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作者简介」刘瑞(1960-),四川成都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社会发展及社会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

  「内容提要」在持续20多年的经济转型中,许多国家的转型遇到了困难甚至招致失败,但是中国等少数国家的转型获得了成功。经过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的转型初始条件在长期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变与不变的情况。由于各种理由,目前中国经济需要由转型转变为定型,定型为市场经济中的开发型国家模式。

  「关键词」中国经济/经济转型/经济定型

  经济转型(transition)或经济转轨(transformation)是指一种经济运行状态转向另一种经济运行状态。这种转变有四个关键要素:转型目标模式、转型初始条件、转型过程方式和转型终极条件。其中,转型目标模式以及所谓渐进和激进两种转型方式的比较研究已是人们熟悉的命题,而对转型的条件研究却有所忽略。实际上,初始条件转变为终极条件非常重要,不同的经济运行条件必然会导致不同的运行路径依赖,产生不同的结果,也对目标模式产生影响。

  一、世界各个转型经济的不同命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已有超过20个国家和超过20亿人口的经济发生了转型。这些转型经济具有不同的类别:(1)由社会主义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经济,如俄罗斯以及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这类经济在转型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转型的初始目标在转型过程中发生了变化,由转型变为转向,由此转型的初始条件发生了彻底改变。(2)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中国、越南。这类经济的转型在某些方面与第一种类型相似,但又与第一种类型有不同之处,表现在:转型不转向,转型的根本目标没有放弃,因而转型初始条件中的基本制度条件没有实质性变化。(3)由规制严密的资本主义经济转向规制缓解(deregulation)的资本主义经济,如日本、韩国和阿根廷等。第三种类型与第二种类型有相似之处,也可以归为同类,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转型而不转向,制度目标没有改变,转型初始条件中的基本制度条件没有改变,都保留了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的经济制度。

  上述三类转型经济的出发点有相似之处:(1)市场化。即都认为长期的政府配置资源约束了经济活力,自由的市场配置资源才是激发经济活力的最优选择,因此市场取向的改革成为转型的核心任务。(2)自由化。转型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市场体系,并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大范围内发挥市场机制自由调节的作用,政府作用尽可能减少。(3)非国有化或私有化。推行这个过程的目的据认为是确保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得以形成。(4)开放。使过去的封闭型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5)民主化。这些转型经济最初都处于政治高压状态,推行实质意义上的一党执政政治,就连推行西方式民主制的国家也是如此。日本自民党从1955年即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开始执政,直到1993年下台,一党在台上持续长达38年。韩国朴正熙于1961年5月发动政变夺取权力直至1979年遭到暗杀,连续军政统治18年。这些国家经济转型之后都在政治上做出了制度调整,扩大了民主政治,政治变得宽容起来。

  但是,这三类转型经济的命运却极不相同,其转型结果也出人意料。对此,专门研究经济转型的西方经济学家做了如下概括:(1)价格自由化和宏观稳定化之后产量大幅度下降。如俄罗斯及东欧。(2)私有化政策导致“内部人”控制,而且受内部人控制的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并没有表现出更高的效率。(3)国有企业内部重组问题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快速私有化实际上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4)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引人注目地增长。这种犯罪活动对私营经济构成了严重威胁。(5)一些国家分崩离析,如苏联及南斯拉夫。(6)选举产生反作用。这主要是指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下台后,通过选举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重新上台,如东欧。(7)最大的正面意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1]尽管这些转型经济还继续处于转型进程中,但是从长到40多年(如南斯拉夫、匈牙利),短到10多年(如越南)的转型历史中,一些基本结论还是可以得出的:(1)转型的实际需要或许是现实的和合理的,但是大多数转型的理论设计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这些转型的理论设计都依据于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强调基于“经济人”假设条件运行的市场经济具有其他任何一种调节机制所无法比拟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几乎所有按照这个经济理论设计的转型,都或多或少地在实践中遇到了麻烦,个别的更是灾难。那种以为通过转型就可以直接带来国民经济持续繁荣的观点被多数案例证明是一个神话。(2)转型中丢弃了原有基本初始条件的后果是令人难以预料的,个别国家的经历甚至是灾难性的。如苏联、南斯拉夫及原东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它们在转型过程中基本放弃了全部转型初始条件(注:公正地说,至少苏联在转型之初并不打算放弃一些基本的初始条件,如所谓“社会主义规范”和执政党对转型的领导地位。但是在急速转型的过程中,对所谓“民主的人道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追求导致对上述初始条件的放弃。参见《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411、631~67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其结果不仅是经济持续下降,进出口贸易停滞,而且国家解体,内乱不断,社会出现巨大震荡,综合表现人的生命水平的人均期望寿命指标持续降低。在日本、韩国、阿根廷等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转型没有放弃全部的初始条件,但依然承受着转型之痛,出现社会失序、失业人口增加、部分弱势人群生活水平大幅降低等问题。(3)转型中基本保存了初始条件的经济,相对说来发展情况比较好。中国和越南是此种情况的代表。尽管中国和越南在转型过程中也遇到许多麻烦,但国民经济总体状态是向好的方向转化,经济持续增长,进出口贸易持续扩大,人的生命水平及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以此为代表的渐进式转型方式赢得了世人的肯定。

  二、中国经济转型初始条件的变与不变

  中国经济的转型已经进行了26年,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1978年至1991年,转型处于摸索和摇摆交替的过程,转型目标犹豫不定,有多种说法和思路,但是市场取向的转型则是基本的选择。(2)1992年至现在,转型进入坚定不移的过程,目标明确界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整个转型过程中,逐步设定了转型的几个底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政治上的底线,社会稳定是转型的基本前提,“三个有利于”是判断转型成效的基本标准,“三个代表”思想确定了领导转型的政治组织的历史使命。应当说,这些转型底线并不是在转型初期就十分明确的,而是随着转型的深化而不断清晰的,因而是一个动态的形成过程。

  中国经济转型的初始状态大致是:(1)经济运行是行政命令式的;(2)经济产权制度安排是单一的;(3)经济制度缺乏具体法律规定;(4)宏观经济运行总的状态是短缺型的;(5)资金、人力等要素资源流动处于严格管制之下;(6)价格等市场机制要素处于严格管制之下,市场体系不健全;(7)收入分配是平均的,没有明显的贫富之分;(8)对外联系基本是封闭型的。而构成这些初始状态的基本条件是:第一,政治上实行共产党一党执政。但是这种一党制在细节上有别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一党制,是共产党领导,八个民主党派参政。第二,经济上实行公有制经济,主要形式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第三,文化意识形态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经过26年的转型,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表现在:第一,经济运行绝大多数不再是行政命令式的。经济运行在大多数场合是依赖与经济利益的联系。第二,经济产权制度安排是多元的。国有经济及公有经济在少数行业占有相对大的比重,而在多数行业已经完全不占多数或主体地位。第三,经济领域的立法琳琅满目,尽管母法与子法之间、子法的种类等还有许多不令人满意之处,但经济运行的法治已经逐步替代人治。第四,宏观经济运行总的态势是过剩的,尽管个别领域还有短缺现象存在。第五,资金、人力等要素资源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尽管受到金融市场和户籍制度没有完全放开的影响,这种流动性尚未达到充分自由的程度。第六,价格等市场机制已经建立起来,市场体系也基本健全。中国的市场体系与发达市场经济相比,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存在有与无的差异,该有的都有了。第七,收入分配开始呈现明显的贫富差距,在不同职业、人群、区域之间及其内部,这种差距正在加速扩大。第八,对外基本开放,尤其是加入WTO 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日益加强。

  表1对中国经济转型前后的基本状况做了简略的对比,以使人们概括地理解中国经济转型的情况。尽管这个对比属于定性概括,但相信人们不费太大力气就可以通过相应数据来证实。



  这里更为关注的是转型的初始条件是否发生了变化。通过观察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中国继续保持了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初始政治条件。在这个基本政治框架下正在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加强了八个民主党派参政的政治作用,政治宽容度增加。这是令西方社会多数政治家和舆论界困惑的,并继续把中国列为政治上专制的国家。

  第二,中国转型中最重要的初始条件改变是公有制经济的改变。原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然而仔细观察,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按照窄口径,传统公有制经济(国有独资)显然已经不占主体地位,但是按照宽口径,现代公有制经济(国有独资+国有控股+集体所有+股份合作制)依然占有主导地位。中国的经济转型实际上是缩小了国有独资经济,扩大了宽口径的公有制经济或社会所有制经济。非国有化是以一种变相的形式发生的,因而中国经济民营化与其他转型经济私有化有较大区别。

  第三,中国经济转型的文化意识形态初始条件有局部改变。其表现是:(1)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除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外,更多地强调产生于转型实践的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思想。(2)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及其他历史传统文化开始在社会流行。(3)外来文化意识形态开始逐步流行于中国青年和部分文化精英中间。经济转型带来了文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但是由于执政党的引导和坚持,主流依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三、为什么说中国经济需要定型

  华裔美国经济学家邹至庄(Gregory Chow)曾在1997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出中国新型经济制度已经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形成了四个方面的挑战:私有制与公有制;西方法律制度与东方准法律制度;个人主义与集体利益;多党制与一党制。他的意思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这四个方面的前者都是市场经济的标准构成要素,而中国正在形成的市场经济制度提供了相反的试验及其证据,上述四个方面的后者单独地或与前者相结合,在中国产生了正面的效果。“这些(挑战性)问题已经受到中国近来经济发展现实的刺激。中国经济制度还在进化,但一些特征将会延续下去,并且现存的制度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挑战。”[2]现在,中国经济转型已经走过了26年历程,这样长的实践足够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是否到了需要定型的时候?我个人认为,现在中国经济需要定型了。这种定型需要应用中国实践所取得的直接经验及理论认识,并借鉴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同的经济理论来完成。借鉴世界其他转型国家的教训,如果中国经济继续转下去,将会走向事物的反面,将会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良好前途发生如同其他失败的转型经济那样逆转的结局。理由是:第一,到目前为止,中国市场取向的转型所需要的经济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不仅市场经济架构已经形成,而且子系统的搭建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尽管还需要就许多问题进行深入仔细的研究和改革,还需要建立细节规则,并使已建立的规则运行起来,但应当说,以2002年加入WTO 为标志,中国基本完成了经济转型,剩下来的任务就是使其完善并运转起来。

  第二,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大体具备。最近中国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人权保障、合法私有财产保护等条款写入宪法,使得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制度基本建成。

  第三,中国对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和驾驭能力已经成熟。从1992年起正式明确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数次大的内外部冲击:1993年至1994年的经济过热,1994年至1996年的经济“软着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2001年美国“9·11”事件对全球的影响,2002年加入WTO ,2003年SARS突发事件,2004年初的亚洲禽流感,等等,但这些冲击都没能阻止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第四,明确中国经济定型也是防止争议反弹的需要。目前,所谓“华盛顿共识”认为中国已经逐步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应当承认,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国内外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已经由社会主义转向了资本主义,如果继续转型的话,只能是向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转型。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还没有彻底向资本主义转型,如果继续转型的话,就需要将那些没有改变的初始条件(包括政治初始条件)加以彻底改变。无论哪一种意见取得优势,都将危及目前业已形成的中国社会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局面。

  四、中国经济的具体定型

  经过了26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已经逐步脱离原来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变为市场经济模式。然而这种市场经济模式在当今世界应当算作另类,就如同日、韩、俄的市场经济模式与英美市场经济模式相区别那样。同样都是市场经济,却有不同的类型,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正常现象,其意义正像物种的多样性使得生物界保持着可持续发展的均衡状态一样,非常重要,并不存在好坏之分。剩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命名像中国这样的市场经济类型。显然,人们所熟悉的提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综合性术语,从经济学角度看,还需要更为具体的展开。但是目前理论界似乎对此没有太多兴趣,可能也与这个命题富有极大的难度和挑战性有关。

  无论何种类型的市场经济,只要是按照市场规则运行,在基础层面就存在相似的要素构成。这种相似的要素构成可以视作是市场经济的同一性表现,如供求、价格、竞争、激励、信用等。但是市场经济一旦离开基础层面,上升到上层建筑层面,不同类型的情况就急剧发生了。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上层建筑要素而言,最关键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素。因此,固然定义不同的市场经济类型的依据林林总总,但搞清楚政府与市场的不同关系,成为定义不同的市场经济类型的一个便捷思路。目前,对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模式概括有三种说法:开发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 )、规制型国家(RegulatoryState )和掠夺型国家(Predatory State )。

  开发型国家的概念(也有人译为发展型政府)是由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Johson)在1982年出版的一本研究日本经济奇迹的书中首次提出的。他认为日本经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重新崛起得益于这种发展模式。构成这个模式的要素有四点:(1)存在着一个小而精的官僚队伍,拥有适用于其制度的最好管理才干。(2)存在着一个政治体制,让官僚队伍拥有采取主动和有效合作行动的足够空间。开发型国家的政治体制隐蔽性地将统治与控制分离:政治家统治而官僚控制。(3)在政府干预经济中偏好与市场协调的方法,政府需要市场,私营企业需要政府,一旦二者形成共识,合作就有可能,高速增长就会发生。(4)存在一个领航者组织,如日本通产省。[3]虽然约翰逊提出的开发型国家的概念比较简略,但概念一经提出,还是引发了有关东亚模式的学术研究。比较规范的定义是:所谓开发型国家模式,是以政府指导下的私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理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模式。它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也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4]同时还对应地产生出其他两个概念:掠夺型国家模式与规制型国家模式。掠夺型国家模式是指那种政府不是鼓励而是限制私人企业的发展,并以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增加政府自身收入的国家干预模式。这种模式的样本可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找到,并被视为一种不好的国家干预模式。规制型国家模式是指那种政府不直接干预而是通过制定游戏规则的方式影响经济的国家干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对抗性的而非合作性的,企业远离政府,政府只是利用法律法规约束企业的行为。显而易见,这种模式既是英语国家所采用的国家干预模式,也是新自由主义学说极力推荐的理想模式。自日本在80年代转型为规制型国家模式后,这个源自日本的模式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世界中没有获得肯定,把其作为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government-led development model)加以批判。

  从正反两方面经验都可以看出,开发型国家模式仍然具有重大实践价值:20世纪80年代日本放弃具有本国特色的模式后,遭遇了10年的经济停滞,迄今不得摆脱;韩国曾在90年代初至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试图放弃开发型国家模式,快速推进自由化,结果遭遇金融危机的狙击,之后它又重新恢复开发型国家的许多做法,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渡过难关,并实现经济的再度增长。

  今天的中国在基本社会经济制度方面自然不同于日韩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就其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关系的基本特征而言,是大致符合开发型国家模式的:(1)中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经济领导核心集体,这个政治经济领导核心集体承担着市场经济领航员的作用。(2)中国不是单纯通过立法机构和立法者对经济进行控制,而是依靠管理层专业精英对经济运行施行调控。(3)政府干预主要通过明确的发展战略、规划及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产业政策)来引导经济发展。制定发展战略与规划,奉行宏观经济政策,并认真实施扶植主导性产业政策,是一个鲜明的特征。(4)在市场关系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条件下,政府干预只有尊重市场规律,市场主体只有与政府协商,形成共识,才能完成经济合作和实现经济增长。

  这种模式是自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能够历经险境而始终不乱,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基本解释。中国在1992年以前的模式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开发型国家经济模式既不同于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或规制市场经济模式。它诞生于东方传统文化土壤,坚持了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至上的整体主义理念,肯定了社会各个成员和组织所承担的责任、义务,强调了政府与民间的合作精神,强调了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个作用是不能用简单的有限政府或无限政府来界定的。(注:比如,在经济事务中,政府不是经济组织,可以只承担管理市场的有限责任,其他责任由企业和个人承担;但是在社会领域中,政府就难以逃脱全责。)实际上,经过26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已经朝着市场经济的开发型国家模式转变,并逐步定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已经为中国经济的定型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的标志性指针。因而可以预计,今后中国经济还会有一些变化,但大的轮廓已经定型,不会发生另起炉灶式的变化,变化只是局部性的。

  在中国开发型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制定市场游戏规则是十分重要的,规制制定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因而开发型模式并不拒绝规制。但是规制在开发型模式中具有某些特点:(1)规制侧重于微观领域,它不能替代政府的宏观调控。微观规制与宏观调控在开发型模式中是一种政府管理的分工,而不是各自替代。这与规制型模式偏好微观规制、轻视宏观调控是有所区别的。(2)规制的目的是提供市场运作标准,同时使得市场主体任意行为和市场管理者的自由裁定权受到限制,有所约束。但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地区间差异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仅仅依靠规制是难以保证经济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实践和理论都证明,当规制的对象大体相似时,规制是有效的和公平的;当规制的对象差别悬殊时,规制是失效的和不公平的。所以,规制在中国开发型市场经济模式中的作用,并不是与规制型模式或其他开发型模式中的规制作用完全等同的。

  同时,实践表明,开发型国家模式也将面临一些必须支付的社会成本。其中,道德风险及有限民主是主要的社会成本。道德风险来自于模式中强的人际关系依赖与弱的制度约束,此外,权力腐败也会产生。有限民主来自于模式中自上而下的决策与办事程序,这与自下而上的决策与办事程序相比,民主的范围及程度相对受到更多的限制。然而,对此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一,道德风险及有限民主在任何一种模式中都是存在的。号称市场经济最完善、政治制度最民主的规制型模式国家,也时不时爆出这方面的丑闻。如何预防和解决这些问题是世界性难题。第二,只要这些成本不至于抵消模式所创造出的社会经济效益,这些成本就值得付出。

  「参考文献」

  [1]热若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7-19.

  [2]Gregory Chow.Challenges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for Economic Theory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7,No.2,May 1997.326.

  [3]Chalmers Johson.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the Growth of IndustrialPolicy,1925-1975[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315-319.

  [4]Meredith Woo-Cumings(ed.)。The Developmental State[M].Cornell UniversityPress ,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