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12期

  [摘要]2000年以后,60%以上的中国私营企业开始采用公司化的组织形式,并且内部治理结构也日趋规范化,但是,中国私营企业股权的集中化、决策的集权化、管理职位的家族化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私营企业在选择公司化组织的同时仍然采用家族化的运作,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司革命”和“管理革命”,这一现象至今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中国私营企业的公司化并不完全是企业成长所致,也不是制度变迁获取收益的需要,本质原因则是私营企业家追求合法化的需要;而私营企业在公司化过程中仍然采用家族化的运作则是在缺乏制度信任的环境下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事实上,在中国社会的许多领域,正式制度往往都具有象征性特征,而实际运作则可能与正式制度相矛盾。

  [关键词]私营企业;公司化;家族化

  [作者简介]李孔岳(1967—),男,安徽省寿县人,管理学博士,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产业组织与企业理论研究。

  私营企业向现代公司的演变,有两个代表性的理论:一是贝利和米恩斯的“公司革命”理论;二是钱德勒的“管理革命”理论。1932年,贝利与米恩斯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综合运用经济学与法律知识,论述了四个命题:(1)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现代公司成为最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2)公司股权变得越来越分散化和多元化;(3)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逐渐分离;(4)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影响着公司的发展。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中,考察了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工业在生产和分配领域中所经历的革命性变革。钱德勒指出,凡是进行大批量生产和大批量分配相结合并在产品流通中可以协调的那些工业,必然会产生现代工商企业,因为管理协调的“看得见的手”比亚当。斯密市场协调的“看不见的手”更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更能增强资本家的竞争能力。钱德勒进一步论述,促使现代工商企业形成的力量源泉是一群支薪经理们所进行的开拓性职业管理协调工作,并且,当多单位工商企业在规模和经营多样化方面发展到一定水平,其经理变得更加职业化时,企业的管理权就会和所有权分开。

  1978年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私营企业在政府体制不断松动的背景下,顽强地生存、发展与壮大,其间中国私营企业的组织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中国私营企业的组织形式逐渐由家庭作坊为主的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向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转变;另一方面,私营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也开始向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规范化运作方面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开始进行公司化①[本文所指的私营企业公司化包括两方面:一是在组织形式上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二是在内部治理结构采用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运作体制],可以说,中国至少在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方面出现了贝利与米恩斯所谓的“公司革命”现象。但是,现阶段绝大多数中国私营企业在组织运作方面仍然采用家族化的经营模式,公司的控制权仍然牢牢地掌握在家族成员手中,并没有大规模地出现贝利和米恩斯所说的“公司股权变得越来越分散化和多元化”以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象,也没有大面积地出现钱德勒的“管理革命”现象。

  为什么美国经济的发展会导致美国私营企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司革命”和“管理革命”现象?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仅仅使得中国私营企业在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方面选择了公司化,而实际运作则采用为“非公司化”(家族化)?揭示这一现象并且尝试性对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将是本文研究的主题。

  一、中国私营企业的公司化趋势

  民营企业是指一切非公有制经济形式,主要包括不带国营性质的集体企业、非乡政府主办的乡镇企业、股份合作企业、国有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中国家不控股的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的范围太广,对所有类型的民营企业进行研究显得力不从心,所以,我将研究范围界定在民营企业的核心类型——私营企业方面②[私营企业特指由个人(一人或多人)投资和经营的企业,包括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不包括外资企业],这样做并不影响文章的分析逻辑。

  (一)组织形式的公司化

  1992年,中国的独资企业有77268户,占私营企业总数的55.34%;合伙企业为44692户,占私营企业总数的32.01%;公司仅为17673户,占私营企业总数的12.65%.到1997年,独资企业有387534户,占私营企业总数的40.34%;合伙企业为130668户,占私营企业总数的13.60%;公司为442524户,占私营企业总数的46.06%,公司的比重已经超过独资企业的比重。截至2001年,独资企业有517251户,占私营企业总数的比重已经降到25.50%;合伙企业为131100户,占私营企业总数仅为6.46%;公司为1379866户,占私营企业总数的比重已经上升到68.04%,公司比重远远超过独资企业。1992—2001年间,独资企业的比重由55.34%下降为25.50%,合伙企业的比例由32.01%下降为6.46%,公司的比例由12.6%增加到68.04%(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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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同期“,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③[“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成立,具体调查由各地工商联和工商局实施]分别于1993、1995、1997、2000、2002、2004、2006年先后进行了七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同样发现:1993年到2004年十余年时间,独资企业比例由63.8%下降为22.5%,合伙企业的比例由16.0%下降为7.4%,而公司比例则由16.5%上升至62.9%(见图2)。图1数据是统计数据,图2数据则是抽样调查数据。虽然两者之间数据存在差异,但是,反映的私营企业组织形式变动趋势则是一致的。这充分说明,中国的私营企业至少从2000年之后已经在形式上实现了公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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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治理结构的规范化

  1997年后,中国私营企业已经由以独资企业为主的形式转变为以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为主的形式,中国私营企业的组织形式呈现跨越式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类型的私营企业呈现出持久的生命力。与此同时,私营企业的治理结构也朝着规范化方向演进。1993年全国私营企业第一次抽样调查显示,私营企业有董事会的比例仅为26%,股东大会和监事会没有相关记录;有党组织的比例为4.0%,工会的比例为8.0%和职代会的比例为11.8%.而到了2006年,6种组织机构的比例都在30%以上,其中最高的前两位是董事会(63.5%)和股东大会(58.1%),监事会也达到了36.5%(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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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是公司化企业的内部治理机构,它们的出现至少在形式上代表了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于是,中国的私营企业开始模仿在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方面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这进一步说明中国私营企业公司化的步伐在加快。

  二、中国私营企业公司化背后组织运作的家族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私营企业尽管在公司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中国私营企业的经营仍然停留在家族化层面,私营企业股权的集中化、决策的集权化和管理职位的家族控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一)股权的集中化

  2004年“,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对全国范围的私营企业进行第六次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在不同类型的私营企业中,业主资本占总资本的份额很高,平均达到了76.65%,即使在公司制的私营企业中,这一比例也高达71.20%(见图4)。可见,中国私营企业的股权仍然集中在业主个人手中,并没有真正出现贝利与米恩斯所谓的股权分散化和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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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决策的集权化

  2006年“,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第七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重点考察了企业的决策机制,统计结果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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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显示:(1)已经上市的私营企业84.4%企业主担任企业总裁或总经理,已进入上市辅导期的私营企业73.1%企业主担任企业总裁或总经理,有上市打算的私营企业89.8%企业主担任企业总裁或总经理,暂时不想上市的私营企业90.4%企业主担任企业总裁或总经理,平均有90.2%私营企业主兼任企业总裁或总经理。(2)企业重大决策由企业主负责的平均比例为36.9%,其中50%的上市私营企业由“董事长说了算”;股东大会负责的比例平均只有18%,23.8%的已经上市私营企业由股东大会负责;董事会负责企业重大决策的比例平均也只有25.5%,14.3%的已经上市私营企业由董事会负责。(3)平均39.1%的私营企业日常管理也由企业主本人负责,业主本人和主要管理人员共同负责企业日常管理的比例也只有53.1%.可见,无论私营企业的重大决策还是日常管理,均由企业主亲自抓。这充分表明,中国私营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并没有真正分离。

  (三)管理职位的家族化

  2006年“,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第七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同时考察了私营的管理职位控制情况。71%的上市私营企业存在重要股东与企业主本人有直系亲属关系,在已上市的私营企业中,至少有1位董事会成员与企业主本人有直系亲属关系比例为61.5%,在已上市的私营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中的亲属占54.2%,在有上市打算的私营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中的亲属占55%(见表2)。可见,中国私营企业在公司化的过程中,治理结构的规范化也仅仅表现在形式上,实际情况仍然是家族成员控制企业关键管理岗位,并没有出现真正的“管理革命”。

  三、对中国私营企业公司化组织与家族化运作的解释

  贝利和米恩斯以及钱德勒所揭示的私营企业向现代公司的演变规律与美国私营企业的实际演进路径基本吻合,但是,他们所揭示的私营企业演变规律与中国私营企业的演进路径则存在很大差异。一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企业的成长,企业成长过程必然伴随企业组织的演变,为何不同国家企业演进的路径各不相同?国内学者,要么孤立地研究私营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变,要么单纯地研究家族经营模式的优点与缺陷,同时关注中国私营企业组织的公司化和运作的家族化的文献并不多。国外学者,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①[诺斯认为,由于两个社会在历史上形成的初始制度框架存在差异,这套初始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一套不同的激励结构,从而导致两个社会在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路径出现分歧,使得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无法解释这种差异现象,因为无论美国的私营企业还是中国的私营企业,初始制度框架大体一致。格雷夫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虽然能够解释中国私营企业在公司化的过程中为什么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司革命”和“管理革命”现象,但是无法解释中国私营企业的公司化现象。②[格雷夫借助于博弈论模型,运用“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对热那亚商人和马格里布商人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各方面的差异进行了比较,解释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如何导致代理制度选择上的差异与发展路径的分歧]本文主要从合法性机制方面解释中国私营企业的公司化现象,同时借助于格雷夫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立足于中西方信任结构的差异来解释中国私营企业的家族化经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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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法性机制与中国私营企业的公司化

  所谓合法性就是在由信念、信仰、准则和概念等要素建构的社会系统中,关于某一群体的行为是合理的、正当的或适当的观念和假设。合法性机制通常以三种方式发挥作用:(1)强迫机制,企业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法令,否则就会受到惩罚。(2)模仿机制,企业模仿同行业中成功企业的行为和做法。企业总是处于不确定性的环境之中,通过模仿那些成功企业的做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不确定性诱导了企业的模仿行为。模仿机制又分两种:一种是竞争性模仿,一个领域中的企业模仿自己的竞争对手,是在竞争压力下产生的模仿;另一种是制度性模仿,企业必须采纳大众承认的某些组织形式或做法,否则就会面临压力。例如,企业在内部结构上广泛采用科层制并不完全是特定技术条件、工艺流程的要求,而是因为科层制是一个广为接受的组织结构。(3)规范机制,人们在学习专业技术的同时也学会基本的行为规范,这一基本的行为规范将左右人们的行为方式。譬如,许多大型企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尽管这些活动耗费资源而且与内部生产经营活动无关,但是,通过这些活动,企业可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增加被社会认可的程度,从而可以为企业的经营发展营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合法性机制遵循社会承认的逻辑或合乎情理的逻辑,是一种内在的约束机制,这一机制要求企业组织的权威结构必须被组织内成员和外部社会力量所认可。如果一个企业在组织形式或正式结构中采纳了社会上合法的理性要素,它就提高了自身的合法性,这有益于动员资源,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反之,如果一个企业或个人的行为有悖于这些社会事实,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引起社会公愤和反对,就会对企业发展造成不利的外部影响。

  一般来说,中国私营企业的公司化,是由模仿机制(制度性模仿)和规范机制推动的,其中规范机制起主导作用。在中国,一方面私营企业要讲效率,按最大化原则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私营企业行为又要符合社会规范,不断地接受和采纳外界公认的、赞许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种组织形式是否有效率。业主制企业,企业主拥有绝对的自主权,不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但业主个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企业规模及其发展将受到其融资能力的约束。合伙制企业可以降低单个合伙人所承担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业主制企业面临的财务约束,但合伙者既是企业剩余索取者又是企业的主要决策者,面临“共同所有权”问题。公司制企业相对于业主制、合伙制来说,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资本具有集合性,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可以带来规模经济、分工与专业化优势。在社会大众(包括政府)的观念中,业主制与合伙制往往是两种比较落后、比较古老的企业制度,具有浓厚的个人、家族集权化经营的色彩,效率和管理水平低下,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相反,人们通常认为公司制企业是“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所以,在制度性模仿和规范机制的作用下,中国的私营企业为了获取社会认可和政府支持,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采用公司化的形式。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规模经济和管理分工为特点的公司制企业制度逐渐显示其独特的竞争力,这一点社会公众和政府基本达成共识。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一方面,迫于竞争的压力或为了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中国的私营企业开始模仿国内外公司制企业的治理结构,采用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加强企业内部治理,并且这种做法得到社会(包括政府)的普遍接受,随即驱使更多的私营企业竞争性模仿;另一方面,为了促进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发展壮大资本市场,中国政府不断完善公司法,强迫已经上市和打算上市的企业必须进行内部治理结构的规范,从而导致私营企业被动地进行治理结构改造。所以,中国私营企业治理结构的规范化主要是模仿机制(竞争性模仿)和强迫机制驱使的,其中强迫机制起主导作用,这是中国私营企业治理结构规范化的本质动因,而获取制度变迁的收益则是次要原因。

  (二)信任结构与私营企业的家族化运作

  为什么公司化后的私营企业仍然采用家族化的经营模式,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第五次全国抽样调查给出两个直接原因:一是难以找到可以信赖的职业经理。1997年有61.5%的被调查私营企业主认为难以找到可信赖的管理者,他们必须掌握企。业的控制权,而到2002年坚持这一观点的私营企业主的比例则上升到67.1%.二是为了企业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