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200433)(中山大学管理学院510275)

  原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国内277家企业调查的数据,确定了测量中国企业家能力的四个维度:战略能力、管理能力、政府关系能力和社会关系能力,并对企业家能力差异性之根源,以及企业家能力对企业成长的贡献进行了分析。经验数据表明:企业家能力的发挥将受到经济结构和企业家背景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后者的影响更为显著;相对于战略能力和管理能力,企业家的关系能力对企业成长的贡献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企业家对企业绩效的直接贡献十分有限,其主要功能在于培育组织能力。

  关键词:企业家能力;组织能力;企业成长;测量工具

  一、引言

  企业家如何影响到企业的成长,这是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前期我国理论界主要集中于从激励的角度、从制度背景来研究企业家,尤其是关于如何完善治理机制以进一步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这一研究领域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近年来,不少学者意识到这一研究的局限——假定企业家经营能力的等同性,开始通过采取案例研究等方法对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之间相关关系进行探索,其中一个引人关注的流派则是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从我国企业家的关系能力来探讨企业的成长问题(Park and Luo,2001;Pengand Heath ,1996;Shan and Hamilton ,1990;Tsang ,1996;Guthrie ,1998;Li andAtuahene-Gima ,2001;边燕杰、丘海雄,2000),主要是认为,在中国社会背景下,通过建立良好的关系网络、积累充足的社会资本是促进企业成长的重要途径,如Peng和Heath(1996),及Shan(1990)等人的研究表明,关系基础的战略(战略联盟与政府网络)促进了企业效益的增加,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也验证了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生产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从企业家能力角度探讨企业成长的差异性,这将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企业的性质,但就目前而言,我们认为,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1)企业家能力的测量。企业家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对于获取资源、掌握信息、把握机会、规避风险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作为多角色的企业家,他还得执行其他一些相关的经营活动,比如战略定位、内部管理、经营创新等等,而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有效的企业家能力测量量表就必须大规模地收集数据并进行检验。(2)企业家能力发挥的约束性因素。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企业家经营能力的发挥主要地受制于其现存知识存量和知识结构,但企业家所处的经济结构,比如企业家所处的行业、企业所有制性质等对企业家能力的发挥和配置的影响同样是不可忽视的(边燕杰、丘海雄,2000)。本文将从经济结构因素和企业家能动性因素进行探讨。

  (3)企业家能力的功效,即企业家对企业成长的贡献。不少学者仅仅从单一的财务指标来测量企业的成长,但实际上所谓企业成长,它是一个量变与质变的过程,所以在研究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时,务必将组织能力这一变量也纳入研究的模型,否则企业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逻辑关系将仍旧处于黑箱状态。本文拟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以深入探讨上述三个问题。

  二、数据样本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样本。问卷中包括企业家能力、组织能力和企业绩效三个测量量表,以及与企业有关的经济结构变量和企业家背景因素。其中企业家能力有21个测项,分别测量企业家的关系能力(8个测项)、战略能力(5个测项)、管理能力(8个测项)

  ①「为了确定企业家能力的测量量表,本文在正式发放调查问卷之前,对29家企业进行了社会调查,在此基础上,并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初步确定了我国企业家的主要经营性行为,包括建立关系网络、战略定位、管理活动、发现并把握机会、经营创新等,但在对48个有效样本进行探测性检验之后(包括效度与信度检验),则发现最具有解释力的是建立关系、战略定位和内部管理三种行为和能力,于是本文仅通过这三个因子来测量。」。组织能力反映的是企业向市场提高优质产品和服务的水平、对成本控制的能力、革新的能力,以及内部机制的灵活性和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具体包括以下测项(Chandler and Hanks,1994;Man,2001):(1)保持低成本运作;(2)向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或服务;(3)工作模式因人而异、因时制宜;(4)打破常规的工作程序,保持工作的灵活性,(5)员工经常提出有创意的设想。企业绩效的测项包括:(1)盈利水平,如投资回报、净利润;(2)

  成长潜力,如市场占有率、营业额增长速度;(3)相对业绩,即与其他企业相比较的绩效,包括与竞争对手相比的净利润增长率、投资回报和营业额增长。为了尽可能控制由于时序所产生的企业家能力与企业绩效的不一致性问题,在测量企业绩效时,我们要求问卷填写者参考公司过去三年的平均业绩进行评测,如果少于三年,则从企业家开始负责经营公司的日期起计算。结构约束性因素则包括:企业所处的产业、企业的所有制类型、企业所在的经济区域。企业家背景因素包括:企业家受教育水平、目前所在的职位、在位时间(到接受调查为止在该职位的任职时间)。其中企业家能力与组织能力变量采用7分制Liketer 量表,企业绩效则以5分制Liketer 量表测量。

  在具体选样之前,先确定了样本的选取标准,具体包括:(1)企业规模在10人以上;(2)企业寿命在1年以上;(3)问卷的填写者必须为企业的总经理或者董事长。抽样范围则主要选自以下几个环节:1、统计年鉴与企业名录。(1)《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年鉴》(2000)。它提供了两种样本方式,其一是按照绩效进行排序的企业目录及通讯方式,其二是国内的高科技企业在年鉴上刊登了联系方式。对于第二种方式,采取了全面调查,共发放问卷560份,对于第一种方式则采取了分层抽样的方法,共选取样本900份。(2)深圳市工商企业名录(2002)、东莞市工商企业名录(2002)。根据黄页所提供的企业联系方式,进行随机抽样,各抽取100家,共计200家。2、滚动法发放问卷。主要是利用了中山大学管理学院这一平台,以EMBA、MBA 班的在读企业家为样本,以滚动法收集样本,共发放500份。

  本次调查共计发出问卷2060份,回收358份,符合本研究的有效问卷277份。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得知,这次调查中,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以大学学历为主(65.3%),其次是研究生以上(22.7%),高中学历的企业家仅占11.9%;企业家的职位以总经理为主(64%),其次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21%),最后是董事长(15%);企业家在位时间的均值为6.39年,最长的达35年,极个别样本在1年之内(1.4%),但绝大部分在3年以上(77.1%);企业员工数量最低为10人,最高则达到33000人,均值为1006人,但中小企业(500人以下)占有绝对的比重(69%);企业寿命的均值为13.61年,但最大值高达421年,最小值为1年,但实际上长寿型企业(高于20年)的不多,仅占12.3%,主要还是集中于5年以下(32.5%)和5年至10年之间(27.5%);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中,涉及到国有独资或控股、私人独资、合伙制民营、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和集体企业等六种形式,但以国有独资或控股为主,占据总样本的34.3%;行业则主要集中于制造业(60.6%),其次是金融、房产以及一些中介服务业(30.7%),贸易业仅有8.7%;企业的经营所在地主要集中于珠三角经济区域(58.1%),其次是内陆区域(26%)和长江三角洲(15.9%)。

  企业家能力的因子分析与信度检验结果见表1.检验的数据表明,变量累计已解方差达到64.3%.其中企业家的关系能力被分解为两个子因子,其一是反映企业家与政府职能部门(如税收、工商等部门)、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等建立良好的关系,由于国内目前的金融机构主要是以国有独资或者控股的所有制形式为主,其负责人是国有资产的代表,而行业协会或者商会也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政府色彩,基于此,本文将这一层面的关系能力界定为"政府关系能力";其二是反映企业家应该与其他没有直接业务关系的企业家、同行的负责人,以及上下游和客户等建立良好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发生在企业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故将此界定为"社会关系能力".从因子分析的结果来看,在企业家能力结构中,贡献最多的是管理能力(解释力达20.865%),其次是战略能力(解释力达18.669%),再次则是政府关系能力(解释力达14.931%)和社会关系能力(解释力达9.835%)。这就说明目前国内企业家已将经营的重点转向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和战略定位,至于企业家为何要如此强调并调整自己的行为与能力结构,这还有待于下文进一步分析。企业家能力中各个能力因子的信度检验结果则表明,它们的信度系数(Cronbach Alpha)都在0.7以上,总的信度系数为0.9250,大于0.7,可以接受。另外,经检验,企业的组织能力、盈利水平、成长潜力、相对业绩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7076、0.8817、0.8584、0.8791,都在0.7以上。说明问卷中对变量的设计和结果具有一致性和可信度。


  根据企业家对其能力及其所在企业的组织能力的评估来看(表2),就均值而言,虽然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和战略能力略高于关系能力(包括政府关系和社会关系),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并不大,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强关系、弱管理"的特点。不过不同企业家在各种能力因子上的得分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的。就企业家能力与组织能力相比较而言,则明显地体现了"强企业家能力、弱组织能力"的能力结构特征,在277个有效样本中,有177家企业(占总样本的64%)的企业家能力高于其组织能力。相关性检验则表明,企业家管理能力、战略能力与组织能力、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政府关系能力、社会关系能力与组织能力存在比较显著的相关性,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不紧密,尤其是社会关系能力。

  三、企业家能力差异性的解释

  企业家行为与能力之所以出现差异性,这可以从经济结构约束性因素及企业家背景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经济结构约束性因素是指企业所处的经济和社会等环境背景,如所有制类型、产业类型和地理区域等。企业家所处的所有制类型和产业类型的不同,将导致对企业家获取资源、配置资源的方式是不同的,对企业家能力的要求以及才能的配置固然存在差异性(李垣等,2002:86)。本文还将地理区域作为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这主要是由于考虑到目前国内各个经济区域的发展水平、政府改革推行力度、市场化程度、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就业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而这些因素势必影响到企业家的经营行为及在此行为中所积累的能力。企业家背景因素主要是指企业家的性别、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背景特征。国内外不少的学者已经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检验了这些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如Man,2001,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本文拟在前期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增加"在位时间"这一内生变量,这主要是考虑到,企业家对企业经营状况了解、对行业及相关政策的理解,以及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一定的关系等,都必须历经较长的时间,所以在位时间的长短直接地影响到企业家能力的高低。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分别以管理能力、战略能力、政府关系和社会关系能力为因变量,以结构约束性因素及企业家背景因素为自变量,对277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处理,结果见表3.从检验的结果来看,除了模型4对企业家的社会关系能力所进行的检验时,F 检验并不显著之外,其他三个模型的拟合情况比较好。

  在模型1中,所有制类别的未标准化系数为0.236(P< 0.05),即在其他条件下同等的前提下,国有独资或控股的企业比其他非国有企业的管理能力高0.236.但其他结构约束性因素,如企业所处的区域以及产业类别,则与企业家管理能力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即它们并没有显著地、直接地促进或制约企业家管理能力的发挥。在企业家背景因素中,对企业家管理能力最具有解释力的是企业家的在位时间(Beta=0.035,P< 0.01),国内企业家的在位时间每提高一年,则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就可以提高0.035.企业家的受教育水平也影响到企业管理能力(Beta=0.235,P< 0.1)。而企业家在企业所处职位的未标准化系数虽然为正数,但统计并不显著,这就是说不管企业家处于总经理、董事长还是总经理兼任董事长,这并不直接地影响到其管理能力的高低。模型1的已解方差为7.9%,且F 检验显著,如果按照标准化系数大小对各变量的重要性进行排序的话,则依次为:企业家在位时间、企业所有制类型、企业家受教育程度,这就是说,企业家能动性变量相对于结构约束性变量对企业家管理能力的影响更加大。


  在模型2对企业家战略能力的检验中,我们发现,所有结构约束性因素,包括企业的所有制类型、企业所处的区域以及企业的产业类型,都不会对企业家的战略能力产生直接的、显著的影响。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对提高战略能力具有显著作用(Beta=0.328,P< 0.01),且学历对战略能力所产生的贡献高于它对管理能力的贡献,这就说明企业家战略能力相对于管理能力更加取决于受教育程度。企业家的在位时间也对战略能力产生积极影响(Beta=0.035,P< 0.01),这是由于企业家在位时间越长则其专业化的经营知识和经验越丰富(Kor and Mahoney,2005)。模型2的已解方差为7.3%,且F 检验显著。所以,企业家的战略能力主要是由企业家自身的素质、经验、正式的受教育水平等所决定的,而与外在的结构性因素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在模型3对企业家政府关系能力的检验中,我们发现,所有结构约束性变量和企业家背景因素都起到直接的、显著的作用。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的政府关系能力明显高于其他非国有企业(Beta=0.418,P< 0.01),这与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的来源是很有关系的,即这类企业家主要是通过政府委派或聘用的方式而加入企业,没有良好的政府关系、没有得到政府等主管部门的信任是不可能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进入企业并全面负责企业的经营活动的。企业所处的经济区域也影响到政府关系能力,目前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家政府关系能力明显地低于其他区域(Beta=-0.466,P< 0.05),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产业类型也影响到企业家政府关系建立,目前我国制造业的企业家比其他第二产业的企业家的政府关系能力低0.261(P< 0.05)。在企业家背景因素中,最具有直接影响力的是企业家所在的职位,处于董事长职位的企业家,其政府关系能力明显地高于其他职位的企业家(Beta=0.424,P< 0.05),而处于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职位的企业家的政府关系则比较弱(Beta=-0.252,P< 0.1)。企业家在位时间的未标准化系数为0.028,且统计显著(P< 0.05),这就说明我国企业家的在位时间每提高一年,则企业家的政府关系能力就可以提高0.0284.最后,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也与其政府关系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eta=0.279,P< 0.1)。模型3的已解方差为13%,且F 检验显著,如果按标准化系数对各变量的重要性进行排序的话,则发现,影响到企业家政府关系能力的主要因素是结构约束性变量,而不是企业家的背景因素。

  总体而言,企业经济结构与企业家的能动性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企业家能力的发挥,但相对而言,企业家能动性因素的作用更加显著些。

  四、企业家能力对企业成长的贡献

  (一)企业家能力对组织能力的贡献

  能力理论认为,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在于拥有了独特的资源和组织能力(Penrose,1959;Wernerfelt,1984;Barney,1991)。但组织能力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目前而言,这一问题并没有得以解决(Holbrook et al.2000),主要存在四种不同的观点,即自发观、规划观、外生环境决定观、综合观,但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组织进化理论所倡导的观点,他们主要是认为,企业能力的演变过程是由企业家和高层管理者的个体特征,比如战略抱负、组织承诺、价值观和信仰、对世界的认知、愿景和背景、经验与专业化知识水平等所决定的(Winter,2000;Holbrook et al.2000;Raff,2000;Tripsas and Gavetti ,2000)。本文认为,企业家的综合经营能力是组织能力的源泉,因为培育组织能力所需的各种资源与企业家关系网络的广度和深度存在必然的关系(Park and Luo,2001等);企业家对内的管理能力,即培育管理团队、设置组织机构、建立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企业制度(如企业文化的培育)等活动则同时影响到组织的成本控制、质量优势、柔性优势和技术创新等各个方面,是组织效率的主要源泉(Chandler and Hanks,1994);战略定位能力则反映了企业家有机地协调外部竞争环境的变化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的能力,它直接地影响到企业组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最终影响到企业的成长方向和成长空间。

  但必须说明的是,由于组织能力是企业成长过程中所有企业家经营能力制度化的结果,是一个历史存量,但我们的研究重点不是去追溯历任企业家对组织能力的贡献(也很难清楚地界定),而是想测算在现有的组织能力存量中,"现任"企业家能力到底起到多大的贡献,这就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现任"企业家的任职时间相对比较长,否则企业家能力与组织能力之间可能存在虚假相关问题。就本文的调查数据而言,企业家任职时间的均值达到6.39年,77.1%的企业家的任职时间在3年以上,说明企业家的更替并不太频繁,企业家能力与组织能力积累之间存在较大程度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所以本文的数据不至于本质地影响到结论的可信度①。「企业家的任职时间越长,则企业家能力被制度化为组织能力的可能性就越高,但至于要达到"多长"才可以接受,目前还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标准。不少学者在数据的收集与处理时,往往假定企业家能力与组织能力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相关性,如Chandleand Hanks (1994)、Man (2001)等。」

  为了准确地估算企业家能力对组织能力的贡献,我们分三个阶段进行:在模型1中,仅将关系能力作为解释变量,并与其他结构约束性变量及企业家背景因素一并引入模型进行检验;在模型2中则将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和战略能力作为解释变量;在模型3中,将所有能力因子及其他结构约束性变量及企业家背景因素一并引入模型进行检验。

  模型1:组织能力=F1[政府关系能力;社会关系能力;控制变量(所有制性质、所在地区、产业类型、企业家受教育程度、职位、在位时间)]模型2:组织能力=F2[管理能力;战略能力;控制变量(所有制性质、所在地区、产业类型、企业家受教育程度、职位、在位时间)]模型3:组织能力=F3[政府关系能力;社会关系能力;管理能力;战略能力;控制变量(所有制性质、所在地区、产业类型、企业家受教育程度、职位、在位时间)]3个模型的检验结果见表4.模型1的经验结果表明,企业家政府关系能力对组织能力的培育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Beta=0.130,P< 0.05),社会关系能力的直接效应则更为显著(Beta=0.250,P< 0.01)。模型1的已解方差为18.6%,且F 检验显著。模型2的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家管理能力对企业组织能力的培育具有积极的影响(Beta=0.320,P< 0.01),但战略能力的贡献更大些(Beta=0.378,P< 0.01)。从模型已解方差来看,模型2达到47.9%,明显地高于模型1.可见,企业家的管理能力与战略能力相对于关系能力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这一点,在模型3的检验中很明显的体现出来了。当我们将所有的能力因子一并加以研究时,则发现(模型3),企业家的战略能力对组织能力的贡献最为显著(Beta=0.383,P< 0.01),管理能力对组织能力的积累也不可忽视(Beta=0.305,P< 0.01)。但原先模型1中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关系能力在模型3中,则由于引入了战略能力和管理能力,它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无论是政府关系能力还是社会关系能力,它们不再对组织能力产生显著的作用。

  由此可见,目前国内企业家的关系能力对组织能力的贡献并不稳健,企业组织能力的积累主要还是受到企业家的战略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影响。

  另外,上述检验结果还表明,一些经济结构因素和企业家背景因素也对组织能力的培育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如,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的组织能力明显地低于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企业家在位时间对企业组织能力的培育则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虽然这种作用不太稳健;企业家的受教育水平对组织能力的培育也有一定的影响,即低学历企业家明显不利于组织能力的积累。


  (二)企业家能力对企业绩效的贡献

  企业绩效是多种因素,包括上述经济结构因素、企业家背景因素,以及其他不可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我们认为企业家的各种经营行为与能力对企业绩效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

  在测算企业家能力对企业绩效的贡献时,我们考虑了以下三个原则以确保测量的客观性、有效性和可信性:(1)为了控制由于时序所产生的企业家能力与企业绩效的不一致性问题,我们对业绩采取平均测度法;(2)采取多指标测量;(3)考虑到组织能力的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检验企业家关系能力、战略能力和管理能力对企业绩效贡献的稳定性,本文采取Baron and Kenny (1986)的建议,通过以下几个步骤进行:(1)将企业家关系能力和其他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以企业的盈利水平为因变量①「如果以成长潜力和相对业绩作为因变量,则发现政府关系能力显著地、直接地影响到企业的相对绩效(Beta=0.095,P< 0.1),但它对企业成长潜力并没有产生直接的、显著的贡献;社会关系能力则对上述两个绩效指标都没有产生直接的、显著的作用。由此可见,如果将绩效指标细分的话,则足以发现关系能力所产生的作用是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的。考虑到篇幅,具体内容未加以列示。」;(2)在保留上述步骤1的变量的基础上将企业家管理能力和战略能力引入模型,分别以盈利水平、成长潜力和相对业绩作为因变量;(3)在步骤2的基础上,将组织能力引入模型,分别以盈利水平、成长潜力和相对业绩作为因变量。统计检验的结果如表5所示。


  在模型1中,企业家政府关系能力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40(P< 0.05),这说明国内企业家的政府关系能力每提高一分,则企业的盈利水平将提高0.140.企业家社会关系能力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虽然为正数,但并不显著,所以相对而言,在当前的经济转轨时期,我国企业家的政府关系能力对企业绩效的贡献要强于社会关系能力。上述结论也表明,如果简单地从企业家关系能力来探讨企业绩效之差异性,则正如许多学者所研究的结果那样,是可以接受高关系能力将导致高绩效这一假设的(Peng and Heath,1996;Shan,1990)。

  在模型2中,我们分两个步骤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家政府关系能力和社会关系能力对企业盈利水平的贡献都不显著。此时,该模型中最具有解释力的变量是企业家的战略能力(Beta=0.244,P< 0.01),这就说明,相对于企业家的战略能力,企业家的关系能力是非常不稳健的。企业家管理能力的回归系数也为正值,但是它并不显著。在第一个步骤的基础上,将组织能力也作为自变量引入模型,结果表明,组织能力对企业盈利水平的贡献非常大(Beta=0.277,P< 0.01)。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所有的企业家能力因子都不再对盈利水平产生显著的、直接的作用,包括上一个步骤中起到积极作用的战略能力也是如此。这就意味着,相对于组织能力,企业家能力对企业盈利水平的直接贡献也同样是不稳健的。模型2第一个步骤的已解方差为17.6%,第二个步骤上升到19.7%,且F 检验显著。

  在模型3中,以企业的成长潜力为因变量,采取与模型2相同的统计处理方法,结果发现,在第一个步骤中,企业家战略能力是一个最有解释力的变量(Beta=0.422,P< 0.01),并且在第二个步骤中,即使引入了组织能力这一变量到模型中,企业家战略能力对企业成长潜力的影响仍旧非常显著(Beta=0.291,p< 0.05),这就说明企业家战略定位能力对于改进企业的业务成长潜力具有至关重要的直接效应。但相对于组织能力,战略能力的作用还是比较低的,此时组织能力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高达0.381(P< 0.01)。模型3第一个步骤的已解方差达到13.6%,第二个步骤则上升到16.6%,且F 检验显著。

  在模型4中,以企业的相对业绩为因变量,采取上述同样的统计方法进行处理,结果表明,企业家的管理能力相对于战略能力更加具有解释力,其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为0.202(P< 0.05),而战略能力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值,但并不显著。不过在引入组织能力变量后,企业家管理能力也成为一个不再显著的变量,所以它对企业相对业绩的贡献也不太稳健。此时与模型3相似,最具有解释力的因子是组织能力(Beta=0.347,P< 0.01)。模型4第一个步骤的已解方差达到18%,第二个步骤则上升到21.9%,且F 检验显著。

  另外,本文的检验结果还表明,一些企业家背景因素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如企业家的职位和受教育程度,尤其是企业家所处职位对企业绩效所产生的直接效应更为明显,即就目前而言,企业家经营决策权的相对集中,无论是对长期的成长潜力还是短期的盈利水平,都具有显著的贡献,这与集权有助于减少内部交易成本、提高决策速度存在必然的关系;企业家受教育水平对企业盈利水平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低学历企业家与高学历企业家的经营业绩存在明显的差距;企业家在位时间对企业赢利水平的提高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不过这种效应并不是很稳健。相对而言,经济结构约束性因素则对企业绩效的贡献并不显著。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这样认为,首先,在不考虑企业家的其他能力因子的情况下,企业家的关系能力确实有助于改进企业的组织能力和最终市场绩效,但是这种作用相对于企业家的战略能力和管理能力是比较脆弱和不稳健的。目前国内企业家的关系能力的功效之所以出现弱化的现象,这可能与良好关系的建立存在高昂的"交易成本"有关,尤其是利用政府关系配置资源往往存在高昂的寻租成本(Shleifer and Vishney,1994)①「如中国私营企业家经常免费给地方权威机构一定的股份以及其他大量的享受(Tsang ,1996),有些企业还每年从产值中拿出3%左右的交际费用专门用于社会资本的积累(边燕杰、丘海雄,2000),而政府体制改革过程中,主管人员的频繁调动又进一步提高了企业家建立关系的交易成本。

  所以企业家在建立关系、累积社会资本的同时,有效的管理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成长。近来一些实证研究的结论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如Guthrie (1998:281)的实证研究表明,"关系"这一因素在中国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在下降;Li and Atuahene-Gima(2001)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研究结论也表明,一些企业家的政治网络关系对企业的发展并未起作用,因为企业家在与政府部门建立良好关系的过程中要支付高昂的费用。」。其次,虽然企业家的战略能力对企业的业务成长潜力具有很强的稳健的促进作用,但总体而言,企业家能力对企业绩效的直接效应并不如企业所积累的组织能力。第三,企业家能力是组织能力的源泉。

  能力理论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源于组织能力,但至于组织能力源泉问题并没有得以解决,本文的研究表明,虽然关系能力对组织能力的贡献不太稳健,但企业家战略能力和管理能力则显著地影响到企业组织能力的积累。这就进一步说明,从企业家能力角度探讨企业成长之差异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五、结论与建议

  立足于多维角度分析企业家经营性活动和能力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企业的本质。前期有不少学者从企业家关系能力和社会资本角度来探讨中国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问题(Parkand Luo ,2001;边燕杰、丘海雄,2000),本文则将我国企业家经营能力拓展为管理能力、战略能力、政府关系能力和社会关系能力四个维度,尤其是内部管理和战略定位成为企业家的主导性经营活动,而企业家之所以如此强调及调整自己的经营行为和能力结构,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的能力和行为在中国背景下所产生的功效是存在差异的。本文的检验结果表明,如果简单地研究企业家关系能力的功效,则正如前期的许多学者所进行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的结论一样,它对于企业成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并不稳健,即一旦在成长模型中引入企业家战略能力和管理能力这两个变量,则关系能力的作用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所以,相对而言,企业家的关系能力并不是解释企业成长差异性的最有效的变量。正因为企业家能力中不同能力因子对企业绩效的贡献存在差异性,这就意味着,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家应该关注能力投资的有效性,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经营行为。

  企业家能力对企业成长起到重要的影响,但企业家能力要得以发挥则受到了结构约束性因素及企业家背景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后者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由于组织能力对于企业绩效的提高起到非常显著的作用,所以,今后企业家应将经营的重点放在组织能力的培育上,将企业家的个体经营能力制度化为组织能力。但我国企业组织能力的积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经济体制的制约,国有企业的组织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要弱于其他企业。导致这种低效率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是否与国有体制下的人事任免制度存在一定的关系?目前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平均在位时间为5.34年,其他企业则达到6.93年,国有体制与在位时间存在显著的背离(Beta=-0.149,p< 0.05),而在位时间与组织能力的积累是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本文仅仅是对企业家能力及其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一项探索性研究。虽然试图摆脱单案例研究法的限制,尽可能地通过大规模地收集收据以验证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之间的逻辑关系,但在具体收集数据的时候又难以避免由于时间序列所可能产生的一些影响。而理论上,该研究领域仍旧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深度分析和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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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创业型企业的企业家能力与转型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0502019)"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私营企业家族取向与治理行为研究(项目编号70472026)",及中山大学"985工程""区域发展与产业组织"创新平台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江晓东博士、刘雪峰博士为问卷的数据处理提供了指导。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非常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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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e and Enterprises'Growth:

  An Empirical Study in China

  He Xiaog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Economics )Li Xinchun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btained form the survey of 277enterprises in China,this paper provides a scale including four factors which named strategy competence,management competence ,governmental Guanxi competence and social Guanxi competenceto measure the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e ,and analyzes the source of entrepreneurialcompetence and its efficiency on enterprises'growth.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show that ,firstly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e is determined by the economic structureand the entrepreneurs'background,especially the latter one ;Secondly,Guanxi competencehas little effects on enterprises'growth when considering entrepreneurial strategycompetence and management competence;Thirdly ,entrepreneur's major function isto cultivate 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 in which can contribute to performance indirectly,but not to improve the firm's performance.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e;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 ;Enterprises'Growth;Measurement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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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环保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党中央一直把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并确定了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人均资源相对短缺,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正处于迅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不断加大。由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又比较低,资源浪费严重,环境问题突出,环境与资源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李鹏同志明确指出:“环境保护关系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关系人民生活质量能否不断提高,关系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生存、繁衍,是关系我国长……去看看

边缘焦虑与“轴心”论说

千年伊始,贵刊即辟专栏讨论轴心文明问题,可见深意。  艾森斯塔特的文章,足以表明专栏编辑意图。事实上,自从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时代”这一历史哲学的论说以来,关注东西方文明发展与变迁问题的学者便乐于在这一框架中谈论不同文明的“传统”状况与“现代”处境。只不过,艾森斯塔特的这篇文章,与此前的相类论说,具有不同的意味。一方面,他以对各轴心文明的尊重,作为自己谈论“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前提,使得“现代性”不至于干瘪化为西方文明,并且为多元“现代性”的立论奠立了基础。另一方面,他又将发……去看看

艰辛求索 百折不悔

1981年冬,我为了解决全国钢材最优分配的课题在国家计委信息中心上机。每到半夜时分,当我离开机房的时候总看见还有一个人在那里忙碌,他就是杨小凯。当我得知他正在撰写“经济控制论”,不由得大吃一惊。我是自控专业出身,尚且没有勇气来写经济控制论,小凯连大学都没有上,他能行吗?可是事实很快告诉我,绝对不能低估了小凯的学习能力。他是那么执著、痴迷,每天从早到晚,苦读不已,简直把学习当作了最大的享受。那段时间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刚开始的时候他的问题几乎都是入门知识,可是几周以后他的问题就把我难住了。最后,当他很谦虚地把……去看看

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三重欠缺

文艺批评是当代中国文化最活跃、最富有生机、最有影响力的部分。虽然它的直接研究对象是文学艺术,但其功能却不仅仅限于反思、调校、总结、提升文艺创作,而同时担当着思想启蒙、消解传统意识形态、建构新的人文精神乃至谋划中国文化之未来等重要的使命。正因为文艺批评在中国独特的文化语境中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对文艺批评本身进行批评就变得十分重要。冷静地审视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现实水准与它所担当的多种功能之间的动态关系,我发现它时常给人以力不从心之感。这既表明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使命是超重的,也意味着它必定存……去看看

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看内需扩大

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经济固有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发展的一般表现。市场经济是一种使被资本分离开来的生产与消费通过市场来实现其统一性的经济形态。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中的生产与消费的总体平衡必须通过阶段性的不平衡运动即间歇性的经济危机来推动。英国是市场经济的发源地。18世纪英国资本向欧洲大陆扩张的同时也把市场经济的固有矛盾推向海外,由此便引发出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19世纪愈演愈烈的亚非拉地区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 。这些革命造成海外殖民……去看看

日本关东军平房细菌工厂纪实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不久,就在哈尔滨市南郊的平房区建立了一座细菌杀人工厂,其代号为关东军第七三一 部队,亦诡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个罪恶的魔窟,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今天,它虽然仅存一点残垣断壁,但是,它的罪恶历史却永远存在于人民的记忆中。从石井细菌研究所到731部队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着手从事细菌武器的研究工作,以便在必要时进行细菌战。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以后,日本陆军省和日军参谋本部根据日本天皇摄政裕仁的敕令,在中国东北组织了石井细菌研究所。他们……去看看

马戏团总监们的最后决定

美国四年一度的政治马戏大奖赛终于结束了。 在最高法院驳回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的关于重新计点佛罗里达州选票的申请后,旋即戈尔宣布承认失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早就迫不及待地摆出了一付当选总统的架势,此刻更是当仁不让,宣布组成新政府,随时准备接过管理国家的重任。 对这场在平庸无能方面势均力敌的两个选手之间进行的政治拳击比赛,我开始并不感兴趣。只是听新闻媒体介绍说,戈尔普选票有可能超过小布什,但在选举人票方面又有可能落后于小布什时,我才感觉到,美国历史上又将出现在全国普选中得票领先的总统候选人将……去看看

怀旧文化批判

一、 怀旧是一种什么文化?   近些年来,以“老房子”、“老照片”等一批出版物热为契机,以充满怀旧情结的“张爱玲”热为焦点,以陈逸飞、苏童等民国姨太太叙事的文艺作品为支撑,以怀念毛泽东、样板戏等社会心理为基础,再加《万象》等30年代的上海杂志为命名的刊物的创办,知识界的国学热、民间热、考证热、文化随笔热等话题和现象的兴起……怀旧,已经构成了中国当代社会一道既迷人又老态聋肿的风景线,并形成一种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反的价值心态:旧的比新的要厚实、可靠、久远。   本来,作为一种生存选择和爱好,喜欢怀旧和喜欢趋……去看看

中国大陆政治变革的困境与前景

1976年“文革”结束。这场运动给中国大陆民众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就是从此刻起,一种比较强烈的政治变革诉求便在民众中产生了。当局出于挽救统治的需要,也因应时势,启动了改革开放。于是民众便在改革开放的名目下,企图推动政治变革。党内的部分开明派也曾响应这一诉求,其顶峰便是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然而,1989年后政治变革冷却下来,直至进入停滞状态。此后,中国大陆便不再有真正的政治变革了,时至今日也未透出一点曙光。现在,无论是当局还是民众,都缺乏推动政治变革的动力,从而使得政治变革处于一种令人沮丧的无所进展的困境之……去看看

[作者惠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三权分立论

摘要:本文从一个常识和经济人的前提出发,讨论了目前的各种反腐败制度和设想,论定:监察权、考核权是督策官员廉洁勤政、制约治权的督策权,因此,掌握这些权力的人员必须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不能是常任制的和任命产生的。中国的现行的反腐败制度是一个不好的制度。主张由直接选举产生的人民监察委员会和考核院来督策官员廉政勤政。  关键词:反腐败 监察权 考核权 直接选举  一、现状分析  现在的中国,正处于发展之中。 各种陈腐的规定、制度以及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为寻租活动提供了温床,经济领域的腐败已向全社会曼延,而市场经济……去看看

市场化、经济结构变迁和政府经济结构政策转型

原载《管理世界》2004年第5期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周业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赵坚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系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保持高速持续的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地区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反映到居民收入上,就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从而为今后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埋下隐患。合理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应该力求弱化这种不平等局面,但这需要研究不平等的经济来源。本文通过构造表示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市场化指数,利用协整模型对市场化指数、政府政策和产业发展、地区增长和收入水平数据进行协整……去看看

专制、宪政、民主的逻辑关系

关于宪政、民主、自由等的著述虽如汗牛充栋,但这些概念却并不见得越来越清晰,这种情形与百年之前的哲学有些相象。不同的是,政治领域却是在政治哲学的影响下实实在在地实现着的领域,虽然我们对宪政、民主的描述文字越来越长,但它们都是确有所指的。  我相信在这样一个实践着的、本应相当成熟的领域里还需要大量的文字和精力来辨析概念,并不是件很正常的事。我能想象得出这个概念辨析的任务为何如此繁重:政治学本是个庞大的领域,在这样一个缺乏系统性理论的领域里,任何概念都需要表明它在各个对立关系中的立场,任何概念都需要与……去看看

中国人口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原载《人口学刊》2005年第2期  「作者简介」陈友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江苏南京210093)  「内容提要」利用已建立的人口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及各地区人口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量化考察与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及各地区人口现代化内部各方面发展极不平衡,加快经济发展与人口(社会)结构的调整是加快中国人口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人口现代化/指标体系/指数/中国  一、引言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刘铮就明确提出了人口现代化问题。自此,人口现代化问题正式进入学界的视野,并逐渐演……去看看

罗尔斯与自由主义传统

罗尔斯(JohnRawls)在政治哲学上成就斐然,受到相当普遍的肯定与推崇。不时有人赞誉道,他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里的贡献,堪称接续了弥尔(JohnStuartMill)、甚至于康德(ImmanuelKant)的地位。这类说法,无论具体意义有多少,都提醒我们,评价罗尔斯的时候,除了看他的具体观点的完备与否、以及论证的妥当程度之外,他为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开创了甚么新的视野和资源,也值得特别注意。毕竟,康德、弥尔这些一流的思想家所开启的问题与视野,对于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曾经发挥过革命性的转移功能。罗尔斯有相应的贡献吗?  为人谦虚平和的罗尔斯,在《正义论……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