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原载《管理世界》2005年第7期

  「标题注释」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号:70373018,70403020),同时是中国人民大学“十五”“211工程”《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子项目“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学科规划”研究成果。

  「内容提要」卢卡斯(Lucas ,1987)通过计算发现降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要远远大于存在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因此政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使得经济增长维持在尽可能高的速度,根本不必关心经济的波动。本文认为卢卡斯的论断不能适用于中国的具体情况。一方面,卢卡斯模型本身的错误和中国经济较高的增长率导致了对降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的严重高估。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较大的波动性导致了对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的低估。本文通过设定修正的模型和数值模拟发现,对于合理的偏好参数和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这两种福利成本大致相当。因此,如果政府关心中国经济的增长,那么也应该关心经济运行的平稳性。换句话说,如果政府认为经济的波动无关紧要,那么政府可以采取降低经济增长率以防止经济过热的政策。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波动/福利成本/宏观调控

  一、引言

  经济的增长与经济的稳定,何者更为重要。这是一个定性上无法回答的问题。对于一个典型的消费者,他的效用函数是严格递增的和严格凹的。这使得消费者既喜欢可以带来更多消费品的更高经济增长率,又喜欢更为平滑的消费流。因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和减少经济的波动,都可以提高经济参与者的福利水平,而这确实也都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从理论上讲,政府应该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但在实际中这两者总是矛盾的:高的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高的经济波动;而低的经济波动往往使得经济增长减缓。那么,当经济增长目标和经济稳定目标不能兼顾时,政府应该优先考虑哪一个?

  卢卡斯(1987)对这个无法定性回答的问题给出了定量的回答。他通过简单的计算认为,降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极其巨大,而存在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极其微小。比如,对于美国经济,卢卡斯认为将经济增长率从每年3个百分点降低到2个百分点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水平降低的程度,大约相当于消费者在未来无限生命期内每年减少消费品的20%;而将经济波动降低到0所增加的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大约相当于消费者每年增加消费水平的0.008%.这两种福利成本相差2500倍。因此,卢卡斯总结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使得经济增长维持在尽可能高的增长速度,根本不必关心经济的波动。

  卢卡斯的惊人结论引起了大量的后续研究,但这些争议主要集中于对极小的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的质疑。一些研究通过修改卢卡斯的模型,声称计算得到了较大的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比如Ayse Imrohoroglu和Selahattin Imrohoroglu(1997)、Pallage 和Robe(2001)、Dolmas(1998)、Epaulard和Pommeret(2003)、Van Wincoop (1994)等等。而另外一些研究计算出来的经济波动福利成本则与卢卡斯估计的结果接近,比如Otrok (2001)、Alvarez和Jermann (2004)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降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的新研究很少。由于卢卡斯计算出来降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非常之大,即使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增加几十倍,这两种成本仍然相差很大。因此,政府应该重视经济的增长而不必关心经济的波动,这几乎是所有经济学家的共识。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年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经济波动也处于较高的水平。既然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和降低经济波动两者不可兼得,那么卢卡斯的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这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本文剩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将给出用于推导出降低经济增长福利成本的CRRA效用函数,并且将我们计算得到的成本与卢卡斯(1987)的进行比较。第三节将给出数值模拟计算结果。第四节是结论。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维持了世人瞩目的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我们在为这个伟大成就自豪的同时,也遭遇了经济的忽冷忽热。经济的增长和经济的平稳,都可以改进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因而都应该是政府关心的目标。但是,许多人在帮助政府进行抉择的时候,不自觉地使用了卢卡斯的结论:政府应该主要考虑经济的增长,因为经济的平稳与否对于消费者福利而言微不足道。

  卢卡斯认为降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要远远大于存在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这一论断所隐含的政策含义是维持一个国家高速的经济增长的意义要远远高于消除经济波动的意义。但是,要特别注意到卢卡斯基于消费波动较低和增长较低的美国经济做出的论断,并不适合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相对而言,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更快,但经济波动也更高。中国的降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比美国要更低,而存在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要更高。

  本文的主要工作是解释了为什么卢卡斯的结论不适用于中国。针对中国的数值实验显示,对于大部分正常的(具有合理的风险规避系数)中国居民而言,降低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与存在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大致相当。对于某些比较保守的(风险规避系数在9~10之间)居民而言,前者甚至低于了后者。这就意味着,在高增长、高波动的双高背景下,如果政府关心经济的增长,那么政府也应该以相近的程度关心经济运行的平稳性;至少经济的平稳性是不可忽视的。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那就是,如果政府坚持认为经济的波动无关紧要,那么政府为了给过热的经济降温而不妨让经济增长降低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率。

  当然,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于发展中的中国的重要意义确实无法在简单的福利成本模型中得到全部体现,比如对于拉动就业从而缓解当前中国严重的失业问题的意义等等。但是,也必须意识到经济过热对于经济的伤害在模型中也没有得到反映,比如快速的经济增长对于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影响等等。不可能在一个只有寥寥几个变量的简单模型中分析以上的这些问题,而发展一个极度复杂的模型以包含这些问题也是不可信的和不稳健的。简单的模型有助于我们剥离所有干扰因素的影响,单纯评价增长和波动的福利影响,这样反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和决策的基准。

  「参考文献」

  [1]Alvarez,Fernando and Urban Jermann,2004,“Using Asset Prices to Measurethe Cost of Business Cycl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12(6):pp.1223~1256.

  [2]Dolmas ,Jim ,1998,“Risk Preferences and the Welfare Cost of BusinessCycles”,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July,1(3),pp.646~76.

  [3]Epaulard ,Anne and Aude Pommeret,2003,“Recursive Utility ,Growth,andthe Welfare Cost of Volatility”,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July,6(2),pp.672~84.

  [4]Imrohoroglu,Ayse and Selahattin Imrohoroglu ,1997,“On the Welfare Costof Business Cycles and Reduced Growth in Turkey ”,Working paper.

  [5]Lucas,Robert,1987,Models of Business Cycles ,Oxford:Basil Blackwell.

  [6]Lucas,Robert,2003,“Macroeconomic Priorit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rch ,93(1),pp.1~14.

  [7]Manuelli ,Rodolfo ,Thomas J.Sargent,1988,“Models of Business Cycles:A Review Essay”,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pp.523~542.

  [8]Otrok,Christopher ,2001,“On Measuring the Welfare Cost of Business Cycle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February,47(1),pp.61~92.

  [9]Pallage,Stephane and Michel Robe,2001,“On the Welfare Cost of BusinessCycl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merican University ,Kogod School of Business,Working paper.

  [10]Romer ,David ,1996,Advanced Macroeconomics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Inc.

  [11]Van Wincoop ,Eric,1994,“Welfare Gains from International Risk Sharing”,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34:pp.175~200.

  [12]陈彦斌、周业安:《中国商业周期的福利成本》,2005年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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