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平感对公民纳税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原载《管理世界》2006年第1期

  [摘要]社会公平感是决定公民纳税行为的重要心理因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性别、政治面貌、过程不公平感、分配不公平感对公民的纳税行为有显著影响;无论收入高低,不公平感引致的消极纳税行为是一样的;约7成被调查公民认为纳税起征点应提高至1200元;约一半公民认为税收最应当用于社会保障;将近一半的公民认为应该降低税率。要消除不公平感对公民纳税行为的消极影响,就必须实现执法的公正性,平衡公民的机会公平感;发挥税收的社会效益,平衡公民的权利公平感;提高税收使用的透明度,平衡公民的过程公平感;加快税制改革的步伐,平衡公民的分配公平感;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力度,培育公民的自觉纳税意识。

  一、研究背景

  公平一般是指公正、平等,包括绝对公平和相对公平。绝对公平是指让公众有同等的机会和权利在社会活动中以保证其利益的均等化,相对公平是指让公众在社会活动中处于同等位置上进行较量。亚当斯(1962)的公平理论认为,员工产生的公平感往往不是来源于他所得报酬的绝对值,而是来源于与他人相比的相对值。税收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经济问题。福山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全部理论都是建立在一个相对简单的人性模式上的——“人类就是理性地追求功利最大化的个人们”。自利给经济以动力,并使人类从中受益,只要存在经济活动,自利行为总是绵延不断的。但是任何税收都必须发挥保证社会公平,调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功能。公民之间的相互比较以及对纳税行为的相对公平感,必然会影响他们的纳税行为。林晓先生指出,税收公平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分税公平,即体制性公平,指政府间的税收分配公平;二是定税公平,即制度性公平;三是征税公平,即管理性公平,指税收征收管理上的公平;四是用税公平,即权益性公平,指纳税人在税款使用中的监督权利与平等受益。

  关于社会公平感与公民纳税行为关系的研究,当今学者更多的是关注税收可以实现社会公平,而对社会公平感影响公民的纳税行为的关注则尚属罕见。研究公民纳税行为背后的社会公平心理对于改革税法,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监督作用,促进积极纳税行为,减少消极纳税行为,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所指的关于纳税的公平感意识,主要是指过程公平感和分配公平感。由于对纳税行为的公平不宜用过于理想化的眼光来看待现实社会当中的公平问题,主要应看到公平实效的重要性,因为公平规则与其实际兑现之间有差距,所以社会的任务应当是分阶段地、不失时机地通过可行的途径有效地兑现公平的规则。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提出了本次研究的目的。

  本研究希望在前人的成果上,进一步完善“公平一税收一公平”的循环模式,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措施来平衡他们的公平感,促进积极的纳税行为。由于本研究的对象所拥有的社会角色、地位非常广泛,因此通过这项研究不仅可以了解长沙市公民的社会公平感对其纳税行为的影响,而且研究的结果也可以作为与长沙同类型的其他城市了解市民社会公平感与纳税行为的参考资料,并以此来反映公民的社会期望,为我国税法改革提供数据支持。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本研究认为:影响公民纳税行为的因素并不是来自于个人层面的社会公平感本身,而是来自于他们对社会层面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的公平感受,即观念上的公平。社会公平感来自与对社会公平的主观体验,它又会对公民的纳税意识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公民的纳税行为。

  本研究所讨论的社会公平感由义务公平延伸而出,考虑到影响公民社会公平感的社会因素具有不确定性,将本文研究的社会公平感界定在人们对税收相关领域的公平感受的范围之内。认为它主要来自于4个方面:权利公平感、机会公平感、过程公平感、分配公平感。这4方面的公平感受归根结底又可以概括为对投入与获得的公平感,即义务公平。这4种公平感受相互交织,形成公民复杂的社会公平心理,进而作用于公民的纳税意识,影响他们的纳税行为。

  其中权利公平感是指公民对自己的税收权利与义务比较后产生的公平感;机会公平感是指自己与他人的税收权利与义务之间的比较后产生的公平感;过程公平感是指对税收是否得到有效利用的公平感;分配公平感是指对税法确立的纳税起征点、纳税税率的公平感。

  海德(Heider,F.)的认知平衡理论与费斯廷格(Festinger ,L.)的认知失调理论一致认为:公民普遍地存在着维持内心平衡的倾向,当出现不平衡因素时,公民总是采取相应的态度和行为变化,以恢复心理平衡状态。不公平感对公民来说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刺激,其刺激强度与不公平的程度成正比。

  基于海德、费斯廷格的理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公平感越强,积极纳税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

  假设2:年龄越大,积极纳税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3:政治面貌不同,产生不公平感后,积极纳税的可能性大小不同。

  假设4:月收入越高,公民积极纳税的可能性越大。

  (二)研究变量

  1.自变量。社会公平感的测量由于是一个主观的变量,直接测量难以操作。因此,本研究以公平感的对立面——不公平感为操作对象,分为4类:一是权利不公平感,即自身权利与义务的比较后产生的不公平感;二是机会不公平感,即自己与他人的税收权利与义务之间的比较后产生的不公平感;三是过程不公平感,即对税收是否得到有效利用的不公平感;四是分配不公平感,即对税法确立的纳税起征点、纳税税率的不公平感。本研究的自变量为:性别、年龄、政治面貌、月收入、权利不公平感、机会不公平感、过程不公平感、分配不公平感。

  2.因变量。本研究将“是否依法纳税”作为因变量。由于社会公平感与公民纳税行为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循环往复的过程,因此,变量关系模型可以表示如图1所示。

  

  (三)资料来源

  本研究依据的实证资料来源于2005年2月~4月对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区、天心区、雨花区、岳麓区5个区的公民的调查资料。抽样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法,每个区随机抽取两条街道,每条街道随机抽取80位公民填写调查问卷。本次调查共发出。4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98份,有效回收率99.5%.样本结构:

  (1)性别:男,251人,占63.1%;女,138人,占34.7%.

  (2)年龄:16~25岁,143人,占35.9%;26-35岁,162人,占40.7%;36~45岁,48人,占12.1%;46-55岁20人,占5.0%;56~65岁,8人,占2.0%;66岁以上,5人,占1.3%.

  (四)资料处理

  该次调查使用SPSS11.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公民的社会公平感为自变量,以他们的纳税行为为因变量,建立起相应的多元回归方程来分析各自变量对因变量所起的作用,同时结合相关分析来分析不同的显著影响。

  三、结果分析

  (一)公民纳税行为的显著影响因素

  因为因变量“是否依法纳税”是一个二分变量,所以以公民的性别、年龄、政治面貌、月收入、权利不公平感、机会不公平感、过程不公平感、分配不公平感为自变量建立多元逻辑回归模型,如表1所示。

  

  因为样本数只有398份,比较少,显著度达到0.1即认为显著,从表1可以看出:权利不公平感、机会不公平感是不显著变量,过程不公平感、分配不公平感是显著变量,因此,原假设1“社会公平感越强,积极纳税行为的可能性越大”的提法是不准确的。不公平感的具体来源不同,公民的忍耐力程度不同,纳税行为的取向不同。根据表1反向推导,可得出以下结论:权利公平感的增加对促进积极纳税行为的可能性的效果较小;机会公平感的增加对促进积极纳税行为的可能性的效果较小;过程公平感的增加对促进积极纳税行为的可能性的效果较大;分配公平感的增加对促进积极纳税行为的可能性的效果较大。

  年龄对“是否依法纳税”是一个不显著变量。由此可见,年龄越大,并不意味着纳税意识越强,假设2未得到验证。

  政治面貌对“是否依法纳税”是一个显著变量。假设3得到了验证。

  月收入是一个显著变量,但是它是负向的。由此说明月收入越高,纳税积极性反而越低,假设4没有得到验证。

  本研究认为,不公平感一旦产生,势必使纳税意识变得淡薄。利用SPSS11.0中的频数分析可以看出,公民一旦产生权利不公平感、机会不公平感和过程不公平感后,仍然积极纳税的比例大为降低(从表2可以看出)。

  无论产生何种不公平感,公民选择“依法纳税,但心里不情愿”的比例都最高,达到了一半,仍然积极纳税的比例较低。这说明不公平感一旦产生,对纳税行为就会产生消极影响。尽管纳税是一种强制性行为,但不公平感的产生必然加剧征税的难度,由此也就从反向推导了假设1——不公平感越强,采取消极纳税行为的可能性越大。注意:这与原假设l 中“社会公平感越强,积极纳税的可能性越大的提法”是不同的。两者是不同的两个方面,不能互相推论,而是从数据分析中得出其正伪。

  根据管理学中关于增加满意不等于降低不满意,降低不满意不等于增加满意的双因素理论推导——权利、机会不公平感与过程不公平感一样,它们的增加会增大消极纳税行为产生的可能性。注意,这与前面“权利、机会公平感的增加对促进积极纳税行为的可能性的效果较小”是相区别的。两种提法不同,增加公平感不能增加积极纳税行为,并不等于降低公平感不能降低消极纳税行为。

  (二)权利不公平感与公民纳税行为

  本研究认为,交了税,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权利(权利不公平感)与公民的月收入应该有强关系,于是对他们做相关分析,具体情况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随着月收入的增加,依法纳税的比例逐渐增多,但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也就是说,并不存在高收入者纳税积极性更高的可能。权利不公平感对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产生同样的效果,说明纳税人都是理智的,交了钱就应享受相应的权利。

  (三)过程不公平感与公民纳税行为

  过程不公平感对纳税行为的影响,具体分析见表4.

  月收入与过程不公平感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即不论收入高低,不公平感引致的消极纳税行为是一样的。

  各收入阶层公民过程感不足,纳税行为倾向消极。从表4可以看出,无论月收入多少,都以“依法纳税,但心里不情愿”所占比例最高,但完全不再纳税的比例也相当高,将近30%左右,这种趋势不容忽视。税收的用途应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一分钱都是纳税人的心血,纳税人关心税收的用途是理所当然的。

  (四)分配不公平感与公民纳税行为

  考虑到月收入与纳税态度的关系,本研究认为分配不公平感与纳税起征点有关,于是对他们做相关分析。本研究认为有过多次偷漏税行为,即是不依法纳税,有过偷漏税行为的总结为偶尔不依法纳税,没有偷漏税行为的为依法积极纳税。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以看出,起征点与分配不公平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且在1200元以下时,“不依法纳税”与“偶尔不依法纳税”两项所占比例都比1200元以上所占比例高。从这里可以看到,起征点以1200元似乎更为合适。

  

  纳税起征点实际上是代表了分配的公平问题,对低收入群体课税,更是如此,从调查结果来看,无论哪个收入阶层的人,都普遍认为以1200元为起征点更为合理,具体见表6.

  纳税起征点与月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并且选择以1200元以上为起征点所占百分比为最多。因此本研究认为,纳税起征点以1200元为宜。

  税收是国家运行的血液,应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但贪污腐败现象的存在严重侵袭着国家的税收,也成了部分公民不依法纳税的理由。

  从总体上来看,61.8%的人认为,税收最应当用于社会保障,21.6%的人认为最应当用于国家建设。

  

  引入年龄因素可知,不论年龄大小,认为税收应主要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都明显高于其他项(见表7),可以看出,公民年龄与税收的用途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

  由于目前普通公民的收入并不高,对税率高低的认识也是影响其纳税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调查结果表明,认为最应该进行调整的是个人所得税的人数占总人数的44.2%.考虑职业因素后发现,不论何种职业的人,公民普遍认为目前税率偏高,都认为个人所得税最应该进行调整。从表8可以看出,公民最希望的税率比国家规定的税率都要低,如果产生社会不公平感,很容易导致消极纳税行为的产生。

  四、讨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影响公民纳税行为的因素比较多,但不公平感明显地影响了积极纳税行为的产生,本研究结合上面的分析结果,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一)义务公平与公民纳税行为

  权利与义务相符,公民会自觉增强纳税意识,强化积极纳税行为;反之,则会削弱纳税意识,弱化积极纳税行为。

  义务公平是否影响公民纳税的自觉性。

  在经济学视野里,人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在理性的支配下,人们会采取符合社会规范、法律法规的行为模式。本研究所指的理性是公民在各种社会规范与法律法规要求下依法纳税。感性的产生是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对各种现象的情绪化反应。本研究所指感性主要是通过对自己投入与获得的比较、自己与别人的比较,以及理想和现实的比较来判断是否公平的情绪化的反应。

  倘若感觉投入与获得、权利与义务相符,公民会自觉增强纳税意识。这种感性上的纳税意识会与理性一起发挥作用,强化个体积极的纳税行为。倘若感觉不公平,公民会弱化甚至是负面化自身的纳税意识。在个人主观世界,若理性占主导地位,感性占次要地位,会出现“积极纳税”或“依法纳税,但心理不情愿”的心理;若感性突破理性的束缚,上升至主导地位,则在实际行动中很可能会采取消极的纳税行为,“只纳一部分税”,甚至是“完全不再纳税”。虽然他们可能知道偷漏税的行为是违法的,也可能知道采取这种行为会遭到来自他人和自己内心的道德谴责,并且会遭到法律的制裁,但在强烈的不公平感的作用下,他们仍然可能采取不理性的行为。他们的消极纳税行为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会对其他公民的社会公平感和纳税行为产生影响,形成恶性循环。想要防止这种恶性循环的产生,就需要引导公民由纳税行为向纳税行动的转变。这种转变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平衡公民的社会公平感。

  法律规定公民的权利义务相统一,履行了纳税的义务就应该享有相应的权利。马克思(1995)指出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是我国宪法和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纳税是公民最重要的义务之一。倘若税收没有得到合理运用,即公民履行了纳税的义务却没有享受到纳税所带来相应的权利,就会产生义务不公平。

  (二)机会公平与公民纳税行为

  机会公平是否影响公民的合理流动。

  阶层不同,占有社会资源机会的大小及占有资源的多少也不同。从起点上看,他们就存在着不平等。比如,不同阶层的人在受教育年限上不同,社会关系网络不同,信息占有量和可支配量多少不同等等。这种起点上的不平等会对他们进一步占有社会资源的机会的大小及占有资源的多少产生影响,当然,现实生活当中不必要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平等。前者会落入集体贫困的怪圈,后者则由客观条件决定而必定难以实现。

  应促进机会平等,以实现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缓解公民不满情绪。社会应采用政治、经济、法律等手段调节权利机会的下向流动,使低收入阶层通过培训增加向社会上层结构的流动的可能性。例如增加他们的后辈受教育的机会以实现上向流动,避免社会地位的世袭与“祖传”。不同的人在占有机会的起点上的不平等,这是由历史形成的,不可避免的。既然起点不公平我们难以控制,那就应该通过之后的合理的机会分配来促使新的公平的实现。如果在机会起点不公的基础上增加新的不公平,将会使公民难以忍受,一旦不满情绪爆发结果不可预料。机会是否公平是否影响公民的分配心理。“机会不公平感比过程不公平感更能使公民产生消极纳税行为”这一假设经数据分析的结果证明它是错误的。机会不公平感与其他3种不公平感一样都能使纳税意识变淡薄,但机会公平感产生后,采取消极纳税行为所占的比例最大(具体见表2)。若个体原本依法纳税,但之后他发现,原来别人不交税也可以享受到与他一样多的权利,他就很容易产生“不如不交税”的心理。公民的机会不公平感通常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与周围的人相比较后产生的,而过程不公平感通常是他们借助大众传媒了解各种新闻之后产生的,毕竟不可能每个人都亲自参与税收的利用过程。公民通常是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来间接了解税收的使用情况的。前者与后者相比,更有具体性和形象性。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人们往往更多关注的是自己周围一定领域范围内的事物和现象,而对于那些处于自己日常活动领域之外的事物的体验往往没有那么深刻。由于它并没有发生在自己身边,往往不久这种情绪就淡化了。相对而言,机会不公平感一旦产生,身边的人、事、物便会时常提醒公民它的存在。它对个体主观世界的影响时间往往比过程不公平感更长久,一旦产生则更容易摆脱理性的束缚,导致消极的纳税行为。对数据分析结果的进一步分析发现,现代传媒使过程不公平感对公民纳税行为的影响比传统社会大大加深。通过此次调查,笔者发现自己轻视了现代传媒对个体的影响力。现代社会报刊、影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空前快速发展。与它们相伴的是信息时代的来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围绕并接受着前所未有的,数量巨大的生动形象的信息。与传统时代不同,现代人正感觉到高速发展的交通和传媒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不属于自己日常生活领域内的信息的生动性、形象性、可感知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使得过程不公平感对公民更加深刻。

  (三)分配公平与公民纳税行为分配公平是否影响公民的社会认同。

  改革开放以前采取的平均主义分配体制不利于发挥广大公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也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渐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逐步改变了过去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而采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把十四大提出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改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就是说,效率比公平更重要。这些改变,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公民劳动致富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党和国家的大力宣传,人们比过去更深刻地理解“能者多劳多得”的思想观念。虽然仍然有很多人觉得我国高中低收入差距大,但由于承认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致富,也就觉得他们的高收入是合理的。既然高收入者交税的比率更大,他们享受更多的权利也就是合乎情理的。所以,即使感觉高中低收入阶层享受权利不平等,人们大多也不会因此而简单地导致冲动的情绪反应。

  相对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优先发展城市,对农村发展的投入较少,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城乡公民各方面的权利差距较大。近年来,我国“三农”问题突出,部分公民对社会存在较大不满。再者,由于国家教育投入的不平等,农民身份的、通过自己奋斗从农村走出来的、上一辈或几辈是农民的公民享受的受教育权利往往比传统城市人享受的受教育权利少。因此,他们的理性思想更为薄弱,不公平感一旦爆发很可能引起消极的纳税行为。

  由此可见,城乡间享受权利不平等比高中低收入享受权利不平等更能引发偷税漏税行为。

  (四)税制改革与公民纳税行为纳税起点是否可以提高。

  个人所得税是公民最熟悉也是与公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个税种。由表9可知,个人所得税所占税收总量的比例逐年提高。此次调查重点调查了个人所得税中的工资与薪金方面。我国税法规定:职工工资、薪金所得适用9级超额累进税率——当月应纳税所得额=当月工资、薪金收入总额-800元,当月应纳税额=当月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让被调查者填写希望的个人所得税率表后,我们发现,他们大多认为,低收入者的税率应该再降低一些,甚至不少人认为应该从月收入1200元(也就是国家原本规定的个人所得税工资及薪金所得税率表的第二个级数)开始征税,第一级收入水平的人应该免税。从表8“公民最希望的税率”可以具体看出公民的税率期望值与国家税法的规定值之间的差距。按中国现有的消费水平,收入到1000元左右就要开始纳税,这对许多家庭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尤其是对居住在长沙这样高消费的城市,家庭负担重而又刚跨入纳税行列的家庭而言,每个月的税款大多是他们所不愿面对的。这部分人群的纳税行为大多倾向于消极。适当调整纳税起点,有利于降低这一类型的家庭成员的消极纳税倾向。与其规定低纳税起点而导致人们漏税,还不如规定较高的起点让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依法纳税,这样的税款还更有保证,更为稳定。

  

  纳税税率是否可以降低。目前世界各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基本上都采取累进税率。例如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是按照最穷、次穷、中等、次富、最富5档标准划分,各个所得税等级的边际税率分别是15%、28%、31%、36%及39.6%,而我国的征税等级分为9级,税率有超出当前居民经济实力的嫌疑。因为在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中,现行税制将征税的重点换在了对工资薪金管理上,但是高收入者的工资薪金仅占其总收入中很少的一部分,相反,工资薪金却是低收入者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这样按薪金征税的处理办法,对低收入者很不公平。因此,是否可以参照国外的税率适当调低现行税率?

  五、建议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公平感的产生,既是人际之间社会比较的结果,也是社会规范、社会准则在个体身上内化的结果。当人感受到不公平时,会采取种种心理上或行为上的手段,力图消除不公平,恢复心理上的平衡。公平性原则历来是设计和实施税收制度的重要原则,只有体现公平原则才能调动纳税人依法纳税的自觉性。

  研究公民纳税行为背后的社会心理对于改革税制,促进积极纳税行为,充分发挥税收二次分配的调节作用具有重要作用。在社会转型时期,公民社会公平的理念对纳税行为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从组织行为学激励理论中的双因素理论可知,满意并不等于没有不满意,不满意也不等于没有满意;增加满意并不一定能降低不满意,降低不满意并不一定能增加满意。从本文前面的结果分析可以知道,权利不公平感、机会不公平感属于不满意的范畴,而过程不公平感、分配不公平感属于没有满意的范畴。因此,虽然权利不公平感、机会不公平感是不显著变量,但它们一旦产生,却同样会对纳税行为产生消极影响。这两种消极感受甚至比过程、分配不公平感所引起的违法纳税行为的比例还要大。可见,要平衡公民的公平感首先要从消除不满意开始,即促进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平衡公民的权利、机会公平感;其次是要采取措施增加满意,即促进过程公平和分配公平,平衡公民的过程、分配公平感。最终实现四者合一的“义务公平时代”。针对本研究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采取以下几条举措已是势在必行。

  (一)发挥税收的社会效益,平衡公民的权利公平感

  一是要科学运用激励理论。要从根本上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仅仅依靠严厉的惩罚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在税收宣传和征管工作中必须灵活运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期望理论、公平理论、强化理论、激励模式等各种激励理论,分辨出不同纳税人的不同需要和共同需要,对纳税人实施科学的奖励,从而全面、有效地提升公民的纳税意识。考虑公平有利于就业、有利于投资,应增大税收对社会慈善事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的投入,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以提高社会的公平公正。

  二是要采用科学的管理模式。运用科学合理的管理方式来对税收利用进行运筹谋划。多少比例的税款运用于经济建设,多少用于社会保障,多少用于党政机关人员……怎样的比例能达到效益的最大化,怎样能使公民纳税后真正感觉并享受到纳税的好处,这一切都需要科学合理的运用税款。虽然税收是由国家统一支配,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由于它是以货币的方式出现和存在的,所以它又具有很强的经济性。这就为我们用经济学的手段对其进行管理和利用提供了可能。

  (二)实现税法公正性,平衡公民的机会公平感

  一是要完善税法立法,并加大执法和司法的公正力度。管理学中的控制原理中指出控制分为预先控制、现场控制、事后控制。中国现行的普遍使用的是现场控制和事后控制。从经济角度来看,现场控制是指企业经营过程开始以后对活动中的人和事进行指导和控制。事后控制指的是在一个时期的生产经营活动已经结束后,对本期的资源利用状况及其结果进行总结。通常,现场控制由于多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完美,而采取事后控制的损失往往是最大的。可见使用现场控制、事后控制的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采用预先控制。预先控制是指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开始之前进行的控制。虽然从短期看,采取预先控制的确是比较麻烦,并且所须的人力、财力、物力不低,但长远看来,良好的预先控制可以减少现场控制的难题,也可以降低事后损失的可能性。

  法律角度的税法执法可以与现场控制相对应,司法与事后控制对应,而立法则与预先控制对应。完善的立法可以降低执法和司法中的控制难度。税法明确规定了各种情况下何为正义,也就从源头上减少了执法司法过程中不公的可能性。

  严厉打击各种偷税漏税行为,防止任何人投机取巧的行为。检查机关和公安机关加大税法监督和惩治违法的力度,防止一部分公民的偷税漏税行为对其他公民纳税行为的消极影响,决不能对特权阶层采取宽容态度,严格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防止不同身份不同对待现象的产生,避免公民产生有钱即无罪、有权即无罪的想法。

  二是要大力加强税法的普法教育。例如,可以在社区设立偷税漏税举报箱,一旦某人有了偷税漏税行为,即使没有被有关法律部门发现,也很容易让身边的人察觉。再者,如果一个公民知道了身边另一个公民的违法行为,却投诉无门,他的纳税行为会更加消极。设立举报箱,一方面的确有利于发现进而惩治违反税法的行为;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宣泄公民机会不公平感的窗口。即使先不论它究竟是不是对发现、惩治违法行为有帮助,首先其存在本身就是平衡机会公平感的一个有效手段。

  三是要认真解决好“三农”问题。尤其注意平衡农民、进城农民工,拥有农民亲戚或朋友的城市人,祖籍农村的城市人,及其他城市边缘人群的机会公平感;增加这部分人群的教育投入;加强他们对税法知识的认识和了解,增强他们的纳税意识,强化他们依法纳税的理性思想。

  (三)提高税收使用的透明度,平衡公民的过程公平感

  一是要加强税务人员的管理道德感与社会责任感,必须内化税务人员的公仆意识,在建立税务机构文化的同时加强对员工的思想教育。税务局不仅应该是一个政治性组织,而且应该是一个伦理实体,它承担着人民血汗钱的征收和管理的重大责任,并且通过经济性的手段对税款进行操作。这两个基本特点决定了它不仅应该像现代企业那样讲究诚信,并且必须为它所负责的税款向人民负责。现在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做假帐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部分税务人员缺乏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受个人中心主义或金钱至上观念的支配,产生了种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组织,它的道德标准直接体现了它运转的目的,并潜在的引导着其成员的价值取向。对于税务机构,确立其管理道德十分重要。要一个人接受监督,当然外部的强制作用是不可少的,但能起到更广泛更深入作用的是个体对监督本身的承认和接受。来自外部的监督并不是时时刻刻到处存在的。我国的国情也决定了监督时所能使用的人力物力是有限的。我国的税务机构需要通过各种员工互动、干群互动等实践加强文化教化,内化员工的职业道德,使他们愿意接受监督,并且降低少数成员道德失范造成的行为失范的潜在可能,进而使内外结合,促进税收的透明使用。

  二是要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税收非政府组织(NGO )等组织的舆论监督作用;发挥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作用,增强政府与传媒的合作,第一时间向公众报道税款的去向及使用情况;加强媒介对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及与税收使用相关联的其他人员的廉洁情况的监督;设立专门的税务节目,密切报道税务动态;公开税收使用的方向,给老百姓一个明白,还公务员一个清白,这样将大大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

  税收非政府组织(NGO )应该是由我国关注税务的普通民众组成的非营利性的、自愿公民组织。它应该面向税务发挥人道主义作用,促进税收充分发挥社会效益,达到税款使用的最大经济效益;向政府反映公民关心的税务问题、监督税收政策的贯彻情况;鼓励公民在社区水平上的参与税款的使用;提供税收税法分析和专门知识,充当早期预警机制;帮助监督和执行国家税法。

  (四)加快税制改革的步伐,平衡公民的分配公平感

  税收公平应该充分体现量能纳税原则。我国居民的收入还偏低,对现行税法规定的纳税起征点普遍存在不满,所以存在大量的偷漏税行为。并且调查表明,公民最希望的税率都比国家规定的税率要低几个百分点。要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本研究认为可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要努力改进税收征管手段。积极推进税务部门对个人各项所得信息收集系统以及银行对个人收支结算系统建设,实现收入监控和数据处理的电子化,提高对收入的监控能力和征管水平,待相关条件具备后,修改现行税法规定的纳税起征点。

  二是要调整应税、免税项目,纳税起点和税率。合并性质相同的项目,适当增减免税项目;对综合所得采取预扣预缴,年终申报的征收办法;本研究通过调查研究的结果建议纳税起点调整至1200元。纳税税率也应该调整,尤其是相对较低的收入阶层的税率。政府相关部门的税率改革可以且应该参照各地区统计部门的关于税率的民意调查。

  (五)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力度。增强公民的自觉纳税意识

  一个社会要顺利地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使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同时具备法制观念和社会公平观念,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市场经济冲破了原有社会中大量的价值规范,而现代法制观念和社会公平观念不能很快建立起来,整个社会就有可能陷入高度无序的状态,时间一长,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

  社会心理学关于群体心理中群体压力的论述,社会影响中关于他人在场、相符和服从、模仿和暗示等内容对于国家采取灵活措施形成社会纳税道德风尚十分有借鉴意义。群体压力是指群体借助规范的力量形成一种对其成员心理上的强迫力量,以达到对其行为的约束作用。群体压力有时比权威命令更有效,因为社会上广泛宣传的思想可能会让一部分人产生逆反心理,或者是由于宣传多了导致麻木心态,往往并不在实际中践行。群体心理为成员广泛接受,一旦有违反者往往会被群体内其他成员所排斥。人是社会的动物,个体会因为害怕被排斥而屈从于群体压力,减少越轨行为。

  一是要促进公民积极纳税意识的形成。社会影响是指在他人的作用下,引起个体的思想、情绪和行为的变化。他人在场会对个体行为起促进或抑制作用。如果一个人从事某项活动时有他人在场,他就会感到一种刺激,这种刺激会促使他的活动的完成;反之,则会起抑制作用。还有一种社会影响是比较常见的,那就是从众。从众既有积极的方面,它方便社会对个人的管理,又有消极的方面,它不利于个人独立判断和创新。国家应采取旁敲侧击的方式,比如设立非官方论坛,聘请社工或其他人员充当坛主,吸引纳税人发表意见,引导纳税人端正观念。正确驾驭个体的从众心理,发起一带十、十带百、百带千、千带万的良好态势,运用它形成社会上良性的纳税意识。

  二是税收征管软硬约束双管齐下。在当前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上,应强调“社会约束”。社会约束既包含法律、法规、政策的“硬约束”,也包含道德规范的“软约束”,“软约束”有时能发挥“硬约束”所起不到的作用。“软约束”在许多时候和许多场合是一种“自我的道德心理调节”,因而就需要公民首先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知法、知荣、知耻,从内心去追求高尚和文明。应该指出,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管理经验都可以引进,但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是不可能引进的,只能靠我们做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按照《公民道德建设纲要》提出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敬业奉献,勤俭自强”的要求,进行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全民重道德、守法律的良好氛围,公民的自觉纳税意识就会大大增强。

  陈乐天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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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与“永恒的三角形”

展望二十一世纪,希望与挑战并存。   希望在于,新型的“知识经济”正在形成;挑战在于,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危险仍然存在,并有增加之势。   “知识经济”的制度基础   “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可追溯到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 . 贝尔 1973 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他提出,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服务业”正超过传统的工业,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部门。    1980 年,美国作家托夫勒将“后工业社会”理论通俗化,出版了《第三次浪潮》,即时成为最佳畅销书。该书很快被译成中文,在 80 年代初的中国也颇有影响。   但是,贝尔……去看看

转轨过程的最终费用结算与绩效评价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本文是关于转轨的方法论的研究。其逻辑关系如下:转轨是符合经济史一般原理的客观过程,转轨所要实现的经济社会效果、转轨过程中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转轨不同阶段所面对的不同问题,都体现了这种客观性。转轨又是由一国政府和民众参与的主观过程,转轨思想的确定、路径的选择、政策的设计、过程的驾驭,都体现了这种主观能动性。主观行动的后果是否遵循客观规律,需要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分析工具与方法作依据,对动态的过程进行评价、校正和前瞻。本文提出的转轨最终费用结算与绩效评价问题,正是……去看看

公共正义的基础

自由主义在当代世界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以致于美籍日本学者福山断言“历史已经终结”。然而,当一种主义“终结”了历史的时候,实际上它也背负起一个职责:试图解决人类社会中所有的问题,而且在一个无矛盾的框架之中。显然,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当代自由主义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最大的挑战也许来自于多元价值与公共整合之间的紧张:按照自由主义的基本看法,在现代世俗社会,文化价值是多元的,不同的宗教、哲学和道德之间所追求的价值都有其各自的合理性标准,我们无法找到一个超越其上的终极标准来裁决它们。然而,一个社会要形成……去看看

政治现代化:国家力量的增长与强化

一引言  “现代化”这个主题是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较好的概念框架,单纯从某种特定的视角(文化的,如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政治的,如左翼、右翼)来看待中国这一百多年的历程,是难以读懂这一段历史的。“现代化”这一概念框架则有助于加深对许多历史事实的理解,甚至文化、政治、心理等方面的种种迹象本身也可被纳入现代化进程中来分析。  无论承认与否,现代化已成为一种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基本价值取向。但是,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本身却遭受到严厉的批评。这种批评的一个主要观点便是,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取向……去看看

没有终结的“终结”:中美俄关系的变化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二年十月号  「九一一」事件发生一年来国际社会的最主要变化之一,是大国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虽然,短短一年的急剧变化还不足以为全面理解这种变化提供足够的背景资料,但是,无论是理论考量,还是对动态的进一步把握,又使得对这种大国间关系变化作出梳理和某种解释显得十分必要。  本篇论文集中讨论「九一一」之后中、美、俄三国关系发展的动因与特点,也涉及欧洲。本文力图对上述变化作出某些趋势性的分析。当然,任何构想中的发展趋势都将受到高度动态中的形势发展的影响而表现出某种偏离,就像……去看看

高等教育融资需要不断创新

——与亚洲开发银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的对话   采访汤敏博士,很自然地就谈起了高校扩招问题。1998年11月,汤敏博士和夫人左小蕾博士联合给中央有关领导写了一封信,提出三年内扩大大学招生一倍的建议。这封信一经发表,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1999年开始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决策并坚持连续三年扩招后,汤敏博士和“扩招”这在我国高教界乃至整个社会引起重大反响的事件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针对一些人对扩招的批评,汤敏博士认为,解决目前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需求和供给、规模和质量等矛盾问题需要……去看看

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

原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200062.  「内容提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土地改革正在渐次开展起来,经济恢复工作一切百废待兴,尽管各地反抗事件频发,毛泽东却反对“四面出击”,没有响应党内实施大规模镇压的要求。不过数月之后,因朝鲜战败,中国被迫出兵抗美之际,毛泽东又抓住对外战争的机会,毫不犹豫地大举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力图乘举国对外之际,一举清除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这场以巩固城市政权为中心任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轰轰烈烈,极大地震慑……去看看

权力·权威·责任

【摘要】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不仅对社会学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在国际关系的思想史上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对权力要素、尤其是文化这一软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的独特理解,对可以摆脱官僚体制束缚和阶级利益左右的卡理斯玛型权威领导人的剖析,对目的与手段、责任与信念之关系等政治伦理核心问题的深入思考,为国际关系的思想宝库、特别是政治现实主义传统增添了丰富内容。需要批判分析的是韦伯的权力政治观所隐含的文化霸权论与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过分推崇政治权威的英雄史观及其治国伦理……去看看

善后会议与东北易帜

(一)   在我国历史上,凡是大兵之后,善后问题总是难处理的。   北伐完成,自然也不能例外。   平津克复时,由于中央任命文武官员实际上均为蒋先生一人所操纵,有欠公允,致心怀怨恚。而表示沉默反抗的,便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因直隶(旋改称河北省)、察哈尔两省及北京(旋改北平)、天津两市的光复,实系第二、三、四各集团军协力作战的战果。然战后中央政府对光复地区地方军政机关人事的安插,除第四集团军保持一贯作风不荐人外,几乎全是阎系人物;冯玉祥仅分得北平特别市市长和崇文门统税局一所。此税收机构原为北京政府历任总统私……去看看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摘要:经济与政治体制双重变革下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变迁实践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应用提供了难得的试验场。本文探讨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变迁路径,以及中国地方政府对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化和政治体制改革公共化的拟合程度。研究表明,即使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研究中的解释力是可观的,但其理论仍然需要结合中国实践予以适当的修正。  关键词:地方政府行为;经济与政治体制;新制度经济学  一  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世界由兴起到步入主流不过区区几十年,而引入我……去看看

人权观念的文化差异及其在中美宪法中的体现

这篇文章阐明传统中国与西方对人性的观点的一些主要差异,以显示这些哲学观点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及政治价值,这些价值反映了作为中国及美国政治宪法基础的不同人权理论。我想要证明的是,我们可以从这两个传统中,发展出一个我所谓“有机契约”的研究宪法理论的新途径。文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把中国及西方——主要是儒家和康德——对人性的观点两相对照;第二部分则谈政治的分歧,尤其在宪法理论方面。一、人性一般而言,集体主义强调社会的利益优先于个人的成就,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倾向于强调个人的实现是目的,社会关系乃是达到该目的……去看看

农村“税政分离”与乡村治理的变革

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各地在归并和减免农村税费的同时也在积极进行农税征管体制的改革。虽然各地的具体作法不尽相同,但是,建立独立农税征收系统并实现征税权与基层政府的行政管理权的分离是基本的原则和方向。本文以湖北麻城市农税征管体制改革及其实践为例,分析此项改革的实践成效及其影响。同时,也试图指出当前农税征管体制改革面临的困难和风险,希望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  一、改革前的农税征收方式及其弊端  湖北麻城市是老革命根据地,也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的发生地。全市面积3747平方公里,总人口116.3万,是湖北省黄……去看看

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上)

十、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为何要把看上去明明是一场权力与政治的运动冠名以“文化大革命”之称?我想那不仅只是因为运动发端于文化领域,而是他搞那场运动的根本动机并非如后来主流观点认定的那样在于争夺权力。对他而言,如同他在文革前就向刘少奇扬言的那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40】那可不是吹牛。仅为重新控制权力他用不着搞一场劳民伤财的大革命,即使他那时被架空,他也有足够的权威、手腕和冷酷去搞一场斯大林式的大清洗,那对重新控制权力是足够的,而且不必波及人民,可以避免社会动乱。我相信更吸引毛的是在……去看看

两国论对美中台关系的影响

前言   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政治论点强调国家利益与权力政治,理想主义学派则着重道德价值与法律规范。国际政治基本上在这两大主张交错下前进,亦即在自然状态或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主要基于权力运作,但仍有其应遵循之原则法规。冷战时期,两极对立下的国际政治倾向现实主义的主张,后冷战时期,单极多元相互依存的新秩序下,理想主义的主张如国际法的支持渐趋重要。在国际社会,大国可以做到强权就是公理,但仍多须顾及法律支持,小国无法做到强权就是公理,则更须要法律层面的支持。面对中共压力的台湾,国际法层面的较劲点是:台北的「中……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