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波动背后的政府因素分析

  原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p52~57

  「英文标题」The Government's Effect on Chinese Macroeconomic Vibrationafter Reform-opening up

  「作者简介」魏杰(1952—),男,陕西西安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4;董进,男,河南驻马店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数量经济学专业博士生。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历次宏观经济波动,通过对每一次波动背后原因进行探索,试图从中分析政府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本文认为,政府部门的影响是历次宏观经济波动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虽然政府部门的职能正在不断转型,但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并未消退,政绩考核的数字指标、投资手段的方便获取、地方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寻租激励的存在,都导致了政府部门时常介入具体的经营活动,起着类似于一个微观经济主体的作用,从而影响到市场的正常运行。因此,政府部门退出具体的经营环节,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完善市场的培育者和监管者之上。

  「英文摘要」This desertion believe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one ofthe reasons that causes vibration.Though the government's functions havebeen changing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planned economy,the government's performance appraisal using numeric index,the passportof investment's easy getting,localism influence and rent-seeking,whichlead the government often intervene business as a microeconomic main body.As a result ,the market's normal running is affected.Hence ,the governmentshould quit business and act as marker's foster and supervisor.

  「关键词」宏观经济波动/H—P 滤波法/政府推动/公共服务型Macroeconomicvibration/H-P filter/Government impel/Public service government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一直在波动中增长,虽然经济增长持续着高速度,但是经济大起大落所带来的冲击仍然不能忽视,毕竟从理论分析和各国已有的实际经验来看,大幅的经济波动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没有益处的。

  从李成瑞(1981)开始,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一直是众多经济学者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他们对于每一次宏观经济波动的成因都有自己的观点,形成不同的宏观经济波动论。

  历次宏观经济波动背后肯定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原因,是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反映,但是当我们对历次宏观经济波动再进行回顾的时候,不难发现,政府部门在每一次宏观经济波动中都起到了很明显的影响作用。

  一、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衡量

  要想很好地分析历次宏观经济波动的成因,必须首先明确界定出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曾经出现过几次宏观经济波动,以及每一次波动的具体发生时期。Taylor和Woodford(1999)提出,衡量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方法就是看总产出和其他相应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对于它们长期趋势的偏离程度,这些指标有很多,NBER经济波动周期确定委员会使用了总产出、收入、就业、贸易等等指标来测度经济波动周期,但是其中最基本的指标就是GDP ,对于其他指标的研究一般需要建立在对GDP 指标的研究分析基础之上。所以,在判断宏观经济波动是否出现时,我们主要是考察实际GDP 偏离潜在GDP 的程度。

  经典经济学中对潜在产出的定义是,在稳定的价格水平下,给定当时的技术水平,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时,一个国家充分利用资本和劳动力所能够实现的最大产出量。而OECD秘书处对潜在GDP 的定义是,在稳定的通货膨胀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中期的总产出水平。笔者这里的研究依赖于后者的定义,因为一个国家调动所有生产要素所能够实现的最大产出能力很难精确衡量,这对于各个方面的统计数据要求非常高,因此研究一个国家相对于中期产出趋势水平的偏离更具有操作性。

  目前学术界衡量潜在GDP 的方法中,H —P 滤波法目前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它的原理就是通过最小化实际GDP 和样本点的趋势值,来估算出实际GDP 的趋势值,即被认为是潜在GDP.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的最新统计的年度数据,λ的值取Backus和Kehoe (1992)建议的100,使用MATLAB6.5对实际GDP 数据进行估计后,得到的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划分结果如图1:

  

  二、历次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分析

  在对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宏观经济波动周期进行划分以后,我们对历次宏观经济波动背后的原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1.第一次宏观经济波动

  本次宏观经济波动开始于1977年,结束于1982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起源于197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批准了当时的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的今后8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规划。当时引进了22项成套设备,增加了财政支出和外汇支出,出现了财政赤字和外汇逆差,1979年的贸易逆差为28.67亿美元,1980年贸易逆差为40.33亿美元。第二个原因就是在1980年开始实施“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当地方和企业的财权扩大以后,它们纷纷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经济体系,开始兴办自己的加工工业,盲目地上项目,增加投资,掀起了小企业纷纷上马的高潮,致使财政赤字大幅上升,同时也由此拉开了各个地方经济重复建设的大序幕。第三个原因就是,价格体制实施初步改革,调整了部分产品的价格,包括18种农产品、煤炭、铁矿石、烟酒、纺织品、交通运输等的价格,引起了价格总水平的上涨。第四个原因,为了偿还对群众的历年欠债,国家大幅提高了职工的工资,在1979和1980这两年间,职工工资平均每年增长16.6%,居民货币收入平均每年增长20.5%,使得工资增长率大大高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样,包括财政赤字在内的很多因素共同迫使银行增加货币投放量,造成了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然而投资过热是造成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主要原因。

  2.第二次宏观经济波动

  开始于1983年,结束于1986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主要原因是各地的投资失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速在1984年和1985年分别为28.2%、38.8%。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随着价格体制改革的深化,计划内国家定价、计划外放开的双轨制价格的实施导致价格总水平提高,原来隐形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但是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信贷资金增长过猛、工资奖金增长过快,依然是造成本次通货膨胀的元凶。国务院在1984年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控制信贷投放,198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要注意信贷基金和消费基金管理不严等突出问题,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比赛增长速度,然而各地盲目上项目的现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3.第三次宏观经济波动

  开始于1987年,结束于1991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主要起因仍然是预算外投资规模增速过快,消费需求膨胀。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倾向明显,地方办企业的热情异常高涨,各地攀比增长速度,全国在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过多,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力承担的可能,财政支出大于收入,信贷规模过大,导致货币发行过多。虽然中央政府为了控制宏观经济过热而采取了限制投资规模的做法,甚至不惜停建、缓建一批生产性的建设项目,把该上的项目也暂缓处理,但是地方政府也马上推出相应的对策,这就出现了大量的所谓钓鱼工程,导致预算外投资规模膨胀得非常厉害。

  4.第四次宏观经济波动

  开始于1992年,结束于2002年。这次宏观经济波动周期分为两个阶段,从1992年到1996年之间出现了宏观经济过热,而1997年到2002年则出现了一次宏观经济过冷。造成开始阶段宏观经济过热的体制原因是金融体制不合理,主导因素是当时实施的利率双轨制,专业银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发放的几乎都是高利率贷款,企业很难获得低利率贷款。而这些高利率贷款的投向却是风险大、盈利高的投机性行业领域和奢侈消费品领域,比如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生产性行业领域的企业很难获取生产发展所需的资金。而且很多银行往往一两个季度就用完了全年的预算,货币管理失去控制,当需要银行拿出资金用作收购棉花、粮食等用途时,却无资金可用,中央银行就面临着要么打白条、要么发行货币的两难选择。另外一个主要原因仍然是地方上的投资冲动,各地政府又一次大肆开展重复建设,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速高达44.4%,1993年更是达到了61.8%,投资需求的过度增长导致投资品价格大幅上涨,继而带动消费品的价格也随之上涨,财政赤字增加,信贷规模扩大。对此,199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固定资产投资要量力而行,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

  而随后出现的长期宏观经济过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宏观经济过热进行调控过度的产物,其根源在于1995年6月,当第四次宏观经济过热基本已经被调控稳定之后,经济基本实现了软着陆的情况下,政府部门仍旧坚持继续使用不合适的过度紧缩政策,这就重伤了宏观经济的元气。直到1998年3月相关部门才达成共识,意识到宏观经济已经出现总需求不足,再要拉动经济已经非常困难。其次,当时世界经济不景气对于我国经济的冲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虽然从数字上来看,我国的出口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影响,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亚洲经济危机的发生也成为我国经济连续几年启而不动的原因之一。再次,从整体来讲,市场上的总供给已经超过了总需求,开始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这时,居民消费需求在GDP 中的比例不高这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就开始显示其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性,虽然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但是只有从一切短缺的计划经济体制进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这个问题才显示出来。

  5.第五次宏观经济波动

  开始于2003年,而经济波动周期是否结束则还需要今后数据的进一步验证。首先,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提升城市档次、扩张城市规模,而大肆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政府部门一般通过手中掌握的土地征用权和使用权以及依赖银行信贷资金这两种手段来获取投资资金,由此引发大批的直接投资需求,这是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政府部门除了直接投资之外,为了政绩考察的考虑,它们还尽可能吸引到非国有企业的投资,而政府部门的投资行为的示范作用也吸引了大批企业部门跟风涌入相关盈利领域。再次,根据国家统计局发表的统计公报,2003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已经突破了1000美元的门槛,人们消费的基本方向由满足温饱转向享受和发展,从而会增加对住房、汽车、高科技电子产品、旅游产品、文化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消费结构升级,主要体现在汽车业和房地产业等一批产业的蓬勃发展上。这些产业的蓬勃发展增加了对于钢材、水泥和电解铝的原材料的需求,同时也拉动了相应上游原材料能源产业和下游服务行业的发展。居民的消费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相互作用,两者螺旋式的上升,从而共同推进了宏观经济的加速发展,这是构成此次宏观经济过热的原因之一。

  三、政府部门在历次宏观经济波动中的影响分析

  在分析了历次宏观经济波动的导致因素以后,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导致前四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一个共同的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所导致的投资需求过快增长。地方政府纷纷设立高的经济发展指标,不顾财力、物力的实际现状,盲目地上新项目、开办新企业,强行让企业扩张,争相攀比发展速度,重复设点、重复引进、重复建设。这一方面导致各个地方政府争抢投资的资源和能源,造成原材料产品的供需关系紧张,但是同时又没有合理地利用资源,造成资源浪费,另外一个方面无疑也使财政支出大大超过财政收入,导致财政赤字,扰乱了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由于中央银行没有独立性,无法达到稳定货币的目标,在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要求下,中央银行最终都会被迫让步,超额发行货币,这就形成我国独特的“投资挤财政,财政挤银行,银行发票子”的现象,从而引发经济过热,迫使经济管理部门实施“一刀切”的宏观调控措施。

  第五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也是政府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升级城市规模所引起的投资需求增长过快。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是因为目前国有经济已经开始在绝大部分领域退出,地方政府不再有权利继续办企业之后的另外一个选择。然而,虽然地方政府不再可以开办企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依然依靠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影响着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

  而宏观经济过冷时期中不是地方政府没有扩张愿望,而是中央实施双紧的政策,导致地方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实施投资膨胀的计划,最根本原因是相关决策部门选择了错误的政策所导致。

  四、政府部门投资需求膨胀的背后成因

  在任何时候,地方政府部门都始终有投资冲动,常常需要中央颁布相关的政策措施来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需求,之所以这样,其背后有四个主要原因:

  1.任何地方政府官员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政绩考察的压力

  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无论是荣升或是罢黜都是由上级政府部门决定,而不必过于考虑地方居民的选票,他们的任何行为基本上只需要对上级政府负责即可。因而,地方政府官员也是理性人,他们也要在既定的环境下最优化自己的行为,把绝大部分精力都用于上级政府的考核评定。

  中央政府对于下级各级地方政府考核的标准就是经济发展的各种数量指标,这也是有必然的时代背景的。在建国之初,为了体现出共产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我们提出了要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目标,而我国当时的物资生活条件过于贫乏,要实现目标,就必须实施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政府的力量把社会上的资源尽可能地利用起来,而不是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能力,其目的就是强调积累,尽可能压缩消费,把资源用于扩大再生产环节,实施追赶的目标,要求必须有数字的增长。

  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做法仍在继续,政府部门考核的标准还是经济增长的数量指标,所谓经济速度一快遮百丑,这样,地方政府必然会努力争取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发展,比如环境的维护等等。

  2.投资是地方政府最直接的选择手段

  一个国家的总需求包括四个部分,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地方政府要拉动需求所能够直接依靠的手段只有投资和政府支出。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地方政府原来的职能是无所不包的,它们对于企业的投资有着很大的干涉能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增加投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在目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那么地方政府在很多时候必须又重新回到政府支出和投资之上。

  地方政府支出不可能持续、无限地扩大,所以最终更多地靠增加投资,其资金来源依然是中央政府的支持。在2000年以前,地方政府有办国有企业的冲动,或是大批上马投资项目,它们的无限投资冲动每每形成倒逼机制,迫使中央银行增发货币。而2000年后,国有经济逐步退出经营性经济领域,非国有资本逐步进入,在已经开放的竞争领域中,国内的民营企业都已颇具规模,政府新建的国有企业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和这些富有活力的民营企业进行竞争,所以,摆在地方政府部门面前的唯一选择就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开展市政建设工程。虽然银行信贷日益艰难,但是政府手中的土地的使用权和征用权却为它们开辟了新的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因而地方政府才有财力去进行城市规模的升级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3.地方主义的思想导致地方政府进行大批的重复建设

  在地方主义的思想影响下,各个地方政府为了保护自己地方的经济不受冲击,扶持脆弱的企业成长,发展地方经济,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各个地方的市场都是相互分割的,地区之间设置贸易壁垒现象非常严重,直至现在,由于各个地方政府设立的诸多限制有一些产品仍然不能在全国自由流通进行贸易。

  地方政府官员具有地方主义的思想很必然,一是为了应对上级政府的检查考核,地方必须要有经济增长的数字,二是为了树立政府的形象,提供充分的工作岗位保证当地劳动力的就业。所以,地方政府官员力求当地拥有更多的企业,申请投资项目工程,获取更多的投资资金,它们并不追求经济效益的改善,而是追求数量的目标,只有如此才能使得地方经济在全国中占据一个有利的地位,才能带动更多的劳动力就业。所以,没有充分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各个地方重复建设、重复设点现象严重,投资饥渴症导致资金利用效率极差。

  4.一些政府官员可以从政府投资中获取寻租的机会

  某些地方政府非常热衷于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应的政府官员可以从中渔利,中饱私囊。在我国的经济转轨过程伊始,政府部门集中了各种权力,在开设新的国有企业或是上马新的投资项目时,上级政府官员就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决策权获取租金。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所以很多体制都不甚健全,对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相应的社会监督机制还不甚完善。对于寻租的政府官员而言,被发现而受到惩罚的这种机会成本很小,但是收益却是非常吸引人的。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私利,就极力去争取更多的项目工程开工,大肆开展低等重复建设,投资大规模的市政工程建设。

  五、结论:政府部门必须退出具体的微观经济活动

  除了政府决策的失误导致了1997年开始的宏观经济过冷以外,政府部门的投资渴望在每一次宏观经济过热中都是主要的扰动因素,那么为什么直到今天这种情况还没有得到改善呢?而且,由此前的经验可知,在治理此类宏观经济过热时,中央政府最终只有采取“一刀切”的直接性行政手段调控,才能够将过热的苗头压制下来,因为面对占据投资主体地位的地方各级政府的投资欲望,间接性市场手段是失灵的,唯一有效的选择只能是行政手段。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成熟,各种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发展日益壮大,“一刀切”的做法虽然压制住了各级政府部门的投资冲动,但是同时也会对非国有企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从而伤害到经济的元气。

  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应当着重的是对宏观经济总量的调节,通过对财政收支、货币供给、税收、利率以及汇率等等变量的改变,最终达到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而不是让各级政府部门去审批每一个具体的投资项目是否合理,以及限制总的投资规模等等这些微观层面的事情。投资项目是否合理完全应当由银行、企业这些微观主体在市场上相互作用来决定的,最终由市场所检验,政府部门应当退出具体的微观经营活动。

  就当前而言,政府部门不再是单纯地办企业、上项目、搞工程,而是通过运用手中的土地审批权和间接使用政府信用进行信贷这两种手段,来完成自己的投资愿望。因此,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尽快解决:

  1.土地的获取和出卖都必须严格遵循市场化原则,政府部门不得随意干涉。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前提下,政府征收土地的时候给予现有使用者足够的赔偿金,或是尝试其他的补偿方式;在出卖土地的时候也应该按照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拍卖,由市场上的供给需求关系来决定土地使用权的价格,使得土地使用者获取土地的成本公开化,减少寻租成本,杜绝腐败现象。

  2.政府信用不应该再进入信贷活动中。很多地方政府部门通过让相关的国有企业部门大规模开展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来满足自己的投资需求,投资主体名义上是国有企业,其实可以说就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在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向银行贷款来满足投资要求的,在它们背后,政府信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如果要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那么就应该让地方政府从具体的经营活动中彻底退出来。政府应该从财政收入的具体情况出发,量力而行地安排公共产品投资项目,当政府自身的财力不足时,可以尝试与民间资本合作,共同提供公共产品。

  3.要加快政府部门职能从经济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转换的步伐。政府部门的功能其实就在于创造并且维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促使市场经济稳定运行,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相应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才使用各种政策调控手段来维持经济的平稳发展,使得市场机制和国家调控能够形成合理的互补。所以,相关体制改革的力度应该加大,逐步取消政府部门的审批权力,政府部门除了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外,应该从经营性项目中逐步退出来,不再从事具体的经济活动事务。只有当政府部门的职能合理定位,地方政府手中的资源配置能力才会逐步淡化,政府官员越位的现象才有可能得到有效解决,在此基础之上,辅之以对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情况能够有效监控的法律体系的完善,寻租现象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控制。

  4.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应该是一个比较全面的综合指标体系。如果各级政府政绩考察的指标仍然是数字指标,地方政府部门就会继续想方设法干涉到微观企业主体的正常经济事务。尽管GDP 指标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它无疑是目前最能体现经济增长的指标,然而,在今后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指标中,并不一定只注重经济的发展,其他比如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健全、居民收入差距是否缩小、教育文化事业是否持续发展等等指标都可以进入到这个考核指标体系中去,由此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增长数字的过于关注。

  虽然国内需求从1997年就开始出现低迷的态势,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宏观经济呈现出过剩的态势,但是,政府部门也不应该过于参与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去,启动总需求最终还是必须回到拉动居民消费这个根本之上。

  收稿日期:2006—4—28

  「参考文献」

  [1]李成瑞。财政、信贷平衡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J].经济研究,1981,(3)。

  [2]魏杰,董进。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根本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5,(3)。

  [3]David K.Backus and Patrick J.Kehoe,1992,“InternationalEvidence on the Historical properties of Business Cycles”,The AmericanEconomics Review,Vol.82,No.4,PP864—888.

  [4]John B.Taylor and Michael Woodford (editors ),1999,Handbookof Microeconomics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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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京),2006.6.97~108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进展/2002~2004年  从2002年1月至2004年12月,学术界共出版国史专著、教材、辞书等近600部,发表学术论文980多篇。其中关于政治方面的论文480多篇,经济方面的280多篇,文化方面的100多篇,外交方面的70多篇,军事方面的20多篇,其他方面的30多篇。2004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也掀起了学者研究国史的高潮,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在诸多著作中,有些是系统地、全方位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进行研究和阐述的,如金春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04)》(第二版),魏……去看看

论新中国城乡二元社会制度的形成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p97~104  「作者简介」汤水清(1966—),男,江西黎川人,历史学博士,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当代江西研究所副研究员。(江西南昌330077)  「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以保障工业化建设和城市粮食供应为出发点的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建立,对新中国城乡二元社会制度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通过国家在粮食上的垄断经营切断了城乡之间的主要市场联系;它以动员农民回乡为重要手段,并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第一次从制度上确立了城乡之间的身份差别;它把有无城市正式户籍作为标准,对城乡居民实行差别供应,将绝……去看看

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影响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逐渐扩大,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差距的收敛作用明显,本文通过建立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计量模型分析表明人口流动的地区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高度相关,无素质差异的流动人口对整体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贡献,但流动人口确实对分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贡献作用,且这种作用呈递减趋势。本文还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具有明显的条件收敛机制,但在1990年以后,条件收敛不复存在,这一结论对三大地带内部的收敛机制同样适用。  关键词……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