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提要:本文分析城市在改革以来造成收入分化加剧的制度性因素。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集团类别,如地域、行业、所有制类型和工作单位,不仅定义了当时收入分配的规则,这些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在形成中的市场经济中也得以延续,它们组成了改革以来促成收入分化快速增长和新的社会分层模式的制度性基础。个人收入由于不同的个人特征有所不同。除此之外,收入分配还清楚地显示了依据这些集团类别分化的模式。各集团通过各种策略谋求集体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内部平等。从收入变化的结构上看,收入分化的加剧正是因为集团间收入差异的快速上升。在收入分化加剧的头10年,集团间收入差异的增长远远超过了集团内差异的增长。到了1990年代中期,大约一半的收入差异增长能够为这些社会集团因素所解释。从理论上讲,分析城市收入分化也更应该重视这样的制度性因素而非个体特征。

  关键词:收入分配/集团因素/城市

  一、导论

  直到1980年代早期,如果以经济收入的不平等为标准,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平等的社会。①「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在80年代中期小于013,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的基尼系数都小(The World Bank,1997)。」以绝大多数收入分配的指标来讲,中国仅仅在10多年之后就从收入最平等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世界上收入较为不均的国家之一。②「例如,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 ,1997)报出中国在1990年代中期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1347.在世界各大区域中排行第三,仅仅低于拉美P 加勒比地区和非洲南撒哈拉地区。

  其他来源显示了中国在同一时期的基尼系数约为0142.例如,1995年由中美经济学家实施的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报告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1452.这一数字"比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都高,可能和菲律宾差不多"(Khan &Reskin,1998:247)。美国1996年的基尼系数为01447(Ryscavage ,1999:71)。」到经济改革不到20年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已被认为与孟加拉、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美国比肩,成为世界上收入不平等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由此过程看,中国成为收入不平等俱乐部的速度是最快的。

  毫无疑问,收入不均在如此短时间内的令人惊奇的快速增长若不是一个转型社会所经历的最显著的社会结果,也至少是其中之一。虽然有着与东欧国家相似的收入不均加剧过程,但至少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城市里没有出现类似的大范围的赤贫现象。①「中国在1990年代中期的基尼系数比东欧国家高,与俄罗斯共和国相仿。但与前苏联共和国不同,中国没有面临生活水平和期望寿命的绝对下降,中国的贫困增长也远远低于在1987年至1996年间呈10倍增长的俄罗斯(Gerber &Hout ,1998)。」这也同所谓的市场转型、收入不均与其可能的严重社会后果之间的简单逻辑格格不入。因此,中国城市里的收入分配不均及其表现形式呼唤对收入分化的根源和结构作进一步的研究和理解。虽然目前对中国和前苏东国家新的社会分层性质的研究已然积累了丰富的文献,但针对总体收入分配结构的研究并不多见。绝大多数有关中国和前苏东国家收入分化的研究都局限于辨认在社会重新构建过程中的受益者和被剥夺者(Nee ,1989、1991、1996;Bian &Logan,1996;Rona2Tas ,1994;Gerber &Hout,1998;Cao &Nee ,2000;Zhou ,2000;Wu ,2002)。这些研究都无法脱离"什么样的个人资源在转型时期比在社会主义再分配时期得到更多的回报"这一问题。这样的争论无法直接充分地回答这些社会里的制度性变迁(Parish &Michelson ,1996;Walder ,1996)。同时,它们也无法令人信服地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收入不均加剧的速度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如此之快?其根源又有哪些?

  本文尝试以中国城市收入分配的变化为例,再次强调集团性(categorical )而非个体性(individual)特征是社会不公平的更重要和持续性的根源。我们的结果表明这些有着社会分化功能的集团类别——地域、行业、所有制类型和工作单位——在解释社会收入分化的增长和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生成的集团类别不仅决定了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分化,也成为改革时期正在形成的社会分化的重要政治经济基础。各集团通过机会阻隔和排斥等策略谋求集体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内部平等。从结构上看,收入分化的加剧正是因为集团间收入差异的快速上升。在收入分化加剧的头10年,集团间收入差异的增长远远超过集团内差异的增长。到1990年代中期,大约一半的收入差异能够为这些社会集团因素所解释。本文先从理论上讨论集团类别在决定社会分化过程中的作用和机制;随后,阐述四个显著的集团类别的起源并讨论其一直延续到改革之后的重要作用。通过对两个数据的分析,本文接下来报告这些集团类别在改革以来既重构了集团间的分化也延续了集团内的均等的经验证据。最后,本文以讨论其在理论和实际研究中的启示为结束。

  二、集团类别与社会分层

  社会学家早就认识到社会分层是由不同集团类别和组别群体生成和维护的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表现。作为积极的行动者,个体通过组成或加入集体而完成生成和维护社会分化的过程(Tilly ,1998)。特别在过去20多年里,社会分层研究更多地关注高于个体的分析单位。拜仁和毕尔比(Baron &Bielby ,1980)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倡导把公司组织概念化为工作的结构性单位。他们和其他人的研究开辟了一个研究领域并连接了组织结构和社会分层两大领域(例如,Baron &Bielby,1984;Hedstrom ,1991;Spilerman &Lunde ,1991;DiPrete,1993;更多的早期文献参看Baron ,1984和Kalleberg ,1988)。这些学者的共识是:结构和制度在决定个人地位获得的作用上比个体资源"更重要并在逻辑上更早".到了1990年代,这一强调分析制度性社会分化的观点发展成即使非统治性至少也是确定性的共识,并逐步成为"第四代"比较社会分层研究中的鲜明特点(Treiman &Ganzeboom ,2000)。

  社会集团是一个在社会学文献中随处可见的术语,它定义比较模糊,与诸如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等术语可互换。提利在综合分析各种社会分化形式的框架中指出,组织在广义上"包括各种有着边界的社会关系的集合,其中的成员可以在跨越边界的活动中运用集团资源",比如"家族、家庭户、宗教群体、雇佣兵以及多数地方社区"(Tilly ,1998:9-10)。这样定义的社会集团比社会分层分析中通常使用的阶级概念更为宽泛。只要个体间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声明占有共同的集团资源,他们就可以组成社会集团。社会集团"对资源和社会机会有着不同的权利和支配"(Lamont &Molnár ,2002)。

  社会集团的存在和运作需要划分界限,这样才可以区分圈里人和圈外人。为了便于划分界限,成员们通常依赖或使用现存的界标。通过特定的社会构建过程,这样的集团界标被运用于集体身份认同、包容以及排斥的社会过程(Parkin,1979)。集团界限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类:物理上的地域和社会集团的成员身份。有些集团界限与清楚明确的物质界限相吻合,如家庭、地方性社区和工作场所,其集团成员有着共同的活动地域。另一些集团界限跨越物质界限并渗透进整个社会中,其集团成员有着某些共同特征并以此为基础获取某些资源和机会(例如,性别、民族和公民权)。

  社会集团在一定意义上是"空白框架",它通过一系列的机制生成和维护社会分化。剥削是明显与阶级分析联系最为紧密的机制。本文关注社会分化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机制:机会阻隔(opportunity hoarding)或寻租(rent2seeking )。社会分化就通过这样的机制产生。特定社会集团的成员根据他们对某些资源的特殊权利攫取利益,并阻隔其余人对这些资源可能的觊觎。其实,这一概念早就为社会学家所理解(Tilly ,1998;S"rensen ,1996)。与性别、年龄、家庭户和家族相连的社会分化现象主要为这样的机制所维系。同时,社会分化的产生也可以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分化模式的复制移植到另一社会环境中。这种被称为模仿的机制之所以能够扩散并延续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据集团性的社会结构调整我们的行为。

  三、社会分化的集团性根源

  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能是能够显示集团类别在构建社会分化中的核心作用的最明显的例子。20世纪的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为一个基本难题所困扰:一方面,快速工业化的目标要求根据集中控制的计划经济中的优先项目倾斜投资策略;另一方面,政治系统中意识形态的公平又有面对整体公民的平均主义。在这双重目标下,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资源分配根据各部门在工业化和再分配过程中的重要性而倾斜;同时尽可能地在集团类别内部平均分配资源以满足其意识形态中承诺的公平主义。

  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除了已有的政治经济集团外,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以工作关系为基础的集团类别。这些集团类别形成经济组织和社会控制的基础。在中国城市,四种集团类别引人注目:地域、行业、所有制类型和工作单位。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系统中,这些集团类别或本身就是或被转化而成为社会分化的主要来源。在改革时期,这些集团类别在资本、技术和产品市场遗产上的差异导致它们在新时期追逐经济安全和繁荣时的起点不同。相应地,这些集团类别的成员通过他们所处的社会位置获取收入。这样的获取收入过程进一步确定了中国城市社会分化的情形。这些持久的集团类别继续着其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并成为1980年代后促成社会不均的快速增长和新的社会分层模式的重要结构基础。

  (一)地域

  地域,这一简单的、主要是地理性的概念,在社会主义时期,被转化成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单位。计划经济把地域变成了垂直控制的官僚计划经济系统中层次上的必要部分。中央计划的经济体系不仅要依赖地方政府作为监督者和执行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此经济体系中亟待解决的中心关系(吴国光、郑永年,1995)。通常是通过投资意向,国家政策造成了地域间的分化。由再分配体系中的政治经济目标所决定,国家投资在不同时期会因为地域平衡或国防需求投向特定的地区(Riskin,1987)。当国家在改革时期对南部和东部地区实施优惠的经济政策时,这样的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得到了延续。

  中国经济体系在改革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地方政府经营经济的权力和责任得到加强。对于理解地方政府权力的上升,有两项制度至关重要:所有权形式和1980年代中期实施的财政改革(Granick ,1990;Wong,1992;Walder,1992、1995;Wang,1995;Oi&Walder ,1999)。更加地方化的经济运行在改革时期重塑了收入分配的过程和机制。

  与前苏东国家不同,中国的改革没有一揽子地私有化公共财产,而是中央放权或是有限的尝试性的工人持股。在过去的20年间,中央政府逐渐把对大多数企业的控制权转交给了地方政府。因此,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Granick,1990;Hammer ,1990)。到1990年代中期,国家财务和税收改革明显将对经济的控制权更多地倾向于地方政府。在付足了国税和部分盈利后,企业可以保留一些收入,而不是将所有收入交给国家作再分配(项怀诚编,1999)。

  地方政府不仅可以保留地方税收,而且可以截留部分其他收入(Oi,1993;项怀诚编;1999)。地方投资也相应增长。1990年到1994年间,地方投资的份额从46%增加到60%(国家统计局,1996:33)。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地方政府占政府开销的份额达到了空前水平,并居高不下。到1990年代早期,地方政府占政府花费总额的70%.为了拓宽资金来源,地方政府不顾中央政府的多次警告,向其辖下的企业征收各种费用和税收。一个估计是1996年这样的地方收入达5000亿,约为中国当年GNP 的7%.这些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地方居民的收入和福利(杨宜勇等,1997:9)。

  (二)行业和所有制形式

  地域是已有的地理区域被转化成了计划经济的有机部分。与此相比,行业和所有制形式这两个类别是计划经济系统本身的产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着明确的侧重:工业先于农业,重工业先于轻工业,国营企业先于集体企业,以及生产资料先于消费品。因此,在平均主义的目标和口号之下,城市中国在工资和福利上按行业和所有制形式有着较大规模的分化(Walder ,1986;Bian,1994;Naughton,1997)。

  经济改革也给行业和所有制形式在收入分配中加进了新内容。这样的变化既是政治性的又是经济性的。政治上,意识形态的转变使得国有体制以外的经济有了快速增长。这些非公有制经济中不仅包括了私营企业和个体劳动者,也包括了那些为外资和合资企业工作的个人。

  这些企业中的收入分配与国营企业中的分配原则不尽一致。例如,由于无法匹配国营企业能提供的福利待遇,特别是住房,有些私有制企业付给更高的工资作为补偿。即使在国有企业中,一部分由于有国家的支持继续辉煌,也有一部分由于失掉国家支持而凋零。经济上,快速的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行业间的重新排序。某些行业,如电力、通讯、银行和房地产,成为新星,而那些在计划经济中至关重要的行业,如采矿、地质勘探、建筑和重工业,则失去了往日辉煌。与早期计划经济一样,国家在行业变迁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80年代早期,优先投资项目中96%的总投资额分布在三个行业:能源、交通和材料(Naughton ,1997:134)。

  (三)工作单位

  中国城市中更大的收入分化根源于层次上低于城市和行业的工作组织——单位。即使在经过了20年改革的1999年,只有15%的城市劳动力作为个体劳动者在单位之外,75%的城市劳动者依然在公有部门工作(国家统计局,2000:118)。

  理解单位角色的关键仍然是转型时期的所有制体制。全民所有制在实际操作上是一种集体所有制,并被分隔成不同的地区、行业及工作单位。在改革之前,单位在政治和经济中的不同等级地位造成了单位间的社会分化(Bian,1994;Naughton,1997)。因此,单位就成了与国家"大集体"相对的"小集体"结构。正是这一计划经济中分隔的所有制体系形成了再分配经济的关键体制基础(Walder,1992)。

  在经济改革之初,所有制体系中最重要的变革是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向下分流(转移到下级政府机构或公司、工厂),只是国家仍然控制所有权的转让(Walder,1995;Walder &Oi ,1999)。因为脱离了国家的控制,这样的变革使得单位在经济组织和福利提供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改革前,好单位通常意味着高福利和高地位;改革后,单位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更为重要,因为它扮演着救生船的角色。当企业破产时,工人及其家庭可能会成为城市贫民。相反,那些在效益良好的企业里工作的依然享受着大规模的福利,包括高收入和几乎不付钱的住房。

  到1990年代中期,很多单位都有逃避上级审计的所谓的"小金库",其资金既用于领导的交际费用也用于发放奖金和福利。有些单位还创建了下属企业以扩大资金来源。

  以上四种集团类别——地域、行业、所有制形式和工作单位,代表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重要遗产。同时,它们也构成了能够直接解释中国城市社会分化的结构和扩张的最重要的制度性根源。以下,我们将用经验资料来说明这些及其他集团类别在城市收入分配不均加剧中的作用。

  四、研究设计、方法和数据来源

  根据以上理论阐述,我们接下来检验制度性集团类别,包括地域、行业、所有制形式和工作单位,对城市收入分化整体性扩张的作用。我们通过描述性和多元分析来估计集团和个体特质的效用。

  (一)估计集团效用

  我们使用三种方法来估计集团和个体特质的不同效用。第一,计算特尔指标(Theil Index),它能够被分解成为两个部分:根源于集团内的和集团间的收入不均。①第二,运用方差分析来把收入的方差分解成由个人或集团变量造成的。第三,多层线性模型能够同时估计个体和集团对个人收入在两个层次的不同效用的线性方程(Bryk &Raudenbush ,1992;Raudenbush&Bryk ,2002)。在个人层次,收入由个体特征决定:


  其中γq s (q =1,?,Sq )是层级二的系数,Gs j 是第二或集团层级的解释变量(如,单位的级别),μq j 是第二层级里的随机效用并被假定为独立的方差为τ2的正态分布。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两组数据。第一组是1986年到1995年"中国城市家庭收入与消费调查"的部分样本。这个样本涵盖了3个省近30个城市中超过两千个家庭在这10年中的年度数据。①「这一大型调查由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队实施。其中的问题在10年中不尽相同,但每次调查中都有收入、个人背景和消费支出的详细信息。根据个人背景信息,集团身份信息能够被抽取出来(所有制、居住地域和行业)。这些信息是通过由调查员指导并每月核对加总的家庭记帐来记录。样本里的三个省份虽说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但至少可以揭示经济改革中不同地区的不同变化。广东省在1980年代早期就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宽松政策而开始了经济改革;辽宁省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老工业基地,也背负此一遗产最沉重的负担,其大型国有企业的集中也使得转型最为困难;直到1990年代中期,四川省是最大的省份。」这些年度数据被用来计算收入分布趋势的指标和收入决定因素的统计分析。另外的数据来自"中国单位调查".②「这次调查由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在1993年实施。原定的调查计划是在10个城市中抽取10个单位,再在每个单位中抽取40个个人。因此此次调查的抽样包括了三个步骤。第一步,从全国513个城市中抽出北京、沈阳、武汉、广州、兰州、成都、石家庄、保定、苏州和洛阳;第二步和第三步则是在被抽中的城市和单位中通过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10个单位和40个个人。」这次调查的研究设计最显著的特点是数据中的个人是分属确定的单位之中的,它同时收集了个体及单位的特征。③「这次调查共获取3293个有效问卷,其中3130个能够被分辨出分属94个单位。从这3130个样本,我们进一步删除了收入或其他自变量缺损的个案(n =569;其中409为缺损因变量收入)。由于本文关注工作单位对社会分化的作用,我们的分析仅限于年龄在19-64间有正式工作的劳动者(删除n =14)。年收入不合实际情况的(小于600元)也被删除(n =7)。最后,由于多级线性分析需要每个单位有合理的个人数,我们只保留了至少有15个有效问卷的单位(删除n =136)。在整理完数据后,共有2404个个人,他们分属84个单位,而每个单位中包含15-38个个人。」

  我们的数据有着一些局限性。首先,两组数据都不包括农村进城的暂住民工。④「"中国城市家庭收入和消费调查"从户口登记册上抽取其样本,而"中国单位调查"只访谈了在大单位中有着正式工作的个人。」其次,与其他绝大多数关于家庭收入的调查相同,家庭收入的数据极有可能没有包括高收入群体。因为,这些富人可能不愿接受调查。这两种局限可能会导致低估收入的变化范围和收入分化。

  同时,在两组数据中都没有包括实物收入。由于实物收入大多为平均分配,这样的缺失将导致在另一个方向上的高估收入分化。最后,虽说这两个数据涵盖了40多个城市,但它们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另一方面,它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揭示出城市里的收入分配的总体模式。

  五、分析结果

  (一)分解收入分化

  1.收入的增长与收入分化的增长

  从1986年到1995年,城市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均的加剧。我们计算了这10年来的收入和收入分配指标。

  如图1所示,样本中的城市工作者的平均年工资增加了5倍以上,从1986年的1329元到1995年的7491元。排除这10年中的通货膨胀因素,实际收入增加了大约70%.但是,收入分配的不均在同一时期也同样得到70%的增加,从1980年代中期极低的012(基尼系数)到1990年代中期的超过0135.10年间,中国社会从一个平均主义社会逐步成为了一个收入分配不均的社会。


  图1所显示的收入分化的加剧也反映出城市经济改革的不同阶段。这10年间的收入分化加剧由两段快速增长及其间的一段明显停顿组成。第一次快速增长发生在价格改革开始和两位数通货膨胀的1980年代末。此后直到1990年代初,整个经济发展和收入分化的增长都出现了停顿。收入分化在1992年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

  2.分解增长:集团与个体

  收入分化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集团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在家庭收入与消费支出调查所及的三个省份中,省与省之间占总体上收入分化(省间+省内)的份额(Theil 指标)从1986年的小于2%增加到了1989年的25%,再到1995年的40%.当然,样本中包括广东(高收入省份),这无疑导致了以上增长的高比例。①「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10年里,广东省城市工作者的平均收入远远高于其他省份。但这里的省间差异也并非一定是对整体实际的夸大。因为我们在包括广东的同时,也排除了其他贫穷的省份。」

  在城市这一有着更直接的政治经济意义的层次,我们可以发现至少是相似的增长趋势。如图2所示,当总体收入分化(特尔系数)从0107到0121增加3倍时,城市间的份额从1986年的10%到1994年的50%增加了五倍。②「注意,特尔系数对收入分化的度量高于基尼系数。这是因为特尔系数对于极值间的转化比基尼系数更为敏感。」到了90年代中期,收入分化的一半可归因于城市间的区域因素。

  另两个集团类别——所有制形式和行业——在影响城市收入分配中也起重要作用。表1给出了这两个集团类别在收入分化中的份额。

  在80年代中期,所有制形式在样本中的三个省份中能够解释掉约6%的收入差异。这一份额在80年代末下降到4%,但在90年代中期又上升到7%左右。当然,所有制形式在这三个省份中的作用不尽相同,其在辽宁和四川两省中能解释约10%的收入差异。

  与所有制形式相似,工业行业间的收入差异份额在1985年后也是先降后升。在80年代中期,行业能解释掉的收入差异为6%,这一比例随后下降到3%,到90年代中期又上升到5%.四川省内的行业间收入差异最大。

  到90年代中期,所有制形式和行业合起来能够解释掉超过10%的收入差异。它们的效用在省份间也不尽相同。在四川省它们能解释掉的比例高达20%.

  (二)收入决定中的集团与个体特征

  决定个人收入的因素既包括以上集团类别特征,也包括很多个体特征。同时,这些特征在很多实际情况中是互相纠缠在一起的。以下我们引入多变量分析。

  1.地域、所有制形式和行业

  我们使用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来比较集团和个体特征在决定个人收入过程中的相对效用。分析中的因变量包括年度总收入、基本工资收入以及其他劳动收入(都转化成了对数形式)。①「基本工资更易受到国家工资政策的影响。其他劳动收入包括奖金、工作补助、加班费、第二职业收入等。这些收入在这10年中占总收入的40-60%.」自变量包括其他分析中的常用变量,如性别、教育水平、工龄、职业以及集团类别变量。表2和表3给出了1988年(个体变量首次纳入调查)和1995年(样本中的最后年份)的分析结果。表2中的模型比较个体特征与集团类别特征在决定个人收入中的相对效用。表3给出了更详细的比较。

  F -检验是比较表2中模型的工具,检验统计量使用模型的R 方和自由度的差异。①例如,在1988年的计算中,比较基本模型(仅包括了个人教育、性别、工龄和职业)与模型1(加入了所有制和行业)得到的F 值为1134,自由度(18,87)。F 值在此自由度下是不显著的。这一比较显示,与基本模型相比,模型1在解释个人收入中并没有显著提高。

  但对于省份和城市变量来讲,又是另一种比较。加入这两个变量(模型2和模型3),显著地增加了解释份额。这一点也可以从R 平方的变化中看出。跨时段比较的话,最显著的现象是个体特征变量解释份额的下降,以及集团类别特征变量解释份额的上升。这个结论可以从R 平方和F 值中看出。

  表3给出更多的信息,并且总收入也被进一步分解成基本工资和其他收入。从表中我们可以有不同收入间和跨年度的两个比较。首先,从其最大的平均方差看,城市变量在各年中是决定收入的最重要因素,其决定其他收入的作用远远高于对总收入和工资的作用。②「这一结论与谢宇和韩南(Xie &Hannum,1996)的结论不谋而合。」简单地讲,城市因素对于那些不受国家控制的收入起着更大的作用。其次,城市因素的作用从1988年到1995年增加了。城市变量与第二重要的性别变量间的平均方差和的比率在1988年的总收入模型中为1.11(7.39∶6.67),在其他收入模型中的比率也只有1.45;在1995年,这两个比率分别为1.75和4.59.其他变量能够解释的收入分化份额下降的同时,地域的角色却得到了加强。这和先前分解总体收入的结果是一致的。

  另两个集团类别变量——所有制和行业——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所有制形式的作用在决定基本工资时比决定其他来源的收入时要大得多。行业的作用在这10年中得到了加强。在1988年,行业对收入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但在1995年,其系数不仅变成显著,而且在其他收入的模型中上升为仅次于城市、性别和所有制形式的第四位。

  另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经常被归结为个体特征的性别对收入的影响。表3显示,1988年到1995年间,性别的决定作用大大提升。我们发现在基本工资收入模型中,性别的作用增加了近7倍,这一结果是因为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的收入大幅度降低。①「这一结论与其他有关中国工作岗位中的女性平等地位研究的结果相一致(Parish &Busse ,2000;Bianet al .,2000)。」

  2.作为分配不均根源的工作单位

  对工作单位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的评估是通过使用两层线性回归分析中国单位调查资料来达到的。我们用年收入的对数形式作为因变量。在第一或个体层级的自变量通常是在其他研究中使用的。②「它们是性别(男性=1)、年龄、年龄的平方、党员、教育(初中及以下、高中、大学)。由于此次调查中的所有受访人都是来自大单位的有正式工作者,所以他们的教育水平高于总体人口。」在第二或单位层级也有一系列变量来表示单位特征。③「单位大小分成三个虚拟变量:300人及以下、300-500人、500人及以上。所有制形式包括国营、集体和私有。单位级别用两个虚拟变量表示:高级别(部级、局级和处级)与低级别(科级、科级以下和无级别)。根据人均利税,单位被划成三类:低利税(人均5000及以下)、高利税(人均5000以上),以及不营利部门(政府及事业单位)。」同时,城市变量也被包括到分析中。描述性统计量可在附录中找到。

  我们首先把个人收入差异分解为单位内和单位间两部分。表4显示,53%的个人收入差异在个体层级,而47%则在个体以上的集团类别层级。换言之,将近一半的收入差异可以由集团类别来解释。

  表5城市收入(对数形式)的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略)

  表5给出多层线性回归分析的模型。模型1只包括个体特征作为解释变量,而模型2和模型3则把单位特征变量引入成为决定平均收入(个体层级回归模型中的截距)的解释变量。模型1显示,年龄大、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党员得到最高的收入。与其他研究相似,这些个体特征变量解释掉13%的收入差异。作为通常在市场经济中得到高回报的人力资源指标,教育显得重要。同时,再分配经济中占优的党员和年龄变量也有着重要作用。

  在下一个模型中,我们把单位规模、所有制形式、级别和利税情况加到第二层级的方程中。这些变量解释掉了相当一部分单位里的平均收入(注意,这里使用了组内平均)。控制第一层级的个体特征变量后,模型2显示,国营的高级别的或是私营的中等规模的盈利单位更能够为其雇员提供更高收入。合起来,这些变量解释掉了第二层级中18%的收入差异。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进了城市虚拟变量。单位规模和级别的效用消失了,而所有制和利税变量的作用依然重要。地域对于前两者的影响明显较强:大单位和高级别单位更多地集中在大城市。同样,90年代中期,更多的私营企业集中在南部沿海地区。与广州相比,其他城市的工作者的收入少两成到七成五不等。私营和国营单位比集体单位收入高;高利税和非营利单位比低利税单位收入高。与模型2相比,被解释掉的单位间的收入差异也从18%提高到了69%.我们已经控制了常见的单位层级的特征变量,余下的31%则是由没有观测的属于各单位特有的特征变量所决定的。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除个体特征外,工作单位及其所在区域在收入分配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给其成员带来增额或是减额收入,这些集团类别变量在收入分化中的作用几乎和个体特征变量相当。给定收入差异中被这些集团类别变量解释掉的份额,从另一个角度看,此一结果也说明集团类别在各自的界限内部同时起着平均收入的作用。

  六、讨论与结语

  通过解释在中国城市发生的惊人的收入分化的加剧,本文特别强调作为收入分配不均根源的集团类别。这些因素在转型社会的社会分层理论研究中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通过对两个数据的分析,本文揭示了这些集团类别因素在转型中国的城市收入分配过程中起着毋庸置疑的作用。在收入分化加剧的头10年,集团类别间收入差异的增长远远超过了集团内收入差异的增长。到了90年代中期,大约一半的收入差异能够为这些社会集团因素所解释。

  通过重新引入集团类别及其界限的概念,本文对中国社会分层的制度性分析另辟蹊径,并清楚地提出了制度背景的"内涵":地域、所有制形式、工业行业和工作单位。这些社会集团类别产生于社会主义时期,但在转型时期对个人的经济收益依然有着深刻的作用。通过区分集团间和集团内的分化过程,本文对城市中国收入分化的快速加剧提出了一个制度性的解释,希望有助于我们对整个收入分化结构的理解。

  正如本文所示,这一前所未有的增长有两个并列的维度:高速增长的集团间的分化和相对平均的集团内的差异。集团身份在决定收入分化中有重要作用。在中国城市可能更是如此。集团间的分化规模较大,但集团内的平均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维持。

  本文所强调的地域、所有制形式、工业行业和工作单位这四种集团类别,并非简单的个体居住或工作的地理或工作地概念;相反,它们是有着清楚界限、制度性历史和收入分化差异的意义明确的政治经济单位。在社会主义时期生成的这些集团类别作为制度性背景依然在改革时期决定着社会分化的轮廓。随着中央政府的控制逐步放松,集团成员采用新的策略以维护界限和谋取集团利益。对大多数城市人来讲,他们仍然附属于某一单位。他们的居住地域、工作行业和单位依然是决定他们的社会生活和地位的重要因素。

  排斥和机会阻隔是生成本文所分析的收入分化模式的两个明显机制。以地域为例,地方政府不仅积极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实施政策并排斥外来者。直到不久以前,大多数城市仍把外来者排除在某些工种之外(Solinger,1999;Wang et al1,2002)。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管理分配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有着扮演看门人的清楚动机。首先,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是政治合理性的主要源泉。经济成就是在官僚系统里升迁的重要标准。其次,地方财团的形式决定了经济和官员福利的紧密联系(Oi,1995;Walder,1995;Lin ,2001)。

  因此,快速增长的城市间的收入差距无法被归结成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同时,这一差异也不能归结为生活水平的差异。以美国为例,纽约市和得克萨斯的维赤塔瀑布城(WichitaFalls )的生活水平相差巨大,但整个国家在1989年城市间的收入差异仅占总体收入差异的4%.这与中国城市的35%相去甚远。①「美国的分析根据含有工作和收入信息的1990年人口普查的5%样本。此一分析从总共262个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 )抽取了32个。我们只包括了有正式工作的。样本为53634.」不同的收入和不同的生活水准并不一定能够导致像中国那样大规模的城市间的收入分化。同时,由于我们在以上分析中控制了个体特征,城市间的收入差异也不能完全被解释成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能力强的个人集中到了某些城市。

  同样,行业等级的变动也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它反映出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和改革时期的优先政策。有着垄断实力行业——如电力、通讯、银行等——的雇员总体上收入更高福利更好。在1995年,银行业和电力业的平均工资比全国的平均工资高35%和37%(国家统计局,2000:142-143)。

  在城市单位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单位内相对平均分配的趋势也多有记录。直到90年代中期,80年代所观察到的经理和工人间的"策略联盟"(Walder,1986)依然存在。近期的研究表明,在1990年代末顶级经理与普通工人的工资比率为三到四比一(Lin &Zhang ,1999;陆学艺编,2002)。这样的低比率在国营和私有企业都存在(Kung,1999)。

  在国有单位里,由于单位为国家所有以及工作者长期一起工作,大家拥有一种社区的感觉。这种共同身份的认同滋生了一种所谓的"共谋集体行为"(Lin &Zhang ,1999)。

  单位内的平均分配可以从本文以上的分析和另一篇分析1988年数据的文章中看出(Xie&Hannum,1996)。本文的结果显示,集团类别变量更倾向于影响"其他收入"而非"基本工资".同样,第二篇文章认为地区发展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更多表现在奖金收入而非基本工资上(Xie &Hannum,1996:969)。同时,该文还显示奖金的分配与个体特征——教育、工龄、党员以及性别——没有关系(Xie &Huannum ,1996:961-962;Wu,[2002]也有同样观点)。换言之,虽然城市间的收入差距较大,但城市内部的收入分配较为平均。

  本文所揭示的诸如收入分配过程中的集团类别特征对于理解政治阶层形成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启示。有些观察家认为,收入分配不均的快速增长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本文的分析则暗示着另一种可能,它是由中国城市收入分配的集团类别特征所决定的。局部(集团类别内)的平均显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在整体上(集团类别间)对社会的不满,而地域、行业、所有制形式以及单位上的分隔也会切分社会分层的界限并降低阶层的身份认同。例如,2000年在北京的一次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受访人(95%以上)认为中国整体上的收入分配差异太大或是一定程度上过大,只有不到3%认为正好;与此相对的是,有超过42%的人认为单位内的收入差异正好(Wang,2003)。

  本文的结果也与市场转型争论有关。集团类别对个人收入的持续作用反映出市场中的再分配系统的痕迹。"老"的集团类别并没有消亡,这些集团的成员采用新的手段以维护界限并使用有利的社会位置谋求集体性的利益。很明显,社会主义时期的老制度在新市场中显示了强壮的生命力。在此一意义上,本文的结果不赞同过分强调社会再分化过程中的新的机制,而是附和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 )的观点(Stark ,1994、1996;Rona2Tas,1998)。

  这些集团类别在塑造未来的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到底会持续多长时间呢?一种观点可能会认为这些集团类别本身是过渡时期的特有现象;另一种观点则可能认为集团类别不可能消失,它们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面目出现在社会中,因为社会分化的基本结构单位就是这样的集团类别(Tilly ,1998)。事实上,不论是哪种结果,本文所提出的观点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如果这些集团类别延续下去,本文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在理解收入分配的总体结构以及收入分配不均快速加剧的过程中,我们绝不能忽视集团类别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另一方面,如果这些集团类别在将来消失了,本文的结论对我们思考在其消亡的过程中应着重注意的问题和什么样的社会分层结构会在将来出现也有着积极意义。正如本文所指出的,中国城市里的社会分化是依据集团类别界限的,而在各集团类别内又有着平均分配的趋势。因此,集团类别过滤了在整体上的收入分配不均。从一定意义上讲,集团类别承担了"安全阀"的功能。它们的消亡直接意味着集团类别内平均分配功能的消失。无疑,这将导致社会分化加剧所带来的不满情绪直接为个体承担。同时,这些集团类别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其后的社会分化完全由个体特征所决定。在这些集团类别消失的同时,社会分化的过程又会取决于什么样的因素呢?毫无疑问,这是将来研究社会分层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附录:工作单位数据的描述性统计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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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王天夫)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王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