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汇款的决策、数量与用途分析

  原载《中国农村观察》2008年第3期

  内容提要:本文在对农民工汇款情况做出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对农民工汇款决策、汇款数量以及汇款用途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实证分析。本研究发现,汇款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间接的,补贴日常家用的汇款会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同时,农民工举家外出对农民工汇款行为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举家迁移的家庭比单独外出的家庭汇款的概率少约14%,并减少汇款金额,同时会减弱补贴家用、抚养子女、建房和投资农业的意愿,不过会增加汇款在赡养父母方面使用的概率。这些结论在未来劳动力市场政策干预上需要给予适当考虑。

  关键词:汇款;农民工;汇款数量;汇款用途

  *本文是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5科研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社科基金和"中国农村发展创新基地科研课题"资助。

  一、引言

  外出者向农村老家的汇款是家庭经济联系的主要方面,汇款有利于缓解农村地区资本相对稀缺的状况,对于改善农村家庭的生产、生活条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随着农村外出务工经商的人数大量增加,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民工的汇款总量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程恩江等(2005)认为,中国境内的农民工汇款总额虽然比世界银行2003年估计的450亿美元(约合3400亿人民币)要低,但是2004年汇款的数量约为2230亿元,2005年增加了260亿元,达到2490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数据,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有1.265亿人(盛来运,2006),外出劳动力每年为输出地寄回、带回的资金超过2000亿元(程恩江等,2005)。如此看来,农民工汇款至少已经超过财政总投入的50%,成为支持农村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考虑到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农民工工资不断增加,农民工汇款总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增长。如此大规模的资金转移必然会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持续的重要影响。

  这种资金的转移能否促进劳动力输出地的经济增长?对国际移民长期研究的结论是令人悲观的,研究者们大多对国际移民持否定态度。Durand et al.(1996)认为,国际移民只是对一些特定家庭起到了提高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而没有对输出地的持续经济增长做出任何贡献。中国农民工与国际移民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即中国农民工在输出地还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土地构成了他们最为重要的保障,也因此加强了他们与输出地关系的密切程度。此外,在社会文化上,西方家庭重视个体的独立性、尊重个体的权益,中国家庭更强调整体事业而忽视个人利益,认为家庭整体事业得到推进才是目的所在。中国家庭更注重纵向关系而不是横向关系,中国家庭关系的主轴是父母-子女的纵向关系,而不是夫妻之间的横向关系(李强,2001)。在这种文化结构中,农民工与输出地的联系也得到了加强。新迁移经济学的假设比较符合农民工迁移的实际情况。从家庭整体的角度而不仅仅从个人角度出发的新迁移经济学认为,农村移往城市的农民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一种协商的协约性安排而加以模式化的。迁移的农民与其家庭通过这种契约,保障各自利益以及家庭整体的安全。而汇款是这种契约安排的一种表现形式(Lucas and Stark ,1985)。Taylor(1999)认为,迁移决策是家庭提高收入、获得投资新项目的资金以及分担收入与生产风险的家庭策略,汇款与之紧密联系,可以帮助家庭减弱生产和投资面临的资金约束从而促进生产发展。梁在等(2005)认为,汇款通过拉动一般消费,对地方经济发展有间接的影响,特别是移民家庭在输出地对住房的需求会带动地方产业的发展,起到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和提高当地收入的作用。

  农民工汇款问题引起很多研究者的关注。现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第一,汇款对乡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汇款对于改善和缓解农村贫困的作用。都阳等(2003)发现,相对贫困的家庭收入转移要高于富裕家庭,汇款可以使农村的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对于缓解贫困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处在最低收入组中的家庭因为资源禀赋缺乏,外出务工受到限制,即使外出获得的收入也相对较低,相应的汇款作用受到抑制。第二,汇款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一直是农民工问题中的一个重要课题,Rozelle 等从外出劳动力向家乡汇款这一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汇款对劳动力有替代作用,外出导致劳动力减少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被由汇款带来的家庭资金的增加所抵消,但是汇款并不能完全抵消迁移对农业生产的削弱(Rozelleet al.,1999)。尽管在生产性投资方面迁移的农户的确高于非迁移农户,但是在分地区分析时,并不能发现贫困的地区迁移与农业生产投资之间存在确定的关系(deBrauw and Rozelle ,2005)。第三,对汇款本身的研究,注重影响迁移者汇款行为和汇款数量的因素。白南生等(2002)的研究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性别、婚姻状态、年龄、家庭人口和外出时间等都显著影响迁移者的收入转移。胡枫等(2007)还发现,是否全家外出对汇款数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现有研究对农民工汇款行为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是缺少对农民工汇款用途的系统分析。农民工在其主观意愿上有对汇款使用方向的考虑,当然,家乡的亲人收到汇款后可能并不遵循汇款人的意愿而是按照自己的实际需要使用汇款。这就造成汇款者与使用者的分歧。这种情况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输入地调查与输出地调查得到汇款用途的不一致。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分歧是无关紧要的。

  不过,这种分歧往往体现了外出者对农业和农村的一种看法。例如,在农村的调查可能会得到汇款提高了农业投资水平等类似的结论;但是,这往往并不是外出者的想法,汇款者可能只是希望这笔钱能提高农村父母的消费水平。从实际效果来看,得出汇款促进农业生产的结论没有问题,当我们的目的是研究外出者本身态度时,或者更宏观地说,劳动力流动能否真正促进城市化进展这一问题时,这种差异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农民工对农业投资的忽视是其非农化倾向的具体体现。现有文章对汇款用途的分析更多的集中在输入地方面,而本文将把更多注意力投入对汇款者本身意愿的分析。农民工汇款的用途有哪些?影响农民工汇款用途的因素是什么?这些构成了本文关心的重要问题。

  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举家外出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增加,胡枫等(2007)也注意到举家外出对汇款数量的影响。农民工举家外出后汇款成为他们与乡村联系的主要经济纽带,因此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农民工举家外出是否会影响汇款行为本身,即农民工举家外出是否会切断他们与乡村的经济联系?农民工举家外出是否会影响汇款的数量?进一步,是否会影响汇款的用途?这些则构成本文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农民工汇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分析表明,农民工汇款数量与其工资水平正相关,因此随着农民工工资收入的提高和农民工人数的增长,汇款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虽然没有发现农民工汇款会直接增加农业生产投入的证据,但是,汇款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间接的,补贴日常家用的汇款会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从消费领域推动当地经济。投资建房是一项比较大的资金投入,可以直接拉动对建筑材料、装饰用品、家具家电和生活用品的需求从而促进地方商品市场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汇款推动了地方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增长,具有较大的经济意义。从用途上看,农民工汇款主要用在赡养父母和抚养子女、负担子女/兄妹学费方面,这在相当程度上减弱了农村老年人保障的公共负担,因此汇款为农村社会事业作出了贡献,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

  本文最重要的发现是农民工举家外出对农民工汇款行为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举家迁移的家庭比单独外出的家庭汇款的概率少约14%,并减少汇款金额600~1500元,同时会减弱补贴家用、抚养子女、建房和投资农业的意愿,不过会增加汇款在赡养父母方面使用的概率。农民工举家外出在空间上拉远了农民工与乡村的距离,在经济上削弱了农民工与乡村的联系。随着越来越多举家外出的发生,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结构会发生大的变化。

  根据本文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将尽可能多的农村人口纳入其中。本文发现农民工承担了一部分农村家庭的保障功能,汇款最重要的用途依次是赡养父母、补贴日常家用和子女(兄妹)的学杂费。如果能够通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农民工的压力,农民工汇款的用途会更多的偏向生产领域和经营领域。

  第二,各级政府采取措施促进农民外出就业,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对农民工进行培训,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每增加1元,每年的汇款增加0.9元,中等收入组的农民工每年比低收入组多汇款1800元,高收入组比低收入组每年的多汇款4000元左右。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农民工收入,提高农民工汇款数量,最终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第三,地方政府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汇款投向农业生产领域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地方政府加强农村商业环境建设,为汇款投向商业经营领域创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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