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嵌入性与合同关系

  作者:周雪光、赵伟(杜克大学)   李强(清华大学)   蔡禾(中山大学)

 

  原载《美国社会学评论》2003年2月,68卷1号,75-102页。

  摘要:企业之间的合同意味着市场空间中的普通经济关系;它们同样被深深地嵌入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之中。在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下,本研究考察了这样三种机制——交易成本的节约、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以及制度性关联——是如何影响企业间的合同关系的,其影响方式包括(1)选择寻找合同伙伴的渠道,(2)某项合同的正式程度与具体条款,(3)合同执行过程中社会互动的强度。取自两个中国城市——北京和广州620家企业的877份合同的资料为本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作者发现了社会关系、制度性关联与规范性环境在合同开始阶段的独特作用,同时考察了企业所采用的合同的形式,而特定交易的因素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对于社会互动的强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发现显示了经济计算、社会网络与制度性关联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时也是对原有理论观点的补充。

  流行于市场、经济领域与社会之中的企业间的合同意味着持久的双边经济联系。这些合同以最为清晰的形式详细讲来,是一种预期的经济交易——购买顺序、租约或对所提供服务的认可,伴随着具体的最后期限、质量与价格——在经济行动者之间自愿达成一致。如果没有预期的经济交换,就没有签订合同以建立和维持这种企业间的双边关系的需要了。在这一意义上讲,合同关系是普通市场中最为明确的经济联系。

  另一方面,正如Macaulay(1963)所指出的,商业合同关系通常并不是在法律的基础上,而是通过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建立与维持的。这些观察在解释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关系方面强调了几个关键但又未得解决的问题。例如,Macaulay大量揭示出限制了合适商业行为的共有标准与期望。但这些标准来自哪里?它们是由可以用对未来回报的期望(例如,名牌效应)这一经济学逻辑解释的经济动机加以维持的吗?或者它们是立足于经济交易的直觉领域之外的社会过程?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是:社会关系在何种程度上、以什么方式影响经济交易?

  我们考察了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如何以企业间合同的形式影响持久的双边经济交易。我们的研究在两个方面对嵌入性观点有所贡献:首先,我们不仅通过思考Granovetter (1985)所曾强调过的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而且通过明确加进并论证作为经济关系重要基础的制度安排的作用,从而丰富了“嵌入性”观念。其次,我们通过思考和比较基于交易成本、社会关系和制度的三种机制,从而增强了嵌入性概念的分析力。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把精力集中在嵌入社会过程之中的经济行动的特定形式与条件上。

  我们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转型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正处于基础制度的改革过程之中。与这些变革相伴随,原本控制于计划经济下的企业现在也开始了市场交易。

  中国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企业财产所有权与企业形式的多样性、计划经济的制度遗产、市场机制的浮现、以及在改革前和改革时代流行的客户间的社会关系,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对转型经济中的企业间合同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的丰富制度背景(Bian 1997;Guthrie 1997,1999;Keister 1998,2001;N.Lin 1995;Naughton 1995;Nee 1989,1992;Oi 1999;Walder 1986,1992,1995)。

  我们首先界定了合同关系背后的三种机制以及在这些推理思维之中的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讨论这些观点在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含义而提出假设。其次,我们给出了一个在这些假设指导下的针对合同关系的经验研究报告。我们的经验研究以合同关系的模式为基础,资料来自于两个中国城市620家企业的877份合同。

  对合同关系的解释:三种机制

  广义的合同关系是指两家企业之间就某一商业交易在一定时间限度内形成的正式或非正式协定。合同来源于一件产品或一项服务订购与发送之间的时间分离。一项合同关系是一种经济交易的特殊形式。在我们考虑这类关系中的特定机制之前,我们首先强调作为经济关系具体形式的企业间合同的特征。

  合同关系:分析的焦点

  我们以Williamson(1975)提出的有关经济关系的两种理想类型——市场与等级作为开端。在其中一端,市场意味着在匿名的行动者之间进行的由价格来引导的经济交易。在此理想图景下,除了交易群体的算计之外几乎没有必要存在其他任何关系。而在另一端,经济交易可以内化为正式组织,在其中等级制权威建立起稳定的关系与互动的命令模式(例如,管理者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关系;附属企业之间的内部转移关系)。许多经济关系都可以算作这两个理想类型之间连续统的某一点。比如,战略联盟就通常包括双边关系中的独立与等级性合作;合并与获得则是从企业间的市场关系(如资源交换或竞争)到正式等级的转化。

  在我们的研究中,一项企业间的合同意味着某种形式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更接近于市场而非等级制。合同与固定地点的市场交换有所不同,因为在其执行过程中通常会包含两个合同群体之间的持续互动。合同也不同于长期的组织间关系或商业群体的关系(Baker ,Faulkner,and Fisher 1998;Keister 2001;Mizruchi 1992),因为我们所研究的不同类型的合同包含了借助价格机制而非企业间合作的特定资源的交换(商品或服务)。

  然而,Granovetter (1985)曾指出,经济交易很少发生在匿名的市场中;甚至可以说,它们通常“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这一点特别适合于那种通常包含了个体之间稳定互动的合同关系,而对于这些个体来说,商业关系经常与社会关系“相混合”,“尤其是在商业精英之间,商业关系会溢出为社交关系或社交关系溢出至商业关系”(Granovetter 1985:495-96)。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把合同关系作为分析的焦点以检验经济关系是如何嵌入到社会关系和制度之中的。我们根据这样三种构成合同关系之基础的特定机制来组织自己的理论发现:(1)以经济交易成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计算,(2)基于网络的社会关系,(3)稳定的制度性关联。这里的机制是指可能解释可观察的社会事实之间关联的近似的因果关系。

  甚至当我们观察到商业交易中存在社会关系时——例如信任、规则和社会互动——仍然需要解释哪种特定机制导致和影响了这些例子中社会关系的作用。举例来说,通常可以看到商业关系中存在个人间的友谊。这样两个社会事实之间的关联或许可以归功于不同的机制:经济计算,文化规范,社会网络的存在或这些机制的混合。由此看来,我们的目标不仅是确认社会过程的存在,而且要解释为什么去观察这些经验模式。

  三种机制

  经济交易成本根据新古典主义的逻辑,人类经济学(the homo economicus )面对的中心问题是最优化问题——发现最有效的资源分配方式以实现个人的期望目标(效用)。这一原则同样引导着个人对于合同关系的选择。

  最近的经济学研究焦点在于把交易成本的最小化作为一种机制用于解释不同类型合同的形式与实际执行。经济活动产生交易成本,其中之一就是为解决商业交易中的复杂性和无法预测的不确定性而设计合同时的成本。合同关系形成于这类情境,在其中经济交换从固定市场中转移出来并依靠合同双方的承诺以规范未来的行动。合同群体面对着一系列的新问题:双方信息的不对称,量度合同效果与强制对方执行的困难以及相伴而生的机会主义行为。结果,合同的古典模式不再有意义并让位于关系性合同(Macneil 1978)。正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指出的:“产生于那一情境中的组织的需要在于:把交易活动组织起来以遵循有限理性进行计算,同时保护它们以避免机会主义的危险”(p.32)。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一项合同关系所采取的特定形式取决于所包含的交易成本(例如,特殊的交易资产)以及所需要的合同管理或保护的类型。

  为论证这一系列观点,我们来思考一下一家电力企业在购买煤炭时所面临的不同类型的交易成本。考虑到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的一种),电力企业把设备安装在靠近煤矿的地方更为节省。然而,存在一个潜在的“障碍”问题,即一旦电力企业决定投资安装设备,这家煤矿就拥有了一种对交易活动重新谈判的优势。寻找一个合适的合同伙伴与针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设计合同都会带来大量的交易成本。那么,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在这些条件下产生的合同关系就应该采取特殊的形式以使成本最小化。实际上,Joskow(1987)曾指出,煤炭供应者与电力使用者之间合同的持续期更倾向于长期性——以适应特定关系的投资和潜在的障碍(参见Shelanski 与Klein1999年对类似经验研究的回顾)。

  在多大程度上这些观点可以应用于对中国这类转型经济的研究?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机构在资源分配上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企业只在生产与资源交换方面有不大的自主决定权。但即使在计划经济下,也存在广泛的、侧面的企业交易以寻求计划之外的资源支持(Berliner 1957;Kornai 1980;Walder 1989)。结果,在资源交换与企业关系中也就包含了大量的交易成本。

  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有的国有与集体企业都获得了更大经营决定自主权。各种新型的企业也在中国出现,例如私有企业、外资企业以及更近出现的股份制企业。更重要的是,企业之间关系的本质也在随着时间转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间的关系主要发生于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之间并且要受到紧密的行政监控的支配,而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大多数的企业交易是借助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实现的。从这一角度,我们的研究问题就是:如何用经济学逻辑,特别是按照交易成本的观点去解释转型经济下企业之间的合同关系?

  社会网络Macaulay(1963)曾指出,商业合作者频繁地借助非正式的社会互动以维持双边关系、促进合同执行并应对无法预测的不确定性。一种来自嵌入性观点的认识认为经济交易是以特殊社会关系为条件的,这或许会与普遍性市场的逻辑存在争议(Granovetter 1985)。

  稳定的基于网络的互动模式为经济行动创造出社会结构和身份;市场其实可以被看作稳定的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White 1992)。这种观点预测经济交易中的变化并不符合交易成本的逻辑。一个人的特殊网络联系可以提供找工作时的宝贵信息和内部就业关系(Burt 1992;Fernandez and Weinberg 1997;Granovetter 1974),以“社会性构造起来的价格”(Baker 1984),在获取金融资源的过程中(Uzzi 1999),以及在企业之间战略联盟建立的过程中(Gulati 1995a;Gulati and Gargiulo 1999)。对社会网络的认识推动研究人员把网络关联与地位作为分析的焦点,并洞见到经济关系模式比变化不定的交易成本所能解释的要稳定得多。

  嵌入性观点对合同关系具有直接的意义。合同包含了远离市场理想模式的双边关系。信息方面的问题同时出现在寻找合同伙伴与合同执行的过程中。社会关系在克服这些问题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有助于传达信息并控制不确定性;它开启了新的机会之门;它通过发展信任关系和提供替代性的强制机制(如声誉,标准)减少了签署复杂合同的交易成本。从这一角度,基于网络的社会关系可以被看作带来企业间关系变化的重要机制(Rangan 2000;Uzzi 1996,1997)。

  我们假设社会网络在组织转型经济中的经济行动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转型经济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可能会更能促进社会网络的培植。学者们强调对商业环境中不确定性的控制对于企业在多样化经营、在形成稳固的商业关系以及在培植这类经济中的社会关系方面的战略发展而言,是主要的推动力(Bian and Qiu 2000;Burawoy and Krotov 1992;Guthrie1999;Keister 2001;Stark 1996)。

  制度性关联不言而喻,组织为了生存,必须要适应外部环境并与外部环境交换资源。组织的制度理论引发人们对于制度环境——包括规则、标准以及由法律与社会制裁所带来的强制力——的重视,而这种制度环境调节组织并为其行为提供稳定的制度基础(DiMaggio andPowell 1983;March and Olsen 1984;Meyer and Rowan 1977)。Fligstein (1996,2001)曾指出,政治权威建立了标准与规章,并设定强制机制,这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的形成。

  即使在市场社会,技术的变化与市场也深深地嵌入于社会关系、特别是与政府的关系之中。

  显而易见,正规合同的存在恰似证明了一些法律或政治制度对这些合同的支持、规范和强制。

  这一领域的研究显示出法律和制度环境对于合同关系之形式与内容的重要性(Stinchcombe1990;Suchman 1995)。

  在中国转型经济制度设置的中心,存在着不同类型的企业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制度性关联,特别是在企业间不同所有权关系的形式之中(Walder 1992)。这些制度性关联的变化有一些重要含义:如Walder所指出的,由于地方政府在其权限范围内跟企业存在着财政与非财政的双重利益,中国的制度性关联就包含了类似于“社团等级制”的地方政府直接的行政干预。

  地方政府通常针对不同所有制关系类型的企业采取不同的政策。而且,在中国的转型经济中,企业也会经受市场化过程的不同影响;不同的制度性关联(例如国有企业中的商业组织)可能也会促使企业采用不同的战略以降低风险(Guthrie 1999;Keister 2001;Nee 1992;Peng 2001)。

  结果,不同类型的企业就可能在合同关系方面会有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首先,不同的企业会面对不同的基于制度性关联的资源与规范上的限制。例如,国有企业由于他们与政府机构紧密的行政或制度性关联而对国家规范性的影响最为敏感:企业的二把手由监管机构任命而企业的内部运营也要服从监管机构的常规检查。相反,私有企业更多地倾向于远离这类影响,因为它们与政府的制度性关联并不很强。在两者之中是集体企业,它们往往并不受政府的直接控制但又与地方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改革以来,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带有转型组织形式之特点的“混合式”企业(即“股份制”企业);其行为通常与私有企业相仿佛。

  其次,不同的所有制关系也限定了在商业关系管理方面的不同的动机结构。因为与政治权威关系密切,国有企业可以更多地依靠行政渠道控制商业环境,而私有企业则可能会有更强烈的动机去培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不同企业类型之间的系统性的行为差异。

  对所有的企业来说也存在共同的制度性压力,这可能导致相似的企业行为。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已成真空的转型经济相比,中国政府与地方政府一直是,也仍将是经济改革(Naughton 1995;Shirk 1993)与影响个人生活机会(Zhou,Tuma,and Moen 1996;Zhou2000)的推动力量。中央政府是立法改革的核心(Lubman 1999),为合同关系提供了一种国家范围的法律框架。1981年,经济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中国制定了首部《经济合同法》——一整套的控制经济合同的签定与执行的法律条款。随后几年,相继通过了有关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经济交易(1985)以及技术转让与合作(1987)的单独法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劳资关系方面的合同法案也得以执行(Guthrie 1999)。1999年,一项新的、全面的合同法开始生效,为经济交易领域的合同提供了标准的法律框架。随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以及财政改革,地方政府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管理商业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尤其活跃(Oi 1999)。从这一角度,我们设想存在着一种针对企业间合同关系的具有强烈规范效力的环境。

  最后,制度组织也可能在这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尽管有中央计划的紧密控制,但Walder(1989)所称的企业之间的“非市场性交换关系”甚至在改革之前也很盛行。经济方面的缺陷迫使企业管理者采取不同的策略以实现生产计划(Berliner 1957;Kornai 1980)。于是,企业不得不采取主动,不仅培养与监管机构的纵向关系,而且广泛地培养与其他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以使生产资料有所保证(Walder 1989)。这些关系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普遍存在的基于网络的企业间关系是指令性经济特殊制度安排的结果。这些制度机构为我们所研究的合同关系提供了舞台。

  对三种机制的比较

  对这三种机制——交易成本、社会网络和制度性关联——进行比较,可以揭示其发挥作用的条件以及这些机制用于解释经济行动的分析力的大小。

  在交易成本经济中,极为重要的考虑就是与合同关系相关的交易成本的最小化。由于特定交易的成本是偶然的,因此把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并不稀奇。从这一视角,我们得到下面的一般假设:合同关系的形式与实践受特定合同的经济方面考虑的制约,比如特定交易的投资、风险和保险。

  相反,嵌入性(社会网络)的观点假设,基于网络的社会关系在几个方面会影响经济交易。社会关系可能影响到对信息与机会的获得;社会关系可能减轻与交易或企业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社会关系也可能影响交易的特殊特征。这些考虑导致以下假设:当经济行动者嵌入社会关系之中,合同关系会因为行动者自身社会网络的类型不同而存在系统性差异,即使在对特定交易因素有所控制的情况下。

  制度理论强调被制度性关联所引导和限制的稳定的行为模式。按照这一视角,经济行动组织被社会制度所建构并因制度性关联的不同而不同。这样,带有特定所有权的各类企业就可能会与政治权威有不同的关系,并面对不同的规范与资源限制。我们假设合同关系随着企业所有权的不同而不同,这种影响要超越交易特征或网络关联的影响并在其之上。

  这三种机制可能同时存在并相互补充:不难想象这三种机制共同影响合同关系的图景。

  例如,制度环境与制度压力经常通过社会网络得以维持或者跨越;同时,基于制度性逻辑的社会角色又会促发个体行为与嵌入性模式(Montgomery 1998)。类似地,对于非社会主义化经济观点的批评也并不否定经济刺激与算计在组织经济活动时的作用。实际上,多数关于社会网络或制度效法的讨论都开始于这样的认识,即自身利益对于个体或组织来说是其有意培养社会关系或采取制度化行动的重要激励手段(脚注1,略)。我们的任务是考察这些机制在中国转型经济中发挥作用的条件以及在经济制度的产生过程中它们是如何互相影响的。

  中国市场形成过程中的合同关系:假设

  我们现在考虑上文所讨论的这三种机制在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下其经验意义上的含义是什么。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三个研究问题上:(1)合同关系的开始和合同伙伴的找寻渠道;(2)合同的形式,比如一项合同的手续与具体条款;(3)合同执行过程中社会互动的强度。

  选择合同伙伴

  我们最初这样考虑一项合同关系的初始阶段:企业如何寻找其合同伙伴?广泛地讲,这些是企业间经济关系出现与形成时的情况。寻找的过程可能是平凡与常规性的,也可能包括广泛的战略规划。市场中传统的经济分析往往是这样:企业根据价格和市场表现所传达的信息来寻找合作伙伴,而这一过程受竞争性市场机制的控制。然而,合同的本质——依赖于针对未来行动的承诺——会引起合同签订之前的相反选择的问题(即,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合同签订之后维持的问题。企业需要提出策略、运用支配资源以处理这些问题。正是在这里社会网络和社会制度在企业间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变得重要。寻找渠道的选择可以使我们确定,不同的机制是如何促使企业处理这样两类问题的。

  具体说来,以下两个因素可能影响一家中国企业的找寻努力:第一,存在着跟这些寻找渠道相联系的不同成本与收益。市场中的公开信息(例如,生产质量、广告)是最便宜的方法,但也可能由于其提供给了每个人而效果不佳;通过社会网络获得的私人信息是有效的,但要获得这些信息也需要花费更多。第二,企业在进行我们所研究的经济交易之前已被赋予不同的经济、社会和制度性的资源。考虑到企业之间的所有权关系,中国一家大型的国有企业可能拥有接近政府机构的特权而其他企业则无法做到;私有企业可能拥有更少的制度性资源而必须更多地依靠网络联系。在这个意义上,不同所有权的企业可能会利用各自的制度性关联以获取影响自己选择找寻渠道的资源。在这里,制度性机制和交易成本共同导致以下的经验含义:

  假设1A:在寻找合同的合作者时,国有企业倾向于利用更多的以制度为基础的渠道(例如政府的赞助或公开的信息),而私有企业则倾向于利用更多的特殊(如以网络为基础的)渠道。

  但交易成本的逻辑推动我们前进了一步。Williamson的理论框架的核心是这一观点,即合同关系将会随着特定交易所包含的风险的不同而变化。也就是说,风险是交易成本的一部分,需要在设计合同时加以处理。假设一家企业打算签署两项投资回报不同的合同协议。A合同包含最小的回报与风险——也就是说,合同的失败不会对企业造成很大的伤害;然而,B 合同带有更大的投资风险(例如,合同一旦失败,对特定合同的重大投资就无法挽回)。

  如果我们把“风险”概念操作化为与企业销售总额(服务)相关的定约价值的数量,那我们的观点就是,合同的相关价值的数量越大,企业就越依赖于合同,而所包含的风险也就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交易成本经济学揭示出企业将以不同的力度策划A 合同与B 合同,并考虑为签署B 合同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正是相关的投资回报(即风险),而非定约交易的绝对数量在发挥影响。从这个角度讲,对交易成本观点的更为迫切的检验将是:

  假设1B: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交易包含着更高的投资回报(例如,更大份额的合同价值或更多的资源依赖),那特殊的寻找渠道更有可能被利用。

  合同的形式:正式性与条款

  合同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合同可能包括或省略不同的条款,例如有关价格、质量、最终期限和保护性条款。合同的形式会提供有关合同关系基本特征的信息,而不同的机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合同形式与条款。例如,如果合同的签署受最小化交易成本之原则的支配,那其形式跟条款就应该依赖于特定合同的经济因素。一项合同的风险越大,其回报越多,在设计此项合同时就会付出更多的努力以降低不确定性、确保预期的经济收益。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2A:合同的形式因特定合同的因素而不同,例如风险和投资回报。具体而言,合同所包含的风险与投资回报越多,就越有可能存在明确的条款,也越有可能采取正式的形式。

  相对而言,嵌入性的考虑指出,社会网络可能会通过传达私人信息、发展信任和其他保证策略来减轻商业交易中存在的风险。例如,通过社会网络开始的合同可能包含了丰富的有关合同伙伴特征的信息,这样就不怎么需要设计正式的详细的合同。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期待发现一种存在于先在的社会关系与合同形式之间的因果关系:

  假设2B:由于社会关系的存在缓解了信息问题,最初通过社会网络签署的合同就比通过公开信息签署的合同更可能不正式。

  现在我们考虑制度性机制的影响。在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制度性关联各不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类型的企业可能会面临不同的规章与行政干预(Walder 1995)。我们可以区分出几种规范机制:(1)国有企业与中央权威最为接近,同时也受政府机构更严格的审查。因此,它们身处相似的规章环境。有意思的是,就合同关系而言,外资企业也可能对这些规范性政策很敏感。(2)私有企业则恰恰相反,它们与行政命令和规范监管距离最远。(3)其他类型的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就处于这两种图景之间。因此,直接的制度环境会因企业所有权的差异而全然不同:

  假设2C:与监管者有着亲密的制度性关联的企业(如国有企业)会比那些远离政府机构的企业(如私有企业)更有可能采用正规合同与条款。

  此外,几种制度性资源也会在接受书面合同方面带来相似的行为。首先,改革之前针对企业间关系的制度机构可能曾提供过固定的行为模式,这推动了改革以后书面合同的传播。

  其次,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在积极发挥作用,这也导致了在力促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方面相对标准的规范环境。例如,我们所访问的许多管理者敏锐地意识到最近几年强加于书面合同的规范性必要条件。由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假设:

  假设2D:在中国的转型经济中,不管组织所有权、社会关系的类型或特定交易的因素情况如何,接受正式合同和条款的比率都很高。

  合同关系的维持:社会互动的强度

  正如Macaulay(1963)与Granovetter (1985)所看到的,合同伙伴培养社会关系,而这种商业关系与社会关系通常会使双方得益。社会关系被用于解决非正式的问题并发展作为商业交易之基础的信任感。但认识到社会关系方面的投资需要成本也很重要。在商业伙伴身上花时间也就意味着远离家庭和其他商业机会。因此我们要问什么因素对一家企业在社会互动方面的投资有所帮助:社会互动的变化是由于特定合同的交易呢,还是由于早已存在的社会关系类型,又或是由于制度性因素?这里,这三种机制导致不同的经验含义。

  交易成本理论提供了直接的答案:如果社会关系在解决信息与不确定性问题方面有所帮助,并且在社会关系方面的投资是值得的,那么社会互动的模式就应该与特定交易的因素相一致、相协调。换句话说,只有当经济回报比较高的时候,企业才会在社会互动方面投入更多。

  假设3A:社会互动的强度在合同执行阶段是与同特定合同相联的风险相协调的:风险越高,社会互动就越强烈。

  相反,嵌入性的观点则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即社会互动的强度受社会关系类型的影响。例如,可以想象与一项合同相连的两个群体已经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关系,他们并且在商业交易之外还持续进行社会互动。而且,尽管存在着现有的商业交易,现有的社会关系可能来自于过去形成的强关系。这对于经验研究来说是一个重要观点,因为它暗示出观察到的社会互动的强度或许不是由经济或工具性的因素引起的。按照这一逻辑,我们预测在社会互动的强度与合同背后的特殊经济交易之间存在着某些松散的关联:

  假设3B:如果合同建立于特殊社会关系基础之上,那么在合同执行阶段,社会互动的强度会在那些合同合作者之间不断增长。

  最终,在对企业间关系进行管理的激励方面,不同类型组织存在着大量的差异。不同的所有权关系可能会在控制着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关系的管理者之间培育出不同的责任感。举例来说,一家私有企业可能会比一家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带有更强烈的动机关心企业的表现(例如,争取获得最好的合同效果)。而且,一家私有企业可能会因为缺少制度性的保护而付出更多的努力以维持企业间的社会关系。这些考虑显示,社会互动的强度可能会因企业所有权的不同而有变化:

  假设3C:社会互动的强度根据工作组织的不同类型而有所区别。具体说来,私有企业可能会比国有企业在社会互动方面投入更多。

  研究设计

  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是1999-2000年在中国的两个城市,北京和广州收集的。收集商业合同的信息碰到了几大困难。第一,没有现成的有关企业之间合同的总体方面的信息以便我们可以设计抽样方案。第二,很难与企业接近,特别是获得商业交易方面的信息。由于这些困难,我们无法根据随机抽样的程序选择我们的样本。相反,我们利用了这样几种渠道确认并访问对本企业的企业之间的合同有所了解的对象(通常是高层管理者或那些在市场或销售部门的工作人员):(1)我们利用自己的个人关系(如亲戚、熟人、同学和校友)为我们介绍那些了解企业合同的人。(2)我们挑选自己合作单位中的大学生或实习生(部分来自工厂)来确认那些了解企业间合同的企业工作人员。(3)我们请求一些政府机构(如工会、管理某类工业或商业的政府机构)为我们介绍其所认识的管理者并邀请这些管理者配合我们的访谈。(政府官员并未参与到选择特定企业或介绍访谈对象之中;他们自身并非访谈对象。)(4)我们参加商业集会和商业会议并访谈那些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人。大多数个案是通过前两种途径收集的。问卷是由经过训练的访问员以面对面访问的形式完成的(脚注2,略)。

  我们请每位访问对象回答有关一项或多项(最多五项)他(或她)有相应了解的企业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商业协议”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尽力收集企业内的复合式合同,这样我们可以在严格的统计学基础上区别出企业层面的因素和合同层面的因素。在多数个案中,访问对象只提供了一项合同,或者是因为其只了解一项合同,或者是不想提供额外的信息。这样,我们共收集到620家企业所签署的877份合同(脚注3,略)。

  与其他对企业间合同的研究进行比较(见Masten 1996),我们所研究的合同覆盖了更大范围的行业而不是仅涉及单一行业。这使我们的发现较少依赖于特殊的行业因素,不过这也产生了必须在统计模型中加以控制的背景变量(特别是在技术、产品和市场机构上的变量)。

  此外,由于获取合同关系信息比较困难,我们的数据收集过程依靠的是可行性与方便原则,并没有一个随机抽样框。我们采取多种方式确认并联系潜在的访问对象,并藉此使潜在的偏差最小化。在资料收集过程中运用的不同渠道使成为我们样本的调查对象和企业的选择带有了随机性,由此减少了潜在的系统误差。我们假设所做的观察是以传统的随机抽样程序为基础,而展开统计分析,包括统计推论和驾驶检验。但在将我们的发现推广到整体和其他情况时必须小心。

  与北京、广州的官方数据相比,我们的数据显示样本中的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是超过实际比例的,而集体企业则低于实际比例。样本中的企业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而集中于重工业、轻工业、零售业和服务行业。由于我们要求访谈对象描述一个或多个合同,也就存在了在挑选特定类型的合同过程中潜在的选择误差。一种可能性就是大的、正式的合同更可能被回忆起。样本中合同相关规模的分布没有显示这一方面的系统偏差。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时间更近的合同或将更多地被回忆起;相反,样本中大多数合同是1995年以来签署的。附录A 提供了一个有关样本质量、代表性以及调查对象之特征的评价。我们的数据在经济学尚未探索过的领域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我们的估计显示出数据的质量在主要的行业类型和企业类型方面是较为不错的。然而,在存在上述局限性的情况下,本项研究应该被看作是探索性的,我们的研究发现也应是建议性的而非决定性的。

  因变量

  我们关注合同关系的这样三个方面:

  (1)对寻找合同伙伴的渠道的选择。我们请访问对象从问卷表中给出的一系列来源中确认他们用于寻找合同伙伴的渠道:媒体、广告、公开的贸易信息、社会网络、个人主动、大学推荐及政府资助。因为企业可以运用多种渠道,我们请他们选择所有曾用过的方式。我们接着请访问对象确认所有这些方式中最有效的找寻渠道。我们将前三种选项(媒体、广告、公开的贸易信息)合并为一类“公开信息”。

  (2)合同的形式与条款。我们让对象确认其所描述的合同是否包括特定的条款。我们列举了一系列的典型合同条款(数量、质量、价格、截至时间、保护性条款),询问他们合同中是否有(或没有)这些条款,又是以什么形式表现的(鉴定过的法律文件、书面文件、口头协议或根本没记录)。我们把“鉴定过的”与“书面的”文件合并成一个类别“正式合同”(赋值0),而把“口头”与“无记录”合并成另一个类别“非正式合同”(赋值1),这样就建立了一个二元变量。

  (3)合同执行过程中社会互动的强度。我们问了一系列的关于在合同签署以后调查对象与其合作伙伴之间进行社会互动的不同方面的问题(脚注4,略)。我们设计了一个有关社会互动强度的里克特量表,把每个语句的赋值相加,其变化范围是从8至32.

  自变量

  基于我们的理论兴趣,我们用三套自变量解释所研究的合同关系。

  (1)制度性特征。我们使用了一系列的虚拟变量以说明企业所有权:国有企业(参考类别)、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私有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剩下的“其它企业”。企业所有权提供了有关这些企业与中央或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制度环境的制度性关联方面的信息。国有企业与政治权威有较强的制度性联系;私有企业与股份制企业则与政府的指导最疏远。集体企业通常与地方权威有亲密的关系。外资企业包括美国和欧洲的企业以及香港、台湾的企业。

  我们区分出以下广义上界定的行业背景:(1)重工业,(2)轻工业(参考类别),(3)零售业(包括食品企业),(4)建筑业(包括交通和运输业),(5)服务业,(6)剩余的“其它行业”。行业背景的变量可以同时了解制度性和合同性的特征。我们在检验模型中也使用了企业销售额(单位1万美元)的对数,这主要用于统计控制。

  我们使用了一个指导性的变量(广州=1)以控制城市背景的差异。

  (2)社会关系。我们使用了一个虚拟变量以测量企业在签订当前的合同协议之前是否与合同伙伴事先认识(“是”=1)。认识的情况暗示了一种重复发生的关系。

  我们这样询问“先前认识的持续性”:企业签订合同之前与合同伙伴认识多久了(以月为单位)?这一变量使我们可以测量先前存在的商业或社会关系的强度。

  在对合同的形式与执行进行分析时,我们使用一系列的虚拟变量去说明某一合同所用的找寻渠道的类型。这些变量可以获知合同刚开始时的合作者之间不同类型的关系。

  (3)合同的特征。我们区分出以下的合同类型:(a )销售(参考类别),(b )购买,(c )服务,(d )剩下的“其它类型”。

  合同价值在销售总额中所占比例这一变量提供了对资源依赖进行测量的尺度,尤其是这一合同所代表的商业交易中的投资回报。这一比例越高,合同关系的风险就会越大。

  合同的持久性提供了有关合同“维持”风险的信息。期限较长就更可能会使合同双方容易受到对方的影响;但这也可能促使社会关系的日益发展。

  企业生产(或购买)的相同产品(服务)方面其合同伙伴的数量提供了另一种测量合同伙伴间资源依赖情况的方式。如果合作者数量超过10个,我们只算作10个以避免极端值的人为影响。

  最后,对缺省值略作说明。我们请求访问对象回答有关合同及合同双方企业层面上特征的各种问题。一些对象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因此存在某些关键变量上的缺省值。在缺乏合同关系方面信息的情况下,我们想尽可能多地利用自己所收集的信息。因此,我们的分析中仍包括了那些缺失三个变量(企业销售额、所占销售总额百分比的合同价值、合同伙伴的数量)数值的个案,策略如下:我们为这些带有缺省值的个案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名称作为一个变量,并在检验模型中利用了这个指示性的变量。这种策略相当于为那些有缺省值的个案设计了一条不同的回归线(这样在统计上有所控制)。这种策略就使我们可以在统计分析中利用这类个案有关其它变量的信息。

  方法

  前两个因变量,寻找渠道的选择与合同形式,被设计为二元变量;第三个变量,社会互动的强度,则是一个持续性变量。此外,有关我们数据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样本中的一些企业有多种合同。这种数据结构需要我们采取可以处理集束性观察值的模型。

  因此,我们使用的是一般检验方程(GEE )的方法(Diggle,Liang ,and Zeger 1994)为二元因变量构建模型。GEE 的方法可以容纳集束观察值之间的协变量并拥有这样一个优势,即不需要有关某企业合同之间的协变量结构形式的参数假设。通过求解检验方程来检测β向量

  其中是(因变量)的期望值,它与协变量的线性组合以及通过对数函数的相应检验相关联。对集束观察值的检验显示其变化比较活跃。

  为分析社会互动的强度,我们设计了一个混合回归方程:

  这里Y 是因变量,X 是需要检测的协变量的向量,而Z 是带有随机影响的变量(在我们的模型中并不明确)的向量。协变量矩阵使企业内复合性合同明确化并相互影响。被假设为独立性的并在这些模型明确化以后同等分布。

  研究结果

  背景

  这两个城市,北京和广州,代表了两种对于产业组织而言特别的制度环境:北京,首都与政治中心,对政府的干预和政治气候的变化更为敏感。而在广州,经济改革最早起步的地方,政府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要相对更弱,也并不直接。表1显示了这两个城市中的合同、企业和合同关系模式的选择性特征。

  两个城市之间的机构差异可以通过企业所有权的分布得以反映。北京国有企业的比率(40%)比广州(31%)更高,但广州的私有与外资企业的比率(21%和12%)要比北京(19%和7%)更高。这种分布与一般的观察相一致,广州是一个市场化色彩比北京更加浓厚的城市。产业的总分布显示轻工业(消费产品制造)(35%)和零售业(22%)是我们样本中的主要产业,而重工业(15%)也占有重要位置。

  样本中多数合同是在最近几年签署的(90%的合同开始于1995年之后),这样这些合同与企业的特征就反映了中国转型经济的最新变化。合同的一般期限是14个月,但期限的长短变化大大超越了合同的规定,其范围从不到一个月(接近固定市场的交易)到10年以上的长期关系。平均说来,每项合同中的交易,约占企业同类产品(或服务)销售总额(或购买、服务总额)的9%.每家焦点企业在同一产品(或服务)上平均拥有四个合同伙伴。大量的合同(61%)其合作双方以前曾打过交道,这显示出合同关系同以前的拥有重复性社会或商业关系的熟人联系紧密。

  这些模式显示出中国转型经济中不同类型的企业和合同关系。企业在其制度性关联方面存在差异;合同关系也在期限、风险及先前的关系方面存在差异。这些特征可以使我们考察理论兴趣的独特方法是如何影响合同关系的不同方面的。

  合同关系的开始:寻找渠道的选择

  寻找渠道的选择揭示出合同关系几个方面的潜在过程:(1)它为了解不同类型企业可以得到的信息的分布情况提供了线索,(2)它使我们可以确认引起企业在发展之间关系时的不同行为的各种机制。

  企业如何寻找合同伙伴?一家企业或许可以拥有一系列的找寻渠道,从最一般的渠道(借助市场传播的信息,像广告混合大众媒介)到最特殊的渠道(例如依靠社会网络)。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考虑这些寻找渠道。我们把“公开的信息”(媒体、广告、贸易信息)看作以指示性市场为基础,“社会网络”以社会关系为基础,而“政府赞助”则是以制度为基础的寻找渠道。图1显示出对这些渠道加以运用的分布情况。带阴影的长柱指的是这些渠道被使用的频率(脚注7,略)。社会网络(47.1%)与公开的信息(47.0%)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寻找渠道。大学推举的类别很是模棱两可:在一些例子中,它可能包括个人的关系;在其他例子中,则可能是商业关系。政府资助是一种独特的渠道,其作用并不大(6.6%),这显示最近几年企业间商业交易大多发生在政府的法令之外。

  图1中不带阴影的长柱指的是由调查对象所确认与问卷中合同相关的“最有效”渠道的频率。社会网络,再次被最高比例的调查对象(35.6%)看作是最有效的渠道。公开的信息和大学推荐是其次两个最有效的渠道,而个人主动和政府资助是效果最小的渠道。

  这些模式显示出中国持续进行的制度改革导致了多样的企业间关系。企业倾向于运用更大范围的渠道寻找合同伙伴,但社会网络的广泛应用揭示出社会关系在形成合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相反,政府在构建合同关系方面的作用似乎较小。

  什么因素决定了对寻找商业伙伴渠道进行选择?所观察到的变化是由基于制度、基于关系或基于交易成本的机制所引起的吗?为处理这些问题,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调查对象对最有效的寻找渠道的选择上。我们建立了一个GEE 模型,其中我们使用一系列有关理论的协变量以对一家企业最有效的寻找渠道进行预测。表2提供了对此模型的参数估计。参数指的是相应变量的某种影响,即对在选择某一纵列的渠道时相对于所有其他渠道而言的对数概率的影响。

  总体模式。表2每一纵列的截距是指在选择某一渠道时相对于所有其他渠道的总体对数概率,这是针对那些北京轻工行业国有企业的销售合同而言的。这些纵列的截距显示出社会网络是最有效的寻找渠道,因为这一截距是最大的、肯定性的、统计意义明显的截距。相反,在运用公开信息与其他替代性的寻找渠道之间没有总体性的区别。个人主动和大学推举是效果最小的寻找渠道。相比其他替代性渠道而言,选择政府资助的可能性也比较低。这些总体模型与图1所示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一致的。

  基于制度的寻找渠道。寻找渠道的选择在拥有不同制度性关联的组织身上存在系统性的差别。一方面,所有的企业以相似的方式利用公开的信息,正如这一事实所显示的,即除了集体企业,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并不存在统计意义上可辨别的差异。另一方面,在利用其他渠道方面存在清晰的模式。总体而言,如同外资企业在寻找渠道方面影响并不重要所显示的那样,国有企业(参考类别)与外资企业具有更为相似的行为模式。与我们的推测相一致,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身处相似的制度环境,特别是规范性环境。相反,就其他选择渠道来说(个人主动、大学推荐、社会网络),制度性关联较弱的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和私有企业——表现更为相似,与这些协变量相关的系数,其方向与统计显著水平显示出了这一点。这些模式与假设1A——不同的制度性关联导致特定的企业行为相符合。

  北京与广州之间在寻找渠道的运用方面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意味着寻找渠道的可获得性及其选择受更广泛的超越了城市的制度背景的影响,而与两个城市各自背景的差异关系不大。

  影响寻找渠道的基于交易的因素。假设1B预测特定交易的因素在选择寻找渠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我们假设当企业寻找合同伙伴时对特定交易的特征有所期待。结果显示与合同类型相关的变量只产生微弱的显性影响,而测量特定合同因素的变量并不具有系统的显性影响。总体而言,没有证据显示交易成本的因素影响了寻找渠道的选择。

  总之,对寻找渠道的选择反映了具体的制度性关联对于不同类型企业的强烈影响。例如,私有企业更可能把社会网络看成是最有效的寻找合同伙伴的渠道;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在选择寻找渠道时的表现则似乎比较接近。尽管有零星的证据,特定合同因素的影响却既不显著也不系统。有证据显示,最初的合同关系受制度性关联方面变化的强烈影响,然而特定交易的因素在寻找合同伙伴的过程中并没有扮演主要的角色。

  合同形式与条款的选择

  合同会以很多方式变化:它们可能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而各个合同的条款也会存在差异。对这些变化的考察为了解合同的本质和产生合同的机制提供了依据。图2显示了所研究的合同中所选条款的正式性。在每项条款上正式的、书面的合同比率都很高(超过75%)。

  之所以存在这种相似的接受书面条款的行为,一个原因是改革前的制度机制对普遍的企业间关系的要求。这些早期的实践导致了一种固定的行为和期待,这促进了最近几年合同关系的传播。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全面的合同法通过以后,政府发动了规模浩大的媒体宣传运动以强调合同法的重要性。书店充斥着有关合同法的教育资料,在大城市里也为法律机构开设了专门的培训计划。而且,政府的监管需要企业在商业交易中使用正式合同。在某些行业,政府机构(例如建设部)甚至为整个行业设计了标准的合同形式。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了这种标准化的强制性环境的证据。在很多个案中,访问对象对有关合同关系询问的反应就显示出合同的形式和期望是在制度性环境中形成的:“现在每个人都用正式合同。”

  “我们是国有企业。我们用的是正式的、法定的商业手续。”一位国有企业的老总说:“我们使用正规合同,有时候会把我们的合同伙伴告上法庭。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期望从法院的判决中得到什么切实的结果。但法院的判决会把一点记录在案,就是说合同的失败不是我们这边的责任或是受贿的结果。”

  我们现在考察对企业间合同的形式与条款的变化产生影响的因素。表3显示了参数估计的模型。因变量是二元变量,如果对这一列的条款来说合同的形式是非正式的那就赋值为1,反之为0.与截距相关的大量否定性的迹象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记录这些条款时有很大的可能性使用正规的协议。我们需要注意,评估模型也说明了因变量相对较小的变化。

  制度性因素。与寻找渠道的模式相比,除了少数特例,所有类型的企业在选择合同的形式与条款时都很相似,这一点从与企业所有权相关的系数其统计意义并不显著占优上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企业具有特定的管理结构,同时也面临不同的风险,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政府的行政干预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最强;而这种干预的程度对于其他类型企业来说就很弱。然而,所有的企业在采用合同形式与条款方面都大同小异。企业规模(企业的销售数量)所具有的明显影响显示出大的企业(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更可能使用正规合同(脚注9,略)。

  社会关系。基于网络的关系显示出有趣的影响模式。以前的熟人更可能在我们所分析的五项条款中的三项上签署书面合同。认识的期限会增加非正式条款存在的可能性,但对于多数条款来说并没有显著影响。例如,截至日期的条款,与以前没有熟人的企业相比,有熟人的企业采用非正式条款的几率是37%()。要有超过四年(0.007×53月=0.37)的认识时间来抵消这种负面影响。这些模式显示出,当企业第一次遇到其合作者,他们更有可能在开始商业交易时使用非正式的合同。我们推测这只是一个包含较少交易的试探时期。使用非正式的合同显示了某些信任感以利于未来的互动。不过一旦企业越过试探期,它们就更有可能使用正式合同。只有当长期的关系(4-7年)形成以后,非正式合同的形式才会盛行。换句话说,对于那些拥有重复关系的企业来说,需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双方才能发展出较强的社会关系并容纳商业交易中的非正式性。这一模式与Uzzi(1996)在美国市场的发现形成强烈对比,他发现美国市场的商业关系起初倾向于正式(算计)但仅过一段主动“试探”的时期后会变得不正式。

  对寻找渠道的选择也会对合同条款产生明显的影响。与使用公开信息作为寻找渠道做对比(参考类别),基于社会网络的合同更有可能在多数条款上采用非正式的形式。这与嵌入性观点相一致,亦即社会关系,通过提供私人信息减少了对于正式合同的需要。有意思的是,寻找渠道中个人主动的方式与社会网络方式的影响非常相似。我们推测个人主动的寻找渠道可能在信息获得过程中已经发挥了企业独特的寻找努力。结果,社会网络与个人主动就在合同设计中拥有了相似的信息优势。

  特定合同的因素。最多只有零星的证据显示出特定交易如交易成本逻辑所预测的影响。

  例如,截至日期条款非正式的可能性会随着合同伙伴数量的增多和合同期限的加长而增长,同时又会随着回报(合同价值所占比例)的增加而减小。然而,除了截止日期的条款,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合同的设计与特定交易的因素相一致。

  总之,有证据表明,企业在我们所考察的条款上是否采用正式协议,制度背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正如基于网络的嵌入性观点所预测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也会有重要的影响。但在为那些条款采取正式协议的可能性比较高的情况下,社会关系变量的影响相对较小。这就是说,社会关系的变化为合同的形式与条款提供了一种统计意义上明显的,但实际上较弱的解释;交易成本的观点甚至与此更加无关。

  社会互动强度的决定因素

  前面的分析揭示出社会网络在寻找合同伙伴和采用合同条款方面的重要性。现在我们考察在合同签署之后为了维持合同关系,企业间是如何开展社会互动的。我们向访谈对象提问,合同双方彼此之间在不同的“社会场合”开展互动的频率。在此基础上,我们设计了一个里克特量表以测量“社会互动的强度”。

  我们建立了一个有关社会互动强度的对数混合回归模型,用于调整一家企业内多个合同的集合。我们建立了一系列嵌套模型用来评价与理论相关的独立自变量的作用。结果如表4所示。

  如对数-似然统计值所揭示的那样,所有的四个嵌套模型在适合各自以前模型的模型中都显示出一种明显的增长。这些自变量对四个模型的的影响仅有相对较小的变化。这就说明,这四套自变量拥有截然不同的影响(或缺少影响),并没有与其他自变量相混淆。我们重点分析最后的模型(模型4)。

  制度的作用。我们发现企业所有权对制度性关联没有明显影响。仅有的相一致的结果是股份制企业比国有企业(参考类别)有更高的社会互动的强度。我们推测这是由于股份制企业与市场关系更密切,并且它们有更强的动机投资于社会互动(私有企业也有肯定性的影响,尽管统计意义不太明显)。总体而言,企业的制度性关联对于合同执行过程中社会互动模式的影响并不太明显。广州企业的社会互动的平均强度高于北京。如果我们假设广州更为市场化,那这一发现就说明社会互动不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相反,二者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我们发现行业之间存在着社会互动方面的重大变化。重工业与零售业中的产品合同要比轻工业中的产品合同(参考类别)包含着更少的社会活动。社会互动的模式明显地与特定行业背景相伴随。可惜的是,由于数据中有关行业的信息比较混乱,我们不能详细测量这种相关性。我们使用这类变量主要是为了统计控制。

  社会关系。嵌入性观点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特殊的社会关系会带来经济交易的变化。这些关系应该会在合同执行中社会互动的模式方面有所反映。我们用三种方式检测特殊的社会关系:(1)焦点企业所运用的最重要的找寻渠道,(2)与合同伙伴在先就认识,(3)之前认识的时间长短。如表4所示,之前就熟识促进了合同维持期间的社会活动。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合同是以重复性关系为基础的,就有一种动力维持和强化合同执行过程中的社会活动。不过之前认识的时间长短并没有明显的影响。而促发合同关系产生的对寻找渠道的选择同样如此。

  特定合同因素的作用。本项分析最显著的发现是有关特定合同因素的作用。我们发现非常明显的证据证明社会活动的强度受特定合同因素的影响。所有的特定合同因素都表现出明显影响,这与同交易成本的观点相一致。用合同的价值在销售总额中所占比例来测量的商业交易的风险,增强了社会活动的强度。合同的期限同样促进了社会互动的强度。这样的结果可能反映出企业为消除相关合同的不可预测的偶然性而采取的持续努力。而且,合同伙伴数量的增长意味着资源依赖的降低,这明显减少了社会互动的强度。考虑到合同的类型,购买性合同要比销售合同包含更少的社会互动。这与中国近几年买方市场的特征相符合。由于市场已经供大于求,就需要在一项交易的销售一方而非购买一方付出更多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努力。总体上讲,社会互动的强度是与特定经济交易所包含的风险相协调的。对于那些简单的、风险小而资源依赖性也低的交易,社会互动方面的投资明显要少。这些发现说明,在合同执行阶段对于社会互动的投资是比较工具性的,与制度性关联或早先的社会关系并没有太多联系。

  讨论与结论

  通过集中分析企业间的合同关系,我们考察了不同的机制——经济计算、社会网络和稳定的制度性关联——是如何影响中国转型经济中持续的双边经济关系的。我们的经验研究调查了有关合同关系的三方面的问题:(1)对于合同伙伴寻找渠道的选择,(2)合同的形式与内容,(3)合同执行过程中社会互动的强度。我们通过明确地使市场中的社会制度具体化,同时通过突出经济活动中不同机制之间的相辅相成而丰富了嵌入性的观点。

  (1)社会关系。以前的研究显示社会关系在经济交易中被用来控制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在转型经济中,企业面临着商业环境中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变动不居性;与此相对应,它们采取各种策略以控制商业关系(Guthrie 1999;Keister 2001;Stark 1996)。我们的研究揭示,社会关系在企业之间的关系上发挥了关键作用。首先,大量(比例很高)的企业把社会网络当成最有效的寻找商业伙伴的方式,这反映了在商业交易的开始阶段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其次,社会网络的渠道也有助于解释企业所采用的合同形式与条款的变化:利用社会网络而形成的合同要比那些借助公开信息渠道的合同更有可能使用非正式的条款。再次,控制了特定交易的因素之后,以前的熟人关系增加了合同执行中社会互动的强度。

  然而,在经济交易中也存在社会关系作用的局限性:在选择合同形式与条款时,网络关系的作用虽然统计意义上显著但实际上很小。也有证据显示合同执行过程中社会互动是被工具性地利用的。这些发现说明社会网络的作用在中国的背景下是很特殊的;然而,这些情况与工业化市场社会中所发现的情况比较相像。

  (2)制度性关联。中国制度性安排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不同类型企业所有权的差异。

  在中国的转型经济中,不同企业面临着不同的市场竞争与政治权威的压力。我们的发现显示,这些存在差异的制度性关联对选择合同伙伴的寻找渠道具有特别普遍的影响。与特定的制度性压力相一致,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寻找渠道方面表现出相似的行为模式,而股份制企业、集体企业和私有企业则更倾向于把社会网络、个人主动和大学推荐作为寻找合作者的渠道。

  我们推测,这一模式反映了不同的以制度为基础的资源和限制。

  我们也发现了广泛接受合同中一系列正式条款的情况,这一点体现在企业所有权的微弱影响和大量企业采用相似的形式与条款上。这些模式如此广泛以至于盖过了特定交易和特定网络的特殊因素的影响。我们怎么解释这种企业使用正式合同的相似行为呢?存在几种可能的制度来源。首先,政府机构的规范性压力可能会迫使企业遵守这些规则。例如,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政府监管机构要求国有企业使用正式合同。某些行业的政府部门(如建设部)甚至为企业设计了标准的合同。地方政府也积极投身于推动正式合同成为规范措施的工作中。

  其次,对合同的广泛接受也可能反映出有关改革之前企业间横向关系的制度性遗产,而这些早期的经历促进了合同的传播。从这一角度,我们的观察揭示出现存社会制度的延续与加强。

  从这一角度我们也可以解释基于网络的企业间关系长时间的持续性。特殊社会关系的模式通常在稳定的制度的基础上被培育出来,正是制度的稳定才使不同形式的商业关系和经济交易具有意义(Dore 1983;Hamilton and Biggart 1988;Zelizer 1994)。改革之前及改革以来对社会网络的普遍利用暗示出制度环境的重要性。改革前广泛存在的非市场交换关系是短缺经济的制度性结果(Walder 1989);与此相似,改革阶段社会网络在选择合同伙伴方面的作用反映了企业之间制度性关联的差异。

  (3)交易成本的因素。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合同是有关经济交易的,也可以反映出商业交易中所包含的风险、政府因素和预防措施。我们发现了特定交易的因素在一项合同签订以后对社会互动强度的明显影响。也就是说,社会互动的强度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会随着特定合同的因素的不同而导致系统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在我们的模型中既不能由制度因素,也不能由网络因素来做统计学意义上的解释。这一系列发现揭示,经济领域中通常观察到的社会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工具性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商业交易的成功。另一方面,也需要很小心地引用经济算计的观点:与交易成本因素的期望相反,特定交易的因素在寻找渠道的选择上并没有明显的作用,也没有影响到合同的形式或条款。

  合同关系的这些显然完全不同的特征可以从这个角度加以综合,即企业寻找并参加双边经济关系的过程:当企业开始从事商业交易,它们自己作主利用制度性渠道寻找合同伙伴,因为这些渠道带有特权资源和信息。制度性关联较弱的企业(如私有企业)必须诉诸于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当公司签署合同时,他们利用过去的经验塑造企业间的关系并对要求企业在商业交易中使用正式合同的规范性压力作出回应。最后,当合同关系建立起来后,企业会对社会互动进行策略性的投资以确保合同的执行平稳进行。

  上面的描述所展现的是包含了不同机制的——制度性关联的限制、社会网络的利用和节约交易成本的努力——企业的一种行为模型,这带来不同的企业行为。这一模型中的企业服从于有限理性,并不总是了解最好的替代物,也不是一味在市场中机会主义地寻求达到最优化。相反,企业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即它在其寻找商业伙伴的过程中依靠(也因此受限制)制度机构和制度性关联,而很少注意到交易所包含的具体特征。在多数个案中,企业不管商业交易细节上的变化都采用正式合同。为了控制不确定的多变的商业环境,企业利用社会网络寻找合作者并维持双边关系。在所有这些方面,当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时,它会利用可以获得的制度性关联和社会关系来控制商业环境,同时也带来更加受其限制和保持制度持续性的不可知的后果。

  对企业的这种看法为理解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制度变革提供了某种理论视角。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改革过程中新生的市场与现存社会制度的相对作用(Nee 1989)。在行业范围内,很明显计划经济的改革和市场的出现同时产生了推力与拉力推动着企业远离计划经济并从事市场活动。有讽刺意味的是,企业控制商业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以及利用可获得的资源的努力却导致了一种更新和加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制度性关联的趋势。也就是说,企业市场取向的行为给制度性的变化提供了微观基础,而这种制度性变化与现存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存在路径依赖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这一解释与针对中国和其他转型经济的最近研究相一致(Bian 1997;Burawoy and Krotov 1992;Guthrie 1999;Keister 2001;Nee 1992;Oi1999;Stark 1996;Walder 1995,1996)。

  Granovetter (1985)提出了经济行动嵌入于特殊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开创性的观点。随后针对经济活动中基于网络的社会关系所发挥作用的研究证明了这些理论观点的重要性。我们的研究在两个方面对嵌入性的观点有所助益。第一,我们对经济行动进行解释的时候,明确加入了社会制度的作用,而我们的研究也证明可以认真地接受制度因素,并避免恰由Granovetter(1985)提出批评的过度社会化的理论化问题。实际上,正是这些制度性关联给中国企业带来不同的压力并导致不同的企业行为(Walder 1995)。第二,通过比较企业积极构建合同关系的多种过程,通过强调暗含机制与相关理论观点的条件本质,我们增强了嵌入性概念的分析力。例如,尽管在解释企业行为时,社会制度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制度性关联却无法解释合同执行过程中社会互动强度的变化。与此相类似,当Macaulay(1963)的研究强调合同关系中非正式社会关系的普遍性时,我们的发现显示社会互动是被工具性地使用的,而社会互动也因商业交易类型的不同而不同。我们相信更好的对这些机制作用发挥条件的理解会提高其解释力并促进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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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隶属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是淮河岸边的一个普通小村庄。1978年以前的小岗村,只有20户人家100多人,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后,家家户户都要背起花鼓去讨饭。197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小岗村农民们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包产到户!小岗村实行“大包干”一年就大变样,不仅结束了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而且上缴国家粮食3200多公斤。小岗村的成功使周边群众纷纷仿效,“大包干”如星星之火,迅速燃遍了中国农村大地。小岗村也因此而名闻遐迩。如今的小岗村有106户人家,400多人,耕地面……去看看

北京政争与地方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最近,曾在50-60 年代长期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出版了《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一书,该书约一半篇幅叙述作者在1949年后的经历。其中有关反右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和文革前夕他卷入毛泽东与刘少奇争执的相关叙述,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为研究者探讨这些重大事件、研究50-60 年代北京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   50-60 年代,华东地区的几个省委第一书记在全国一直比较活跃,江渭清是知名度较高的一个。对于省一级「第一把手」……去看看

国有企业改革与重组

本文系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学术研讨会(2005.5.27)记录  茅于轼: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刘小玄来谈谈国企改革的问题,这是老问题,但还是有些问题。下面我们请刘小玄发言。  刘小玄:今天很高兴来到天则所为大家讲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个研究成果。这个研究是最近刚刚结束的。这是去年年初的时候世行立的一个项目,想尝试一套比较规范的方式来做中国的项目。怎么个做法呢?它先找国内的一个承担单位,就是国务院发展中心,然后它不是让国务院发展中心自己做,而是让国务院发展中心招标,这是一个新的尝试。我以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方式,而且是层层……去看看

中国医改20年:反思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2005-08-04   医改转向  □本报记者曹海东傅剑锋  编者按:国人今年对医改的关注,和这个夏天的温度一样不断升高,先有卫生部一位司长表态“市场化非医改方向”,后有国务院研究机构称“医改基本不成功”,医改基调突然变奏,一时间成为社会舆论焦点。  如何看待今日医改的突然转向?本报为此先出推出两组报道,上组报道聚焦于微观,对江苏宿迁的市场化激进改革、江西婺源的农村合作医疗,以及一家医院一波三折的改制,作了具体的呈现,这组报道则着重于梳理医改的历史脉胳,中国的医改,究竟一路怎样走来,我们力图还原一个粗略的背景。 ……去看看

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与反应

冷战开始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且与苏联结成同盟,极大地壮大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力量。从此一直到六十年代初中苏同盟关系的最终破裂,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自然成为美国对外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主要依据已解密的美国政府文件(主要是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档案文件),对此问题作一些分析,以理解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决策的某些特点。  由于这是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一个研究题目,涉及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当政时期,出于叙述方便的考虑,本文下面从三个阶段来分析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与反应……去看看

共识与分歧

一般来说,一个号召行动的纲领是不太适合作为学术评论的对象的,它主要的 期望也不在此。对于一个纲领,人们可能只是会倾向于表示一种态度:从同意、热 烈地响应到反对、或者置之不理。   但是,我们也许可以考虑由一些外国学者提出的“建设一个协力尽责的世界的 纲领”(以下简称“纲领”)是经历了一系列学术调查、分析和论证的,或者是考 察了各个文明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的,只是在“纲领”中,作者相当地隐去了这 些学术活动的过程,而仅仅提出了最后的判断、原则和行动策略。而作者也许还期 望在共同行动之前,能通过对话、讨论来达……去看看

民主、人权与社会变革

一、前言  民主一词的含义本身应该是一意确定的,它代表了一种政治操作方式。与之相对立的则是独裁专制。任何一种政治操作方式的实施,涉及到制度、政治、文化和历史等多方面的因素。在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与民主相关的概念是人权。固然,民主体现于政治体制,而一个政治体制是可以是人为地建立的。一个在文化上从来没有民主传统的民族可以依样画葫芦地建立一个立宪体制,而且在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成功地这样做了。但事实上民主精神是否得到了有效的贯彻,则不同的国家相差十万八千里。  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原因,首先……去看看

中国基层政权的政治病

◆ 腐败愈演愈烈   对河南某市的调查,现在腐败的程度已大大超过90年代初的水平。腐败的形式也有新的发展,目前盛行的腐败形式有几种:   ——最大的腐败是用人问题上的腐败。在乡镇官员干部和县各职能部门首长任命跑官买官现象严重。干部和群众中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现象:“要想富,动干部,光研究,不宣布,谁钱多,准算数”。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不跑不送降格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这样一方面使大多数干部丧失了干工作、干事业的积极性,降低了政府工作效率。另一方面跑官买官之人在“当官一方,造福一……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