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引进外资的三大问题

  国际经济评论2004.3-4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引进外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外向型战略的一个核心组成元素,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近两三年来,学术界与政界对中国引进外资的实际成绩、外资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与作用,以及未来外商对华投资前景与政策响应这三个重要问题开始了新的反思与争论。目前有一些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引进外资不是不够,而是已过多;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正面影响非常有限,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技术转移”或“技术溢出效应”;不论如何,外资政策需要及时调整,中国无需再为招商引资提供任何形式的政策优惠,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与巨大市场趋之若骛,定会不请自来,中国可以守株待兔、坐收渔利。针对这些观点,本文试图评估中国引进外资的实际成绩,分析外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以及未来中期中国引进外资的前景。

  一、如何评估中国引进外资的实际成绩?

  在不少学术研究文章与媒体报道中,常有“中国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提法。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准确。

  首先,外资流入有多种形式,包括FDI 、证券投资、银行私人信贷、官方援助及双边与多边转移支付,等等。因为以股票与债券为主的金融证券具有高流动性、易于风险分散与风险管理等特征,证券投资在全球资本跨境流动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从总体上看,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绝不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比如:2002年被公认为是中国引进外资创记录的年份,各项外资流入接近60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FDI (527亿美元)(表1)。

  而在该年,美国所得到的国外资本净流入额高达7072亿美元,是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13倍以上。仅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净值就达到了962亿美元(表2)。其实,除了美国,也还有不少其它国家在吸引外资总规模上都高于中国,这一事实常常在有关讨论中被忽视。

  第二,国际资本跨境流动主要是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而不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般而言,经济发达国家有较完善的法律与监管框架,资本市场比较成熟,宏观经济与社会政治相对较稳定,“国家风险(Country Risk)”系数较低,所以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证券投资,发达国家作为一个群体是国际资本投资的首要对象。而发展中国家与新生市场(Emerging Markets)国家由于法制不健全,资本市场欠成熟,宏观经济波动性大,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比较突出,在国际投资总流入中比重较低,过去二十年中,平均份额仅为26.5%.中国虽是发展中国家最具增长潜力、历史也证明是发展最快的国家,但在吸引国际资本上毕竟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群体所占份额偏低这一结构性瓶颈的制约,这一点在证券投资上尤其表现突出。在摩根斯坦利资本指数(MSCI)新生市场与亚洲(不含日本)指数中,中国的比重分别为8.25%与6.88%;而在MSCI全球(所有国家)指数中,中国的比重更低,只有0.4%,远低于中国名义GDP 或国际贸易在全球GDP 或世界总贸易额中的比重。幸运的是,中国在引进FDI 方面独占优势。毫无疑问,在绝对数量上,中国是近年来吸引FDI 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表1)。

  第三,即使从数量指标来衡量,我们不能光看美元金额,还需要用规模变量,比如GDP 、人口、国内固定资本形成(GDFCF )等进行矫正(Normalization )后评估引进外资的成绩。

  近些年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FDI 最多的国家,但无论是按人口、名义GDP 或国土面积,不容争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吸引FDI 从金额来说最多,实在也是理所当然,否则就是工作未到家(表3)。

  从表3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吸引FDI 从绝对金额来说非常可观,为所有发展中国家之冠,但如果用GDP 矫正后,中国吸引的FDI 相对于其经济规模而言,并不显得特别突出,甚至略嫌过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不少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与东欧转轨经济国家在吸引FDI 方面都颇成功,FDI 与GDP 之比值高于中国的比比皆是。

  除日本与意大利外,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引进FDI 方面也是成绩骄人。美国经济规模雄居全球第一,高于10万亿美元,其FDI 与GDP 比率也有2.9%,比中国仅低了一个百分点。令人吃惊的是英国与德国的GDP 总值皆超过中国,但它们所吸引的FDI 占其GDP 比重竟分别达到了9.5%与10.1%,远高于中国的4.2%.

  表4衡量FDI 流入总额占固定资本形成(GFCF)比率。近年来中国的FDI 流入额占国内总投资达10%以上,颇为可观,但对于英国这么庞大的经济体来说,该比值也是10%以上。

  拉丁美洲两个最大的新生市场国家——巴西与墨西哥——皆是双位数,而爱尔兰可以说是吸引外资最成功的真正明星,其FDI 达到了其名义GDP 的24.3%,占其总固定投资的71%.

  从另一角度来看,在2002年中国人均实际利用FDI 为40.5美元,也只能说居于全球中下游水平。全世界人均吸引FDI 有57个国家在9美元以下、28个国家在10美元至49美元之间、28个国家在50美元至199美元之间、23个国家在200美元或以上。

  从FDI 结构来看,中国这些年所吸引的FDI 在中低端技术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占绝大多数,高科技比重偏低。而且绝大多数FDI 集中在传统制造业,流入现代服务业的FDI 比重偏低。这一点与发达国家所吸引FDI 的结构有明显差别。

  全面评估中国近年来引进外资的绩效,还要考虑两个特殊因素。其一,在90年代中期以前,绝大部分FDI 来自华人经济圈,尤其是中国香港、台湾和东南亚。这是中国所享有的特殊优势,为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所没有,是一不可比的因素;其二,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墨西哥、巴西、土耳其、俄罗斯和阿根廷等新兴国家接二连三爆发了金融危机,急剧减少了这些国家(地区)对全球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而中国经济在这段时期成功地抵御了“金融传染”(Contagion ),宏观经济表现相对稳定,维持了GDP 较高增长率,从而中国独受欧美跨国公司青睐,中国引进外资占发展中国家FDI 总流入的比重在该时期大幅上升。

  随着东南亚和其它新兴市场经济趋于稳定走向复苏,它们的投资环境亦将逐步改善。中国能否长期维持其在发展中国家总FDI 流入中的高份额,尚有待观察。

  最后,全面、客观而准确地评估中国吸引FDI 的成绩,还应当把实际表现和潜在能力进行比较。我们建立了一个衡量吸引FDI “潜在能力”的跨国计量模型,把实际FDI 金额或其用规模变量(比如GDP )矫正过的比值作为因变量,把经济增长率、劳工成本、市场大小等影响FDI 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利用86个国家1985~2002年的数据而得出一回归曲线。

  可以看到中国的实际位置为回归线之下,意味着在其它变量不变情况下,中国吸引FDI数量的“潜在能力”,其实要高于其在引进FDI 上的实际表现。或者说,相对于中国可以吸引的FDI 而言,中国实际引进的FDI 还有差距。

  二、如何评估FDI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典FDI 理论指出,国际投资流向与规模取决于国与国之间资本回报率的差异。在资本短缺或生产率增长较快的国家,预期投资回报率较高,从而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大。

  至于国际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学界素有不同意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有影响的、但思想左倾的发展经济学派学者,如阿瑟·刘易斯(LEWIS ),佩必思(PREBISCH)等对FDI 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主张发展中国家为了培育当地“民族工业”,应对FDI 予以限制。然而事实证明,那些排斥FDI 的国家与那些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领域实行外向型政策的国家相比,经济表现明显劣于后者。

  今天,主流经济学肯定FDI 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吸引FDI 被认为是落后国家缩小差距、实现追赶战略的最有效途径之一。这种共识也被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以及经济快速成长国家(包括中国)的发展案例所支持。

  过去二十余年来,大量FDI 投入中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FDI 对中国的资本形成、就业、出口与技术进步等诸方面都产生了正面的效果。

  固定投资是中国二十余年来GDP 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如前所述,中国FDI 年流入量高达国内总固定投资的10%以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吸引FDI 达近5000亿美元,因此FDI 在流量上与存量上对中国资本累积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对中国和印度两大案例做了极有价值的比较研究后指出,中国对FDI 的依赖反映了国内民间投资不旺的病症。笔者赞同黄亚生对中国民营经济投资所面临的制度与政策的障碍之批评意见,但并不苟同他的分析所得出的一个引论,即FDI 大量涌入可能导致了对国内民营资本的压抑。没有实证证据表明FDI “挤出”了有效率的国内投资。

  事实上,FDI 与民营投资相辅相成,在公有制为主的经济体制下一道渐渐壮大,成为今天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鉴于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固有障碍,假如邓小平当年没有打通引入FDI 这条路径的话,中国经济今天的表现可能会逊于印度许多。

  FDI 对中国资本形成的好处显而易见,对促进就业增加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在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成千上万的三资企业创造了数千万新增工作岗位,为大量农村闲置劳动力进入制造业与国企下岗职工重新就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FDI 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技术转移,产生了外溢(Spill Over)效应。这里需要指出,技术的载体有多种形式,包括专利、设计、新型产品,先进机器设备或新的工艺流程。那种认为只有转移高技术才有价值的观点失之偏颇。事实上,不管是高技术还是低技术,只要生产函数中A 参数的微分为正,即有技术的进步,那么FDI 所带来的技术转移就是有价值的,不能予以否定。技术外溢不像牛奶溢出,难以直接观测,需要用较好的统计技术与较好的微观(行业或企业层面)数据样本才能分辨估计。

  笔者认为,FDI 给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是带进了全新的商业模式与管理模式,而不一定是高新技术。中国作为一个转轨经济国家,在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下,没有真正商业化的企业经营与运作的管理模式。三资企业,无论是港商、台商还是日韩企业,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的跨国公司,当他们到中国投资设厂和经营时,他们实际上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而外商的这种商业模式逐渐地为本国企业所仿效、临摹、采纳。在家电、PC等制造业领域,在餐饮、酒店等服务行业,外商的进入与参与带来了经营模式的革命性变化,表现为产品与服务形态的多样化,质量的显著改善,与运营效益的提高。

  总之,中国在引进FDI 上相对于GDP 、人口或国内总投资而言,虽然不像仅看其绝对额那样出色,FDI 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促进投资、就业、进出口贸易、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增长上确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FDI 是解释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最重要变量之一。

  三、如何看待全球跨国公司(MNC )在华投资的前景?

  跨国公司在国外直接投资通常有两种目的。

  其一,利用东道国作为出口平台(Export Platform )。如果东道国有充裕的劳工资源,较低廉的劳动成本,而且政府实行较有吸引力的出口优惠政策,那么跨国公司通常采用“出口平台”模式,在东道国加工生产,以服务于东道国之外的第三国出口市场。

  其二,以FDI 形式进入东道国内需市场。如果东道国有较佳的经济增长前景,并对外资实行市场开放、市场准入政策,那么MNC 的投资主要是为了服务于东道国本国市场。

  依照这两种模式,中国吸引FDI 可分为两个时期:

  (1)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

  在该时期,FDI 主要来自中国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基本上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纺织、成衣、玩具、低端消费电子产品等。

  (2)90年代中期以后。

  来自欧洲、美国与日本的跨国公司迅速增加,大部分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工成本并非是主要决定因素,例如:通讯设备制造行业(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与西门子),汽车行业(大众、通用汽车)。这些FDI 项目虽然也带来了出口的增加,但它们主要瞄准的是中国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

  无论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抱有什么目的,采取哪种模式(合资、全资),依据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综合而言,影响跨国公司全球和中国投资决策、投资意愿或投资行为的最关键的变量是:

  (1)GDP 中长期增长的前景,经济快速增长是否可以持续等。

  (2)市场准入:如何执行WTO 协议,部门或产业的开放,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消除。

  (3)物质基础设施:交通(高速公路网、机场港口、铁路)、通讯(每1000人中电话和移动电话的数量)、电力的供应等等。

  (4)劳工的成本和素质:教育水平(成人识字率,中小学入学率,每万人中大学生人数,工程师数量等)。

  (5)产业的聚集和供应链的效率:比如IT产业,印度软件基础比较好,而中国在IT硬件生产上享有优势,因为中国的供应商、零部件的配套比较好,很多下游企业到了中国,结果中上游企业也就跟进到了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已经形成有相当规模的产业聚集,未来辽东半岛、胶东半岛也会形成新的产业聚集。

  (6)投资的政策与环境:主要指一国的法制、透明度、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以及官僚体系腐败程度等。

  上述有些因素可以直接观测,可以量化,有些因素则不能直接观测。为了弥补这些信息,我们对618家在亚太地区有投资的跨国公司就上述诸方面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这些公司分别来自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澳大利亚。我们请这些公司负责战略与投资的副总裁或同等高级管理人员,就上述诸方面问题对主要亚洲国家与地区进行评分(从1到10,满分为10分),共回收了573份问卷。表5列举了中国与印度在上述6个指标中分别的得分。

  在6项指标中,中国有4项(经济增长、市场开放、基础设施、产业的聚集和供应链)

  得分比印度高,1项(劳工的成本和素质)与印度持平,1项(法制)比印度低。跨国公司尤其推崇看好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10分)。印度在法制指标1项得分比中国高,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跨国公司对印度的经济增长前景也非常乐观(8分)。从表5可得到一个直接结论:相对印度而言,中国目前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仍占据优势,但这种优势绝对不是压倒性的。印度政府也在积极努力,尤其在其弱项如基础设施领域正迅速增加投资。再加上印度在民主制度、法制、英语方面的优势,它在不远的将来在引进FDI 方面赶上甚至超过中国,是有可能的,这绝对不是天方夜谭。

  那么中国如何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提高竞争力呢?根据这项跨国公司调查结果,中国应集中在两方面下功夫:

  (1)市场准入。中国国内市场越开放,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意愿就越强。中国的内需市场增长前景与潜在规模是一块巨大的磁石,对外国投资者有最大的吸引力。在工业与农产品市场开放上,外国投资者将非常关注中国执行入世协议的情况。中国服务行业相对于制造业而言发展滞后,开放度较低,完全可以开放得更多更快一些,从而吸引更多的外资,这方面有很大空间。

  (2)政策软环境。中国在物质基础设施建设即硬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有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问卷调查中也为跨国公司充分肯定。但相对于包括印度在内的未来主要竞争者,中国在软件方面还有诸多薄弱之处,尤其是法制、公平竞争、减少腐败、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改善。

  从发达国家吸引外资的经验可以看出,跨境并购(MA)是一重要支柱。中国现在绝大部分FDI 投资都是绿地投资(Greenfield),而并购几乎不存在。随着中国国有资产的重组不断深化、产业整合的兴起、资本市场的完善、法制与法规的健全,MA在未来将有极大的发展空间。从日产与东风汽车、奔驰与北京福田、汤姆逊与TCL 等合资并购案例可以初见端倪。

  此外,随着中国在银行改革与国有产业重组的进行,中国可以有条件吸引外国投资者投资不良股权(Distressed Equity )。

  中国目前吸引的外国私人股权投资(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仅2亿美元,低于中国台湾的8亿美元与韩国的20亿美元,还低于印度。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缺乏外资退出机制,令潜在投资者望而却步。

  中国GDP 长期增长的美好前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浪潮,和中产阶级消费者群体的兴起,为吸引外资创造了良好的基本面因素。只要中国在一些比较薄弱的环节下更多的功夫,进一步改善其投资整体环境,中国在2008年吸引FDI 达到1000亿美元是非常有可能的。

  这里所说的投资整体环境,如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法制与产权保护等,既适用于外资,也适用于内资,包括国内私人企业。有了这样的良好政策软环境,即“公平的游戏场”,政府根本无须对外资实行减免税等特殊优惠政策。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可以同时刺激FDI 的流入与国内私人投资的增长。就像过去的二十年那样,FDI 在未来将会继续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资本形成、就业、出口、技术进步与生产率的提高诸方面做出显著的贡献。

  (作者系高盛集团中国业务负责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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