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刚性及其软化与消解

  原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李勋来,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生,副教授;

  李国平,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710061)

  「内容提要」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具有明显的结构刚性的自身特点。具体表现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呈现“凝固化”特点,农业劳动力就业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转换,以及城乡差距难以缩减等方面。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劳动力转移缓慢,就业转换滞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刚性,因此必须加快转移农业劳动力,缓解人地矛盾,提高农业生产率水平。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结构刚性/劳动力转移/城市化

  1954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W.A.)提出了影响至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状况。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在最低的工资水平下提供劳动,存在无限的劳动供给,农业生产率低,技术水平落后。而在现代工业部门,生产率高,工资率比农业部门高,从而诱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一方面会推动现代工业部门继续扩张,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会促使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并逐步与现代工业部门一致,此时经济的二元结构将消失。由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存在与发展中国家现实不一致的“理想化”的现象,此后的经济学家费景汉、拉尼斯(J.C.H.Fei,G.Ranis ,1964)、乔根森(D.W.Jorgenson ,1967)、哈里斯特和托达罗(J.R.Harrist,M.P.Todaro ,1970)等相继修正了刘易斯假设,并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拓展,但是这些拓展都难掩刘易斯模型的光辉。刘易斯模型比较简单明了地刻画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情景,是对发展中国家早期发展阶段的客观描述,是分析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经典模型。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促使二元经济结构消减,这是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提供的基本路径,这对认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仍具重要的借鉴意义。

  按照刘易斯模型的刻画,我国是一个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发展中国家[5].农业部门客观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在劳动生产率、工资率方面的差别都为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作了注解。但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表现出明显的结构刚性,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转移速度慢,农业劳动力的就业转换速度严重滞后于产值的结构转换速度。本文在参照国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刚性特点,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解析,并提出了对结构刚性软化的政策措施。

  一、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刚性分析

  (一)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历史逻辑

  我国建国初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1952年,我国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5%,农业劳动力比重高达83.5%。20世纪60年代以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在自发的市场力量的引导下进行城乡配置,但自60年代,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渠道被人为隔离、阻断。所以,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向城市部门的转移量是很小的,而且多为非经济原因(如婚迁、复员军人专业、录取学生、落实政策返城、征用农民土地而使农民转业等)所致[6].在限制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同时,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大量抽取农业剩余以支持重化工业发展,从而造成农业发展积累不足,劳动力的快速自然增长和转移受阻使农业劳动力激增,在有限的耕地资源约束下,大量劳动力出工出力,却无法增加农业产出,大量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相反,我国工业在农业哺育支持下成长迅速。可以说,限制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及实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措施,构成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逻辑起点。

  自1978年改革以来,我国逐步开放劳动力市场,允许并鼓励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渠道逐渐顺畅,但是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状况未见消解,有时反而强化,表现出明显的结构刚性。

  (二)国际经验比照显现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刚性

  表1列出了国际上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它表明了一个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GDP 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7].

  图片略,资料来源:表中前三列数据来自郭克莎:我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及政策研究,管理世界,1999,(5)。其余数据为笔者计算。

  从表1可以看出,三种模式的研究结果虽存在差别,但也反映出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变化的一般轨迹。即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逐步下降,在此过程中,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化不大,而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从而使得两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差距缩小。学者在已有的研究中经常使用二元对比系数来反映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大小。二元对比系数是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值。该比值越大,说明两部门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越小;反之比值越小,两部门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越大,二元结构程度越强。因此,二元对比系数的扩大,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趋向消解。

  第一产业错位幅度和就业滞后程度指标反映第一产业产值转换与就业转换的对应状况。第一产业错位幅度为第一产业GDP 比重与劳动力比重的差,数值符号为负,说明第一产业就业转换滞后于产值转换,它反映第一产业产值转换与就业转换“错位”的绝对差距。就业滞后程度指标为第一产业错位幅度与第一产业GDP 比重的比值,它反映第一产业产值转换与就业转换“错位”的相对差距。

  从三种模式的测算结果看,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与产值比重间的绝对差距将缩小,表现为第一产业错位幅度的持续减小。从就业滞后程度指标看,三种模式的结果存在差别,前两种模式的结果比较一致,即在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与产值比重间的绝对差距缩小的同时,二者的相对差距也缩小,第三种模式则认为二者的相对差距扩大。

  表2是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状况的时序测算结果。从表中结果可以看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与赛尔奎因和钱纳里模式较为一致。但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还呈现出“凝固化”特点,表现出明显的结构刚性。从1952年至2003年,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从50.5%下降至14.6%,劳动力比重从83.5%下降至49.1%,但在此期间我国的二元对比系数却从20.3%减小至17.9%,二元经济结构不但没有消减,反而出现一定程度的强化。从其具体的变化路径看,1952年~1978年我国二元对比系数缩小,二元经济结构强化;1979~1999年,二元对比系数维持在19%~24.8%间变化,呈现出一定程度缓解。自2000年开始,二元对比系数开始下降,二元经济结构又开始强化。可见,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表现为强化→缓解→再强化的变化轨迹,与上述三种模式的变化路径明显不同,而是呈现出典型的结构刚性。

  图片略,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

  从第一产业错位幅度也可以明显看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刚性特点。我国在第一产业产值结构变革的同时,就业结构却长期变化迟缓[8].1952~2003年,我国第一产业错位幅度从-33%扩大为-34.5%,基本上也呈现出“凝固化”特点。第一产业错位幅度的符号为负,说明第一产业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并且持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并未使第一产业错位状况有所改善。

  二、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刚性成因

  以上分析说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具有刚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缓慢,就业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转换。农业劳动力在农村的积淀、拥堵,造成农业生产的低效率,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从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经验来看,二元经济转换的程度或农业现代化程度与农业劳动力比重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即农业劳动力比重越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越低,农业现代化程度越低[9].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不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制度层面的原因,又有劳动力自身的原因。

  (一)农业劳动力的低素质形成转移的人力资本障碍

  我国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接受教育的程度都比较低,农村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不高。至2002年,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构成状况是文盲半文盲占7.95%,小学占30.63%,初中占49.33%,高中占11.90%,大专及以上学历仅占0.56%。从农村劳动力接受职业技术培训的状况看,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技术教育的仅占0.13%,而从未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1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劳动力接受的教育程度低,科技文化素质低。法国60%的农民具有中专水平,7%以上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德国53%的农民接受过2到3年的职业培训,7%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年,而发达国家已超过12年。发达国家农村技术推广人员与农村人口的比例为1∶100,而我国为1∶1200.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倾向于城市的教育投资体制,造成城乡人力资本的巨大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导致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刚性。据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在农村人口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39.1%,而在城市人口中这一比例达到65.4%。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万人,其中75%分布在农村,农村文盲人口是城市的3倍。我国城市、县镇、农村三者相比较,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比重情况是: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是20∶9∶1;受高中教育的人口比例为4∶3∶1;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例为0.19∶1.10∶1;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例为0.37∶0.55∶1.农村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年,而城市已达到10.2年。2001年,中国科协对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表明,具有科学素养的农村居民仅占0.4%,而城市居民达到3.1%[11].

  (二)限制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阻滞

  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是以农业劳动力自由流动,或劳动力市场的完全开放为前提的,而我国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分割制度的限制,劳动力的流动并不顺畅,完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形成。因此,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尚不具备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前提,也就难以沿着刘易斯路径实现消解。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制定的劳动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形成了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无形壁垒,使劳动力转移带有明显的制度烙印,导致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并可能出现反复强化,从而呈现一定的刚性。

  (三)城市化发展滞后

  一般来说,工业化伴随城市化,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推动。根据钱纳里的研究结果,在低收入区内,城市化率超过工业化率,但差异不大,在人均GNP 大于300美元时,城市化率将明显高于工业化率[12].但是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却与这一规律背离,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1952年,我国工业化率为17.6%,城市化率为12.6%,城市化率滞后工业化率5个百分点;到2003年,我国工业化率为45.3%,城市化率为40.5%,城市化率仍滞后工业化率近5个百分点。城市化的加快发展,有利于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就业空间和生活居住空间,可以推动二元经济结构的加快转换。但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这一方面限制了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另一方面限制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造成劳动力转移的“出口瓶颈”,形成二元经济结构刚性。

  三、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刚性的软化与消解措施

  我国应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扩大转移流量,加快转移速度,这是“软化”二元结构刚性的枢纽。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治理转移源头、疏通转移渠道、扩展转移空间三方面入手,否则将会由于各方牵制而难见成效。所谓治理转移源头,主要有两点,一方面要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农业劳动力的教育、技能培训,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储备“潜能”。疏通转移渠道,就是取消不利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政策壁垒,逐步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扩展转移空间,就是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创造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需的就业空间和居住空间。

  (一)提升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

  农业劳动力转移能否顺利推进,不仅与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所提供的就业吸纳能力有关,更取决于农业劳动力自身的素质。随着我国经济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劳动力就业的素质门槛逐步提高,那些只靠体力而缺乏智力的劳动者的就业渠道越来越窄。据统计,1998年,我国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四类居民中,流向非农产业的占同等文化程度类型劳动力总数的比重分别为4.69%、16.72%、38.46%、40.80%。另据美国学者约翰森(Johnson )的分析,中国农民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时间每增加1年,从事非农活动的可能性就会上升2.2个百分点。可见,越是高素质的农业劳动力,越易于学习和掌握先进的知识、技能,比较容易适应变化的工作环境,就业的流动性也就越强,越有可能首先转移到二、三产业中去。因此,我国通过教育、培训的方式开发人力资源,抬高农民参与就业竞争的平台,可以更好地满足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实现农业劳动力的供给与产业需求的有效对接,避免出现结构性的就业障碍,有利于促进农业劳动力加快转移。

  为此,我国必须强化义务教育的政府责任,坚持“规范、公平、效率”的原则,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所谓规范是指细化各级政府的教育责任,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比例,保证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按时投入。所谓公平是指改善教育财政支出的“二元结构”,改变义务教育的资源配置在城乡间分布的不平衡,加大对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的教育投入,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所谓效率是指财政资金应更多的投入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的义务教育,以获取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二)加快改革户籍制度

  我国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是限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本原性制度,其它的制度、政策多是以其为基础制定的。因此,改革户籍制度,消除无形壁垒,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应是将其变成一种纯粹的人口登记制度,剥离其福利、特权含义。合理的制度变革,有利于疏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渠道,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加快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三)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具有积极作用。城市化的发展,有利于工业化的加速推进,也有利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由于我国城市化水平低,并滞后于工业化发展,使得农业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与居住空间的转换出现不一致,导致劳动力的“钟摆式”流动,劳动力转移不稳定。因此,必须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以便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大的就业容量与居住空间。

  四、结语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刚性特点阻碍了我国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换进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二元经济的结构刚性,归根到底是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缓慢,劳动力就业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转换造成的。一方面,我国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造成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难以缩减;另一方面,如果我国农业发展受阻,则会导致国民经济系统的“半身不遂”,从而牵制其它产业发展,造成经济运行不稳定,经济潜力难以最大限度地释放。因此,我国应加快转移农业劳动力,缓解人地矛盾,提高农业生产率水平,是软化二元经济结构刚性并加快向一元经济转换的基点,也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轴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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