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根据中国经济自1998年以来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一个基于“政策冲击”的新型供给冲击假说——即“资源供给冲击假说”,并尝试从资源供给冲击的角度重新理解中国经济在近年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本文指出,正是由于资源供给的正向冲击以及由此所引起的(负向或正向)需求冲击的综合作用,才构成了9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整个演变过程。98年以后出现的所谓“缩长”现象,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资源供给冲击加以解释。正向资源供给冲击也是解释本轮投资扩张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正向资源供给冲击是以资源和要素所有者(或原使用者)的收入损失为代价,由此导致的负向需求冲击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关键词:政策性供给冲击,资源供给,内生冲击,经济波动

  一、问题的提出

  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开始有中国经济增长“微观不好,宏观好”这样的说法,经济轨迹的转变似乎表明,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经济繁荣正在消逝。“微观不好,宏观好”这个流行的说法,其所谓“宏观好”是指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7-8%的水平,经济增长速度较高;而所谓“微观不好”,是指多数国内企业开工不足或产品严重积压,赢利情况普遍较差(孙立平,2002;易纲和林明,2003;程晓农,2003)。另有学者把中国经济前两年的运行特征概括为“缩长”,并认为这种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伴随着通货紧缩和失业率上升的现象是中国经济所独有,“不论是世界200年的工业化历史,还是二战以来的历史,还是近1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都没有出现过中国目前这种增长、通涨与就业关系的奇怪组合”(王建,2002)。

  其实,早在1999-2000年间,经济学界就对从97年开始出现的通货紧缩问题有过争论。

  例如:刘树成(1999)认为通货紧缩的出现有其合理性,是在对前期高通货膨胀的矫正中出现的必然结果,因此不应对形势估计过重,政策力度也不宜太强;李扬(1999)认为中国的通货紧缩与全球性供大于求的矛盾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的影响有关;谢平和沈炳熙(1999)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没能抵消货币流通速度不断放慢的影响是通货紧缩的原因所在;易纲和林明(2003)则认为98年开始的银行改革和经济转型以及非国有部门的非预期调整是造成过度投资和通货紧缩的原因。

  赵京兴(1999)从中国式二元经济的角度讨论了内需不足问题的成因,他认为消费需求不足的基本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长期以来较大幅度地落后于经济增长,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尤为突出[①].余永定(1999)从供给方探讨了通货紧缩形成的原因和机制,并认为企业大面积亏损特别是亏损企业未退出市场竞争是导致通货紧缩的根源。汪同三和李涛(2001)则认为,上述这些都是通货紧缩的诱因而非根本原因,需求方出现的种种萎缩情形也只是通货紧缩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源。通货紧缩的深层次矛盾必须从供给方查找,其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实行的高积累政策以及由此对居民收入和消费所产生的抑制作用[②].

  但是,也有人否认中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在他们看来,仅仅是物价水平的下降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只有当物价水平下滑伴以经济衰退(经济负增长)和货币流通量下降才是通货紧缩(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M2的增长速度都是正的而且速度还不低,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并未出现通货紧缩,至多出现了通货紧缩的某些迹象[③].还有部分学者(如程晓农,2003)认为,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无论是宏观经济学理论还是比较经济制度理论,似乎都无法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这种看似充满矛盾的状态。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所呈现的诸如“微观不好、宏观好”,高增长、低就业和通货紧缩(或者所谓“缩长”现象),以及显著的高投资、低消费等特殊现象,也引起不少国外经济学家的关注,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对中国经济的增长状况表示怀疑,例如Rawski(2001,2002)[④].对此,许多国内学者则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过程是真实的,官方统计数据也还比较可信(任若恩,2002;许宪春,2002;易纲和林明,2003)。

  与对增长数据的质疑所不同的是,经济增长过度依靠投资拉动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许多学者开始注意中国的投资效率问题。汪同三和李涛(2001)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不佳和投资效率差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所实行的高积累政策。王松奇(2004)认为,高额投资的产出过低这一事实说明,中国经济存在大量浪费性的低效投资[⑤].程晓农(2003)也认为高投资、高增长、低就业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效率太低,因此与自然失业率对应的经济增长率下限较高,不像美国经济3%的增长率就能维持自然失业率,中国要维持自然失业率,经济增长率至少要达到8%左右。张军(2002)通过测算发现,中国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全要素生产率趋于下降,同时资本产出比不断上升,说明每单位资本形成导致的产出增加量在下降,即投资的边际效率在递减。

  那么低效率的快速扩张过程为什么能够维持呢?张军(2002)认为这是由于过度工业化所致;程晓农(2003)认为干部行政制度中的“指标考核制”和“过失免责制”是维持低效率过度投资的动力源;单伟建(2004)认为资本管制和金融抑制带来的强制储蓄为低效投资提供了资金保证。易纲和林明(2003)也认为,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亲近关系是造成1992-1997年间“微观不好、宏观好”的主要原因。

  我们认为,尽管这些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投资低效问题做出说明,但是它们很难对以下事实做出解释:自1997年以来国有企业的比重已大幅下降,国有企业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由1997年的52.5%降至2003年不到39%的水平(这个比重1992年是68%)。投资扩张由非国有部门主导的事实进一步说明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即效率下降可能并不意味着收益减少或者亏损,甚至还有可能存在着较高的预期利润[⑥].此外,如果说民间投资在近年来的活跃表现还可能是由于资金管制和金融抑制使得资金成本降低所致的话,那么FDI持续流入的事实应该能够证明较高的投资回报预期之存在性。

  由此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一个问题:即究竟是什么因素的加入,使得投资的“获利性”得以出现并维持,从而造成所谓“缩长”现象,甚至成为这一轮投资扩张的主要推动力?本文试图从供给冲击的角度来重新理解中国经济在近年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二、新型供给冲击假说——资源供给冲击

  从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折,即开始遭遇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或谓之“告别短缺”)。在此之后漫长的五六年里(直至2003年下半年以前),理论与政策讨论的注意力主要均集中于解决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问题[⑦].为了防止中国经济陷入所谓“通货紧缩螺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⑧],以刺激需求,启动经济。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支撑下,中国经济仍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如图1所示,直至2002年底,物价仍在持续走低,中国经济仍然没有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



  为什么需求扩张政策没有抬高物价?对此可以有两种理论解释:一是按照克鲁格曼的思路,经济中存在大量闲置资源,因此需求扩张政策相当于在享受免费午餐;一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即所谓需求扩张实际反而增加了供给[⑨].对此,从供给冲击的角度可能更容易理解。

  从理论角度看,为刺激投资需求,既可以从需求方着手,如降低利率、加速折旧或者采取投资补贴等等,也可以从供给方着手,比如增加要素供给、降低要素价格。通常所谓的正向供给冲击,可以包括资源价格下降、环境管制放松、有助于节能或污染控制的重大技术创新、劳工待遇标准放低以及适合农业生产的气候条件等各类冲击。

  石油冲击可以说是供给冲击的一个典型例子。早在70年代初,由于OPEC实施石油限产导致国际油价上涨,1973年油价上涨11%,1974年上涨68%,1975年上涨16%.油价上涨对西方国家宏观经济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冲击,不少国家均遭受“滞胀”之苦,尤以美国经济为甚。

  而80年代初国际油价下跌也曾经让美国经济经历过“缩长”的好时光。如图2所示的就是80年代初国际油价下跌对美国经济产生的正面影响(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胀率和失业率大幅下降,即跟“滞胀”相对应的所谓“缩长”现象)。



  我们认为,可以把供给冲击分成两类:一是外生供给冲击,如国际石油价格波动、气候变化等(可称为“外生冲击”);一是市场开放程度和政策管制力度的变化对企业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影响,如劳工政策、环境管制政策等(可称为“政策冲击”)。中国的情况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后者。中国自98年以后出现的经济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政策性供给冲击加以解释。

  在渐进式改革进程中,出现此类政策冲击决非偶然。例如,随着某些制度改革政策的逐步推进,可能会出现不少新的投资机会。“经营城市”和“资源资产化”就是这样两类典型的政策概念和政策措施。尤其是“资源资产化”问题,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市场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张,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但由于配套改革滞后,必要的管制政策未必能及时跟上,从而出现“管制真空”。回顾中国经济自98年以来的发展进程,不难发现,由98年住房制度改革带动的土地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跟“土地资源资产化”同步发展起来的“经营城市”概念的逐渐推开,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政策冲击——我们称之为“资源供给冲击”。不难理解,正是由于这种资源供给的正向冲击与由此导致的(正向或负向的)需求冲击的综合影响,才构成了9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整个演变过程。

  资源供给冲击对企业投资和宏观经济的正向冲击,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经济自2002年底以来发生的投资过热问题。我们首先从当前西南地区发生的水电资源开发热来考察这一类典型的固定资产投资热的发生经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水电热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因此,掌握水电热的发生细节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资源供给冲击对企业投资行为和宏观经济的影响。西南地区以当前国内电力短缺为由掀起了一股水电开发热,凡是水资源较为丰富的流域,例如怒江、金沙江、澜沧江、雅砻江、嘉陵江、岷江、汉江、大渡河等,几乎都被划入各家电力公司的开发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众多水电开发商之所以会积极投身于这场水电开发热,从而引发过度投资,主要原因就在于水电资源的成本过低[⑩](沈可挺,2004b )。

  在水电热之前,本轮经济增长过程自2002年底已经启动。这个时期在全国范围内的出现了城建热、汽车热、钢铁热、房地产热、大学城热等各种投资热潮[11].我们认为,投资热的实质是地方政府通过“经营城市”和“资源资产化”这两类典型的政策概念和政策措施,低价转让对土地、水、矿产甚至风景名声区等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从而推动本地区经济扩张。为什么那么多的企业愿意跟进?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对这些基础资源的转让价格过低,使得资源本身对投资者产生了极大的激励——从投资项目财务分析的角度来看,资源成本变化对项目盈亏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利率甚至产品市场变化的影响。资源成本在当前政策转型期的这种(哪怕是暂时的)超低价既是解释此前央行货币政策调控乏力的主要原因,又能够解释投资单边突进的问题(沈可挺,2004a )。此外,也许我们还可以把FDI[12]大量流入中国的事实(胡兴华、王孝仙,2004)作为资源供给冲击等正面政策冲击的另一个例子,因为它与中国较低的要素资源价格(包括劳动力和环境成本)有关[13].

  此类资源供给冲击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它是在二元社会结构下由制度改革推动市场开放的结果,这些新的投资机会(可称为“资本的新发现”)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现有的市场体系不断向外(即向农村)扩张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改革的渐进性质,相关的配套改革不一定完善,从而在资本不断地发现和发掘新的投资机会的过程中,会出现管制真空。这种由市场开放和管制真空带来的正向资源供给冲击在刺激经济扩张的同时,会产生相当多的新问题。(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政策冲击”与通常的“外生冲击”的最大不同之处——由于冲击-反应过程均发生在同一经济体内,因此正向冲击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经济可以借石油冲击享受好时光,而中国经济却不得不在资源冲击之下面临诸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把“政策冲击”称之为“内生冲击”可能更加合适。)

  三、资源供给冲击的综合影响

  由自然资源等要素价格下降(或者是新的廉价资源的出现)所造成的正向供给冲击尽管能够支撑低通胀甚至无通胀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资源和要素价格与居民收入直接相关,收入降低造成的负向需求冲击很可能会进一步引发通货紧缩,并制约经济持续增长。如图3所示的是负向需求冲击与正向供给冲击的综合作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开始时经济处于图3中的B 点,产出低于充分就业状态;正向资源供给冲击使经济移至A 点,达到充分就业;但由于正向资源冲击是以资源和要素持有者的收入损失为代价,收入降低的负向需求冲击将使经济继续移至C 点(产出水平不一定如图3所示的与B 点相同)。



  这一点不难理解。我们仍以上文所述的石油价格波动为例:80年代油价正向冲击之所以对美国经济有利,是以OPEC的石油销售收入减少为代价。如果把美国和OPEC的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就不难发现,所谓新发现的廉价资源(或者某种自然资源价格的人为下调)在一定的权属结构下非常类似于对财富的重新分配,或者是对投资的间接补贴(相当于“外生冲击”变成了“内生冲击”)。

  我们回到中国经济的资源供给冲击问题上。现在不妨从土地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交易的角度来分析。所谓一级市场交易是地方政府向企业出让土地的过程;而二级市场交易则是指企业和个人相互转让土地或房产的过程。在一级市场上,地方政府为吸引大量投资,很可能会压低土地转让价格,因为由此带来的投资资金通常会远大于土地出让金。由于土地二级市场的预期交易价格较高,出于对二级市场和一级市场巨大利差的追求,使得企业非常乐意跟进。事实上,由于二级市场较高的预期交易价格的存在,企业根本无需真正转让土地,只要拿土地向银行抵押,即可获得大量资金。

  现在的问题是,土地、水、矿产等自然资源在一级市场上的超低价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们认为,问题的根子在于当前的资源制度[14].按照当前对土地、水、矿产等自然资源(甚至包括自然或文化遗产)的管理制度及其所有权状况,地方政府对于资源交易的实际价格具有较大的控制能力,市场难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因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由此导致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在当前发生的一系列“圈地”、“圈水”、“圈矿”运动中,在资源用途变更(即使用权转让)的过程中,对那些原先赖这些资源以为生的群体的利益补偿严重不足[15].中国经济自98年以来所发生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正面供给冲击和负面需求冲击的综合影响的结果。

  但是,正因为资源一级市场的超低价是以对相关利益主体(主要是农民)的侵害或利益补偿不足为前提,因此,投资扩张没有足够的社会消费能力作基础,必须依靠投资的自我实现为基础。也就是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资源二级市场价格较高的预期因素在发生作用,尽管二级市场的交易不一定真实发生。但是,不管二级市场的高价交易真实发生,还是通过银行信贷支撑,这种投资的自我实现方式不具有内生的可持续性,它反而会催生投资泡沫,但泡沫一旦破碎,将会对经济造成猛烈冲击,带来惨重的损失。由于这种经济泡沫与大量的基础资源相联系,投资过度具有很强的不可逆转和不可撤销性,因此,其危害比单纯虚拟经济层面的泡沫要大得多。这一点既可以解释本轮投资过热产生的原因(间接投资补贴的正向需求冲击效应),同时,当前对房地产市场泡沫的争论和水电投资过热的事实也更应该引起我们对这种发展路径的警惕。

  此外,由这种资源供给冲击所导致的对自然资源的盲目、低效、过度开发,很可能会破坏正常的经济生态,在造成短期经济波动之余,更有可能危及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原因首先是由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郑易生和钱薏红(1998)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已即将进入“最狭窄环境通道”,许多“不可持续因素”,包括人口压力、粮食缺口、耕地减少、矿产资源匮乏、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一系列问题因素开始凸现。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源制度改革滞后所造成的对资源的盲目、低效、过度开发必然会破坏正常的经济生态,在造成短期经济波动的同时,又会由于资源破坏和资源浪费的不可逆转性而进一步危及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其次是由于地方政府对资源拥有很强的实际支配权,它追求经济规模和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行为在实际中往往导致片面的项目筛选标准,从而影响地区经济的良性发展。例如,由于用地指标有限,因此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决定了它必须优先把土地留给投入资金最为密集的项目。显然,这种偏好的危害非常明显:以浙江经济为例,当地的民营经济基本都是从小作坊式的小打小闹发展起来的,毫无疑问,在面对这种项目筛选标准的情况下,这些民营企业很难发展。这样,地区经济的自发发展模式就会破坏无遗。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对草根经济的这种影响是致命的,它很有可能彻底破坏原有的经济生态。

  因此,要真正解决当前的投资过热问题并保障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当前的政策重点应在于推进资源制度改革,逐步消除“资源泡沫”,降低并消除资源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巨大利益差距。针对近年来各地以开发区名以乱占耕地的现象,中央已经采取了强有力的清理整顿措施[16].同时,去年以来,中央在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和干部行政考核制度改革等方面也加大了投入力度。但是,当前对土地、水、矿产以及自然和文化遗产等各类自然资源的制度改革还没有统一的政策思路。问题是,如果不对资源制度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就像1998年对银行体系所采取的改革措施那样),杜绝那种纯粹靠占有资源获利的现象,就很难防止对资源的低效率浪费性开发和行政性投资过热。同时,要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这些问题也不容回避[17].

  从政策层面考虑,其政策含义在于:首先,最主要的就是要保证政府权力的规范化和透明化,以及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从根本上保证经济活动的各利益相关主体能够自由地主张自身的经济利益,平等地参与交易谈判和博弈,从而防止任何一方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借损害其他各方的利益以获利的现象频繁发生。要彻底改变那种把农村作为附属地的政策思路,充分尊重那些原先赖某种资源以为生的群众对这些资源所享有的权利主张,强化公众对资源管理和开发的参与度,特别是直接受资源开发影响的那部分群众。这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路径中所出现的问题的基础所在[18].

  其次,应建立和完善对资源开发的社会监管制度,特别是对那些成本和效益具有巨大不确定性的资源开发项目,应该建立规范、透明的评估程序,允许各类组织、各类个人按照此类法定程序展开充分的讨论和辩论,并且把这个过程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公开。同时,对土地、水、矿产以及自然文化遗产等一系列自然资源的权属问题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应该明确社会、地方和个人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属于全社会共享的那些资源,可考虑由人大下设专门的资源管理机构对资源的管理、开发和永续利用问题进行对口管理。

  我们认为,随着这些改革措施的逐步推进和落实,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廉价自然资源以获利的低效、过度投资现象将会消失,从而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和谐发展奠定基础。

  四、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根据中国经济自1998年以来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一个基于“政策冲击”的新型供给冲击——即“资源供给冲击假说”,并尝试从资源供给冲击的角度重新理解中国经济近年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本文指出,很可能正是由于资源供给的正向冲击及由此造成的(正向或负向)需求冲击的综合影响,才构成了9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整个演变过程。

  本文的讨论结果表明,对于中国经济自98年以后出现的所谓“缩长”现象,其经济增长和通货紧缩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资源供给冲击加以解释,而失业率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98年开始的大规模国企改革导致先前的隐性失业显性化的结果[19].同时,正向资源供给冲击也是解释本轮投资扩张的重要原因。然而,尽管这种正向冲击能够支撑短期经济扩张,但从长期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可能会造成投资效率下降、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此外,由于正向资源供给冲击是以资源和要素所有者(或原使用者)的收入损失为代价,由此导致的负向需求冲击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

  由于正向资源供给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短期内对农村(相当于城市经济的附属地)资源的快速开发,而本文提供的理论分析框架还难以对具体的成本-效益状况及其分配效应进行深入的定量分析,今后有必要展开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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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2月2日初稿,12月30日完稿,2005年2月8日第三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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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钟学义研究员、赵京兴研究员、张晓研究员、徐嵩龄研究员、郑玉歆研究员和钱薏红副研究员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当然,文中有所纰漏,皆由作者负责。

  [①]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10多年里,相对于GDP 总量的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居民收入占GDP 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下降,从1984年的64.2%下降到1998年的41.4%。在此期间,最终消费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②]他们认为,长期以来实行的高积累政策不仅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不佳和投资效率差的问题,也使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受到压抑。通货紧缩正是高积累政策所带来的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在通货紧缩出现之前,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一直被过于旺盛的投资需求所掩盖。但是消费需求不足也导致中国生产过剩时代的过早到来,过剩又导致企业效益下滑并进而导致投资急剧萎缩,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因此显现。

  [③]这种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衰退”这一概念。汪同三和李涛(2001)认为,除了经济绝对量上升或下降的“古典型周期”(Classical Cycle )之外,还需注意克鲁格曼意义上“增长型衰退”(Growth Recession),即表现为增长速度上升或下降的“增长型周期”(Growth Cycle)。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关键就开始变成对潜在增长率的争论: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就会出现“增长型衰退”。这样的判断看起来似乎非常容易理解,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有足够的理解。它与程晓农(2003)提出的“中国要维持自然失业率,经济增长率至少要达到8%左右”的判断具有逻辑一致性。比较冒险的是,由于理论上对自然失业率的问题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类似的判断很容易过早地把注意力集中到GDP 增长速度上去,甚至有可能导致对经济发展目标的偏差。相关的讨论还可参见Blanchard ,Olivier Jean,and Lawrence Katz (1997),“What We Know andDo Not Know About 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Winter 1997,11-1,51-73.由于中国经济并未出现负增长,对“增长型衰退”、“增长型萧条”或“缩长”的探讨很容易陷入对潜在增长率高低的争论。从理论角度看,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时就会出现“增长型衰退”,高于潜在增长率就会出现“缩长”,但是中国的潜在增长率究竟应该是7%,8%,还是9%,理论上却难有定论。

  [④]实际上Rawski只是对GDP 与能源数据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质疑,由此所引发的各界对中国经济增长状况的怀疑,可能是连他本人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张晓研究员在对本文初稿的评论中特别谈到了这一点)。

  [⑤]王松奇(2004)指出,中国的投资效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就是与印度相比也有较大的差距,从全社会投资对GDP 的贡献率看,印度的投资效率要比中国高20%以上。

  [⑥]由于投资扩张由非国有部门主导,易纲和林明(2003)所指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亲近关系就难以解释投资扩张的理由。程晓农(2003)所指的“指标考核制”和“过失免责制”也不可能直接推动张军(2002)所说的低效率的过度工业化,或者推动近年来出现的重工业化倾向。事实上,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在于地方政府“试图”加快推进经济扩张过程的“动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动机是正常的,即使是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不排除政府领导人有试图干预经济的动机),关键在于它们“如何”推动扩张的“操作手段”,即为什么非国有部门会乐于跟进并追加投资?郑玉歆(1996)曾对投资的低效率和高收益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过探讨。

  [⑦]在90年代中期以前,这个问题没有人注意,因为中国经济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供给不足。但是1997年下半年以后,随着买方市场、通货紧缩趋势的出现,中国经济第一次遭遇需求不足。在此期间,理论研讨的重点在于如何刺激内需,政策实践的重点则在于通过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拉动内需。自2003年以来,需求不足、通货紧缩趋势的阴影开始隐退,社会投资快速升温,但是居民消费增长缓慢,需求不足的隐忧仍挥之不去。

  [⑧]汪同三和李涛(2000)指出,在此期间,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目标从力求稳健转向极具扩张性,所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包括:自1996年5月到1999年6月三年间连续7次调低利率,不断追加政府财政支出并扩大国债发行规模,以及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工资收入等等,甚至连征收利息税、大幅度扩大高校招生都成为刺激居民消费支出的政策手段。

  [⑨]治理通货紧缩有两个基本的政策取向:一是推动总需求曲线上移,即扩大总需求;二是推动总供给曲线上移,即减少总供给。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努力方向一直集中在推动总需求曲线上移。尽管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投资,但对刺激消费需求则束手无策。同时,由于刺激内需的政策焦点主要在于刺激投资,生产能力过度扩张的最终结果反而会增加供给。这一点并不奇怪。但是,由于经济增长过度依靠投资拉动,国内消费需求萎靡,因此这些扩张性政策的力度稍有减弱,通货紧缩的形势将会进一步恶化,相关的讨论也可参见汪同三和李涛(2000)。此外,如果投资需求短期内迅速扩张,也有可能抬高物价,引起通货膨胀,这正是当前中国的情况,对此笔者有另文进行讨论。

  [⑩]尽管电力投资和上网电价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推进已逐步放开,但是与水电资源开发相关的包括土地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工程移民政策等其他各项制度的改革没有相应跟上,导致电力公司获取水电资源的成本过低,水电工程投资的预期收益因此剧增。由于电煤涨价和环保标准提高等原因造成火电成本上涨,可能也是水电资源低成本优势凸现的原因之一,但是对竞价上网后电价上涨的预期,以及这种上下游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所导致的成本低估,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11]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3年全年新增建设用地641.7万亩,比前五年年均高出120万亩,其中建设占用耕地343.7万亩,比上年增加49万亩,增长17%.另据国务院五部委对全国土地市场的检查验收表明,截至2004年6月,全国共清理出各类开发区6741个,规划用地面积3.75万平方公里,超过了全国现有城镇建设用地3.15万平方公里的总面积,将近全部国土面积的0.36%.

  [12]据统计,从1993年起,中国实际利用FDI 连续10年位居发展中国家第1位,2002年FDI 实际流入量为527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1位,2003年又以535亿美元再创新高(胡兴华、王孝仙,2004)。事实上,中国美国商会《2003年白皮书一一美国企业在中国》披露,该商会200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其会员公司在华业务继续取得非常骄人的销售与财务业绩:被调查公司中有五分之四称其在华销售收入在2001-2002年间出现增长;近一半公司(44%)表示去年销售收入“大幅增长”;10%的公司盈利状况极佳,另有65%的公司在“盈利”;而那些尚未实现盈利的公司中有91%预计在未来三年内将实现盈利。调查结果还显示,过去四年内,与各公司的全球利润率相比,其在华业务的利润率大幅提高,约有42%的公司称其2002年的在华利润率超过了全球的利润率,另有29%称其在华利润率与全球利润率持平。这充分表明,美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业务回报率相当可观。这一事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单伟建(2004)所指的资本管制只能解释投资低效问题的很小一个部分——如果国内资本过剩导致投资回报降低,为什么国外直接投资资金还会持续流入呢?我们没有对民营企业的盈利状况进行专门的统计调查,但是据报道近年来仅山西一省的民企老板每年在京津沪的购房资金就达百亿元(胡林强,2004),可见所谓“微观不好”的判断对非国有部门近几年来的状况可能也还需做谨慎分析。

  [13]郑易生(2002a ,2002b )指出,发达国家的部分市场和资金之所以会转向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是那里的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和环境成本低廉之故。

  [14]当前的资源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农村作为附属地,地方政府通过垄断资源资产的收益或压低资源资产的交易价格进行间接性投资补贴的方式实现快速经济扩张。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对外扩张领土、建立殖民地的政策不同,由于农村“附属地”式的政策只能在同一经济体内实施,因此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15]张晓研究员在对本文初稿的评论中指出,除了资源权属结构导致的价值评估扭曲之外,对某些资源(如风景名胜资源)的价值评估方法错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具体可参见:郑玉歆、张晓、郑易生等,1999,“国家风景名胜资源上市的国家利益权衡”,《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0期。

  [16]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已撤销各类开发区4735个,占开发区总数的七成;核减开发区规划用地面积2.41万平方公里,占原有规划面积的64.4%;目前已退出开发区土地2617平方公里。

  [17]尽管最近国土资源部采取了强有力的土地控制政策,但是这种政策从目前看来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只适合于短期应急处理,而不大可能长期实施。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这种政策长期实施,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因为历史一再向我们表明,地方政府的创造能力是无限的,如果一个巴掌能够按住水的流动的话,能维持的时间一定不会太长。

  [18]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中央越来越强调保护农民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例如:强调规范耕地征用和房屋拆迁行为,颁布《行政许可法》,实施土地听证制度,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等。有理由相信,通过不公正交易获取暴利的空间将越来越小。

  [19]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工待遇太差。此外,赵京兴(1997)指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相应的技术进步)可能导致高增长下的高失业问题,现在看来,这确实可以说是一个很有创见性的预言,尽管他的讨论角度与本文有所区别。这一点也说明,对中国经济的许多现象,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更加全面的研究。

  作者:

  沈可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科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

  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分析、经济/金融计量、技术经济及管理;

  郑易生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方向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方法、环境与资源经济学。

  通讯地址:

  沈可挺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149号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310035

  郑易生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科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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