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电视为例理解中国信息业内部的市场化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中国电视业内部的体制改革参与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并认为中国的不同媒介会有着不同的商业化道路及制度环境。本文将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尽力澄清“商业化”、“市场化”和“竞争”之间的区别与关系。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电视业市场化的某些方面的分析,加深对中国信息体制发展的认识。以电视业竞争的演进和特点为视角,可以看到对于市场化程度的评估,在不同的竞争环境下有不同的结果。

  关键词:电视业,体制改革,商业化,市场化,竞争

  导言:媒介悖论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经历了一场改革,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巨大。人们普遍认为,现在中国的生活水平比改革初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消费者赢得了主权、私人企业进入市场之后,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最重要的经济参与者。另外,中国显然已经加入了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在国际化和市场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成功改革自然也伴有许多结构和制度上的问题,但是国内外评论家对于中国改革的总体评价仍然是积极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外甚至国内专家的一项共识:即经济改革既没有伴随着相应的政治领域的改革,也没有伴随着在信息政治方面的改进。政治方面的信息垄断和控制依然存在。于是,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统计数字不可信,新闻是政治的“伪造品”,外国企业和研究者很难找到可以信赖的信息。当然,认为经济改革不断深入而依赖于信息控制的政治体制丝毫未变,这种观点有点夸张。实际上,中国政治领域经历过改革,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与改革前不同的信息政策。后一个方面引出了几个有趣的问题:中国“信息过滤体制”的变化是经济改革成功的结果还是前提?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我们能否观察到在政府信息政策改变中的战略?信息产业需要多大程度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也就是说,从经济学理论出发,我们该如何评价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和战略?本文虽然没有提供任何上述问题的最终答案,但是它试图通过分析中国电视业内部的体制改革为讨论增添一些论述。下面,我们先总结一下中国当前媒介研究是如何解决上面所说的悖论,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对中国电视经济方面的研究的。

  

  本文将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尽力澄清“商业化”、“市场化”和“竞争”之间的区别与关系。对于中国电视制度改革的分析集中于以下问题:制度环境的改变是如何引入和改变业内的竞争的;在一个模糊的制度环境的背景下,应该如何解读业内的制度安排。

  一、媒介悖论作为媒介研究的主题

  近几年,国外不断有关于中国媒介行业的研究成果发表。这些文章大都论述大众媒体的商业化和信息流动的政治控制之间的关系。正如Barrett L.McCormick 阐述的那样,相关研究中人们热衷探讨的一个命题是,中国媒介的商业化能否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带来政治改革和一个文明的社会。

  但是,McCormick 的研究和大部分关于中国媒介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缺陷,即认为,在信息扩散功能、经济理性方面,报纸、电视、杂志甚至电影等大众媒介或多或少存在同质性,这些同质性被视作政治因素。商业化被视为中国媒介的一个普遍现象加以讨论。虽然提供了一些例证,但是很少有文章讨论是否中国的媒介政治区别对待了或者应该区别对待不同的大众媒介。我们不能认为中国的印刷媒介和广播电视的商业化和自由化一定要走相同的道路。我们也不能假定,未来的制度环境对于所有的媒介都一样。如果我们期望中国政府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改革制定一个蓝图或者路线图,针对不同的大众媒介,我们应该有不同的期待。中国政府已经在制度上为这些不同做了准备,因为印刷媒介和广播电视有其各自的行政管理部门。

  比较McCormick 与其他人关于中国媒介商业化的评论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商业化例子主要来源于印刷媒体,尤其是报纸。这种偏见存在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首先,对于国外的研究者来说,从中国的印刷媒介上收集中国改革和商业化的信息和例子更容易。另外,中国的研究著作近几年也注重了印刷媒介(尤其是报纸)的改革和商业化。第三,在商业化和市场化初期,印刷媒介在中央政府的改革日程上占了一个较高的位置。新世纪初,中国电视业的改革,包括重组,虽然沿袭了报业的模式,但也具有自己的技术特点。然而直到最近,它才成为中国媒介研究者和出版者的主要话题。最后,外国媒介经济研究对于电视的忽视表明,他们很难为广电系统确定一个目标模式。

  二、商业化、市场化、竞争和体制改革

  大众传媒的自由化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外都经常会被放在“商业化”或“市场化”的概念下。对于中国人来说,人们又经常使用“产业化”或“市场化”来表示大众传媒的自由化。

  “商业化”虽然不是一个严格的经济术语,但它却是一个流行词语。简单说来,它表明了商业的介入,暗指一些过去不可以卖钱的商品或服务现在可以了。更宽泛一些讲,对于媒介来说,它是指企业努力提高产品的生产和配置效率。从媒介经济学的意义来讲,人们用商业化来表示媒介目标转变的过程:商业化使得媒介机构不再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它们的产品(即内容)或者产品假定的社会功能上,而是集中在产品的商业回报上。

  “市场化”是和“商业化”相联系的概念。市场化的含义并不止于引入市场或建立市场。如果商业(以金钱为目的进行的物品或服务交换)发生在一个公共市场领域,我们可以假设供需双方都有许多的参与者,市场化就会引起这些参与者之间的竞争。要是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在供应者中就会产生竞争。在电视业的市场化过程中,我们可以料想电视台为了争夺受众注意力会展开竞争。受众注意力可以通过市场到达率和占有率来界定,它对于“市场化”的电视台的收入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它们的收入来自收视费和广告收入。

  这种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地点很难界定,它不像蔬菜市场、拍卖厅、股票交易那样存在真实的交易地点。在这种市场很难确定但又确实存在的情况下,可以将对需求的竞争程度作为交易情况和交易地点的指标。

  从经济学理论来讲,竞争不仅与交易的存在有关,而且与如何确定交易的价格有关。它包括市场结构、市场能力、市场进入和退出及限制性的商业惯例等。另外,和电视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信息政策相比,政府以获得电视业产权为目的的政策就可理解为是产业或者竞争政策。竞争这一概念更深层次的好处是它能够确定参与者的身份,还引入了“游戏规则”确定的激励概念。以此来理解,竞争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从竞争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电视业,便允许使用分析工具没有相当透明的“商业化”概念。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在此背景下的商业化可以理解为引入竞争,以及参与者和影响竞争的规则与动机的改变。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媒介企业的竞争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不同,这是由于这些企业得到了中央政府给予的特权和财政支持。这些特权是通过宣传政府所期望宣传的东西,履行大众媒介被认定的政治责任来获得保证的。相比而言,在市场环境下的私有企业要通过吸引读者和受众的注意力来保证广告收入和实现利润最大化。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显然需要某些政策上的改变来启动。中国的经济转型确实是从1978年的政策转变开始的,但当时没有任何对新的经济体制的规划。其它行业的经验表明,一旦允许某种解放,竞争就会产生自己发展的动力并推动新政策和全面改革的出台。在一些行业中,这种改革方式被叫做渐进式、逐步式或者演变式改革,这些改革的累积使得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协议保护了这些行业的早期改革成果,并确定了今后改革的道路。因此,对这些行业和服务来说,试验性的改革阶段基本结束。

  大众媒介是为数不多的在入世协议中没有明确规定自由化的几个行业之一。因此,我们不可能从协议中理解中国媒介的发展方向。不过,基于其它行业的渐进式改革经验预想媒介政策的发展方向,对于我们理解电视业的竞争情况是非常有益的。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初步的和正在进行的政策改革是在电视业的制度环境下的改变或者是由正式机构设定的“游戏规则”的改变。制度环境的改变引起交易成本和动机结构的改变。经济参与者对于这些改变和制度创新结果(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的反应,从长远来看,很可能是新的制度环境调整的引子。

  理解制度改革有助于分析中国电视业及电视业的改革。不管是在与中国专家的采访中,还是在官方和科学刊物中,没有人对中国电视的未来或其相关政策的目标有明确清晰的认识。一位学者这样认识自由化和政策的透明化:“自由化和政策的透明化可以有效减少政府行为的盲目性并有助于减少广播电视改革的弯路……”

  三、对中国电视业内竞争的观察

  2002年至2003年间,为了更好地了解电视业内的现状及体制改革,笔者在中国采访了不同的媒介学者,以期了解电视的竞争现状。令人奇怪的是,有的学者说,没有激烈的竞争;而有的学者又说,竞争非常激烈,甚至有一位受访者在同一次采访中既认为没有竞争又认为存在激烈竞争。产生这种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观点的原因,是在中国电视业的结构中不同的组织层面上存在不同的竞争状况。

  (一)建立电视台的竞争

  按照社会主义的传统,电视台像其它的大众媒介一样不被称为企业而被称作事业单位,所有的电视台仍由政府经营。它们不能破产,它们可能和政府的决定有着紧密联系。按理说,这样的产业结构是不允许存在竞争的。但现实却很复杂,在人们期待这些事业单位像企业一样运转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

  在1978年改革开始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是唯一覆盖全国的电视台。同时,还存在省级电视台。电视业大发展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1983年的“四级(中央、省、市及县)管理”方针的出台。

  八十年代的“四级管理”方针是分散化的总趋势的一个表现。为了克服计划体制的弊端,分散责任是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很显然,本来的意图是把中央和省级频道和它们制作的节目推广到地方并鼓励地方制作节目。分散责任是扩大财源、鼓励地方投资的手段。如此,这种政策可理解为一种合同,作为合同的一方,中央政府将建立网络的任务和信息控制的职责下放给下级政府;作为合同的另一方,下级政府可能会承担一些传播成本并保证中央对地方政治的喉舌地位。现在大约93%的家庭都可以收看到电视,不断扩大的电视市场被作为该政策成功的标志。尽管政府制定这一方针的本意是为了扩大电视台的数量,但政府也没有预料到电视台在九十年代的极速发展。

  由于地方电视台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家很难控制各层次的节目内容和质量,并保证中央的节目按规定得到转播。地方电视台也会制作当地新闻、政府信息等自己的节目。中央政府不断抱怨地方台经常忽视强制转播的中央和省台的节目和频道,一些未经授权的电视台和有线台还制作自己的节目。因此,九十年代,中央政府试图重新监管广播电视并减少电视台的数量。在中国准备入世时,集中化非常重要。首先,中国在世贸组织文件中承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就要求中国政府更好的监督地方电视台以免非法拷贝和转播外国的形式和节目。否则,政府将面临外国生产者的强烈指责和由国际争议引起的支出。第二,考虑到未来国际竞争的威胁,政府倾向于建立大的媒介集团来与国际传媒巨头竞争。

  正在进行中的改革显然已经引起很大争议。广播电视的地方管理部门有许多理由相信,在中央政府允许投资,而地方政府又能维持经营的条件下,他们至少拥有电视台的部分产权。从低层管理部门来看,最近集中化、网络和制播分离类似一种侵权行为。这表明,再集中化的过程实际上是高层管理部门回收地方网络和电视台资产的讨价还价过程。实现再集中化的争议和执行缓慢主要是由产权不清晰所致。

  除了财政方面,地方政府和其它团体,像群众组织、学校等也不愿放弃他们参与当地事务和政治宣传的可能性。显然,为了满足地方政府和团体的特殊利益,那些受改革影响已基本变为转播站的以前的地方有线广播电视台在2002年获得许可,可以制作和播出一小部分当地的新闻节目,但他们的主要任务仍是转播节目。因为私人和国外投资者不允于建立或投资电视台,所以这一方面的竞争并不存在。

  (二)频道间的竞争

  随着技术发展和中国电视技术的不断升级,中央电视台已经有10多个电视频道,许多省、市级电视台也有4到5个频道。所以,现在所有大城市的居民都可以接收到50多个电视频道。所有省级电视台也都通过卫星传输一套节目,从理论上讲可以和中央电视台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竞争,但是,观众占有率的市场研究和分析表明,省级电视频道之间和同省主要市级电视频道之间的竞争是最激烈的。一般来说,中央电视台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是全国和国际新闻的主要播放者,并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只有在北京,中央电视台的频道才面临着与地方频道争取观众的激烈竞争。不同地区电视台频道之间的竞争仍然很少,这主要是由于大部分频道的节目结构趋同,除了电视剧和电影之外,这些节目主要就集中于当地信息节目,而其它地区的人对这些节目不感兴趣。地区间的竞争还受到来自行政方面的限制,比如不允许跨地区兼并电视台。

  频道在中国被视为电视台的主要资产。虽然它们不可能被买卖,但是它们却是获得竞争优势和未来收入的基础。现在,许多电视台的策略都是创造一个频道组(但这必须要得到政府许可),这个频道组由综合频道和专业频道组成。综合频道实现电视台的政治和社会功能(信息、宣传、政府政策的社会监督等);专业频道是维持广告收入、有线费、付费电视费的主要工具。电视台通过“频道定位”满足了对于其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的不同要求,这一尝试类似于较大出版集团内不同报纸的任务划分和交互融资策略。一部分节目和频道牺牲观众的注意力和一定的收入,集中于政治和宣传任务;另一部分频道则集中于娱乐和流行节目。这类频道也只能部分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参与竞争,因为它们不能独立于电视台和相关政府部门之外,自行决定主要节目。频道间的竞争不同于争夺电视台经营权的竞争,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允许外国频道进入市场。但是,外国频道进入市场是受到了限制的。中国政府试图通过一个“把关”平台(中国卫星)保证这些频道的政治正确性。另外,最近广东省有三个外国卫星频道可以在中国播出节目了,但是,外国广播公司只有在内容上进行妥协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许可。结果,这些频道只能集中于娱乐,并不与报道当地信息的频道竞争。中国不愿再进一步发展卫星电视,担心如果自由接收卫星电视,中国上空的400多个国际频道会减弱政府对信息的控制。

  (三)节目层面的竞争

  电视频道急速发展的副作用是对内容的大量需求。尽管现有大部分频道每天只播出几小时节目,累加起来对于内容的需求仍然很大。据一位中国媒介咨询员称,现有每年播出的节目量在9小时左右,这些节目中只有大约2小时是新制作的。而这些新制作的节目中,有一半是电视台自己制作的。

  独立节目制作在中国刚刚起步。对建立制作公司的准入控制和对内容的政治控制导致电视台自身制作大量新节目。即便国有电视台将节目制作委托给外面的公司,大部分合作制作公司仍是国有电视台的附属,并在事实上仍直接或间接地受国有媒体控制。私人制作公司最近才刚刚进入市场,但它们参与制作最赚钱节目的行为,并不受其它制作业的欢迎。

  新闻节目和娱乐节目在相关规定上也有很明显的不同。新闻节目严格限制在有新闻制作许可证的几家单位制作,如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其它电视台。这样,地方电视台绝大部分新闻节目是自制的,是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其它电视台提供的内容的基础上完成的。

  娱乐节目可以委托制作或者在市场上直接购买。只有一部分电视频道能制作出数量大、种类多的优质节目,所以大部分频道的娱乐节目都是购买的。

  假设节目情况如同上面所描述的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到各电视台和频道对各种娱乐节目的激烈竞争,这必然会导致节目价格升高,制作公司可获得高的回报。这将吸引更多的制造商,使制作方面快速增长,但也可能会产生低质量快速增长的倾向,直至达到市场平衡。事实上,激烈的竞争确实存在,人们也愿意为高质量的节目出高价。但同时,媒介观察家们又抱怨中国的节目一般来说质量都很低。显然,现在节目制作的能力不能和技术发展(如电视台和频道的迅速增加)同步增长。由于可播出的外国节目数量仍受到严格的限制,节目制作能力的缺乏不能由外国节目来填补,就出现了大量小型的靠电视台或频道吃饭的制作公司,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上一篇:乡村经济组织体系:一个分析框架

下一篇:影响腐败程度的权力和个人因素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村庄民主及其影响因素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提要:村庄基层民主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近30年,在对这一领域的诸多讨论中,有一个问题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村庄民主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本文试图使用一个全国性的大样本来定量化地考察各方面因素对村庄民主的影响。本文不仅讨论经济因素,同时也将组织因素与政治因素纳入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实证结果显示:(1)从经济因素来看,人均村民收入并不会影响村庄民主;而人均集体收入却呈现一个显著的曲线效果;本地非农经济的发展会促进村庄民主。(2)中国乡土社会的本土性组织资源对于……去看看

西部农户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出资方式新探

[摘要]目的:为了解决西部农户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出资困境。方法:通过考察分析等方法剖析西部农村的具体特点,找到西部农户的资源优势。结果:西部农户货币收入缺乏,农户土地、劳务、专业技术等非货币资源丰富,适宜构建以农户非货币资源为基础的出资方式。结论:非货币资源出资方式应当遵循因地制宜与生态友好的原则;农户非货币资源的货币转化需要有效的经营管理和政府政策支持。  [关键词]西部;农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出资方式  On Fund-Raising Method of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Care for Peasant Householdsin We……去看看

六十年代的教育危机与八十年代的语言破译

本世纪六十年代,中、西方同时有一场价值理性的大爆炸。那场价值爆炸在法 国叫“六八年五月风暴”,在中国叫“教育革命”。爆炸的中心在高校校园,首当 其冲者,就是那些传之百年、千年的传统教育哲学和教育体制。当年出现这场价值 爆炸,点火者当然不止一人,但是,其中最引人注目者,恐怕不是在香榭丽舍大街 上散发传单的萨特,而是在紫禁城城楼上挥动军帽的毛泽东。物换星移,一代人去 矣。当年爆破之后一片狼藉的废墟,转眼间,已是书声琅琅,莺歌燕舞,早已重建 起师道尊严、校规尊严,重建起学分、学年、学衔、学位、学术、学者等等一切与 “……去看看

公权力的设计

一、 前言公法的原理无疑是一个庞大而困难的问题,涉及公法与私法的定义、公法与私法的范围和法的原理的定义等问题。上述的每个问题都可以洋洋洒洒地写上几万字,因此本文的短小篇幅与上述问题的重要性之间的不协调使我左右为难。短小篇幅主要是受时间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考虑,我决定本文应限定于提纲的层次,并且主要讨论公权力的设计,对公法与私法区分问题不作深入的论述。既然只是提纲,那么本文注定缺乏论据与充分的证明,这也是我今后应着手完成的工作之一。二、 公法与私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法与私法这一法律体系的划分方法……去看看

反恐怖主义与世界新格局

(一) 恐怖主义,适得其反在北美,911是紧急情况下报警用的电话号码。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爆炸事件给911赋予了新的含义。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放下了手中的工作,无可奈何地看着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摩天大楼一座接着一座倒塌下去,看着五角大楼烟尘滚滚。这就象被捆绑着双手看着自己的亲人被屠杀、被强奸一样,在美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珍珠港事件中美军死亡人数2403人,在911事件中的死亡人数肯定要远远超出这个数字。对于美国人民和政府来说,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一强烈的刺激必然会反……去看看

当代中国法律中的习惯

一.问题、方法和材料  习惯历来是法律的重要渊源之一,一直受到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法律家、法学家的高度重视。[1]有的国家的民法典甚至明确规定“制定法无规定时,依习惯”,[2]而英美的普通法传统由于其判例法制度更强调对各种习惯的遵从。[3]在传统中国的法律中,习惯的角色却比较暧昧。有学者认为,习惯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中的地位不高,其影响往往是通过司法中的“情理”因素间接影响司法的结果;[4]而也有学者认为,以“乡例”、“民俗”等小传统表现出来的习惯在维护传统中国社会的法律秩序中一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去看看

作为市场化的人口流动

原载《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5期  「内容提要」文章利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等有关资料,分析了改革以来中国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特征、决定因素,及其与市场化改革之间的关系。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得中国大规模人口迁移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具有区别一般迁移理论的独特之处。伴随经济增长的市场化改革程度和市场发育的不平衡性,是决定人口迁移基本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加快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特别是清除阻碍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将起到引导和规范人口迁移、促进持续经济增长的双重……去看看

激励结构与政府投入:从地方政府视角看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性

原载《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6期  摘要: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高覆盖率是政府财政大量挹注的结果,财政补助已占筹资总额的83%.这使得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高度依赖政府,尤其是在政策执行和制度运行中起关键作用的地方政府。本文从新农合的筹资责任、制度启动费用、政治收益、制度运行和维持成本等方面分析了地方政府面临的激励结构。研究发现目前的激励结构难以激励地方政府持续地投入于新农合,这为新农合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资料来自山西Z 县的实地调查和从新农合工作人员讨论区获得的定性资料。  关键词:合作……去看看

1951-1952苏南县以上机关的“三反”运动

作者简介:男,1976年生,安徽寿县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当代中国史方向博士研究生。  [摘要]1951年12月至1952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机关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苏南区也不例外。本文概述了苏南县级以上机关“三反”运动的开始、方式、步骤,并且初步探讨了对认为是犯错误干部的处理情况。  [关键词]苏南:“三反”运动;国家机关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正式发动“三反”运动。目前,学界对此项研究的成果并不太多,并且多集……去看看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或许为了“唤醒民众”,或许是在铁屋中醒来发出绝望的最后一吼,“格瓦拉” 剧组声称他们的话语必须“简单化”,必须以简约主义的态度把“穷人对富人”的 批判推至极端,必须让格拉玛号小船“前往陈胜吴广大泽乡”。可是“批判的武器” 怎样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呢?如果“简单化”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要 从“空想”走向“科学”呢?“理想”毕竟只反映价值取向,只有“制度”才承担 价值本身。制度必须符合现实,制度演变则反映不同理想之间的争斗,那些有力量 说服民众的理想有可能最终改变现存制度。   我们正处身于转型社……去看看

安全阀:四清运动的潜功能

原载《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  「内容提要」四清运动是介于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一场政治运动,其起因与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的恶劣行为有关。在这场运动中,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冲击,同时也让饱受疾苦的农民出了怨气,因此降低了文化大革命中农民对基层干部的批判强度,客观上稳定了农村社会。四清运动中重新划分成份的做法,在扩大打击面的同时,也消除了一些潜在的反对力量。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控制是非常有效的,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场巨大的社会动荡之后,依然能够迅速恢复稳定,这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本文……去看看

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效分析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迅速增长,1979-1999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3060亿美元,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10%,占新兴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总额的30%[1]。在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仅次于美国。外资的大量流入增加了国民总产出、出口、税收和社会就业,提高了国民和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意识,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但迄今,中国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促进民族工业技术进步和产业成长方面,成效并不显著。“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实施的结果是中国单……去看看

评美国军方的又一反华军事冒险行动

四月一日,是西方的一切愚人和野蛮人的盛大节日。在这个愚蠢的日子里,美国军方的一架PF—3电子侦察机在中国领海南海上空遭遇中国空军的两架歼八战斗机跟踪监视时,故意做出了违背正常飞行规则的突然转弯动作并且因此与一架歼八战斗机产生摩擦与碰撞,导致了这架中国战斗机的坠毁,飞行员至今生死不明。这架美国飞机在肇事后,竟然大摇大摆地直接飞往并且降落在海南岛陵水机场。这些美国机组成员胸有成竹,静观其变,一点都没有闯了大祸之后,仓皇逃命的举动,似乎这一切行动早就在其计划之中。 以美国政治军事流氓的一贯恶行来度量,这个……去看看

美国对台海政策将可能改变的信号

2004年4月19日台湾2004年总统大选的结果,表明了台湾本岛政局和族群结构发生了的重大变化,这使台湾有可能向台独方向加快步伐的进程,有可能加快改变台海两岸的现状;同时,北京除了密切关注台湾政局的变化之外,正在加速军备重整,加强海空军、太空战进攻台湾的准备。这是陈水扁任台湾总统4年来台海两岸渐渐变化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要负责执行“台湾关系法”的布什政府,以及下一届无论是美国共和党和美国民主党政府,该如何处理上述台海两岸不断在变化的状况呢?布什与温家宝在去年12月华盛顿会面商谈时,己公开表明反对任何形式的“公投……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