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变革:苏南乡镇企业改制的一个评注

  内容摘要:

  二十世纪末中国经济经历了实质性的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民营经济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而在这场变革中,原本作为集体经济的乡镇企业向民营经济的转变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在调查和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以乡镇企业典型代表的苏南地区作为背景,试图对乡镇企业改制及其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作深入探讨,包括改制的公平或福利评价,改制的效率问题。我们的讨论始终以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轨为背景,因此许多问题的探讨就不可避免的突出了转轨本身的一些特征。此外,我们还讨论了人们对于改制的一些争论,如对改制应持什么样的态度,改制是自下而上的还是自上而下的,改制等同于私有化等等。对此,本文试图从财政的角度给出一个解释,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动力,以及和前苏联改革所表现出的差异。最后,我们还讨论了与乡镇企业改制相关的问题,如乡村机构改革等。

  关键词:改制/公平/效率/权威

  一、史观:理解的努力

  对于一项改革或政策变动,似乎我们总能找到足够的理由来论证它的合理性。不过,作为中国乡村工业崛起的重要代表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改制并不是可以用“存在就是合理的”诸如此类的逻辑搪塞过去。事实上,如何“看待”苏南乡镇企业改制,似乎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改制”二字,从字面上很容易令人联想起一个世纪前康有为那本为其树立维新教父形象的著作——《孔子改制考》中所谓托古“改制”之义。改制不仅意味着变革,而且必然地与被“改”的制度相联系,或者说与一段历史相联系。这就不能不提到所谓的“史观”问题。乡镇企业及其改制是一段历史,一段与中国经济改革相联系的历史,这一点毫无疑问。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在没有对历史哲学作一番研究前,是决不能对乡镇企业改制这样纷繁复杂的事物有一个彻底的梳理。但事实上,没人能做到这一点。可能当我们还在玩味康德、黑格尔、罗素、汤因比、胡克等人的著作时,身边的历史已悄悄拉上了帏幕。不需充分的论证,而仅仅是有限的接触,也能令人深切的感受到,任何的理论考察所能做的,常常是事后的反刍,就像教科书之于游泳练习者的作用一般。历史哲学之于历史研究的作用亦是如此。

  《财经》杂志社历五月之久,耗巨大人力、金钱,在苏南进行了关于乡镇企业改制的庞大的搜寻、采访,造就了2001年5月号封面文章“苏南寓言”。在篇首冠以“还原历史”的编者言中,以一段令人玩味的话作了结尾:

  “我们的目标将立足定为‘还原历史’,也力求以今天的经验于历史中求解。但我们深知,历史是不可还原的,历史的意味更不可阐释。所以,我们宁愿认为我们只是在讲述一段往事,一则关于昨天和今天的寓言。”

  作为一家媒体,再没有比此种方式来裁剪历史更轻松、更省事了。然而研究者的工作,却不能停留于追寻事实本身,最终还是要提供在琐碎和复杂的表象下一些简单却并不易为人知的逻辑。我们能做什么呢?还原历史是史学职业家的工作,但我们却必须在试图还原的过程中理解事件本身。所以,我选择了尽可能多的走访,不停地和我所遇到的人们交谈。我深信,在“历史”的现场,一定还残存着一丝气息,在人们的话语中,一定蕴藏着一个刚发生不久的故事。这总算与真实近了一步。这或许就是西方学者倡导实地考察的原因吧。

  但是我们时常发现自己处于矛盾之中,在同一个问题上持不同的看法,而且每一种理论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出几个反例。这使我们怀疑,或许我们甚至连叙述的能力都没有。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连叙述的勇气都没有了。相反,我坚信,这一直见证着此间二十多年轰隆历史的乡间草木、涓涓细流和平静的土地不会让我们偏离真实太远。二十多年苏南乡村的生活,让我无意间一直亲历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事实在理论家的手中可能总是有那么一点复杂和模糊,可在朴素的村民们眼中,现实就如同他们的生活一样简单。这使我坚信,总有一些逻辑是可以讲清楚的,哪怕是一点儿最简单的。

  调查的视野和着眼点,主要来自一个G 村,一个Q 镇,一个市(锡山市,原无锡县)。苏南在通常的意义上指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和常州三个地级市地区,其高速增长的经济,特别是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一直为世人所瞩目。而无锡县无论在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规模和产权形式上,都堪称“苏南模式”的代表,有“华夏第一县”的美誉。而锡山市(无锡县)的出色表现有赖于一些发展迅速的乡镇的支撑,工业总产出及利税一直处于全市(县)前茅的Q 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而G 村则是Q 镇中处于中游水平的一个村级实体,其企业的创办历程、产权特征、企业治理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在苏南地区都是有普遍性的。所以,就上述地区的选取应能代表苏南乡镇企业改制的基本情况,结合在江阴、苏州的调查,基本上覆盖了苏南乡镇企业改制的大体特征。

  二、我们知道什么?

  午后,在离每天下午惯例的集市开始还有几个小时,村子里最热闹的地段还是很安静的。偶尔有几辆车子驶过,声音也随即而去。有两个妇女坐在自家开的小店门口,边打着毛线边扯开了话。张家大婶朝李家媳妇说:

  “听说毛纺厂转制了,都卖给经营者一人啦!”

  “不会吧?听谁说的?这么家大厂怎么就随随便便卖给个人呢?”

  “怎么不会?昨天我听姚会计来买东西时说的。不过我也有点不信,这么家大厂,一个人买得起吗?”

  “这不成私人厂啦?工人怎么办?”

  “……”

  “……”

  1999年苏南乡村的早春,两个村妇正在谈论着似乎与己无关,似乎又有点关系的事,她们早已习惯于听闻到什么,多少年来,村里的事一般都是由“上面”几个说了算,老百姓知道不知道都无所谓。或许,她们可能已意识到一件从此影响她们生活的大事——乡镇企业的改制发生了。但她们不知道,其实所谓的“改制”早在两年前(即1997年)就开始了。市里提出“抓大放小”、“放一块”、“抓一块”、“转一块”的企业改革,旨在扭转集体经济的发展颓势,提高效率。这事到了镇里、村里,像往常所有的政策一样,先观望着。为了应付上级政府,只就个别早已承包或早已不受村镇政府控制的企业,作价转让,而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变动,不过名义上的清产核资都做了。而到了今年,市里给各镇提出了年中、年底关于转制的硬指标,没有办法,只能大刀阔斧地干。事实上,市里的其它镇,特别是有些镇早已转得差不多了。只有本镇这个多年名列全市前茅的集体经济重镇尚未全面展开。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定方案、资产评估、讨价还价、成交,到1999年8月,全镇基本完成了大部分企业的转制。

  从G 村的情况看,全村共有10家企业,到1999年12月全部“转制”完。(具体见附录一)而Q 镇作为一个集体资产庞大且占主导地位的镇,其改制工作在锡山市是最晚的一批,截止到1999年7月31日,全镇262家改制企业中,拍卖转私96家,解除挂靠80家,租卖结合32家,股份(合作)制14家,租赁40家。除去实际为私人企业的挂靠80家,及以三产为主的租赁40家,在剩下的实际改制企业142家中,拍卖转私96家,占67.6%,这个数字与全市1997年10月的68.5%(内部资料)和1999年6月的57.6%(《锡山日报》1999年8月2日)相近。(具体见附录二)

  关于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改制,有几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首要的问题,对于一个“集体”企业为什么要改制,或者说改制的条件是什么?其次,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乡镇企业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整体下滑,最后导致全面改制?另外,长期而言,乡镇企业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兴起、蓬勃发展到九十年代中期的衰退、改制的演化,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在系列论文(张军,冯曲,2000;冯曲,2000;冯曲,2002)中,我们试图去回答上述问题。但是,一个值得讨论、却在相关文献中被忽略的问题是,改制中的公平问题或改制作为一项改革的福利评价。

  三、改制: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

  1999年夏,在江阴作调查时,当地一位居民告诉我,江阴有一家规模不小的彩印厂,据说应收帐款就达一千多万,在改制中最后以零价转让给了原经营者。稍有常识的人都能明白,能有如此数量应收帐款的企业,即使考虑了应付帐款,也绝不至于一文不值。就此事我曾向江阴市政府一位官员询问过,他的反应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你听谁讲的?绝没此事!”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其实改制对有些经营者、经营者是不太公平的,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使企业有了发展,最后还要掏出许多钱将企业买下来,而那些败家子经营者将厂子掏空了,最后改制时一钱不花就得到了企业”。我不想反驳,其实就所见所闻,类似的改制事例决不在少数。倒令我吃惊的是,两年后在苏州调查时,苏州市的一位官员竟差不多原封不动向我复述了类似的话。

  1999年在江阴的乡村里,我走进当地村民家里,向他们询问就业及乡镇企业改制的情况。他们的热情与倾诉,让我深深体会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同时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常被遗忘的弱势群体。在最后一次财产分割中,老母亲留下的小儿子,只能听任哥嫂的摆布。

  改制应怎么操作?看来这不是书斋中的理论家所能简单回答的。以下是来自一位政府官员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

  “苏南的乡镇企业本来就是在不规范中发展起来的,起步就不规范。比如说”集体企业“,当初实际上就是私人打着集体的牌子建立起来的,产权怎么定?再比如前几年搞的”股份合作制“,有几家是真正的股份合作?起点和过程都不太规范,你要规范怎么改?”

  他的结论是:摆平就是规范。“只要改制中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关系能处理好,政府不操心,银行不追债,经营者能接受,职工也挺高兴,那就是规范了。哪有什么纯理论的规范。”

  所谓没有纯理论的规范,也就是绝不能用静态的标准来解决乡镇企业的改制问题,必须按照实际情况来实行。什么是实际情况?在我看来,不外是两个问题:一是“集体”乡镇企业的产权本质,即这个“集体”到底是怎么一会事?二是“摆平”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各方力量的谈判。

  所谓“摆平”,其实也就是改制操作与实施的问题。就改制本身而言,许多人认为这是一场必然到来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否认,许多地方限时限量的政策使得改制常常以操作顺利、减少阻力为首要目标,而不是以公正为第一原则的。这必然以现实中各方力量的对比作为改制具体操作的基础,哪一方强,那一方就获利,哪一方弱,那一方就受损。如在文献中常被提及的“在位者优势”(邹宜民等,1999)。

  在现实中,乡村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力已大为减弱,一些规模较大的乡镇所属集体企业,在改制前,乡村政府对企业收入的索要,常常是一个与经营者讨价还价的过程,甚至只能听任经营者的说法。而一些创办与乡村政府不太密切的企业,乡村政府基本失去了收入的索要权。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早已落入经营者的手中。由此,改制中由经营者优势地位而出现的诸如隐藏资产、压低价格、转让给原经营者等现象就不难解释了。而作为企业的名义所有者——乡村政府在改制中,也只能作出许多让步。另外,许多企业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乡村政府中的重要人物,加上乡村政府官员私人利益的原因,现实中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资产的关心是有限的。而广大职工则似乎置身事外,对改制的预感往往来自其他企业的先行之举,而对改制的知悉往往是在改制之后。他们对企业的控制与管理没有多少影响力,所以对于企业改制的意见与关心常常在乡村政府考虑之外。当然,也有出现村民联合与乡村政府就乡镇企业改制进行谈判的情况,但对于九十年代苏南地区乡镇企业改制的整体情况相比,这些只能算是个别情况。

  对改制中各个不同群体的行为及影响力的讨论,不能离开乡镇企业产权特征这个前提。“集体”乡镇企业的产权特征问题,是理解苏南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的实际运作和其它行为的关键,而改制中的具体操作和各方利益如何分割从根本上讲也取决于此。但是,乡镇企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似乎谁也说不全,谁也说不清楚,否则也就没有后来对改制中出现问题的纷争了。事实上,在乡镇企业的创办与发展中,大部分企业都不存在明确的投资方,农民没有掏钱,经营者们没有掏钱,镇村政府也是如此。企业所需的资金常常是通过无偿的土地投入、集体农业剩余、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不考虑福利与社会保障)以及地方政府出面向银行、信用社的借贷。这种状况使得有一些学者认为改制中乡镇企业的部分集体资产应量化给职工(温铁军,1998)。但这一观点常被现实中的实际操作所否定。除了在改制早期的形式之一——股份合作制中摊股强行让职工掏钱买股,即所谓的“劳动与资本”相结合外,在后期的拍卖转私中,极少有让职工受益的。尽管在许多大型企业的转让中,有不少中层管理人员参股的现象,也往往并非由于过去对企业的贡献或劳动的积累,而更多的来自摆平的考虑。通过调查,我们认为,就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而言,尽管政府对企业的创办、融资、土地等方面有着或多或少的作用,但现实中经营者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甚至不少集体名义下的企业就是经营者创办的。因此,经营者对企业有着实际的控制权。但是,在政治位势上的差异,使得乡村政府拥有了对企业的所有权(冯曲,2002)。这种突出了地方政府的影响,又强调了经营者的作用的地方所有制(冯曲2000a )决定了企业的治理结构以及改制的实施。而作为法律上规定的企业名义所有者——社区全体成员,对企业没有实际的约束力,因此对企业改制的直接影响很小,具体操作及回收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权完全掌握在“代表行使职权”的乡村政府手中。在这种产权结构下,职工对企业的创办、发展与管理的作用不大,自我认同感较弱,对于最后的改制也往往只能置身事外。从政治上讲,地方政府从来就是企业的所有者,国务院的那个条例中社区全体作为名义所有者的说法,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标签,一种国家政府对民众福祉的承诺、宪法义务,以及对官员的政治训导和理念。民众拥有企业的所有权是说不过去的。社区全体成员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财产意义上的法人,名义上的政治组织——村民大会根本就不是一个权力机构,而且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地方根本就不存在。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委托代理”框架下的初始委托人的无行为能力是外生给定的。如果考虑到基层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问题,村民在企业改制中所能分享到的利益几乎可以不计。因此,村民们对改制中集体资产大量流失所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容忍甚至漠然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产生和实施过“所有者”的概念。(冯曲2000a )。

  从上面的对企业的影响力的角度,我们可以对苏南地区乡镇企业改制中出现的利益分配有一个直观的理解,但就公平而言,还需要通过追溯过去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内,作更深入的探讨。

  但到底什么是公平呢?与此相关的概念是“公正”。公平通常指结果的平等与否。如一国之中的贫富不同就是一种不公平的表现。在通常的语境中,公平(平等)往往是相对于效率而言的,比如说,学者们常常会讨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注重效率而不注意公平的倾向。公平与效率常常成为一项改革不可兼得的目标。如一些对乡镇企业改制的争论中,效率取向常常因现实中对公平的关注而受到责难。但这并不意味着改制一定要在结果平等与效率之间作两难选择。事实上,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公正”,即公平(或平等)的参与机会和公平的对待。如比赛,结果的相同代表了通常意义上的公平,而公正则不同于公平,而意味同一起点、同一比赛规则,可能会有不能的结果。追求效率并不意味着不公正,相反,过分强调结果的平等,反而会压抑参与者的积极性,从而有害于效率。因此,公正是一种超越平等与效率之上的信仰与精神,是促进效率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公平的一种原则。(秦晖,1998)

  这一点反映在改制过程中的公开、公正、和合意性、竞争性、起点平等、规则公平等(秦晖1997)。从苏南各地方政府的文件看,原则上改制是遵循这一精神的。但从实际操作看,显然是有失公正的。从资产评估、投标竞争到拍卖款的兑现,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公正,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产权结构的原因,广大职工常常被排除在改制外,而原经营者则获益甚多。改制的不公正还在于许多企业在排除了外部竞争者的情况下转让给了原经营者。

  从我们对G 村调查的情况(见附录一)看,该村七家企业全部转让给原经营者。从转让金的支付看,除一家企业(化工厂)全部付清外,其余企业都只支付了部分款项。而在此企业的支付款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职工和中层干部的入股金额,原经营者基本没有支付。而如果将此企业的改制看作是一次管理层收购的话,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原经营者最后所获得的收益等于改制前的整个企业。改制似乎以一种赎买的方式将集体的企业转让给个人,而实质上是以一种合法的手段将其对企业拥有的股份稀释了(转让给其他的管理人员和职工)。从这个角度讲,改制是一次对部分公有财产(土地、部分集体投入等)和私人财产(原企业职工留在企业中的未分配积累)的侵占。这种改制的方式在一些规模较大、净资产超过个人购买能力的企业中最为常见。从Q 镇的情况(附录二)看,此种形式在整个转制企业中较多。而在G 村的另一家企业的支付过程看,除首次支付金额较大外,其余数次支付都不及往年向村里上交的年金。而从首次支付金额(9万)与其转制前的该厂拥有的货币资金(16万)相比,也使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原经营者没有掏自家的腰包就获得了该企业。至于土地租金,从G 村的情况看,拖欠甚至赖交非常普遍。当然,这也取决于乡村政府的能力与权威。

  ——潮水退去后,沙滩便露了出来。

  不过,问题也不能全部这么看,正如秦晖(1997)所言,改制不是赎买问题,而是一种个人分配。从这个角度讲,看待在改制中的公正问题就必然涉及到乡镇企业发展的过程,更长视角而言,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有关。在冯曲(2002)中,我们将转型经济中的乡镇企业看作是地方政府所有制下的一种权威组织,经营者M 在企业的创办及发展(如寻找市场机会)的作用非常明显,而政治上位势的优势造成了地方政府在乡镇企业产权的初始界定时成为企业的实际所有者,但对企业的经营并没有直接的影响。除此,经营者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的拥有,可以用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任期终生制、在职消费以及明目张胆地侵蚀资产。但是,基于转型经济内在的特点,即生产和经济资源从原来计划经济由政府统一组织和握有逐渐由民间和个人所替代,政府在社会上事务中的逐步退出以及个人及民间力量的壮大,与之相伴随的是对政府的权威认同的弱化,即政府职能部份退化及丧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政府政治权威的下降。这对原来以政治权威位势差异为基础的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造成了重要的影响。以原有的治理结构而言,乡村政府政治权威的减弱导致了其对企业经营者的影响力发生了变化,体现在拥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经营者所受的约束力大大下降,从而使其不劳而获的可能性加大、企业的经营绩效大幅下降。(冯曲,2002)

  图1乡镇企业治理结构的变化

  如果权威的减弱使得原来的治理结构转变成私人企业的形式(如上图),这将提高企业经营的效率。遗憾的是,在未预期到企业将来的最终转让问题和法律及政治上的确立,让经营者经营不属于自己的资产而基本不受控制,其结果只能是管理效率的恶化和资产侵蚀的加剧。

  政府政治权威的的下降,造成了对早先在政治权威下形成的产权安排的否定性撤退。结果是公有财产的所有者――政府及其代表对公有财产权威的失效,从而使得蚕食变得可能。此时,在位者优势成为分食、侵蚀公有财产或公共积累的重要条件。当然,在蚕食过程中,表面上分配的是公有财产,各方并没有明显的损失,或者或多或少地都获得了益处。因此,在改制的过程中,各方之间没有明显的冲突,这也是改制能顺利推行的重要原因。不过,值得注明的是,在蚕食公有财产乃至最后的改制——正式分配中,在位者优势是显而易见,此时的公正问题,就不再是国家原有政治位势差异集团之间在产出分配上的不平等(即秦晖(1998)所言的第一种不公正),而是权威撤退后的个人对“集体”资产的侵蚀以及在侵蚀过程中的分配差异(即第二种不公正)。这本质上是由从计划向市场转轨本身所决定的。

  然而,在给出最后的结论之前,我们需要对所谓的“公有财产”作一小小的探究:

  如果说原“公有”财产或集体积累是由乡村社区居民共同创造的,则改制则表现出了不同位势优势差异所导致的不公正,这可以看作是秦晖(1998)所言的第二种不公正的延迟表现;但如果从公有财产的实际贡献看,各方(政府、经营者、职工)是不同的,经营者的作用被认为是关键的,特别在企业初创及大的发展过程中,则改制的结果可以看作是部分合理的。这或许是部分政府官员如前述观点的原因。但在这一情况之外,改制中所表现出的不公正是明显的。

  总而言之,简单看,改制中出现的不公正是普遍存在的,但这又与中国的经济转型相关,包括经济转轨本身所带来的政府政治权威的弱化及由此带来的企业治理结构的变动,以及经济转型中缺乏明确的机制衡量各方对企业的贡献。这使得改制不仅是一个产权改革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带有分配性质的问题。因此,对公正问题的判断要比表面所看到的复杂许多。

  四、改制:效率的改进?

  在已有的研究中(张军,冯曲,2000;冯曲,2000),乡镇企业改制在效率方面的改进是肯定的。改制后的企业将改变经营者在集体产权下激励不足的状况。另外,也就是在访谈中地方官员常提及的,存在资产侵蚀的情况下,通过改制可以使这种情况得以控制,并且在新的机制下,原有的不良资产有了重新盘活的可能,这对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是不容忽视的。而从融资角度看,改制中大部分企业的“拍卖转私”以及“股份制”改造中的“增量扩股”、“存量转股”都是民间资本的直接进入,在国家对资金流向仍有较强控制的情况下,改制是外部融资机制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的一种自我突破,改变了原来对民间资本的融资方式,以一种成本低、风险小且效率更高的方式,推动企业的积累与发展,使企业以一种更为平等的方式参与到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而民间资本直接进入的同时,也是企业家产生的过程,这是保证充分发挥经营者才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条件。这相对于过去的机制是一大进步。

  从更长远的眼光看,改制不仅是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必然,而且也是生产组织上的调整,即从原来由政府组织生产让位于民间及个人,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的一种努力,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意义深远(冯曲,2003)。

  但改制后的实际效果如何呢?在无锡Q 镇的调查表明:在改制前和改制年的1998年和1999年,该镇的产出稳定在18亿左右,而到2000年底这一数字猛增到30亿元。这样迅猛的增长,使人不得不将其归结为企业改制的结果。苏州的情况,正如政府官员所言的,也是如此。然而,改制较苏南早几年的浙江,如秦晖(1998)实地调查表明,转制企业本身的效果并不明显,经济增长主要靠民营企业,转制企业贡献不大。这一点,与我们2002年春在江阴的调查得到了证实。据该市体改委提供的数据,转制企业中有三分之一效益有明显提高,三分之一基本维持原状,三分之一萎缩。而在无锡市Q 镇G 村的调查表明,该村七家企业改制后,除一家有所发展外,其余几个企业基本处于萎缩状态。那该如何解释上述增长?除了1999年宏观经济的全面回升,可能的解释:经济的增长来自新企业的贡献。就改制而言,其意义不仅在于政策决策者和学者们所预期的产权制度的建立及由此产生的激励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原有的企业创造了一批在法律上得到承认的民营企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人们的共识:民营企业是合法的。这种共识的形成所带来的是,人们创办企业的高潮。私人企业的大量创办及由此带动的民间私人资本的增长,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是苏南地区乡镇企业改制后各地普遍的现象。改制不仅给了村民重新选择的机会,同时也是重新审视自己价值的机会,在当工人和高风险、高回报的创业之间权衡。而宏观经济的回升也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民营经济成为乡村经济的主要力量,将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苏南地区民营企业的大量出现,不仅强有力的支撑了地方经济的增长,吸收了原乡镇企业改制所产生的失业大军,同时也为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微观基础。这一点恐怕不是当初政府下决心改制是所能看到的。

  但如何解释部分企业在改制后仍出现萎缩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就经营者而言,由于改制中绝大部分企业转让给了原经营者,一些能力较差的经营者们仍然处于经营者地位。就是说,改制并没有选择出能力更强的经营者,却选择了地位、权力最优者。第二,在实际操作中为了改制的顺利完成,不少规模较大的企业被分割成几个小企业,大的机器,厂房都不要了,企业越做越小;第三,改制后,企业的经营者在劳作方式、薪金待遇方面都做了不小的调整,使得许多有技术、有才能的工人跳到其他待遇更好的企业,或者自己创业。这使原企业人才流失严重;第四,非常重要的一点,在较富裕之后,不少经营者在经营方面较保守,小富即安的思想比较普遍,不太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以及不想冒太大的风险,这使得一批企业呈停滞不前的状态。

  转制后的现实说明了就企业经营而言,转制不是灵药。但是民营经济的高速增长及许多小企业的出现,支撑了整个地方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讲,改制是成功的。事实胜于雄辩,无论是地方的政府官员、专家或者普通老百姓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五、改制的总体评述

  对改制应持何种态度?

  “苏南改制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方向,只有改制,民营的力量才会被充分地调动起来。这一点不能因为改制中存在不公平现象而被质疑”,吴敬琏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如是说。

  一位有国有企业领导经验多年的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的观点是,“改制是一种必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是迟早而已。任何公平都是相对的。如果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而且这种促进是长远的,能够给多数人带来利益,这也是一种公平。”

  现实中,在改制的大方向上反对的声音很微弱。争论几乎只在对改制中所出现的不公平的现象、巨额的资产流失、分配的严重不均等。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在公平与效率这一对两难选择上倾向于前者,而否定改制本身,尽管就效率而言改制是毋庸置疑的。但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超脱两难选择本身,如秦晖(1998)所大声疾呼的,“转制宁肯慢些,但要公正性”,或者如许多学者所认为的,改制中的公正体现在操作、程序上,而不是改制本身。事实表明,我们错过了原本能做到的机会。正如前文所分析,这或许只能将其归咎于转型经济的特征。

  一个私有化观点的评注:与前苏东国家私有化的比较

  2001年5月,苏州,我向一位老师问及他对改制的评价,他说不想给出价值判断,而只想把过去的历史弄清楚、讲出来。在他看来,探讨改制的逻辑、原因太复杂,故而宁肯相信,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历史”的选择,无论是在当初创办乡镇企业时,还是后来的改制。真的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从政府文件的看,有关乡镇企业的事件,似乎一切顺乎着无形之手的导引,自然地发展。乡镇企业发展的二十多年间,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渐进式改革的一大部分,它的每一步看上去都是合理的。“回想历史,总觉得它像一部情节曲折的小说,前面的章节充满了种种线索,预示着令人震惊的结果。而在最后一刹那,结局便脱颖而出。”(克鲁格曼,P31)

  如果一种观点可以这样被理解:改制不是赎买问题,而是个人分配(秦晖1998),则改制就是那故事的结局,那前面的种种铺垫和线索,即是八十年代末的承包、1992、1993年间向银行的大量借款、向农村居民的大量集资,以及1994、1995、1996年乡镇企业绩效全面下滑所造成的银行债务、集资款债务(冯曲,2000)。如果我们将改制不仅仅是看作个人分配的问题,而是早已开始的分配过程的终结点的话,则有理由相信,“正当”或“不正当”地从集体资产向个人的转移过程——可以类比为上九十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狂飙突进式的分配,即私有化,此种转移过程被一部分激进的学者称之为“私有化”——早已开始。正如我们前面所述的,国家在早期政治位势的优势,强制地将许多企业的产权界定为集体(地方政府所有制),而随着位势落差的逐渐消失,政治权威的减弱,政府对这种产权安排的否定性撤退,造成了各方对“公有”财产的侵蚀。粗略地讲,早在企业改制的数年前,侵蚀就已开始,当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的话,如银行贷款、集资款债务、地方环境破坏,土地等公共品投入,以及对地方政府的义务(如上缴),企业已不能有正效益。侵蚀企业资产的活动不会遇到大的阻力,因为资产不属于任何个人,而且事实上几乎各方都参与了分配,只是分配的大小有所不同,这种分配包括乡镇企业中普遍存在的冗员和低技能劳动者的超额回报。

  从这个角度看,“私有化从承包就已开始”的断言不无道理。从早年民间流传的种种说法到数年前苏南农村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小别墅,到后来改制中几十万乃至上千万企业资产的鲸吞,使人不由得开始佩服起上述的论断。看来,与浙江一带私人企业家艰苦的自我积累过程相比,由负盈不负亏、缺乏监督的承包起家的苏南地区经营者们获得原始积累的方式就太轻松了。

  与浙江(温州)模式不同,集体产权的苏南乡镇企业常常依赖于银行贷款。如国有企业与银行的关系一样,有地方政府为背景的集体乡镇企业对债务总是有办法的。尽管企业经营恶化,但经营者、工人工资照发,地方税收可以照交,各种费用照样可以留在地方上,甚至企业照样可以转卖给他人,尽管从财务上讲,企业早已属于银行。人们认为,苏南集体乡镇企业就是地方(包括地方政府、经营者及个人)侵蚀国家资产(银行)的一种手段。从上述种种怪现象看,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至少在后期是如此。改制的结果,使得原先许多贷款,成了呆、坏帐。据《财经》(2001年5月号)披露,中国工商银行张家港支行的“1998年5月末,该行被悬空逃废者有45户,涉及贷款3.7亿元,利息1.17亿,合计4.87亿)。而中国农业银行原锡山市支行提供的数据是,改制中原锡山市共剥离不良资产共计7、8亿,交与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而据称,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在整个无锡市(包括无锡市区、锡山市、江阴市和宜兴市)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共有数人,要对这7、8亿不良资产作彻底的调查,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至于最后的改制,只是一次性的、以文件甚至法律的形式完成了这早已开始的过程,一次性的划清了企业与银行、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半卖半送”的方式转让给了私人。

  如果将俄罗斯、捷克等国家在九十年代初将国有企业证券化一次性分配给个人视作私有化,则中国乡村工业的改制则完全不同于与此。不过,从结局看存在着共同之处,即“公有”资产向个人的转移与分配。但是,中国改革二十年的经验及前苏东国家的事实表明:改革不等于私有化。前苏联、东欧国家私有化的结果,不仅没有在短期内创造出充满活力的企业,反而出现了少数大投机者。这些投机者通过从民众手中低价购入私有化证券,迅速控制了企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产生了大量失业,以及总产出的降低。而按照萨克斯等人的理论,私有化的改造本应能使那些停滞多年的国有企业重新焕发出生机,可事实却事与愿违,这些私有化改造后的企业表现令人沮丧。如果我们将苏南和浙江的乡镇企业改制类比于前苏东国家的“私有化”,则前述所分析的造成部分企业改制后萎缩的微观机制,可以对前苏东国家私有化后的经济滑坡有所启示。

  前苏联国家私有化的后果是财政上的巨大危机,这一直影响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国内政局稳定以及经济发展。这根本原因在私有化后企业的整体萎缩所造成的税基不足。相比较而言,就中国乡村工业的发展看,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它创造了新的税基,来弥补改革所带来国有经济相对下降而产生的不足而有余。尽管这种税收上的稳定增长是以银行坏帐为代价的(刘小玄、刘芍佳,1998),但对乡村工业而言,两者相权,效率还是远大与前苏共国家的改革,因为这种方式创造了市场经济下一个坚实的微观生产组织。这种体制的效率随着经济的发展下降,而乡镇企业的最后改制可以看作是国家改善财政,即改变原来的以损害银行利益的方式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谋求新的替代方式的努力。从浙江、江苏的乡镇企业改制结果看,民营经济及新创办的私人企业的发展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可以预计,这些民间力量持续高速的发展将成为我国地方各级财政最重要的来源。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改革摒弃了前苏东国家瞬时性的私有化方式,一次性的将生产资本从国家分配的个人手中,而是通过逐步放松国家对经济的控制,适当地利用地方政府的资源(如土地)和国有资本(银行贷款),创造新的经济成分,动态地完成“集体”资本向个人的转移。比如苏南地区乡镇企业从早期创办到后来以很低、甚至无价转让给原经营者完成资本的转移,以及大量新企业的创办,造就市场经济坚实的微观基础。这不仅使各方都获得了益处,而且在避免了两极分化和大量的失业,同时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及宏观经济的稳定。

  从七十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的崛起到八十年代的中期至今的国有企业,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乡镇企业改制以及随之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最后攻坚,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如接力棒一般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条峰回路转的道路,几乎每一步重大的改革,都有铺垫做好,如布满荆棘的丛林之中早已存在一条通向坦途的道路,其水到渠成之势,自然得让人忍不住要杜撰一则谚语,“莫要强行,一切都由天定”,以迎合16世纪西方自然秩序信仰者的心意。

  不过,对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得不提醒,如克鲁格曼(P31)所述:“如果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历史的话,后果常常会是既错误地展示了过去,又对未来显得幼稚。”或许,我们正在错误而幼稚的解剖历史,当然所得结论也不必可信。可这至少综合了部分好深思而不乏公正之心的人士的看法,就权作一种解释吧!

  改制由政府推动或自下而上的产生?

  改制到底是由政府推动的,还是自下而上产生的?这一直是个疑问。从现实看,就改制本身而言,这一问题并不重要。但此间蕴藏着改制甚至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本质性的问题,因此值得做仔细的探究。从基层看,在所见的有限范围,几乎都是由政府政策一声令下而开始的。就这一问题,调查中政府官员通常的回答,往往是“我市是从某某年正式开始改制的,当时组织了多少多少人到下面去指导和开展改制工作,我还被派往某某等几个镇,当时还曾遇到不少阻力”,诸如此类。在这样的回答之余,他们往往还会强调,“我们的工作其实早在十五大之前就开展了,而且有许多都是从基层自发开始”的。这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既是由政府政策发动的,又是由基层自发的。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之前,回顾一下苏南改制的大事记是有意义的。

  按《财经》(2001年5月)的调查结果:

  1986年底-1987年初常州武进寨桥乡蒋家村自发地开始4家企业的“股份制”改革。

  1992年7月宜兴市体改委开始股份制试点。

  1993年5、6月武进县邹塸进行改制,小企业拍卖

  1994、1995年江苏省委在关于乡镇企业改革的方向上有反复

  1995-1997年宜兴市自下而上的乡镇企业改制高潮——私有化行动

  1996年5月江苏省委在江阴举行有关乡镇企业的会议,加大改制力度。

  1997年“十五大”之后江苏省委在苏州举行会议,乡镇企业改制全面开始

  1998年8月江苏省倡导个体私营经济

  1999年8、9月江苏省进一步推动大中型乡镇企业的改革

  而据农业部乡镇企业调查组(1998)在江苏调查的结果是:

  1992年开始进行股份合作制试点

  1994年全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上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乡镇企业推行股份合作制若干问题的通知》,初步明确了有关政策问题

  1996年各市、县主要负责人参加全省乡镇企业会上,对深化乡镇企业改革明确意见

  1997年全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上以加快调整乡村集体企业产权结构和加快发展个体、私营企业为重点,全面部署、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乡镇企业改革的意见》

  1997年底各种不同形式的改革有7.49万家,占乡村企业总数的79%,其中产权改革2.93万家,占改革企业数的39.15%,其中公司制占8.76%,企业集团1216家,占1.62%,股份合作企业占30.37%,出售小、微、亏企业13899家的,占18.56%,全额租赁、风险抵押承包24081家,占32.16%.

  而锡山市委农工部的文件看,该市:

  1993年按照“抓一块、转一块、放一块”的改革思路,对所有制结构逐步进行调整

  1997年7月改制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积极稳妥地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以后一直未出台在这一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政策。

  如果仅从上述文件看,我们很难看出地方政府(县市一级、甚至省一级)有冲动去主动地对集体乡镇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拍卖转私”。作一简单的政策文件的分析比较,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地方政府(从省一级到县市)的政策一直限于中央关于所有制的看法,限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框架之内。在一些地方,乡镇企业改制一直叫“转制”,即转换经营机制之意。从这一角度看,国家、省县市政府关于乡镇企业改革的出发点,是想通过经营机制的转换来扭转乡镇企业发展的颓势,从早先的承包制到后来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都是基于这个目标。这不仅可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标,又不至于越出意识形态及整个改革的尺度。这一点也可以从1997年的一地方政府领导的讲话中看出,“着力抓好'大中型'企业机制转换,争取在产权制度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目的在“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全面推进以股份合作制为重点的企业改革,促进企业产权的合理流动和有效改组,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努力寻求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同样意识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数目众多的、富有活力的企业,政策面上意在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在意识形态框架下,构造出这样的结果。可是,具体操作呢还要看拥有企业的乡村政府。在改制的初期,限于政治上的考虑,改制工作执行的面非常有限,而且仅限于一些“小、微、亏”企业,这可以从我们在原锡山市的一些乡镇调查的情况看出:作为集体经济比重达90%以上、且总产出多年名列全市(县)前列的Q 镇,直到1999年初,改制工作还没有全面开展,“转制”一词甚至还不为许多人所知道。不过,经仔细调查,会发现确有一些小企业已在私下转了,只是影响并不大。例如,在该镇G 村,在1997年就已“转”了三家企业,形式在承包与转私之间,界限并不鲜明。这种谨慎的操作,显然是受了该镇应付市里政策方式的影响。因为这是有政治风险的。在原有的意识形态框架之内,要创造出有活力的新的企业机制,对乡村政府官员而言是个难题,“股份合作制”无疑是件一厢情愿的事,对企业经营并不见得有什么实效,不如采取观望的态度。这可能是苏南许多乡村到1998、1999年改制仍未全面铺开的原因。

  直到来自省、市压力,一再要求改,时间也似乎等到了意识形态框架的松动与默认,以及浙江及其他地区的先例,拍卖企业的规模也一再突破,从小、微、亏到净资产数千万的大企业,以拍卖转私的改制才在全面铺开。苏南乡镇企业最后主要以拍卖转私的形式完成改制,除了操作上的方便(相对于股份合作制而言),以及经营者的影响力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乡村财政体制的原因。就现有的财政体制而言,乡村两级财政的自主权非常小,用一些地方官员的话,“镇一级财政只是记帐财政”,收入由上一财政决定,与本地(镇)经济增长的联系并不紧密,自主权很小,但是支出却是刚性的。从一些乡镇的实际数据看,镇一级财政一直是吃紧的,而村级收支也是按入为出,故而作为拥有企业的乡村政府没有理由拒绝由改制拍卖所获得收入。况且基于任期的考虑,乡村官员更有理由以防止集体资产进一步流失的名义,将这一笔尚存的资产尽快收入政府的口袋中。这一点可以从改制后企业转让金的使用上看出。尽管各省市的改制文件中曾强调这一笔资产只能用于生产性投资,而不能用来弥补地方财政的赤字。事实上,这笔钱毕竟掌握在乡村政府手中,具体的使用还是由他们决定的。从苏州的情况看,据当地一位乡企局的官员透露,全市因改制而回收的资金有50多亿元,到2001年5月份,约有48亿元已被各级政府用掉,其中包括还集资款、乡村财政,当然还有公共设施等。而在原锡山市Q 镇的调查中,就根本没有见到这笔回收金,也许早已被填在集资款债务的大窟窿里。而在该镇G 村的调查中,几十万的转让金早已被用在当年的支出上。不过,此处也不能完全忽略了县(市)、省一级政府在财政上的考虑,因为在目前的财政体制下县、省一级的财政状况经济的发展较紧密,经济增长的乏力或下降,如1997、1998年江苏省营业收入出现了负增长(见冯曲(2000b )表5),会促使省一级政策的变化,对改制态度。这一点也可以从前述改制的大事记中的政府态度随时间变化中看出。因此,改制作为政府推动的说法是合乎逻辑的。当然,县(市)政府也会出现这样的考虑,不过当财政盈余时,可能会使县(市)政府在改制这一问题上采取教保守的态度,而更多地站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上。这一点与原锡山市的情况是一致的。在2001年锡山市撤市改区以前,县级财政一直是盈余的。这使得锡山市在改制这一问题上一直落后于邻县市,而处于观望态度,直到1999年迫于压力,才以限时限量的方式进行以拍卖转私为主的企业改制。

  总之,乡村政府在改制中的行为和操作方式不同于不直接握有企业的县市、省政府,后者更有可能基于政治上的考虑,较保守和谨慎。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乡村政府会有一些不同于上一级政府的举动,对政策的实际执行和不断突破原有改革的框架,如乡镇企业改制后期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将,改制中的“自下而上”有合理的因素。

  当然,还有许多情况确实出自个别基层官员的个性,改制的行为不能容纳于上述的分析框架。或许,套用一位负责乡镇企业改制的基层官员的话“改制是在由下而上又由上而下的互相推动下开始和完成的”来含糊而高明的概括改制作为一项改革的实施路径。不过,从财政的角度来对这些说不清的事情做一些简单的解剖,将会给我们带来有关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些本质性的特点。

  六、改革的逻辑:财政的原因

  财政体制往往是决定一项改革展开的框架性条件。不管政治环境、意识形态如何,在政策的出台和执行上,财政的影响往往是决定性的。这也是许多学者从财政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与逻辑。如Oi(1992)认为70年代末的财税体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有足够的理由将有限的资金从农业上转投到工业上,以此来解释乡镇企业的兴起。而一些学者认为银行软约束下的地方政府对税收的偏好来解释各地经济发展(张维迎,栗树和,1998)。

  就现有的财政体制而言,基层政府面临的预算总是硬的。这在现实中造就了一支自主而合理创新的、改革的真正动力。在所谓的M 型组织结构下(Qian &Xu ,1994),基层政府自主改革的空间要比前苏联大得多,这使得地方政府有机会寻找到更符合经济利益的道路。如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土地承包改革,如武进市蒋家村、苏州市木椟新华村的企业改制,都体现出了这一点。这种自主寻找的道路往往就是市场化的方向。这将最终促成政府推动下的改革。故而,改革往往出自基层,这不仅仅是“农民的聪明才智”,也包含有现有体制下财政方面的原因。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轨的过程,同时也是经济上的中央集权向地方、民间、个人分散的过程。但这一趋势不会通过由上而下的改革自动完成,往往需要借助经济力量的推动,或者对基层改革的认可。一般而言,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上层政府政治上的考虑往往要比经济上的考虑更为直接,这使得有些政策措施要落后于现实,但是基层的硬约束的存在,以及上层的基本目标(如“三个有利于”)从长远看是与基层政府一致的。真正体现经济利益的财政约束仍然存在,故而改革的基本方向总是与基层一致的。如乡镇企业的改制,最初的做法来自基层,但推动全面改革的还是来自政府的力量。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的逻辑。不能简单地以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来表达,而是一种互相交融的过程。不过,从上面的分析看,走向市场的真正力量仍然在基层、在民间。

  七、乡村机构的变迁

  集体乡镇企业的改制最终使得私营经济成为乡村经济的主体。集体资产直接以生产性资本进入企业情况很少,只有部分因无法置换留在一些大型企业中的资产。而改制中拍卖企业所获转让金的逐渐消耗,使得乡村“集体”成为一个空头帐户。这使得原本以领导经济发展为己任的乡村政府一下子茫然失措。乡村职能的转变和机构变革一下子凸现出来。

  其实,早在改制以前乡村机构变革的理由就已经存在了。当权威组织的“生产性”作用开始消失,即权威下降带来“集体”企业生产效率的下降(冯曲,2002)时,作为权威组织中的重要一环——地方政府的变迁的压力就已产生。换一个角度讲,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乡村机构在经济上的合理性在逐渐降低,政府职能的转换乃至机构本身的变革不可避免。作为这一问题的另一方面,民间、个人力量成长的经济上的合理性和民主意识的提高在逐步增加,从这一点看,五届三中全会关于村民自治作为自上而下的决议的提出和通过,并不是偶然的。

  另外,乡镇企业改制在明确集体与私人财产界限的同时,也使得原来的要素如土地、河流等公共设施的价值凸现出来。作为乡村之中的一员,村民们自然地会形成了对这些公共财产使用和分配的意识。将这些公共财产产生的收入以财政形式被乡村政府(特别是村一级)官员分配掉,就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顺理成章。

  另一方面,基于乡村政府在领导经济发展责任的淡化、管理职能的弱化以及乡村地方之间行政上的界限模糊,从财政上看,将各镇、村不同程度的合并,其合理性已很明显。这不仅可以减少总的行政费用,而且可以带来土地等要素的合理使用、流通。伴随着乡镇企业的改制,在苏州、无锡郊县、江阴等地,这种乡村间的合并、部分机构的撤销已悄无声息地行动起来,在有些地方甚至早于上级政府的认可与政策。

  后记

  2001年5月,为对乡镇企业及其改制和由此一些相关问题作一总结,我对苏南一些地方作了最后一次的调查,最后一站来到原锡山市政府所在地东亭镇。尽管此前我已知晓,锡山市已刚刚撤市而划分成无锡市的3个区,但作为集体乡镇企业的重要发源地,我想这里肯定还会保留着不少有关乡镇企业的事物,等找到了乡企局,才知道已被撤并入经贸局,而且接待我的官员似乎也无意谈些昨日黄花的东西。又想去农工部时,他一下子把我的念头打消了——农工部已被撤销。不死心,打电话给去年与我一同参加南京会议的陆某,却被告知已调往新成立的一个区任职。联想起前几天在苏州市乡企局调查的情形以及与一位长者的长谈,一个感觉猛然袭来:有关乡镇企业(及改制)的历史正在有意无意地被遮盖过去了。苏州大学一位老师正告于我:乡镇企业已没有什么可研究的,已经过去了,即使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也仅仅是历史性质的。是否真的如此?我强烈地意识到了一部历史正在消失。而我有一种冲动,在其消失于尘土中前,尽可能地记下它的一些印记,尽量减少可能给后人带来的误解与迷惑吧!

  …………

  尘埃落定,硝烟已散。人们仍然生活在原来的土地上,然而变化终究有了一些,至少年轻的一代已没有了体验那潮起潮落的生活的机会,沉闷与精彩,闲适与竞争。

  「题注」

  本文的写作是在多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感谢下列单位在调查中给予的帮助:无锡市前洲镇经管办、前洲镇工业总公司、前洲镇财政所、中国农业银行前洲分理处、前洲镇西塘村、江阴市华西集团、江阴市委农工部、江苏沿山集团、锡山市委农工部、中国农业银行玉祁分理处、中国农业银行锡山市支行、锡山市统计局、无锡市锡山区财政局、锡山市档案局、锡山市乡镇企业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无锡培训基地、苏州市乡镇工业局。另外,作者要感谢桂勇博士和万解秋教授。特别要感谢王旭章教授和祝明先生。欢迎评论。Email:[email protected]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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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略。可参见文章来源网页。

  「注释」

  1当然,在现有的文献中,支兆华(2001)从中国转型经济下地方政府资源控制能力弱化的角度,将乡镇企业改制看作是集体经济和私营企业争夺政府资源的结果。不过,在论证时,结论严格依赖于政府对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获得收益的具体形式的强假设。邹宜民等(1999)则从经营者的利益动机角度,给出了一个非严格的解释。

  2常州乡企局局长王益中,转引自《财经》(2001年5月号,P48)

  3在给笔者的来信中如是说。

  4与中国农业银行相比,中国工商银行进入乡村的时间要晚许多,与乡镇企业的业务也相对要小得多。

  5而我们在原锡山市的调查中,也听到了政府要求银行在改制中予以“配合”的传闻。

  6难怪一些人会发自肺腑的感叹:“都是党的政策好!”

  7经改制后,“集体”资产进入生产性的投资的比重非常小,私营、外企和合资企业已成为苏南地区乡村经济的主体。

  81992年1月10日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朱镕基的讲话中提到,改革的重点是企业改革,特别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年鉴1993》,P39)。在《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促进乡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报告的通知(1992年3月18日)》(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年鉴1993》,P78)中强调进一步完善乡镇企业运行机制,“完善承包制、责任制与经营者(经营者)负责制,坚持以集体承包为主”;在产权方面的改革,“有计划有步骤地试行或推行股份制,要明确产权关系。继续搞好企业兼并和改组”。这些基本上没有超出当年国企改革的措施范围,着眼点主要类同于国有股份制试点企业的“股份制经营方式对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筹集资金发展经济、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以及调整产业结构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生产办关于股份制企业试点工作座谈会情况报告的通知(1992年4月28日)》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年鉴1993》P8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1993年11月5日)》(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年鉴1994》P25)关于发展乡镇企业部分仅提到“要通过发展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企业集团,进一步搞活乡镇企业的经营机制,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重点在经营机制)。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年鉴1994》P2)关于国有企业部分,以明晰产权关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出发点在转换经营机制,而关于乡镇企业部分,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发展股份制、进行产权制度和经营方式的创新,也没有超出这一基调。而《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意见》(农业部1994年3月31日)(见《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95》P65)基本上延续了这一精神,未有大的突破。这一文件后来成了苏南地区乡镇企业改革方案的蓝本,如锡山市关于乡镇企业改制的一些指导文件即以此为框架。

  9中共锡山市委农村工作部,《锡山市镇村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文件汇编》(1998),P1.10这政府放弃国有企业的原因有相同之处。据王红领等(2001)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三次调查的几百家企业的数据,验证了:政府放弃国有企业并不是为了增加企业的效率,而是为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或者说是为了减轻因补贴亏损国有企业而造成的财政负担。

  11据当地官员的说法,市财政每年还向中央政府上缴数千万。

  12或许也正如一位深谙中国政治官员的感慨,“有的事是只能做不能说,有的事是只能说不能做,有的事是一边说一边做,还有的事是做了永远不能说”。

  13见《苏南寓言》(《财经》2001年5月号)。

  14原无锡县1994年改市成立锡山市,2001年撤市而划分成隶属无锡市的三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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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

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科举制是封建社会中政治录用的典范,科举制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精英的遴选机制对近、现代各国政体中的文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直接的、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古老的科举制仍然具有其现代意义。作为一种精巧的政治录用方式,科举制具有恒久的价值。因此,在今日的政治实践与政治发展之中,人们仍然需要对科举制不断地作出新的现代政治学的诠释,以从中获得启迪与收益。 一政治录用中的二难选择   解读科举制,理解科举制的现代性,首先涉及到政治录用中二难选择问题—……去看看

江青是怎样引起毛泽东的注意的?

从上海到延安的特殊“介绍信”    1937 年 7 月下旬,一辆黄包车从西安钟楼前驶过,向北拐去。车上坐着一位穿蓝布旗袍的小姐,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格外动人。她的脚旁,放着一只小皮箱,看得出是从外地来到西安。黄包车在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口停下。这位小姐下车后,跟幼稚园主任见面时,显得异常兴奋。“一冰!”她搂着幼稚园主任的脖子。“李鹤,你怎么来了?!”主任颇为惊讶。这位主任——徐一冰,迄今仍清晰地记得半个多世纪前那难忘的一幕,向笔者讲述着往事。徐一冰,后来进入延安,改名徐明。由于中共中央党校有个同名同姓的学员徐明……去看看

论李大钊的人权思想

摘 要: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属于既接受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又高举人权旗帜宣传人权理论的一代。他的人权思想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力图将个人主义人权观同社会主义人权观相结合,形成一种解放个性与实现自我的社会主义人权理论。重新研究李大钊人权思想的科学价值,对于克服人权虚无主义和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人权理论的关系,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关键词:李大钊, 人权,人权思想,自由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在我国近代史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李大钊属于既接受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去看看

从新权威主义到新民本主义

一  以中共十六大和新任总书记胡锦涛2003年7月1日讲话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发展和执政理念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从新权威主义到新民本主义的转变。   改革初期,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动荡之后,中国的领导人最为关注的是消除造成政治动荡的领袖个人崇拜、权力过分集中及官僚特权问题。为适应广大人民的要求,及时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国家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肯定个人利益的正当性,鼓励放权让利改革,体现出以民为本的精神。   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和深化,中国的改革发展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特别是价值取……去看看

精简乡镇机构的通道

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  3月18日,国务院新任总理温家宝在答记者问中表示,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其实质是要改革农村不适宜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最重要的要精简人员,否则农民负担就不能得到彻底解决。他同时明确中央要加大对农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的财政支出。   针对温家宝关于精简乡镇政府的改革措施,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   机构膨胀使得乡镇财政支出刚性增长   农村公共财政困难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县、乡机构膨胀,财政供养人员过多,是财政支出刚性增长的直接……去看看

无知·自由·财富

从知识、自由、财富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就可以看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理论基础上的根本区别:绝对的全知论与相对的无知论。   从主观上看,任何经济体制的目的都是旨在通过制度架构最大限度地促进财富的增长,但不同体制诱发出的财富量却有霄壤之别。这就导致我们去关心不同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异,而经济体制的差异正是来自这种体制的构建者对人的某些特质乃至本性的看法的不同。从知识、自由、财富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就可以看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理论基础上的根本区别:绝对的全知论与相对的无知论。   绝对的全知论主张:1所……去看看

产权、国家与民主:一种模式化的解释

产权无疑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概念,最早是谁使用这一概念,我们无法确定,但在罗马法中已经对“财产权”及其所有权等有了非常明确的使用。【 1 】我们也知道,在近代自由主义的鼻祖洛克那里,明确提出“财产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但把产权纳入经济学体系,从而成为比较系统的产权理论,则只是当代的事情,一般认为在 1960 年“交易费用”的鼻祖科斯发表《社会成本问题》后,现代产权理论就确立了。由于现代产权理论是一种纯经济学的解释,它在解释社会的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制度创新时,没法解释产权演进的政治学内涵,对产权变革的政治层面的意义,诸……去看看

中国乡镇政府角色变迁的财政逻辑

熊彼特(Chumpter.Joseph.Alois)曾经指出,研究财政能使人们“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同时也能洞悉具体的条件,特别是组织形式发展和消失的方式”;“财政上的变化是一切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反之,“所有的变化都会在财政上有所反映”1。财政体制“改变的不一定是当事人,而是制度所蕴涵的激励机制使官员们的行为发生了变化”2。研究乡镇政府问题,就不得不研究乡镇财政体制,因为几乎乡镇政权的一切问题,都与乡镇财政体制有著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一般认为,中国的财政体制经历了从中央集权的“统收统支”体……去看看

婚姻法第32条实证研究

原载《金陵法律评论》2006年春季号p20~27  「作者简介」马忆南,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100871)  「内容提要」古今中外多数国家的离婚立法,对于离婚的态度都是由限制逐渐走向自由。自由离婚主义更加符合婚姻的本质。婚姻法第32条仍受有责主义的影响,在可推定夫妻感情破裂的五种情形中,前三种均为一方或双方有过错的情形,与审判实践中反映出的离婚理由很不相符,法律没有将实践中最常见、数量最多的离婚理由例示出来。中国目前的夫妻关系仍然具有高稳定的特征,重婚、纳妾、家庭暴力等问题,远不像一些媒体渲染的那么严重。从……去看看

哈贝马斯论现代性:现代的时代意识及其自我确证的要求

一  马克斯·韦伯在其《宗教社会学论集》的著名前言里,阐述了他毕其整个学术生涯所探讨的“世界史问题”,即“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欧洲之外也 走 向西方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①在韦伯看来,现代与他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②之 间有着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并非偶然出现的,而是不言而喻的。韦伯把那种解除神秘的过程 说成是“理性的”,该过程在欧洲导致了宗教世界图景发生瓦解,并从中产生出世俗文化。 随着现代经验科学、自律的艺术和原则性的道德理论和法律理论的出现,便形成了不同的文 化价值领域……去看看

活佛爆炸案

一位深受当地百姓爱戴的西藏活佛制造了七起恐怖主义爆炸案,这是今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警方破获的一件大案。   活佛今年52岁,俗名叫阿安扎西,法名是丹增德勒,转世的名号为阿登彭措。因为他的活佛身份是于八十年代流亡印度时被认证,中国当局对此不承认,所以官方口径只称其为阿安扎西。   事件起由是这样:2002年4月3日,四川省的省会成都市中心的天府广场发生一起爆炸,十几分钟后在离爆炸现场不远的地方抓到了来自甘孜州雅江县的一个农民,名叫洛让邓珠。洛让邓珠在警方审问中供认爆炸是他所为,并且交待他是受阿安扎西的指使。……去看看

质疑新自由主义规则下的全球化

——菲德尔·卡斯特罗与托马斯·博赫斯的谈话    我想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意识形态化的世界上,只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试图把资本主义思想、帝国主义思想、新自由主义思想强加于人,恰恰是试图把一切与这种思想不同的思想从政治地图上抹掉。因此我想,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意识形态化。我确信,所有那些都是一个大闹剧,一个弥天大谎。   比方说,和平共处原则一向是作为各个国家——不问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如何——相互关系的准则存在的;这是老早的事,有几十年了。如果把非意识形态化理解为不问意识形态差……去看看

中国改革25年:谁分享其利?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社会的迅速两极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不同阶层、不同处境的人对这一改革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和感受,并且其认识感受会随着相对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并让人忧心的现象,那就是对经济改革的抱怨近年来越来越多,于是一些学者开始谈论改革缺乏动力的问题。     公众对经济改革的态度──包括其前景预期、对改革的支持度,是一个不能不重视的问题。民众对改革的信心和支持,来自个人对改革所带来的预期利益的认知,用经济学的术语表示,即改革带给他的预期收益……去看看

深度研究与自主发展

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依旧是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支配;这种社会科学观的支配,与研究者的不思及学术自主性的缺失相配合,导致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种种困境,而其间最为严重的后果之一便是:经由研究过程本身,而丢失了原本试图研究的对象;换言之,原本试图研究的中国问题,经由实证社会科学观及其相关的方法和概念等工具的限制,而不意识地被转换成了毫无文化意义的任何地方的事实问题。对这样一种社会科学发展的路径做出严肃的思考,我们至少可以就下述问题进行追问:第一,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观,其……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