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这是一项对于湖北省一个农村基层组织动员修路款的个案研究。在这一个案中,通过国家和村民共同赋权的方式再造了基层组织领导班子,使基层组织具有了强大的动员潜能;这个领导班子依托乡土社会的文化和认同实现了对动员对象的多元化和动员方式的多样化处理,最终顺利达成动员目标。本文试图说明,当前,农村基层组织正式动员(依靠“大传统”赋予的正式权力和权威进行的动员)能力的弱化主要源于“大传统”对农村的控制和规范能力的弱化;而某些地方基层组织能够实现较强的动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层组织“大传统”运作的结果,而恰恰是源于这些基层组织在动员过程中实现了对“小传统”的创造性运用。因而,在当前基层组织弱化的背景下,要成功实施对农民的社会动员并顺利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乡土社会的“小传统”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资源。

  关键词:动员;动员主体;动员客体;动员能力;小传统;农村基层组织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改革后,生产事务和劳动力安排都成为农户的私事,基层组织一般无权干涉,国家政策也只是在宏观上对经济进行调控。但是,改革后的农村并非只剩下农民的“私域”,它还存在一个多年来被我们忽视了的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包括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架桥修路、兴修水利、通水通电等)、农村环境保护、农村公共服务、农村突发事件应对、国家或上级政府政策措施的贯彻实施等。这些农村公共领域的事务仍然需要农民的参与或投入,这就仍然存在着一个从人力、财力、物力或精神上去动员农民的问题。多年来,由于我们对农村公共领域的忽视,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而农村公共领域因其不乐观的现实状况也相应成为“三农”问题的重点。现在,国家正式提出建立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农村公共领域问题的回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农村的公共领域问题,而解决农村公共领域的问题需要农村的主人——农民自己的参与。根据参与式发展的理念[②],农村的发展问题并不仅仅是国家单方面的政策和计划问题,农村是农民的农村,建设什么样的新农村,农民自身应该有发言权,农民不应该是国家发展计划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参加者和主力军。而要让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参加者,就绕不开农村基层组织对农民的动员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通过强大的各级政府组织(包括农村基层组织)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对农民的动员,并形成了集中动员型的政治体制,对农民的动员不成其为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及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和运行方式。国家制度的改革也在逐步消褪着过去无所不在的总体性社会[③]特征。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出现了,这就是农村基层组织弱化,也有人将其称之为国家从农村的撤退。对此,无论是在学术研究的报告中还是在新闻媒体上,都有许多的报道。在1996年,全国第一批整顿的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村党支部就多达5.5万个(《人民日报》1996年6月25日)。在农村基层组织弱化的情况下,一个现实的问题摆上了桌面:在后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势下,农村基层组织的社会动员如何实现?这个问题又包括两个子问题:农村基层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问题;农民基层组织的社会动员形式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目前主要有两种认识。一种是认为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弱化了,以吴忠民、杨福忠等学者为代表。吴忠民认为,“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原有的社会动员所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逐渐消失。就连许多研究社会资本的专家也很少提及社会动员对于当今中国的重要意义。就总体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似乎在淡出中国社会”(吴忠民,2003)。杨福忠在评价孙立平、郭于华的《“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一文时指出,乡镇干部通过权力的非正式运作,虽然都动员农民实现了国家意志,但从实践过程来看,事实上目前农村中国家运用正式权力对农民的动员能力下降了,很多农民对国家权力产生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致使基层干部不得不寻求正式权力之外的社会资源以谋求问题的解决:其一、法外设权,违法行政;其二、非正式规则行使国家权力。这种方式行使的国家权力,表面上看是农民对国家的妥协,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对农民的让步,是基层干部在原有权力行使方式受阻而不得不做的一种变通(杨福忠,2001)。对于国家动员能力弱化的原因,目前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解释。其一是孙立平等人在区分“总体性社会”和“后总体性社会”的基础上提出的“组织化动员”和“准组织化动员”之说,“总体性社会”和“后总体性社会”的主要区别在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同,前者国家对稀缺资源和社会活动空间进行垄断性控制,所以国家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组织化动员;而后者国家对稀缺资源和活动空间的控制放松,国家进行组织化动员的能力就弱化了,一种社会化的动员方式——“准组织化动员”逐渐发挥重要作用(孙立平、晋军等,1999)。其二是杨福忠提出的制度供给不足说,杨福忠认为,国家对农民的动员能力弱化,原因在于制度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政治体系制度化水平低、政治体系的沟通渠道不畅通、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等方面(杨福忠,2001)。第二种观点以孙立平、郭于华等人为代表。孙立平认为,农村基层组织结构的软弱与涣散的确是事实。他提出一种过程-事件分析方法,认为在国家的动员能力已经基本丧失的表面现象之下,这种体制仍然具有一种相当强大的动员潜能,只不过这种动员潜能要转化为实际的动员能力还需要其他的条件。动员能力从潜在状态到现实状态的转变,是在一系列的事件性过程中发生的。因此,孙立平认为,笼统地说当今农村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有多大,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甚至影响动员能力的结构性条件,我们也只能作为一种基本的背景来看待。因为真正的动员能力大小,还取决于能否在动员的过程中再生产它,甚至创造它。这就是说,基层政权的动员能力取决于实践过程(孙立平、郭于华,2000)。

  马明杰通过对北方某乡动员农民种植“洋香瓜”的“逼民致富”过程的案例分析,提出“经营式动员”的概念,认为这是一种与改革前的“组织化动员”截然不同的动员形式。经营式动员虽仍以行政权力和已有的组织框架为动员的初始条件和媒介,但光靠这些因素本身的作用是不够的,经营式动员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动员者运用类似于市场的方式对这些权力和组织因素加以使用,以营造出动员者和被动员者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利益共同体是经营式动员的基础,是动员能力从一种潜在状态转化为一种现实状态的基础(《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2000:47-49)。马明杰的“经营式动员概念”是对孙立平“准组织化动员”概念的引申,并从经验上进一步论证了孙立平关于基层组织动员能力的观点。

  本文将通过对湖北省黄孝河村基层组织动员农户出修路款的案例分析,揭示出与上述两种主流观点不尽一致的农村基层组织动员形式及其动员特征。

  二、动员因由

  黄孝河村位于鄂东北,距离武汉市约60公里。该村原有一条石子路通往黄孝公路,距离约1000米,是村里的出口路。2004年,武汉市“村村通公路”工程实施到该地区,上级部门让各村如实上报村情路况并递交修路申请。根据政策,市里资助各村修水泥路,但拨款额度仅限于水泥路本身的造价,修路的工钱或承包费由各村自行解决。村里人初步估算了一下,工钱至少要3万元,而这对于只有300多人的一个小村庄来说,意味着每个村民至少需要出100元钱,对于这个并不算富裕的村子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黄孝河村目前是较典型的“二元经济”模式,青壮年外出打工、做生意,中老年人、妇女、小孩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家中青壮年外出打工的收入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一般要占到农户全年总收入的70%以上。一般来说,一个男性青壮年打一年工能挣到七、八千元左右,加上家中一点微薄的农业收入,一个农户全年的收入一般也就在1万元左右,家庭成员人均收入在3000元左右。这个收入若除去农业生产成本、生活费、孩子的学费等费用,就所剩无几了。所以说,每个村民出100元钱,对于一般农户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在2004年关于修路的消息在村里传开后,村民最初的反映是喜忧参半:修路是好事,出钱是负担。但不管村民们是如何理解这种负担的,绝大多数村民还是积极支持出钱修路,认为这是方便村里,造福后代的大好事,而且国家出钱支持,机会难得,如果不趁此机会把路修起来,以后要修就更难了。但是也有少数村民不理解,不愿出钱,说出了过激的话。有一家农户夫妻二人常年在外打工,只有逢年过节才回来一下,这家的女主人在和邻居聊天时就说,“反正我家每年过了春节就出去了,修不修路对我家来说无所谓。”其实村里像她家这样常年外出打工的不在少数,大多数都能从大局着想,觉得是村里人就有义务出钱修路。

  因此,在是否赞同出钱修路的问题上,村民基本上能够取得一致。余下的就是如何收钱和收多少钱的问题。因为,村民们虽然绝大多数都同意出钱修路,但是村民们的同意还是有顾虑,或者说有条件的。村民们的顾虑主要有两个:一是对于一些家境不太好的农户来说,按人头收100元是否能够承受;二是钱的收缴和使用上的透明度问题,也就是说,有些村民担心自己出的钱没有用在修路上,花得不明不白,或者说被人贪污。

  这是在2004年修路的消息传到村里之后,2005年上级正式批示下来之前,村人对出钱修路的基本态度和主要顾虑。

  三、动员主体:另起炉灶

  2005年11月,上级正式批准了黄孝河村1公里水泥路的修路款,于是,村里动员农户缴纳修路承包费的工作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村民们的顾虑一般是在平时闲聊时透露出来的。现在要正式开始收钱了,这种顾虑就有可能由非正式的闲聊转化为正式的“呼声”。因此,村里的干部不能无视村民的这些顾虑,否则可能会给收款过程带来很大的麻烦。而且,村民们的两种顾虑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对于第一个顾虑,是因为村里确实有部分农户经济状况不太好,承受能力有限,按人头收100元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第二个顾虑源于村民对现任村干部的不信任。黄孝河村的村财务收支本来很简单,收入主要来自于村民承包鱼塘、藕塘的承包款,支出主要用于村里的灌溉机械(抽水机)及相关设施的购买和维修,每年的进出不超过万元。但是由于本届村干部一直没有公开村里的收支明细账,村民们认为钱花得不透明,村干部可能“搞鬼”(贪污)。除了村里的收支外,上级政府有时可能会给村里发放一些救济款、救济物资或其他经费,这些钱物都要首先经村干部的手,村干部有机会从中截留或者把救济钱物暗地里发放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而不是村里最应该救济的农户。据有些村民的反映,本届村干部就曾有人把上级发放的救济物资占为己有。这些情况使村民对现任村干部产生了不信任感,不少村民表示:愿意出钱,但是不放心把钱交到“某些人”手中。这就是说,在现任村干部的领导下,村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受到了挑战。因此,如果不解决好村民的这个顾虑,要让他们爽快地把钱拿出来恐怕不现实。

  面对村民的舆论,为了解决收钱问题,村里最终决定另选村干部负责修路工程。于是在2005年12月,村党委会重新推选了一个人出来任村长,主持修路事务,原来的村领导班子一律不干涉修路事务。推选出来的新村长A 某49岁,以前在当地做过多年教师,算是村里的知识分子,本人也愿意出来负责修路事务。党委会推选出新村长后,并没有立即宣布,而是在全村村民动员大会上经村民认可后才最终确认的。党委会过后,村里接着就召开全村村民动员大会,正式向村民宣布修路的有关事宜,并动员村民出钱修路。在动员大会上,村党委向村民推荐了党委会新推选的村长,村民们对A 某出来负责修路事务表示认可。除了新村长外,在大会上村民们还推选了两个人出来协助A 某,A 某总揽修路事务,由村民推选出来的B 某负责账目,C 某负责管钱。B 某和C 某均是村民自己推选出来的为他们所信任的人。B 某40岁出头,是70年代末的老初中生,外出打工多年,见过一些世面;C 某年龄最大,58岁,为人正直,有正义感,有责任感,很受村民信任,所以这次村民让他出来管钱。这三个人就组成了一个修路领导班子。在这三个人中,除了A 某是村党委推选出来的、经党委授权的正式村干部外,B 某和C 某都不是正式的村干部,没有任何正式职务,只是临时出来帮助处理修路事务而已,也没有报酬。因此,这个修路的领导班子是一个村干部和群众的混合班子。这是一个经村民们认可或推选出来的班子,是村民们认为没有历史“污迹”、值得信赖的班子。

  于是,黄孝河村通过对基层组织领导班子的另起炉灶,重塑了基层组织对村民的动员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所谓的“领导班子”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粹由国家(或党委)正式赋权的班子,除了村长外,另外两人都是由村民推举、临时负责修路事务的,他们也不是正式的村干部。这是一个由国家赋权和村民赋权共同构成的班子,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班子是专为修路这件特殊事件而存在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班子,却使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得到了再生,使基层组织在这次收修路款的事件中显示了较强的动员能力。

  四、动员客体:多元化

  动员主体——基层组织领导班子的再造消除了农民对村干部不信任的顾虑,使农民可以放心地把钱交给新班子。那么农民的另一个顾虑,即村民的承受能力问题如何解决呢?如果收得过高,有些农户承受不起,他们就有可能产生抵触情绪,甚至干脆拒缴,这就会影响到整个动员计划;但如果降低收费标准,承包款则可能不足。既要保证修路承包款到位,又要考虑村民的经济承受能力,二者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呢?

  上级正式批示下来前,村里人初步估算,每个村民至少要出100元才能收足承包款。新的领导班子选出来后,对收费标准和收费办法进行了反复磋商,目的就是妥善协调好上述矛盾。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把动员客体或者动员对象的范围扩大,并区分不同类别的动员对象分别收费的解决办法。村里人最初的估算是建立在村里现有居住人口的基础之上的,没有把从村里出去现在在城里定居的人计算在内,如果把这部分人计算在内,也动员他们出一些钱,每个人就不需要出100元。而且,村里人最初估算的是平均数,就是每个农户都一视同仁,平均每人100元。这种平均数的算法没有考虑农户之间富裕程度的差异,对于有些农户来说,每人100元是一个大数目,而对一些较富裕的农户来说,每人100元可能算不了什么。考虑了这些因素之后,领导班子决定把动员对象的范围扩大,并且根据不同对象的经济实力区别收费。

  具体的措施是这样的。动员对象不仅包括村里现有居住人口,也包括虽是村里户口但已不在村里居住的人以及已在城市落户的“本村人”(从村里出去的城里人)。这样一来,动员的对象就比原来设想的范围要广得多,而且,后两种人的经济实力一般都较强,只要动员方式得当,收获应该不小。动员对象的范围扩大了,还需要根据不同的对象对他们区别对待,经济实力差的可以少出一点,经济实力强的尽量动员他们多出一点。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领导班子拟定了如下收费标准:对于村里现有居住人口,只设下限,不设上限;最低每人50元,这个50元是村里现有居住人口的人头钱,是作为村民应尽的义务,必须缴纳,如果有能力可以多缴,村里鼓励有能力的农户多出一些;对于已不在村里居住的人以及在城市落户的“本村人”,原则上没有收费标准,他们愿意出就出,实在不愿出就算了,他们愿意多出就多出,不愿多出能出一点也行。领导班子的指导方针是尽量动员这后两类人多出一点,因为他们的经济实力较强。但是也不能强迫他们出,或者强迫他们多出。因为已不在村里居住的人虽说是村里户口,但是他们一般已多年不在村里居住,而且今后回来的可能性也极小,基本上脱离了村子,在事实上已不算是村里人了;在城里落户的“本村人”不但不在村里居住了,而且在法律上也不再是村里人了。所以不能强迫这两类人出钱,而只能采取自愿原则,但尽量动员他们多出。而之所以要把他们也纳入动员对象的范围,一是因为他们毕竟和村里有着牵扯不断的联系,二是因为农村的乡土观念在发生着某种作用。这种乡土观念使农民把从自己村里出去的人仍然当作“自己人”,如果村里有事,这些从村里出去的人仍然有着一定程度的责任和义务;而从村里出去的人也有某种乡土认同,“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不能“忘本”,很多从村里出去的人内心有着较深的故乡情结,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愿意为家乡的建设出一点力,而且对某些人来说,对家乡的支持也是他们在外面混得不错的一个表征,是一种荣耀的事情。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村里有需要他们出力的事却没有通知他们,有些人还会不高兴,认为村里把他们忘了,不把他们当“自己人”看待。

  动员对象不同,收钱的说法也不同。对于村里现有居住人口,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家庭经济情况一般的农户,对于他们原则上只收“人头钱”,即每个人头出50元,这个50元是必须出的,没有条件可讲,如果他们愿意多出则更好。另一类是家庭经济比较富裕的农户,这类农户一般非农收入比较高,大多有家庭成员在当地或城里做生意,或者有家庭成员在从事收入较高的职业。对于这一类农户,修路领导班子就不但要动员他们出50元的“人头钱”,而且要尽量动员他们在“人头钱”之外再出一部分钱,这一部分钱就称为“捐款”。于是对这后一类农户的动员目标是“人头钱”加“捐款”。当然,如果他们实在不愿意在“人头钱”之外再出“捐款”,那也只好作罢。对于虽是村里户口但已不在村里居住的人和已在城市落户的“本村人”,动员的目标就只是“捐款”,就是尽量动员他们给村里做点贡献,尽量捐一点,他们没有缴纳“人头钱”的义务。

  通过扩大动员对象的范围,以及对动员对象的多元化处理,把原来估算的每人100元的收费标准降低到50元,修路领导班子通过动员客体多元化的办法成功地解除了村民的另一个顾虑。

  五、动员手段:多样化

  解除了村民的两大顾虑后,接下来就可以正式动员村民出钱了。在具体的动员过程中,修路班子针对不同的动员对象采取了多样化的动员方式。

  但是在动员活动正式开始前,还有个确定动员时间的问题。修路领导班子深知动员时机的选择对于动员效果的意义,因此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反复斟酌。斟酌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人在;钱在。“人在”是指要在动员对象在村里的时候进行动员。因为村里有不少人家常年在外打工,平时不在村里,或者“当家的人”平时不在村里,他们往往在春节前才回到村里准备过春节,因此要趁他们回来过春节的机会进行动员;对于虽是村里户口但已不在村里居住的人和已在城市落户的“本村人”,他们主要是在春节期间回村过春节、拜年、走亲戚或者元宵节回村看花灯,因此要抓住这个时机对他们进行动员。“钱在”主要是针对村里现有居住人口而言的,就是说要趁村里农户手头有钱的时候去动员,这样他们才可能有钱拿出来。而村里农户手头有钱的时候一般是在春节前,因为那时各家在外打工、做生意的人都回来了,带回了一年的收入,春节前的一段时间是村民们一年中最有钱的时期。对于虽是村里户口但已不在村里居住的人和已在城市落户的“本村人”,“钱在”的问题不太突出,因为他们的经济状况一般较好。权衡上述“人在”和“钱在”这两个因素,修路班子最终把动员时间定在春节前和春节期间。春节前主要是动员村里现有居住人口,在村里外出打工、做生意的人大多数已经回村的时候就可以进行;春节期间主要是动员后两类人。

  对村里现有居住人口的动员是从全村村民动员大会开始的。全村村民动员大会于2006年1月2日召开,这时已快到春节,村里在外打工、做生意的人大多已经回来了。动员大会包括以下内容:向村民传达上级“村村通公路”的精神;产生修路班子;宣布收钱的标准;动员村民们积极出钱,有能力的农户多出钱,在这一点上,村党委向村民们强调了修路对于本村的重要意义,强调修路机会的难得,动员村民们以大局为重,造福村里,造福后代。动员大会的效果明显,当场就有农户主动把自家的人头钱缴了。

  动员大会结束后,由A 某、B 某和C 某组成的修路班子就开始逐家逐户地动员村民出钱。对于经济状况一般的农户,就只动员他们出人头钱。因为在动员大会上已经把问题和道理都讲清楚了,这类农户大多数都很爽快地把钱出了。遇到少数农户不太理解,不情愿出钱,修路班子就会对他们进行说服动员。他们一般会向农户重申修路对村里的好处,劝农户要为全村着想,然后还会适当地向农户说明:出人头钱是每个村民的义务。例如,他们会说:“出这个钱不是为了哪一个人的事,是全村的事,是为了村里好;再说,村里其他人都出了,唯独你们不出说不过去,也不太好。”

  对于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户,在出人头钱之外,修路班子还要动员他们尽量再多出一点。人头钱之外的钱不是个村民义务问题,因此在动员的方式上就要动动脑筋。这类农户一般比较富裕,多数农户有人在外做生意或打工,因此修路班子就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动员。以给他们拜年、贺喜或恭维的方式进行动员,他们会说:“提前给老板拜年,今年又赚了不少吧”,“你们是大老板,给村里做点贡献吧”;或者,“老板什么时候回来的,今年生意还不错吧”,“你是做大生意的人,多出几个对你来说是小意思”;或者,“给村里捐点款,为村里造福,村里不会忘记的”。

  对于虽是村里户口但已不在村里居住的人和已在城市落户的“本村人”,对他们的动员主要是在春节期间进行的,春节期间,这些人回来拜年、走亲戚或者看花灯。这些人没有出人头钱的义务,动员目标只是尽量让他们为修路捐一点款,尽一点乡土之谊,表一点乡亲之情。因此,对他们的动员经常是在得知他们回来之后,修路班子找个合适的机会去进行游说。由于这些人事实上已离开了村子,他们跟村里的关系主要是情感上的联系,因此修路班子对他们的动员主要从乡土乡情方面展开。首先是要向他们拜年,跟他们话乡情,询问他们这些年在外面过得怎么样,介绍村里这几年有了什么变化,让他们有机会常回来看看,跟他们回忆一些往事,唤起他们的乡情。有了这些铺垫,然后慢慢向他们说明村里修路的事情,并向他们解释存在的困难。在此基础上向他们发出请求,恭维他们是村里的骄傲,是从村里出去的“有头有脸”的人,恳请他们看在乡土乡情的份上给予村里一点赞助。

  通过对不同的动员对象采取不同的动员策略和动员方式,修路款的动员目标基本达到,全村现有居住人口中除了一个农户实在困难外,其他农户都出了人头钱;村里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户90%在人头钱之外又捐了款,多少不一;而对于后两类人,只要回村而修路班子又上门动员的,全都有所表示,多则几千,少则几百。最后动员到的经费总额有4万多元,比预算的3万多元多出了1万元左右。

  六、讨论与结论

  黄孝河村通过对动员主体——基层组织的再造和对动员客体(对象)的多元化处理,最终成功地实现了动员目标。因而,从这种角度看,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仍然是较强的。但是,黄孝河村基层组织所实现的较强的动员能力,是建立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上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动员主体的再造和动员客体的多元化。如果以黄孝河村原有的基层组织领导班子来动员农民出钱,那么农民会心存顾虑,不放心把钱交到他们手里,动员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对动员客体作多元化处理,一方面降低了村中居民的人头钱标准,使一般农户有能力出得起钱,另一方面可以根据不同的动员客体采取不同的动员手段,使动员措施有的放矢,提高了动员的成功率。那么,在黄孝河村的这个动员案例中,动员主体再造和客体多元化所依凭的资源是什么呢?

  在动员主体的再造中,修路领导班子的产生采取了一种民主的方式。村长虽是由党委会提名,但却是经过村民们认可后才正式确认的。另外两名负责人完全是由村民自己推选出来的。以这种民主方式产生的修路班子是得到村民信任的基层组织领导班子。而且,这个班子是由国家(党委)赋权和村民赋权共同组成的混合领导班子,村长是由党委提名的,另外两人完全是由村民赋权,这两个人也没有正式职务,只是受村民之托出来负责修路事务。这样的基层组织构成很奇特,他在国家制度化的正式信任之外加入了农民的非正式信任[④].农民的这种非正式信任基于农民世界独有的公平、正义、平等观。

  对动员客体的多元化处理同样基于农民世界独特的乡土认同、乡情理念及乡土文化。没有农民世界独特的乡土认同和乡情理念,修路班子就无法把动员的对象扩大到虽是村里户口但已不在村里居住的人和已在城市落户的“本村人”。而修路班子对各类对象采取的动员方式也主要是基于这些为农民世界所认同的乡土乡情观念和乡土文化,而不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领导姿态和正式权力运作方式去进行动员。

  因此,大体来说,本文得出的结论和孙立平、马明杰等人的观点不矛盾:即,农村基层组织仍然具有较强的动员潜能,但这种潜能要变为现实需要一定的条件。但孙立平、马明杰等人强调的是动员实践过程在这种转变中的重要性,即认为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取决于实践过程。本案例中的动员当然也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展开并实现其动员能力的,但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动员的实施者更多地凭借了农民世界的乡土认同和乡土文化。因此,本文强调的是农民世界的信任观、乡土认同及乡土文化在实现基层组织动员能力上的意义。

  这里所说的农民世界的信任观、乡土认同及乡土文化借用雷德菲尔德的概念表述就是“小传统”。“大传统”和“小传统”这一对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在其发表的《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的。这一对概念用来说明:在较复杂的文明中,存在着两个层次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一般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贵族、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主流文化或者社会中的上层精英文化,而所谓的小传统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大传统的成长和发展主要靠文字、教育,比较集中于城市地区,而小传统则是以农民为主体,基本上是通过口传的生活实践在农村中传衍的。在我国的乡土社会,大传统反映了国家正式法律、规范等一系列官方的意识形态,其权威来源于国家的权力和支持,体现的是官方的权威与正统意识,而小传统则是由非官方的传统价值、规范以及习惯构成,它并没有得到国家的正式认可,反映的是社会的下层、非正式的民间意识。大传统一般代表着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小传统则反映了村庄和农民的利益、需求和感受。新中国成立后,大传统逐渐在农村取得主导地位,农民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都被纳入民族国家的轨道,小传统被主流意识形态定位为落后意识而退居边缘。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后,农村基层组织弱化,在农村的公共领域,小传统作为乡土社会控制的基本方式和规范重新走到前台。目前农村社会是在大传统和小传统两种文化的双重作用和控制之下。当前,农村基层组织正式动员(依靠大传统赋予的正式权力和权威进行的动员)能力的弱化主要源于大传统对农村的控制和规范能力的弱化;而某些地方基层组织能够实现较强的动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基层组织大传统运作,或者说不仅仅是大传统运作的结果,而恰恰是源于这些基层组织在动员过程中实现了对小传统的创造性运用。因而,在当前基层组织弱化的背景下,要顺利实现对农民的社会动员,小传统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动员资源。

  农民世界的乡土认同和乡土文化并不都是消极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为农民建设新农村,要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农民世界的文化和理念以及基于这种文化和理念的生活方式。如果是这样,农民世界的乡土认同和乡土文化就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赖以凭借的资源,而不仅仅是基层组织进行社会动员的依凭。

  参考文献: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2000,《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鹭江出版社。

  孙立平、晋军等,1999,《动员与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

  孙立平、郭于华,2000,《“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鹭江出版社。

  吴忠民,2003,《重新发现社会动员》,《理论前沿》第21期。

  杨福忠,2001,《从社会动员能力看当前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黑龙江社会科学》第3期。

  赵拥军,2004,《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引入小型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第4期。

  詹姆斯?C.斯科特,2004,《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简介:邓万春,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社会学系

  原文出处:2006年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论文

  注释:

  [①]这里的“主体”和“客体”不是主客对立意义上的主体和客体;主体指动员实施者,客体指动员对象或动员的目标群体。

  [②]“参与(Participation )”的概念在理论上基本包括了三个层次的含义:从政治学角度,“参与”就是对弱势群体赋权,弱势群体参与发展决策,在变革社会结构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从社会学角度,“参与”强调社会变迁中各个角色之间的互动,以此引申出社会角色在发展进程中的平等参与;从经济学的角度,经济学家以及发展援助的管理者则更多的从干预的效率角度来认同“参与”的概念。“参与式发展”则被广泛地理解为在影响人民生活状况的发展过程中,和发展项目有关的决策主体的积极地、全面地介入的一种发展方式。“参与式发展”具有寻求某种多元化发展道路的积极取向。参与式发展理论强调尊重差异、平等协商,在“外来者”的协助下,通过社区成员的积极、主动的广泛参与,实现社区的可持续的、有效益的发展,使社区成员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参与式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建立伙伴关系;尊重乡土知识和群众的技术、技能;重视项目过程,而不仅仅看重结果。赵拥军:《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引入小型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2004年第4期。

  [③]孙立平、晋军等认为,1949年之后,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组织重建,中国的社会逐渐被改造为一种“总体性社会结构”。这种总体性社会至少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其一,国家垄断着绝大部分的稀缺资源和结构性的社会活动空间;其二,社会各个部分的高度关联性。孙认为,这种总体性社会中,政治框架是社会的基本框架,社会中的各种组织系统均附着于政治框架之上,政治和行政权力成为支配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力量。孙立平、晋军等:《动员与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④]詹姆斯。C.斯科特认为,被设计或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他们经常会忽略真实的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严格地服从规则地工作的失败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任何生产过程都依赖于许多非正式的和随机的活动,而这些活动不可能被正式设计在规划中。仅仅严格地服从制度而没有非正式和随机的活动,生产可能在事实上已经被迫停止。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