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世界银行研究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原载《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2期

  内容提要:本文研究个人和社会风险分担机制对中国农民消费保险的影响。运用1400户家庭的独特面板数据,我们发现消费保险在下列情况下比较完全:(1)家庭拥有较多的财产;(2)村庄通过选举产生村领导;(3)村民可以获得非正规贷款。另外,获得银行贷款不会影响消费保险。这些发现表明了本地信息和村庄治理在保障农村消费保险方面的重要性,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消费保险;健康;村庄选举;融资

  *我们感谢世界银行(项目编号RF-P087657)、中华医学会和211项目的资金支持;感谢高梦滔杰出的助研工作。本文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世界银行或其负责人的立场。

  一、引言

  发展中国家的农民面临着很大的收入风险,比如天气冲击和技术进步。风险的程度和应对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经济学家们已经研究了消费保险的程度及其可行机制(Alderman and Paxson ,1992;Deaton,1992;Townsend,1994,1995;Morduch ,1995;Jalan and Ravallion ,1999)。

  他们发现,在发展中国家风险广泛存在,消费保险是不完全的,当地社区在提供消费保险方面起到重要作用。Townsend(1995)概观消费保险有关文献,提出了提供消费保险的几条途径:贮存粮食,细碎化土地,变卖资产,向亲戚朋友和融资机构借贷。由此,一个自然的问题是,消费保险的程度是如何依赖于这些途径的?

  目前,有关保险程度决定因素的研究很有限。Townsend(1994),Jalan andRavallion (1999)

  分析了资产持有对消费保险程度的影响,发现富人的消费有着更好的保险。Townsend(1994)得出消费保险取决于职业:在泰国农村,企业家比其他职业的人保险更少。一些经济学家也考察了健康状况对消费保险的影响。例如,Townsend(1994)得出生病天数的多少不会影响到消费保险的程度。Gertler ,Levine andMoretti (2001)发现,微观金融项目可以改善消费保险以应对疾病的冲击。总之,在现有的关于消费保险决定因素的文献中可以发现,拥有较多资产、可以获得微观金融项目的家庭,消费保险比较完全。

  正如Townsend在消费保险文献综述中提到的那样,消费保险可能也取决于其它因素,如:商业银行(不只是微观金融)的融资渠道。Gertler ,Levine andMoretti (2001)没有研究正规金融在决定消费保险方面的作用。因此,在考虑消费保险也取决于正规金融的可获得性的情况下,微观金融项目对消费保险的好处是否仍然存在,这也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尽管Townsend的综述没有提到,但是村庄内部的治理方式可能在促进社区范围内保险的实现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例如,选举产生的村领导相对于任命的村领导有更强的动机去满足本地居民的需求,因为任命的村领导更多是向上级政府负责,因此考虑更多的可能是上缴税收,完成计划生育任务,上缴粮食配额等目标(Lin et al.,2003)。消费保险——一个当地村民关心的公共物品,取决于村领导是否由选举产生的吗?另外,大量的文献强调了当参与者众多时协调的困难(Mueller ,2003)。因此,我们的问题是,在大村庄里居住的家庭,消费保险更加不完全吗?

  本文使用了中国家庭的一个独特的面板数据集来分析消费保险是否取决于家庭财产、正规和非正规融资的机会、村庄规模和村领导是否由选举产生等一系列因素。本文的数据涵盖了1987~2002年中国8个省份49个村庄近1400户家庭,详细记载了消费、收入、融资机会和村庄特性等方面的信息。特别是在样本调查期间,我们所调查的村庄开始实施村庄选举,由于中国改革的实验和分权性质,选举在时间安排上同时有时间序列和横截面上的差异,这为我们的样本提供了良好的村庄选举的差异。

  把消费保险的检验框架运用到本文的家庭面板数据上,我们发现,中国农村的消费保险是不完全的,这和许多对其它国家的研究一样。另外,我们发现个人和社会机制都对消费保险起作用。就个人机制而言,财产比较多、身体较好的农民似乎得到更好的消费保险。就社会机制而言,可获得非正规贷款、村领导由选举产生或者小村庄的农民有着更好的消费保险。相对而言,正规金融在获取消费保险方面没有太大的影响。

  本文对两方面文献做出了贡献。一是消费保险文献。以前的文献集中于考察消费保险的程度,只有少量例外分析了消费保险如何受到资产持有或健康状况和微观金融项目的影响。本文考虑了相对比较全面的消费保险的影响机制。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考察消费保险如何受到村庄选举、村庄规模和正规金融影响的研究,并且也没有研究来比较正规和非正规金融的相对有效性。第二,本文对分析选举经济效应的实证对微观经济文献也做出了贡献。Zhang et al.(2004)证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村庄的选举减轻了农民税收负担,改进了公共支出的配置。Besley and Burgess(2002)同时从理论和实证上说明了充分的信息和活跃的选民可以提高政府的响应速度。Besley and Coate(2003)对印度的研究发现,由选举产生政府首脑的州倾向于制定亲消费者的政策。Besley and Case (1995)发现,由于任期的限制,美国在1950~1986年总统的第二个任期里比第一个任期里有着更高的税收和支出。这些文章关注于选举和选举规则对财政行为的影响,但是都没有讨论社区选举对本社区消费保险提供的影响。

  在余下的篇幅里,我们首先在第2节提出一个讨论消费平滑及其决定因素的理论框架;接着在第3节介绍数据和讨论实证调查的测量方法;第4节给出结果;第5节简要总结全文。

  五、结论

  运用8省农村家庭16年的面板数据集,本文研究了农村家庭的消费保险程度,并考察了保险程度是否受一系列社会机制的影响。和现有文献一致,我们发现,村庄内部存在不完全的风险分担,家庭越富裕消费保险越完全。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农民在下列情况下获得更好的保险:(1)村庄领导由选举产生,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更需要对村民的利益负责;(2)村庄规模较小,因为协调问题较小,更容易提供公共物品;(3)村民有非正规融资机会,可能因为当地人比商业银行掌握的信息更充分,可以更好地防止拖欠贷款。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正规金融对消费保险没什么帮助。

  这些发现强调了当地信息和分权治理在保障农村消费保险方面的重要性。

  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如下:第一,非正式制度可以获得一定程度但不是完全的消费保险;第二,非正规贷款似乎是促进保险的一种有效途径。考虑到非正规金融规模较小和政府不提倡的态度,政府或许应该重新考虑非正规金融的有关政策;第三,村民的民主参与有利于满足他们的消费平滑需求。这些政策含义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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