸡和蛋,如果真要分清是鸡先还是蛋先,这是没有意义的。小柯在解释信任的时候人为地把这个连续变量条件打开了,这就是我提到的他在逻辑上存在的循环论证问题。诺斯认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来解释增长是用增长解释增长,他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法律上产权制度、国家意识形态以及人们文化观念的转变,尽管制度变迁的原因也是由效率的改进造成的,但诺斯显然是在用制度解释增长,而不是相反。所以我可能不太同意以重复博弈来解释增长,我更倾向于以信任来解释重复博弈,文化、法律、意识形态这一套东西高于文中所提到的交通和信息等自然条件的变量,或者说制度是更深层次的东西。另外,有两个小问题,文章的第一段的概括中谈到了信任是独立于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的第三种变量,我不太同意这个看法,我更赞赏他刚才提到的几个定义中的一个就是信任本身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或者一种文化遗产,就是说他本身是一种资本,他隶属于物质资本。我们要评价一家上市公司的时候,我们会找一个评级机构来,等级的差距就直接体现在上市公司的级上,就是说信任本身是通过定价来完成的,他并不是独立变量,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资本定价中的一部分,它是和社会其他资本有关联,至于是不是可以独立于人力资本、物力资本的,第三种资本是值得商榷的。

  还有一个就是样本数据是,这5000个是否能反映得出这么大的一个结论,是不是足以测度这个一般性的结论,这是一个样本数的问题。

  柯荣柱:谢谢两位评议人的批评,我先对他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回应。关于周业安的批评,我同意理解信任跟流动性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象前面我已经提到的,如果一个人足不出户,整天只跟他的家人在一起的话,他肯定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美好,他会对家人或周围的人有信任,这种情况下的人倾向于信任(伦理学上的而不是经济学上的)。

  但是,困难就在于我们往往很难在一个测度中把这两种信任分别开来,这是因为每个人在他的生活中,他都会或多或少地把这两种经验混合在一起。另外一个就是离婚率,国外也有人把离婚率作为衡量一个社会信任度的指标,这对于一个成熟的社会比如说美国社会可能是有意义的,因为他没有很剧烈的制度变迁,也即它很稳定。但对中国,这就很难,因为在中国离婚率的上升可能反映了一种制度变迁,而是社会信任变化的一个结果。我在这里还可以进一步地说明一下就是我们以后的研究可能可以分成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我们试图通过一个更好的方法来测度一个社会的信任度,通过一些更好的数据来映证这一点;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从微观的方向。我举一个例子,这可能牵涉到关于信任形成的心理机制。比如说一个骗子利用你对他的信任骗你的钱,然后你每上当一次,你对这个人的怀疑可能就增加一分,但是与此同时你腰包里的钱被骗走了一点,财富也就减少了一点。一个高明的骗子可以在你发现的时候,你的钱刚好被骗完。或者你的钱被骗光了以后,你还没有发现他是一个骗子。

  用一个经济学的模型来说,高明的骗子必定满足两个条件,就是这个骗子这次从你那里骗走的钱至少不少于这次不行骗而下次一起骗的钱多,或者说还可能从你那里骗到的钱的收益至少不会比这次行骗的多。这样的话,对于一个人的信任也好,对一种信仰的信任也好,也许不能说对一种信仰的信任。假如说是对一种习俗,一种观念的信任,我们把它定义为一个人的初始的信任,则这种信任怎样随着时间的变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虽然我们可能会看到有很多种文化、观念的变迁,实际上就是人们对一种信念的不断修正的过程。我们以前认为国有企业有效,或者有一种什么样的观念。但后来发现过了多少年之后,这个观点就不再流行了,为什么呢?也许就是人们吃一堑长一智。比如人们以前认为政府是最值得信任的,但是美国做了两个非常有名的调查就发现,实际上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谎言一个是“亲爱的,我会爱你到永远”;另一个就是“政府会帮你”。就是说你发现人们对一种东西的信任,无论是对人也好还是对一种观念,探究信任怎么改变这是很重要的,这也就是周业安所说的在流动性中通过不断的发生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不断的修正先前的信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政府干预也是这样,如果政府政策没有不确定的话,那么政府的信誉就会很好,对政府的信任也就会非常的高。但如果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的话,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就会很低。对政府的信任很低带来的不仅仅是对政府本身信任度的影响。它会产生对整个社会的信任度产生影响,因为政府在这个社会中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更何况在中国,政府控制着最多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它的行为对社会所有人的行为都产生影响。这就是说信任跟信息的不确定性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对于汪新波先生提出的关于鸡和蛋的问题:是基于信任的重复博弈还是基于重复博弈的信任。这个问题的确象鸡和蛋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解,因为鸡和蛋的关系在通常的情况下都有诡辩的成分在里边。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解,正如一位历史学家说的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是有的。比如人总有第一次跟人发生交易的时候,就是跟陌生人打交道,你可能对他毫不了解。当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买东西,此时你可能有一个初始的信任水平,但是这个初始的信任水平跟你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就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只要有这样的不一致存在,我们就可以把第一次信任跟第二次信任的差异测度出来,这一部分就不是来自文化或者来自其他因素,而是来自重复博弈,所以说我们还是有办法去把重复博弈跟信任的圈子打开,这就是我对他的一个回应。另外象这种概念性的东西比如独立于人力资本、物力资本,我觉得在我的文章里头不是把信任跟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并列而是说信任是社会资本里头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而且象什么是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的争论是非常大的,也鲜有结论。然后是关于法律、文化的制度性演进是不是影响人们信任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是可以认为这些因素很重要,但问题在于法律或文化本身并不是天生的就是那样,它会不断的变化,而且很有可能就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很重要,但问题是法律或文化本身都是服从人的一些交往的需要。

  可以提供一些生物学上的例子,就是说互相的信任跟互惠的行为在生物界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存在的很重要的因素有三个:一个是足够长的寿命,另外一个就是比较低的分散率,第三个就是有相互的交往。这三个条件实际上是保证了它在一定的社会网络结构中有一定的概率去重复交往。所以人类的文化,如果我们从行为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实际上是跟生物学上的很多东西很类似,包括一些习惯性的安排,它的本原也有可能是来自人们的重复交往,学习出来的,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另外就是关于样本的问题。总的样本是15,000多份,我们要进行一些统计上的比如说是无偏性检验,保证它是一个随机样本,所以5,000多份的样本基本上属于一个可接受的样本。然后关于河南这个地区,我也不想做过多的解释,可能如果扎针事件不出来的话,对河南这个地方的信任也不会这么差。我就讲这么多。

  汪丁丁:前面的争论提到了重复博弈。多次合作博弈需要有几个前提:贴现率低,然后是重复次数跟贴现率相关。但是关键的一个批评就是当参与博弈的人数上升的时候,合作解出现的概率急剧下降,只要超过10就几乎是0,所以诺斯不从多次合作博弈来解释社会为什么会发生,就是因为他无法解释大范围内的合作。小柯试图用某种实证的方法来度量信任和博弈之间存在的某种关联,试图探究因果关系,我认为这篇文章的最大的意义在这。他把产生信任的原因找到了一部分。另一方面,当社会转型的时候离婚率急剧升高,贴现率急剧地升高,所有的两两博弈都会失效,也就是信任程度有所降低,所以也就不能用多次合作博弈来解释。但反过来,当社会转型的时候,所有的人的贴现率都会升高,所以这时候两两博弈就很少出现合作解。因此这时候反过去解释就是不对的,即因果关系不对称。就反证了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定理就是说如果在大范围内的人类社会中如果没有教化组织,教化机构去劝说人们行善和合作,那么通过计算机仿真这个社会不可能有雷锋,不可能有利他主义者。

  盛洪:我一直也认为如果用经济学来分析信用可能很有成果。我觉得用经济学分析的有个好处也有一个误区,我认为值得强调。刚才小柯讲的那个,我觉得证据还不够。举个例子,比如说信任如果从社会学或者其他学科来讲信任,对我们来说这个信任如果没有程度的话就是不好判断的。如给信任下一个定义就是我相信小柯不会做有损于我的事,那么假设有人贿赂小柯,给他一万元钱,100万等等,或者告诉他你不做我就杀了你,这种情况下小柯做不做。所以,我们经常说的背叛的事情是一个很难判断的事情。比如在一个农业小村子,但在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华尔街,这个地方的骗子就很多,但我们不好说这两个地方谁的信誉高,为什么呢?在小村子里头,我骗你一次也就可能是个十分小的数目,但在华尔街,一骗就可能是1亿,我想知道的是把这个小村子里的人放在华尔街他会怎么办。所以说关键应该在于你假如背叛别人,你可以获得多少利。反过来就是你信守诺言,你能获得多少好处,或者你骗别人你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如果我骗你一次的收益非常之大,以至于哪怕是0贴现率都可能行骗。而在家庭关系内,血缘关系就有利于维持信任。再往前推就是血缘关系影响博弈次数,当他认为家人利益受到损害时,那么他就会把博弈次数无限化。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讲的中国的企业小,所以中国的信任低。我觉得这有问题。第一:传统中国要比现代中国的的信任度高多了,这和家族制没有被破坏有关。另外一个就是除了重复博弈的自动惩罚以外,也有很多其他的制度安排来惩罚骗人,这会把骗人的成本提高。

  比如西方公司的信誉,它不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怀疑基础之上的,即我就觉得你不可靠,所以我要靠制度来约束你,从而把成本提高。小柯的研究把主要的立论放在重复博弈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经济学中的功利解释信任往往是不行的,还得引进宗教的文化的等等。至于小柯文中的关于交易次数、距离、交通市场化程度等等,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交易成本影响了信任。

  茅老师:刚才讲到的信任,最好能够测量。我一直在思考一个模型就是我跟一个人达成一笔交易,协商好了一个价格,而交货是在一年之内,就是说不是现货交易。但是过了一个月,市场价格是100块钱,该交货时的价格是110元。如果我违约,就可以多的元,如果我不毁约说明我的信用就值10元,如果涨到120元,我还不毁约,信用就值20元,因此这样一来就可以把信用测度出来。我们可以拿这个模型去问一个人,问他跟别人做生意是,当价格在1月后涨到多少他就会毁约,就可以测度信用。你也可以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问他认为当价格涨到多少,别人会毁约,这样就可以测度了。另一个就是用重复博弈来解释信用,我觉得有问题。可能会用到非经济学的解释,比如从文化上来解释。文化上的解释说明信用是过去的经验造成的,重复博弈是不管过去的,只注重将来有没有博弈机会。反过来,用文化来解释就是不管将来有没有博弈机会,我过去受到的教育就决定了我现在的行为。究竟是经济学的解释准确还是文化学的解释准确呢?我觉得有一个例子可以引起人们的思考,就是你去问一个人问他是认为老年人可靠还是一个年轻人可靠。如果他告诉你老年人可靠证明文化的因素重要,因为老年人的博弈机会少了,如果他告诉你年轻人可靠,那么就是经济学的解释有力。

  汪丁丁:今天的讨论就到这,谢谢大家的参与,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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