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中国商业周期的力量

  商业周期和产业地图是是一国经济在特定制度下的时空状态表达,比照分析可以观察不同时段和不同区域的商业表现模式,可以研究经济发展动力的传递机制和政策导向,可以评价经济制度的安排效率,更可以判断决定商业周期与产业地图的真正力量。中国的商业周期和产业地图是在短短四分之一的世纪中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来艰难推动本土的制度转型过程中迅速形成的,同时具有市场机制和计划模式,也同时在两种制度安排的冲突和妥协中形成了独特的运行方式,也就是语焉不详但却是广泛应用于所有语境的“中国国情”。观察中国的商业周期和产业地图的变迁是学术讨论、政策制定、企业竞争和产业整合的重要前提,浏览2004版的《中国产业地图》可以体验本次宏观调控前的产业格局,判断中国商业周期则有益于制定企业的战略。

  直到2004年的3月,国内大多数的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界群体还沉浸在对“和平崛起”的巨大期待之中。尽管传媒上时有经济过热和控制发展速度的讨论,但对于亲身体验了并抵御了1998年以来的股市僵局、2000年的入世冲击、2001年的民企上市公司丑闻、2002年的“非典”风波和接连不断的地方政府官员清洗等诸多抑制经济增长势头的企业家们,面对汽车、住宅、原材料、耐用消费品等一大批长链条产业强劲的需求市场,面对全球企业基于产业战略转移的对华投资热浪,面对大力支持“国退民进”的政府政策定位和各级地方父母官坚定而恳切的目光,面对长期坚韧执著地追随自己创业的员工伙伴们,一大批民营企业一反左顾右盼匍匐前行的姿态,在最近两年里登堂入室昂首挺进中国经济的主流战场。他们在几乎所有原本为政府垄断和限制的领域不断地挑战国有企业的优势,攻城掠地,甚至与外资一争高下。我们看到在钢铁、电力、有色金属、精细化工、流通业、住宅、金融甚至通信领域的中小企业迅猛地扩张,收购资产、整合产业;我们也看到中国企业在电子制造、能源、原材料等产业在海外的并购;我们更看到庞杂的中国金融体系也或明或暗地积极推动这个被全球经济视为中国奇迹的高速发展势头。伴随着所谓“和平崛起”理论的提出,中国经济崛起似乎已经是大白天下的事实了。在一片乐观的预期中,大型国有企业也是将加入全球500强之类的做大做强作为首要的战略。

  然而,2004年初博鳌会议上中央银行负责人率先发出不要与中央银行博弈的劝告,随之加强宏观调控的声音蒸蒸日上。继而,银根突然收紧,宏观经济立即不容置疑地被政府高层定义为“过热”。时尚的经济学者们又习惯性地捕捉中央的动向,堆砌指标在所谓全面过热或局部过热做文字游戏。如同一年前竭力证明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一样,他们毫无心理障碍地肯定目前的宏观调控是恰逢其时,英明正确。以笔者过去20年间对中国经济的直接体验,这次的宏观调控之突然、力度之大、争议之多应当是空前的。客观地看,土地资源、金融资源和立项审批资源几乎是目前中央政府手中最后的王牌,如今三管齐下整顿经济成为政府的调控主旨。如果这是软着陆,我们真不知道究竟还有什么是硬着陆。在这样的背景下,关注中国的商业周期和判断影响商业周期的因素成为制定企业生存和发展战略的前提。

  商业周期的因素

  经济每天都在变化,而且对大多数人都是变化末测的。只要将观察的范围在时间上拉长后,比如几年,几十年,上百年,人们不需要多少经济学的知识就可以立即判断出经济的变化是有周期的,高涨或低落。在20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大体经历了近50次商业周期,由此产生了许多关于商业周期的理论和一系列观察周期的指标。出于安全感和获利的本性,政府和企业界都在不遗余力地与商业周期博弈,希望抵消其消极的作用。比如政府在经济学者的帮助下设计各种财政和货币政策、建立累计税收体系、推动社会保险和就业体系,发展证券和期货市场,推动全球化扩张等等。企业界也积极开展产业的横向和纵向整合、推动多元投资组合、信息技术基础上的零库存管理、各类战略联盟和资源外包等等。但是,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金融市场在80年代中期的崩盘和信息业在90年代末的巨大泡沫使得商业周期的梦魇始终挥之不去。变化的不过是商业周期的预兆指标和各种表达方式。尽管如此,政府和企业界对于商业周期的把握还是越来越精到,越来越自信了。美国联邦储备局近两任主席沃尔克和格林斯潘在货币政策上的收放自如,大多数美国巨型企业在商业周期过程中的随遇而安,美国经济在周期调整中的平缓等等都让商业周期成为常规的内生变量,也是产业升级和淘汰落后的必要机制。

  中国同样存在着商业周期。较远的时代多以政权的更替、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等外生变量来表述,近年来,我们的政府和经济学家们不断地用权威的商业周期指标如就业、收入、产出、消费等来推导中国经济的运行模式并据此制定宏观政策或解读变化。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图表和统计数字的包围下,我们的企业界也渐渐地习惯了运用这一套理念和指标来推测政策变化,制定企业的战略。最近一段,在关于人民币汇率和国内利率走向判断上,各种流派的学者讨论激烈。当我们看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和指标与西方国家如此形似,经济学家们解释这些指标如此自信地旁征博引西方经典时,我们不免诧异,既然中国经济中市场指标的表征意义和政策工具的传递路径如此一致,为什么大多数国家仍把中国排除在“市场经济国家”的范围之外,而学者和官员们在无法自圆其说时每每提及的“中国国情”却如何不翼而飞了?对于一个仅仅在不足30年的时间内承认市场机制的合理性并艰难地创立企业竞争主体和市场环境的国度,国际指标和理论到底能有多少用武之处。事实上,深谙此道的各级决策者们依所谓国际指标来做政策的演绎不过是心照不宣的政治游戏,学者们的壮怀激烈恐怕是失于天真了。显然,我们应当寻求商业周期之外的因素,或者说决定中国商业周期的真正力量。

  宏观调控与执政能力

  人人都了解,中国经济是从中央政府的计划走向民间的市场经营,企业也是在20几年的时间中演化的。尽管我们有了巨大的进步,但主流的资源支配方式仍然是非市场的。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至少在私下承认,中国的商业周期是不能用西方的指标体系和调整手段简单处理的。但是,在公开场合,主流的声音仍然自拉自唱地将突如其来的宏观调控演绎为正常的商业周期。须知,在一个大国经济的各种需求要素如消费能力、市场容量、产业升级等正在迅速走向市场化配置的同时,而最重要的供给要素如金融、土地资源和审批制度等仍然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中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要素需求与要素供给之间巨大的冲突,两者的公开的或私下的博弈将形成经济增长中最大的制度成本。宏观调控经常性地成为政府须臾不可离开的拐杖,而这个拐杖也事实上绑架了政府。

  2004年的所谓宏观调控本质上是基于市场配置的要素需求与服膺于政府意志的要素供给之间矛盾加剧而又难于调和的结果。众所周知,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无数次地在不同场合表达希望控制产业增长节奏和维护经济整体环境平稳的意图。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为落实意图的政策措施竟然常常不动声色地为地方或产业利益集团所化解。当中央政府提出警惕钢铁行业过度扩张使,各地纷纷加快了钢铁行业的上马;当中央政府提出控制能源及有色金属产业的速度时,各地的铝电、能源、煤炭等项目进一步发展;当中央政府呼吁房地产行业的冷静甚至专门发表了法律规定时,这个文件在4个月后就为另一个政府部门事实上否定;当中央政府高度关注国退民进实施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时,地方政府加速推进将国有企业产权卖给民营和外资,甚至规定时限。凡此种种,各种特殊政治经济的利益集团假民营企业和外资之手公然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已经严重地威胁了中央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政治公信力。中央政府的政策范围和效力正在被边缘化。当个别产业或区域的经济发展特殊需求彼此激励地汇集成为庞杂无序的合力甚至形成足以挟裹中央政府的政策指向的程度时,整体经济的走向和管理节律显然已经超出了中央政府的容忍范围,甚至事实上造成了“弱势政府”。此时,尽管会形成经济损害,但保证政治稳定的宏观调控的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在特定的情形下,政治家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巩固执政能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年9月在北京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主要议题就是执政能力。公报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一步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这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只有解决好这一课题,才能保证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笔者相信在“铁本事件”、“德隆崩盘”、“中银重组”和一系列体现中央政府强制手段效力的措施中,体现扶植国企集团、辅助本土企业和支持科技实业的新经济政策将在一段时间内取代多年来推动民营企业、大力吸收外资和倚重金融运做的强势群体政策。一旦管控大权回归,执政能力巩固,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大潮流不可逆转的基础上,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将有新的认识。明年春季将是一个新的“商业周期”的起点。

  影响中国商业周期的力量

  毫无疑问,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是政治力量而非市场力量主导资源配置的经济大国,成熟的西方市场经济的周期指标和操作手段的作用相当有限。因此,探讨影响中国商业周期的各种力量是十分重要的。

  政治权力的经济发展观。与西方总统换届所形成的政治周期影响不同,中国的政府换届通常会带来全新的战略与目标,往往改变经济政策的轨迹。而且,随执政地位的巩固,这些战略又与时俱进地调整,甚至是“退一步,进两步”。问题是,这个目标和战略的表述是非常有学问的,需要反复揣摩,体味弦外之音。如“科学的发展观”、“关注弱势群体”、“抓大放小”等等。把握中央政府的真正意图和分寸是考验地方政治家素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能力的最重要指标,而千千万万个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基本构件和骨架,这也是何以中国经济体系的运做高度依赖于中央政府的政治发展观的根本原因。

  市场化的基础。20年的经济改革毕竟创造了一大片市场空间。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和政治智慧与市场经验保证了市场化进程的不可逆转性和坚韧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断加速蔓延的市场化空间大大限制了政府政策的效力范围和深度。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主体的产业链在此次宏观调控中受到强大压力同时也产生了强劲的反弹,市场的意志和能量对宏观调控的实际效果和延续时间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制约力量。中央政府在7月份专门开会安慰民营企业群体、修正投资体制并不断检讨“一刀切”的信贷政策便是以往少见的妥协姿态。

  全球化的影响入世的规则和时间表在另一个方面进一步约束了政府的政策空间。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主要部分,也成为全球产业价值链延伸和重组的主要市场。全球公司的战略动向和能量必须成为中央政府制定国内政策的考量指标。在中国严厉限制钢铁业扩张的同时,几个全球钢铁公司立即大举进入中国市场,试图低价购买受到资金困扰的中小企业钢铁项目。美林证券的经济学家无视中央政府的警告,高调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测。全球公司的乘虚而入将对国家经济形成安全的威胁,中央政府不得不有所顾忌。

  政府治理的水平在广泛宣传公司治理的同时,中国的政府治理水平却未有任何进步。各自为政,朝三暮四,缺乏信誉和执行能力一直困扰着中央政府。任何一项政策都可能在各种复杂利益集团的作用下走向全然不同的效果甚至根本推翻初衷。震动朝野的“国有股减持”方案之反复便是例证。至于基于争夺部门话事权而竞相出台的互相冲突的法规在各个产业都是屡见不鲜,客观上使得所有的规则都成为部门和地方政府各级各自利益而相机抉择的工具,中央政府的执政能力进一步被架空。落后的政府治理造成商业周期的无常和紊乱,不仅使得学者的指标体系形同虚设,更使政府旨在调整商业周期的各种工具武功自废。

  当然,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企业投资以及所有在西方经济中导致商业周期和产业地图的力量同样在中国或多或少地发挥作用,这也是经济学者们坚持不懈地观察并研究的动力。随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深入,政治民主化的升级、中国政府的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商业周期将会逐渐显露庐山真面目。中国经济的崛起必须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和全球经济的环境中实现,而不可能是在宏观调控的环境中完成,即便贴上“科学发展观”的标签。

  200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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