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参与农地保护的认知程度及支付意愿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

 经济管理    2009/10/01  
  原载《中国农村观察》2006年第6期p31-39

  内容提要:本文在调查分析湖北省武汉、宜昌、荆门、仙桃、汉川5市县1255户居民家庭对农地保护认知程度及支付意愿的基础上,对湖北省农地非市场价值进行了估算。研究表明:随着农地保护意识的增强,78.09%受访居民已经意识到农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存在,91.79%的受访居民认为所在地目前需要加强农地保护工作,83.82%的受访居民愿意以捐资或参加义务劳动的方式参与农地保护;从居民家庭参与农地保护的支付意愿出发,湖北省居民每年保护农地的支付意愿总价值达572574.59万元,折合单位公顷农地非市场价值为13081.90元。文章提出组建农地保护的民间平台,增强公众监管机制;增设农地保护专项补贴政策,激励农民保护农地的积极性;界定基本农田保护的价值内涵,建立区域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机制等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地保护;非市场价值;条件价值评估法(CVM );公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273012、70373054);教育部哲学与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4JZD0008);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 -04-0738)资助课题。

  "农地始终是城市土地的源泉".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增加,城市用地不断向外蔓延、扩张,非农建设用地增长迅速,城市用地扩张和农业用地丧失的加剧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据统计,1987~1995年,我国因城市基础设施的开发与扩展损失耕地面积近100万公顷,占同期耕地损失与功能转化总量的20%,其中近1/4集中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东部地区。1996~2003年全国耕地呈明显的持续减少趋势,累计减少664.7万公顷,年平均减少94.96万公顷。农地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提供粮食、蔬菜、木材等实物型产品,以及开敞空间、景观、文化服务等非实物型生态服务,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社会福利。多年来,中央政府一直把农地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实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土地用途管制等多项世界上最严格的保护制度,进行多种形式的农地保护实践及探索。尽管说这些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有助保护农地,但政策运行效果与预期政策目标仍有一定的差距,存在农地保护陷入困境、耕地在保护中流失、运行效果不佳等"政策失效"的现实。农地保护政策失灵或政策执行不完全的根本原因在于政策缺乏执行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公众作为农地保护的受益者,是农地保护的力量源泉和现实基础,公众的认知程度及其参与意愿对农地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此情况,从社会公众参与农地保护的角度出发,揭示居民对农地保护的认知程度及支付意愿,科学合理地评估农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一方面,可以弥补市场机制作用不足给农地流转决策带来的影响,提高土地资源农业利用的比较效益,缓解我国农地流失;另一方面,可以修订和完善我国当前的农地分等定级成果,为制定和实施农地生态保护政策,实行开发和保护并举的农业生产方针,探寻农地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均衡点提供理论及实践依据。

  一、调查内容

  一定程度上,农地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存在正的外部性。农地利用不仅给农户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而且作为公共物品给所有的社会成员带来外部效益,这种关系可通过图1阐释。其中,对农户的效用主要体现在资源的生产及养育功能上,其价值表现为土地上最适宜种植的农作物所带来的地租量的现值;而其他方面的效用主要是外溢、利他的,所有的社会成员无需通过市场交易、无需付出费用或任何劳动均可享有。为此,针对农地保护受益主体与农地生活联系的紧密程度,调查问卷分为农民和市民两类。农地减少必将导致农地附属的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和社会效益的消失或减少,相应地对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受访居民对农地保护的认知程度调查。了解受访居民对农地外部效益的评价、对当前农地保护的认识及农地减少对家庭当前、未来30~50年及子孙后代生活的影响预期。第二部分是受访居民对农地保护的支付意愿调查(WTP )。以假想建立农地保护基金会(非政府行为)的方式倡导居民支援农地保护,受访居民可以选择参加义务劳动或捐钱的方式参与农地保护,所得款项用于修建当地的农田水利设施、建立农地保护补偿机制、加强环境治理等公益事业,询问居民家庭每年对不同类型农地保护的最高支付意愿。第三部分,是受访者的个人及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调查。第四部分是问卷的有效性检验。通过调查员的观察及受访者的问答,了解受访者的回答意愿是否真实,调查过程是否受到旁人干扰,进一步分析和检验问卷的有效程度。



  在调查基础上,课题组于2005年7月23日至8月16日在武汉、宜昌、荆门、汉川、仙桃5个典型市县进行较大规模(1300户)的随机抽样调查。根据湖北省农地分布状况及生态特征,选择农地分布较多且类型不同的武汉、宜昌、荆门、汉川、仙桃5个典型市县的40多个乡镇进行调查,样本农户数量及分布根据各市县农村居民家庭户数按比例确定,总样本850份;城镇居民的受访户数根据5市县城市居民家庭户数,结合调查群体的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类型等个人特征进行随机抽样,样本450份。由于采用的是面对面的调查方式,调查问卷的回收率很高,回收有效问卷1255份,占调查问卷的96.54%.其中,农村居民的调查回收有效问卷833份,占样本的98%;城市居民的调查回收有效问卷422份,占样本的93.78%.

  二、受访居民对农地保护的认知程度

  (一)对农地保护必要性及主体的认识

  公众对农地保护的必要性以及主体的认识直接反映其参与农地保护的热情和积极性。调查结果显示,91.79%的受访居民认为所在地目前需要加强农地保护工作,3.67%的居民认为没有必要,4.54%的居民表示不清楚。其中,91.96%的农村居民认为所在地目前有必要加强农地保护工作,4.32%认为没有必要,3.72%表示不清楚;91.47%的城镇居民认为所在地目前有必要加强农地保护工作,2.37%认为没有必要,6.16%表示不清楚。总体上看,随着农地保护意识的增加,90%以上的公众对农地保护均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农地保护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人们对农地保护主体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参与的主动性。调查表明,57.45%的受访公众认为保护农地是政府的责任,8.69%认为是农民的责任,4.70%认为谁破坏谁负责,29.16%认为是大家的共同责任。其中,62.06%的农民认为保护农地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有9.96%的农民认为保护农地是农民的责任,2.88%的农民认为谁破坏谁负责,18.61%的农民认为是全体人民的责任,有2.52%的农民认为保护农地是政府和农民共同的责任,有3.48%的农民认为是政府和全体人民的责任。而城镇居民中有44.31%认为是政府的责任,6.16%认为是农民的责任,35.31%认为是全体人民的责任,8.29%认为谁破坏谁负责,5.92%认为是政府和全体人民或政策与农民的共同责任。调查结果说明,公众普遍认同农地保护是政府领导下的公众行为,是关系千秋万代的公益事业。

  (二)对农地外部效益及功能的认知

  调查表明,78.09%的受访居民认为农地保护不仅具有经济效益之外,还具有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保护环境等外部效益。其中,城镇居民中有86.97%的受访者认为农地具有保护环境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外部效益,5.45%的受访者认为没有,7.58%的受访者认为不清楚;农村居民中有73.59%的受访者认为农地具有外部效益,13.10%的受访者分别表示没有或不清楚。受文化程度的差异,受访市民对农地外部效益的认识程度明显高于农民。

  1997年Costanza等学者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划分为气候调节、水分调控、控制水土流失、物质循环、污染净化、娱乐及文化价值等17种功能。随后,谢高地、鲁春霞等从气体调节、气候调节、水源涵养、土壤形成与保护、废物处理、生物多样性保护、食物生产、原材料、娱乐文化十大生态服务类型制定了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表。借鉴前人研究,我们将农地的外部效益归结成净化空气、调节气候、涵养水源、调节洪水、保育土壤、维护生物多样性、废物处理、保证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十项,受访居民对农地外部效益的评价程度如表1.

  表1受访居民中认为农地各项外部效益功能重要的比例



  不同类型群体对农地外部效益的评价不同,其中受访农民对农地外部效益的评价,按选择"重要"的人数比例依次排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证社会稳定>农民养老保障>净化空气>调节气候>保育土壤>废物处理>维护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调节洪水,而受访市民中对农地各项功能的评价按比例依次排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净化空气>保证社会稳定>保育土壤>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调节洪水>涵养水源>农民养老保障>废物处理。调查表明,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受访公众均把农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功能放在首位,接近90%的受访者认为农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要;有80%左右的受访居民认为农地作为农民养老保障的功能重要。

  (三)居民对农地减少的影响预期

  农地减少是否影响家庭当前生活?是否影响家庭未来30~50年的生活?是否会影响到子孙后代的生活?设计这三个问题的实质是为了揭示受访居民对农地存在价值、选择价值和馈赠价值的认知程度,调查结果见表2.



  由于农民和市民与农地生活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因此对农地减少的影响预期略有差异。城市居民中有85.55%的受访者认为,农地减少会影响到子孙后代的生活,77.25%的受访者认为,农地减少会影响到家庭今后30~50年左右的生活,68.72%的受访者认为,农地减少会影响家庭当前的生活。受访城市居民认为农地减少对家庭当前生活、未来生活及子孙后代生活产生影响的人数比例依次增大。而农村居民中认为,农地减少会影响到自己家庭生活的有78.63%,认为会影响到今后30~50年内生活的占70.71%,72.15%的受访农民认为农地减少会影响到子孙后代的生活。

  调查表明,农民更看重实际现象,认为长远或未来的许多事情无法掌握或预料。有接近17.17%的受访农民认为农地减少不会影响到自己当前及今后的生活,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种田收入低,可以靠打工或副业维持生活",或者认为"农田少,影响不大";认为农地减少影响不到后代的生活,是因为"种田收入低,年轻人可以到外面打工"或"年轻人不愿意种田".而市民普遍认为农地保护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农地减少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会逐年增大。

  (四)对农地保护目的的认识

  调查表明,近六成(59.9%)的受访农民认为"农田是农民生活的一切来源和保证,保护农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农民的权益",城市居民中有接近四成(36.49%)的受访者认同此观点;11.88%的受访农民认为,保护农地的目的是为了"给子孙后代保留生存空间",城市居民认同这一观点的比例(15.17%)略高于农民;受访市民认为保护农地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的比例与认同保护农地是为了"给子孙后代保留生存空间"的人数相同,而农民中仅有9.12%的受访者选择此观点;分别有6.60%和12.09%的受访农民认为保护农地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有11.64%和18.01%的受访市民认为保护农地的目的是上述选项的综合结果。

  (五)农地保护存在问题的认识

  调查表明,38.10%的受访市民认为,当前保护农地面临最严重的问题是"农民种田收入低",21.33%的城市居民认为,"当地政府乱征占农地、征地补偿低"是最严重的问题,14.79%的受访者选择"政府对农业投入不足"是最严重的问题,11.37%的受访者分别选择"农地受污染严重"和"农地面积逐年减少"作为最严重的问题。农村居民对此的看法与城市居民有所差异,农民受访者中有30.37%的受访者认为,"农民种田收入低"是最严重的问题,22.58%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对农业投资不足,22.05%的受访者认为"政府乱征占农地,征地补偿低"是当前农地保护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仅有5.28%的农民受访者认为,农地受到污染严重。其次,农民受访者中有4%认为上述五个问题目前在所属村庄都不存在,原因在于目前政府实施种粮补贴,取消农业税费,农民种田的积极性高涨。他们认为,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水利设施差、村集体没有发挥作用及农资涨价过快、粮价下跌等其他问题。

  三、受访居民对农地保护的支付意愿

  (一)公众参与农地保护的响应意愿

  1255份有效问卷中,表示愿意参与农地保护活动,为农地保护捐钱、出力的家庭有1052户,占83.82%;不愿意为保护农地捐钱、出力的有203户,占16.18%.其中,农民家庭里表示每年愿意参与农地保护、为农地保护基金会捐钱或参加义务劳动的有721户,占调查样本的86.55%;认为活动起不到作用或家庭贫困等原因不愿意为保护农地支付的有112户,占13.45%.城市居民表示每年愿意为保护农地支付的有331份,占调查样本量的78.44%;不愿意为保护农地出钱、出力的有91份,占21.56%,主要原因在于,有的认为"农地保护是政府的责任"或"家庭贫困没有多余的钱和时间参与保护",有的担心"捐款可能会因贫污等问题而不能用到实处",还有的认为"政府低效率执政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不应该转移给公民或纳税人,应该完全由政府负责".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参与农地保护的积极性和意愿是强烈性,受访公众有83.82%的成员愿意选择捐资或参加义务劳动的方式参与到农地保护工作中,其中,接近九成的农民表示愿意参与农地保护工作,调查结果见表3.如果政府能够将公众保护农地的积极性注入到我国农地保护实践工作中,在全国范围内将会形成一股自下而上的农地保护热潮和良好氛围,对促进我国农地保护工作、缓解农地流失产生积极的作用。



  (二)农地非市场价值评估方法

  农地非市场价值作为无法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而又客观存在的价值部分,涵括农地的间接使用价值及远期使用价值-选择价值(op tion value )、农地的馈赠价值(bequest value)和存在价值(exist2ence value)。非市场价值不存在直接的交易市场,难以用市场价格直接衡量,只能通过非市场评估技术估算。非市场价值评估技术具有代表性的有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eMethod,CVM )、旅游成本法(Travel CostMethod,TCV)和特征价值法(Hedonicp rice Method ,HPM)。但HPM 、TCM 与CVM 相比较,属事后评估方法,仅能推估当期资源的使用价值,难以包含非市场价值中的选择价值。为此,衡量农地较为完整的非市场价值,CVM是当前唯一可行的评估方法,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最成熟的方法。条件价值评估法是利用效用最大化原理,采用问卷调查,通过模拟市场来揭示消费者对环境物品和服务的偏好,并推导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从而最终得到公共物品非利用经济价值的一种研究方法。1947年Criacy -Wantrup提出CVM 的基本思想,认为通过调查可以了解人们对公共物品的支付意愿,从而衡量自然资源的价值。David 1963年首次将CVM 运用到实践,评估缅因州林地宿营、狩猎的娱乐价值。随后Randall 、Ives和Eastmand进一步阐释了条件价值评估法的理论优点和特性,从此该方法逐渐地被广泛运用评估自然资源的休憩娱乐、狩猎和美学效益的经济价值。经过40多年的发展,条件价值评估法的调查和分析手段日臻完善,已经成为评价非市场环境物品与资源经济价值的最常用、最有效的工具。据Mitchell等统计,从20世纪60年代初CVM 法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20余年时间里,公开发表的CVM 研究案例有120例;Ca2meron的统计表明,仅1990年以来用CVM 方法评估非市场资源价值的文献达500多篇。CVM 已经成为20世纪后半叶资源环境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理论改进之一。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案例和经验做法,我们试图通过CVM 问卷调查,揭示湖北省居民对农地非市场价值的支付意愿,据此对不同类型农地的非市场价值进行估算和分析。

  (三)农地非市场价值评估

  受访居民采用捐赠货币或义务劳动的方式参与农地保护。为此,在进行价值处理时,需要将义务劳动方式的参与意愿按地区日平均工资标准折算成货币价值。其中,城镇居民的日均工资按职工年均工资折算,农村居民的按农民年人均收入折算。根据《湖北统计年鉴2004》,2003年湖北省城镇居民年均工资10692元,折合日平均工资29.29元,2003年全省农民的日平均报酬为12.10元。同时,为避免策略性偏差,保证数据的真实、可靠性,根据支付意愿不得大于个人收入的要求,在数据处理时将年均支付意愿大于家庭年收入10%以上的作为异常样本剔除。按上述数据标准进行处理,计算出受访居民对不同类型农地保护的支付意愿如表4.农民对不同类型农地的支付意愿及偏好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对自家拥有经营权的水田、旱地支付意愿较高,对村属公共林地和水域用地则相对较低。市民对不同类型农地的偏好主要表现在愿付数额的高低上,对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评价最高,对水域、林地和园地的保护意愿较为接近。



  湖北省现有农村居民997.85万户,城市居民705.84万户。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为2.25%,湖北省2001~2003年物价指数年平均增长率为0.69%,采用安全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值的方法确定还原率为2.94%.按对受访公众参与农地保护的支付意愿及支付率计算,湖北省居民参与农地保护的意愿价值如表5所示。



  从居民参与农地保护的支付意愿出发,湖北省居民每年保护农地的支付意愿总价值为572574.59万元,折合单位农地非市场价值13081.90元/公顷。其中,园地的非市场价值最高,每公顷园地的非市场价值为93626.91元;水域的非市场价值仅次于园地。湖北省水资源丰富,包括河流、湖泊、苇地、内陆水面等水域面积有1840279.70公顷,全省现有居民1703.69户,结合此次调查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保护农地的支付意愿和支付率估算,全省居民对水域资源总的支付意愿为128606.45万元,折合单位公顷水域非市场价值23770.13元;公众对耕地资源的年支付意愿最高,每年保护耕地的支付意愿总价值为209788.05万元,占农地保护总支付意愿的36.64%;每年湖北省居民保护林地的支付意愿为116985.13万元,折合单位公顷林地非市场价值约5034.82元。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在调查分析湖北省武汉、宜昌、荆门、仙桃、汉川5市县1255户居民保护农地的参与意愿的基础上,运用CVM 对湖北省农地非市场价值进行估算,研究表明:(1)随着农地保护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公众已经认识到农地保护的重要性。其中,78.09%受访居民认识到农地非市场价值的存在,91.79%的受访居民认为所在地目前需要加强农地保护工作,83.82%的受访居民愿意以捐资或参加义务劳动的方式参与农地保护活动;(2)从居民参与农地保护的支付意愿出发,全省居民每年保护农地的支付意愿总价值为572574.59万元,折合单位公顷农地非市场价值13081.90元。各类型农地资源中,园地的非市场价值最高,其次是水域用地,耕地及林地较低。单位农地非市场价值的高低与资源禀赋相关,资源越丰富的农地类型,非市场价值愈低;反之,越稀缺的资源,非市场价值愈高。研究表明,农地非市场价值是农地价值中无法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若忽视农地客观存在的这部分价值,必然会低估农地经营和农地保护的效益,而以此为依据制定的农地制度改革和其他相关政策也会发生扭曲,最终导致政策失灵。

  (二)政策建议

  1.组建农地保护的民间平台,增强公众监管机制。经济学家黄有光认为,任何一件外部性事件的产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良心效应。斯蒂格里兹也认为,进行社会准则的教育是解决外部性的一种方法。农地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不仅是一项政府行为、政策管制,更是一项公益事业、公众行为,具有社会外部性,某些范围内通过社会准则或良心效应可以解决农地保护问题。换句话说,要改变政府以往以"农地论农地"的惯性思维,发挥公众参与农地保护的作用和主观能动性。

  通过各种宣传媒体,增加公众的环境意识、资源危机意识及社会福利意识,形成全民保护农地的良好氛围。同时,建议组建农地保护基金会等民间组织,为公众提供一个参与农地保护的平台和活动空间,组织居民不定期地义务参加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植树造林、田间沟渠维护、农地保护宣传等各项活动。此外,目前我国制度软约束条件下的行政控制,实际上不能有效抑制各级政府对土地"农转非"巨额增值收益的渴求。组建农地保护的民间平台,可以健全我国农地保护的公众监督约束机制,通过公众的监督和参与增强农地保护的监管力度,监督地方政府落实和执行中央政府制定的各项农地保护的政策和措施,规避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一些地方政府或土地开发商在农地非农转用过程中的"寻租"行为。

  2.将农地非市场价值纳入土地征收补偿体系,缓解农地流失。在我国,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工业用地效益是农地效益的10倍以上,商业用地效益更高,一般为耕地效益的20倍以上。农地和城市用地经济产出差异明显,是加剧农地城市流转的一个重要原因,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难以达到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事实上,农地价值包括农地提供食物、纤维等农副产品可计量的市场价值和农地提供开敞空间、维护生物多样性、保育环境等所具有的非市场价值。据Navrud对Broker及Stoll 地区农地保护在水资源质量改善上的非市场价值评估表明,农地非市场价值占总价值的63%;三菱综合研究所对日本全国水田的非市场价值研究表明,日本水田的非市场价值达12兆日元,是水田经济产出价值的4倍。目前,我国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尚未将农地非市场价值纳入到征地的成本中,引发了诸多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陈锡文认为,要解决征用农民土地引发的矛盾,最终要提出逐步推行征地制度改革。征地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几个矛盾:一是耕地的减少和确保农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问题;二是对被征地农民的经济补偿问题;三是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问题。因此,评估农地非市场价值,并将其纳入农地资源征收的成本核算体系中,为征地补偿制度提供政策依据。

  3.实行农地保护专项补贴政策,激励农民保护农地的积极性。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到:工业化国家发展过程中,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意味着给予农业生产者最直接的经济利益,增加农民的社会福利。农民是农地保护的直接执行者,建议政府在免除农业税的基础上,增设农地保护专项补贴,激励农民保护农地的积极性。

  4.界定基本农田保护的价值内涵,建立区域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机制。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是我国目前农地保护制度中较有成效的一项重要制度。划定基本农田的实质是为了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限定非农建设用地的扩张。然而,经济建设和农田保护的矛盾却往往成为地方政府头痛的事情。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控制农地非农流转,保护基本农田,但一些地方政府仍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规避保护责任。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基本农田保护作为一项行政任务,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目的,实质上是一项具有明显地区外部性的公共行为。基本农田保护对社会带来的粮食安全、环境保护等绝大部分效益被周边地区乃至全社会共享,而保护的成本却由行为者承担,地区未得到补偿。另一方面,基本农田的划定无疑限制了地方经济建设用地的发展和扩张,农田保护面积越大,非农用地扩展的空间愈小。因此,面临着发展地方经济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作为具有理性"经济人"特性的微观经济主体,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所提供的农地保护量将低于社会最优量。事实上,基本农田保护的外部效益客观存在,并且通过CVM等评估技术可以量化。为此,评估农地非市场价值为尝试建立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一方面,可以通过发放补贴的方式促进农民保护农地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工业省向农业省、基本农田保护小省向基本农田保护大省实行部分"反哺",实现基本农田保护的地域公平和合理,对于完善农田保护制度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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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的国际比较

原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1期  「标题注释」本文为“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应用研究第二期公开招标的中标课题《乡村治理的国际比较:案例研究》的总报告的一部分。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杨雪冬博士、陈家刚博士、丁开杰先生和刘承礼先生的许多很好的建议,笔者在此向他们以及资助方表示诚挚的感谢,当然,文责自负。参考文献略。——编者注  「作者简介」赖海榕,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本文应用治理的分析框架,比较研究了中国与德国、匈牙利和印度的乡村治理状况,主要从经济……去看看

最后一个士大夫

春节后李慎之先生到天则所来演讲时,我看他的气色很好,声音宏亮,底气十足,还问起他的长寿秘方。他说自己从不室外锻炼,对身体听之任之,反而很好。不想时隔不过两个月,慎之先生竟已作古。   回想第一次与他相见,还是在社科院的大楼里,当时他任副院长,主管外事。求见他,是因为自己出国项目受阻,不料竟山南海北地聊了起来。他称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还问我对这样一个称呼是否感到惊讶。我当时已开始阅读中国文化原典(惭愧),知道这是一个传统中国人值得骄傲的名称,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既包含学问,也包含人格。以“士大夫”自命……去看看

女体秀·性革命·离婚潮

内容提要:转型期来,对中国人思想道德观念冲击最大的莫过于性观念由保守趋于开放。本文从女性的自我展现,性观念的变化;以及婚姻观念的变化等三个角度逐一说明。  关键词:女体秀;性革命;离婚潮  “所谓道德,不外人类普遍观念所形成。”1这里,鲁迅说明了道德的普遍性的一面,也就是道德之于人类的共通性的一面。但是道德却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恩格斯则强调道德的历史性,“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口号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去看看

产权与民主的演进:农村政治控制的变化

1  财产权和民主是任何社会的两种基本的制度安排。在社会制度的变迁中,财产关系制度和政府制度均是内在因素,二者处于共同的演进过程之中。(J.罗马塞特,1992:236页)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科学的揭示了这两种制度在演进过程中的相关性。然而,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的文献亦比比皆是。  今天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长久以来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传统关于产权与民主的演进关系上存在诸多谬论。在经济学说史中,财产权一直被看作外在原因,经学家们一直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财产权引起的后果上。同时在分析政府制度对效益的作用时,也把政府制……去看看

全球失衡、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的复苏

   2010/06/18
原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历史回顾与文献考察总结出全球失衡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货币霸权视角建立起失衡与危机的数理模型,指出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及美元霸权密切相关。文章进而分析了危机冲击与政策反应模式,重点探讨了中国经济复苏的条件。通过国际比较,我们认为,大萧条的教训之一是政府在某些领域的过度干预,而经济体的充分弹性(即灵活的市场机制)则是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必不可少的条件。  关键词:全球失衡;金融危机;经济体的弹性;经济复苏  *课题组负责人为中国社会科学……去看看

中产阶层视野的民主与宪政

[内容提要]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今的中国社会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新的中产阶层的出现,它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长成发育吸引了众多社会科学家的目光,把它放在历史长河和现实背景(现代与后现代语境)中加以审视是一种客观的态度。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现代化的群体位序的确立和强大中产阶层的培育,有利于现代化进程,有利于向上流动,而人们经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上升的通道,就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宪政法治理念的确立,也就是每个个体的幸福和上升的通道应该尽可能地获得很好的制度保证,这是古今和中外……去看看

全球化观念与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

文章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  【内容提要】 观念对外交的影响是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研究领域,全球化观念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影响显然是这一研究的中国个案。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紧密相关,因此,研究全球化观念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影响,实际上也正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外交哲学进行的调整与转型。全球化观念不仅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新的理念与选择,也不断产生着困惑与挑战。这些都需要我们予以理性的审视与应对。  【关键词】 改革开放;全球化观念;对外战略;转型  中……去看看

[作者惠赐]“沉着应对”与“自废武功”

【内容提要】美国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将颠覆现有的全球核均势,使中国有限的核威慑化为乌有。在以无政府和自救为特征的国际体系中,安全两难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不可能通过意向或政策的改变去避免。中国若“任凭美国去搞NMD”,将不是消弥安全两难,而是牺牲本国的国家安全。对中国而言,获得第二次打击能力是保障国家安全的不二法门,也是避免被军备竞赛拖垮的唯一途径。国际政治中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是:假如你要和平,去准备战争。  【关键词】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安全两难,第二次打击能力,核战略  【作者简介】张睿壮,美……去看看

两种自由和民主(上)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爆发的" 自由主义" 与" 新左派" 的论战,正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重视。思想的闪电永远走在现实的雷鸣之前,这场论战表明了:持续了二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和开放,在如何继续,往什么方向发展这样的大问题上,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与以往的意识形态论战所不同的是,这次争论的双方都是80年代以来从事启蒙的知识分子,曾经是改革和开放最坚定的拥护者和鼓吹者。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当中国开始落实市场经济、经济高速增长、富强目标全面兑现的时刻,知识界内部围绕着这场改革的合理性、价值评价和发展趋向,发生了深刻的……去看看

光荣孤立论

我常常看到中国的一些“战略家”、“谋略家”大谈特谈美日、美欧之间有什么什么矛盾,美国的某一行为如何如何并不是针对中国的,而是针对日本或欧洲的,美日、美欧之间的矛盾如何如何大于与中国的矛盾,中国应该如何如何利用这些矛盾。他们不仅把中美矛盾与美日、美欧矛盾在性质上完全等量齐观,而且还倾向于强调美日、美欧矛盾。他们替美国、欧洲和日本想象了许许多多的相互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故事(据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分析,这次美国轰炸南斯拉夫,是冲着欧盟来的),并展开幻想的翅膀,编织着中国如何利用这些矛盾,并取得胜利的故事……去看看

转型与立序:自由主义与中国的宪政道路

自由主义宪政追求的再次登场如果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算起,中国的宪政运动迄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了。自那以来,建立充份尊重个人自由的宪政秩序一直是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致力追求的目标。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宪政民主在中国的命运及前途一直给予高度的关注。其间,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对宪政的呼号在中国大陆近乎死寂。后来,市场经济在中国初步浮现,对外开放也加速了中外在思想理论上的互动和宪政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这些都为关怀中国的宪政前景提供了空前的历史契机,宪政的嫩芽开始在中国……去看看

进一步启动民间投资是最最关键

——访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  启动民间投资是财政政策目标   《21世纪》:汤博士,十六大对于资本和财富的肯定为民间投资扫清了思想障碍。有报道说,2002年头10个月,我国民间投资增速达18%,是2001年同期增速的两倍。目前我国有11万亿民间资本存量。在此形势下,您认为2003年我国民间投资会有一个高潮到来吗?   汤 敏: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启动民间投资的重要性。几年来我们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抵御亚洲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放缓上,这一政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根……去看看

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

1953年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共和党在阔别白宫16年后推出艾森豪威尔重登总统宝座,最著名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后克里姆林宫迎来了一批新主人,更令人瞩目的是引起东西方严重冲突的那场战争——朝鲜战争结束了。  在历史研究中,朝鲜战争的结束同它的源起一样,给史学家留下了许多令人疑惑的谜团。80年代,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战俘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主要是因为美国新政府的核外交或核威慑发生了作用,尽管争论颇多。[1]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文献的问世,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在打破停战……去看看

土地问题的政治经济学

只要允许我们自由流动并且自由设立政府,地球上一定会出现这样一个城市——那里的市民崇尚清谈,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刚好足够维持他们偏好序列当中“可接受”的物质生活水平,事实上,他们只喜欢在梦境里活着。可以想象,这一城市所占用的经济资源会是怎样地被“浪费”着。   这题目,看起来浅白,近乎平淡。因为公共政策从来就是政治学者的话题,任何问题的讨论,典型如“土地问题”,只要涉及公共政策,就涉及了政治的和经济的理论,当然就是政治经济学的话题。  虽然浅白,我现在打算介绍给读者的看法,我正式地把它叫做“城市用地经济学”……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