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教育应当如何发展:危机后的反思

中国经济学教育应当如何发展:危机后的反思

   [内容提要]当前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严峻挑战,反映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教育模式存在的根本缺陷。我们要以此为鉴,深入思考我国经济学教育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问题,适应时代变化,努力开拓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和教育体系。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

  建立在私人财产制度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的效率和缺陷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解释。纵观19世纪到20世纪经济思想的发展,一直围绕着一个主线即“政府与市场”。从经济学教科书来看,从1848年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到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1993年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反映了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在这些教科书中充分阐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同时,对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干预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当然,在这期间,关于政府干预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纷争也从未间断过。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世界经济范围内发生了两个重大历史事件影响着经济学发展的方向: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在知识、科技创新推动下的高度繁荣和由此而产生了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的神话”,但是在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个“神话”破灭了;二是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或称经济转型),在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以其独特的模式向世界显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能性。这两大事件直接挑战着西方主流经济学。

  源于美国而蔓延世界的金融危机,不论从经济运行层面还是从经济制度层面来看,都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石——经济自由(即理性人自由选择)和市场均衡提出了挑战。正如学界不少人发出的疑问: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及时预见到这场金融危机?主流经济学为什么不能很好地解释这场金融危机?关于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学界有好几种解释:一是美国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的后果;二是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致使金融高度扩张;三是金融监管不力或宏观调控失当;四是华尔街金融家的过度贪婪;五是格林斯潘的长期的货币政策种下的祸根;等等。我们认为,当前金融危机的更深刻的原因,应该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性缺陷来认识。美国的市场经济被看做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它的运行效率,可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中找到理论依据。不论是以经济人假设为核心的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还是以一般均衡为基础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以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学派,他们的理论都认为以经济自由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人选择的市场制度是最有效率的,有理性选择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市场最后会自动收敛到最佳的制度安排。但是,市场经济真的那么完美吗?在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发展中,凯恩斯深刻看到了市场经济的缺陷而提出政府干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从20世纪70年代起备受争议和批判的凯恩斯主义似乎又走到了前台。但是,“回到凯恩斯”就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吗?凯恩斯理论的核心是“有效需求不足”,他的政策主张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或创造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并没有解释资本主义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深刻原因。当然,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回到马克思”。不过,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虽然重新受到关注,但其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深刻分析却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所回避。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新问题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需要我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市场经济的运行有更深刻的理解。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的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来不可能具有的科学的理论范式。我们知道,私人财产权利(制度)以及在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交换关系是一个“市场契约”,它的进步意义是摆脱了过去财产权利上的人身依附关系,保证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经济自由和经济激励,但它内含着资本与劳动交换的事实上的不平等。马克思指出,即使财产权最初以劳动为基础,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条件下,商品所有权规律也会向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转化。资本主义财产权的分配使没有财产权或生产资料占有权的劳动者成为无产阶级,财产权的缺乏使他们无法参与社会生产成果的分配,更谈不上参与市场的选择权。因此,资本主义的分配不公平的根源是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资本主义的私产制度和雇佣劳动制度决定了工人必然要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劳资之间永远不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缔结市场契约。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马克思认为,社会进步的意义在于要实现每个社会成员拥有财产权利的平等、获得和使用财产的公平即劳动产品分配的公平以及人们能充分享受社会财富带来的幸福,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分析中,马克思看到了一个利益关系失衡的财产权结构会构成严重的“社会安全问题”,同时资本与劳动收入比例的长期失衡也会造成广大劳动者的消费被限制在一个最低的水平上,加之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把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排斥在就业大军之外,这是引起失业、生产过剩乃至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一个合理的财产权结构是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微观基础,也是市场均衡和市场有序运行的基础。从这次金融危机后美、英等国政府“救市”的干预措施来看,资本主义国家对它的自由市场制度可能会加以适当调整,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财产权结构,触动私有制这个基础。一些西方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已经把注意力集中于资本主义市场的缺陷,同时也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层面的问题,但他们回避了马克思所揭示的阶级分化和所有制的结构问题。因此,对市场经济的优势与局限性不能仅仅从所谓“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来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协调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市场均衡即市场怎样“出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在财产与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基础上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这就要求我们全面系统地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把握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趋势,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此。

  二、对经济学教育的反思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新问题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的深刻问题,反映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教育模式存在的根本缺陷,我们要以此为鉴,深入思考我国经济学教育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问题。

  美国新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2006年在北京举行“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论坛”曾经有一个以“经济发展需要对经济规律深刻理解”为主题的讲话。他认为当前经济学的教学存在很大的问题,一是经济学教学很难跟上时代的脚步,无法联系当代实际的问题;二是对于社会问题关心也是不够的,像环境、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三是经济学的教学同样也没有及时应对经济科学的改变;四是经济学课本在叙述经济学知识的同时,与现行的政策有很大分离,对社会问题,例如失业问题、东亚及全球金融危机等都没有充分的说明。虽然他是站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立场来提出这些问题的,但对我们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的经济学教育教学中也存在这些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学以开放的态度,引进和吸收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许多概念。理论范式和分析工具,增强了经济学对社会现象和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的阐释力,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在经济学教育中,我们破除了传统的理论教条、框框,把过去作为批判对象的“西方经济学’引入经济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之中,提高了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水平,推动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发展。在经济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中,《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等,已形成一个长长的体系。但是,怎样讲授这些课程,以及怎样对我们的学生进行经济学专业训练却有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目前我国大学中的经济学教育,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重模型、轻思想;二是重知识,轻方法;三是重西方理论,轻中国实际。在这种倾向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形成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理性选择、效用最大化、一般均衡等方法过分依赖的思维模式,而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却不了解、不理解,不会用中国的理论、方法和语言讲中国的“故事”,研究中国的问题,为中国的发展服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创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需要我们立足于中国的实践,形成自己的理论,作出自己的解释,解决自己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学成为一门“面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和“学以致用”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些人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善于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能够独立思考,系统掌握经济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了解中国国情,具有国际视野,而不能只会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国外的经验,成为西方经济学教条的奴隶。

  三、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时代创新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和趋势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中国的经验和道路正在受到全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经济学的教育和人才培养必须适应时代变化,努力开拓创新,为此,要切实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在指导思想上要进一步明确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课程建设,要对学生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课程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2、在课程设置上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地位及课程系列。在国内高校经济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中,一般都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即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改革与实践三大板块,应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坚持“三史一论”课程(即《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外国经济史》和《资本论》)和它们的基础地位。

  3、在教学内容上突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及发展创新。一是要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运动规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在剩余价值生产、分配过程和劳资关系等层面上发生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用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和前沿意识对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重大问题进行经济学解释和理论创新。

  4、在教学模式和培养方式上要紧紧抓住基础理论教学、科研训练与社会实践三个基点,着力培养学生基本素质、专业能力和科学精神,推进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特别是在培养过程中应重经济学思想、重经典文献阅读、重创新思维和方法、重实践,处理好基础性和应用性的关系。

   5、在国际化问题上要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我们的经济学教育教学不仅要培养出中国一流的经济学人才,也应要培养出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国际化的经济学人才。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是,国际化不等于单方面地向“西方标准”靠拢。我们要努力用自己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丰富世界先进大学的内涵,努力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入21世纪经济学的主流,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和教育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愧于我们的时代与民族,承担起中国大学的使命和责任。

  (摘自2010年第2期《政治经济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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