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别、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一个基于需求因素的经济学分析

  原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内容提要:贫富不均是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相伴而来的一个重要现象。我们除了对它作价值判断,讨论公平与否之外,更加重要的是,确切地了解它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客观影响。本文从需求分析的角度讨论贫富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引入熊彼特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创新性研究,它可以提高商品质量并推动经济增长。通过构建一个基于二元结构(城市和农村)的两部门(消费者和厂商)模型,贫富差距就可以由农民的人口比例β和农民的相对贫穷程度d 来衡量。由于高收入者对于优质商品有更强的支付意愿,收入分配状况影响在普通商品和优质商品之间进行的消费决策和厂商选择,进而影响为生产优质商品而进行的创新活动。结论是:在达到分离型均衡时,减少低收入者数量所引致的贫富差距缩小有利于创新,而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所导致的贫富差距缩小则不利于创新。因此,推进城市化以减少农村人口比单纯增加农民收入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方法。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基尼系数给定的情况下,对跨国数据实证分析也支撑了我们的理论结果。

  关键词:贫富差距;城乡差异;城市化;经济增长

  *沈凌、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信箱:ling.shen @mail .shufe.edu.cn ,gtian @mail .shufe.edu.cn.本研究得到上海财经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田国强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教育部和李嘉诚基金会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沈凌感谢“上海浦江人才计划”2007年度“和谐式经济增长理论”课题组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一、引言

  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现象。从城乡差别的角度来看,我国的贫困现象主要集中在农村。很多实证研究也表明,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城乡差距的拉大(Yang,1999,Wu and Perloff ,2004,Benjamin et al,2004,Wan,Lu and Chen ,2006),因此我国的贫富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乡差距。虽然有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可以减少农村的贫困现象(林伯强,2003),但是对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内的研究还很少。国外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指出,普遍意义上的收入分配不均对经济增长有不利的影响,Benabou(1996)概括了三种主要的理论机制:资本(信贷)市场具有不完美性,政治制度通过税收实现的影响,以及社会动荡。

  另外,家庭生育率和人均教育水平(Croix and Doepke,2004)也受到了重视。这些理论基本属于供给层面的分析,强调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需求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被许多经济学家忽视了。

  本文沿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了一个基于需求分析的理论模型,来讨论城乡收入差距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短期政府投资增加(比如刚刚推出的四万亿政府投资计划),或者外部环境的变化(比如这次发轫于美国的世界金融危机)等等都可能导致短期经济增长率的波动,但是从长期来看,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由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来获得,而这一切都是创新活动的结果。这是近代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对于创新活动的决定因素,可以从两方面考察:一个是供给方面,比如考虑人力资本的积累、产权制度的完善等等,这些影响渠道在上面提到的文献中多有论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考虑需求刺激对创新专利的垄断利润的影响。这就是本文基于需求分析的理论模型的基础。

  由于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从理论上来分析,即使人力资本相等,但由政策人为所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也会通过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为此我们假设,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活在城市与农村的人口在人力资本和生产率上并无区别,每个人无弹性地提供一个单位的同质劳动力。

  由此,我们假定厂商在雇佣工人的时候并不区分他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但是由于我国在分配体制上向城市倾斜,城市人口拥有更多的社会财富,比如公共医疗、公园、公共交通等等,因而城市人比农村人口更富有。这种城乡差距在我国是特有的户口制度的产物(Yang and Zhou ,1999),但是也不仅存于中国。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有社会公共资源集中于城市的问题。所以,我们这里的理论研究发轫于中国,但是不仅仅服务于中国。由于这种贫富差别完全不同于由人力资本等供给面差异造成的收入差距,使我们得以提炼出收入不均通过消费影响经济的逻辑关系。

  从需求上讲,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更有能力和意愿出高价购买优质商品。所以,厂商喜欢给不同的消费者提供不同质量的商品,以便弱化价格竞争,获得最大利益。本文的模型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内体现了这种垂直性的差异化竞争。借用熊彼特的观点,我们模型的经济增长由创新推动,创新成功率也就是经济增长率。优质产品首先通过研究活动被发明出来。在专利期内厂商对这个最新优质产品有垄断权。在专利失效以后,人人都可以生产该产品,于是变成完全竞争市场。所以,专利期内的垄断利润是厂商进行创新的动力。根据Aghion和Howitt(1992)的假设,创新的出现服从泊松进程。创新者可以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提高创新的成功率。因此,收入分配可以通过影响垄断利润来影响在创新方面的要素投入,最终影响经济发展。

  收入分配不均对创新与经济增长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均可以导致进一步的质量分化,由于高收入者会为新产品支付更多,这给厂商带来更强的创新动机。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均也会导致新产品的市场狭小,从而不利于激励厂商创新。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在一个分离型均衡中,高收入者消费优质商品,低收入者消费普通商品。如果贫富差距是由低收入者变得相对更穷而导致的,那么对厂商的创新是有利的;如果贫富差距是由低收入者的人口比重增加而导致的,那么对创新是不利的。由此可见,如果只关注基尼系数所衡量的贫富不均程度,而忽视贫富差距的不同成因对经济增长的不同甚至相反的作用,那么在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的政策实践中很有可能会产生偏差。

  中国现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正在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向共同富裕转变。然而我们对共同富裕的关注,往往出自社会主义社会对于社会公正的诉求,似乎为了缩小贫富差别,就必须牺牲经济增长。这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选择。本文的主要结论,给我们考虑贫富差别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实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效率和公平是一对可以两全的目标。所以对于共同富裕的追求,还可以理解为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我们政策的制定,就需要考量它对于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的两方面的影响,力争做到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共同富裕。

  就城乡差别来讲,为了缩小农村人和城市人的生活水平的差别,我们很显然有两类政策可以运用。一是直接的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的投入,给农民补贴,来提高农村人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这类政策的例子很多,比如前段时间有部分地区试行对家电下乡进行财政补贴。这是很典型的从需求方面改善城乡差距的政策。但是,从本文模型和结论来看,下乡的家电都是城市里面卖不出去的“低质”商品,补贴农民增加他们的购买力,只能降低厂商对于高质量商品的研发冲动,降低创新和经济增长。所以这样的政策,或许有改善城乡差别的功效,但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另一类政策是扩大城市化,减少农村人口。这类政策不仅可以直接减少城乡差距,在本文的模型里面,它还能扩大厂商的高质量商品的市场份额,因为高质量商品的消费者是城市人口。因为需求的增加,厂商加大研发力度,提高产品质量,促进经济增长和效益的提高。这样,减少城乡差距是经济增长的内在需要。推进城市化以减少农村人口比单纯增加农民收入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我们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我们的理论预测。我们用国别面板数据,选取收入的分段数据和农村人口比例作为理论模型里面的收入分配两个变量的指标。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国家构成的国别数据,将会展示一个普遍的理论趋势,而我国的发展正处其中某个阶段,其轨道可能从他国得到验证。比如发达国家农村人口占比很低给了我们一个预测:城市化是符合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的。

  因此,国别数据的选用正是为了更好地揭示我们国家的未来趋势。

  为了讨论方便,我们的理论模型运用熊彼特的创新是经济增长动力的思想,实证时将GDP 增长率视作创新率的指标。一方面是因为创新率和经济增长率本来就是高度相关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取决于技术创新。另外一方面也部分地反映了现实。在现实里面,人们可能总以为经济增长就是数量的增长,似乎和我们的创新率并不相符,其实不然。比如,我们的汽车销量增长带动GDP 增长,貌似数量的增长,但是如果考虑它就是一个出行工具,在没有汽车以前,我们出门坐马车轿子,现在被汽车替代,我们所有的还是一个单位的出行工具,但是它的质量得到了提高。所以,汽车的销量增长可以看作出行工具的质量增长。因此我们选取GDP 的增长率也不是和模型完全没有联系的。

  本文结构如下,首先第二部分通过一个简单例子说明我们的问题,第三部分是理论模型,第四部分提供一些简单的实证支持,最后是总结。

  六、结论

  本文区分了衡量贫富差距的两个指标:农村人口的比例和农村人的相对贫困度。然后通过收入分配对需求的影响,分析了它们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我们的结论是:由于低收入者的相对贫穷程度的改善而导致的贫富差距缩小对经济发展不利,而由于低收入者人口比例的减少而导致的贫富差距缩小对经济发展有利。这个结论也表明,仅仅关注基尼系数,不区分影响基尼系数的不同因素的动态变化,就不能对我们的政策实践提供明确的指导。

  我们的结论在政策上面的体现,就是强调了一个能够同时达成城乡差距减少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双赢的可能。减少农村人口,加快城市化,比单纯的给农民补贴,增加他们的收入,在同样有利于减少城乡差距的前提下,更加能促进经济增长,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方式,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两全。当然,推进城市化,短期来看会影响城市人的福利,这个和现在有利于城市人的收入分配政策看上去是矛盾的。但是,由于能够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并且,基于创新的增长是可持续的,这就给我们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当然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对具体的政策提供太多的讨论。

  本文的结论建立在一个需求拉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它有别于一般从供给角度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本文的模型更加类似于熊彼特的创新型经济增长模型,强调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何联系这两类模型,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同时探讨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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