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政思想与制度的历史生成

  主编这部多少有些浩大的西方法政思想讲演录,一个直接的缘由是2006年下半学年我在中国政法大学为法学院“致知讲坛”支持开设的《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系列讲座。“致知讲坛”是法大学生会主办的一个学术论坛,完全由法科学生独立筹划、组织和运作,当时他们得知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北京大学法学院已经支持开设了《法政哲学》的系列讲座,就找到我,希望能到昌平为法大的大学生们开设这门思想性的课程,而且他们没有任何报酬,到“致知讲坛”授课的老师(大多是名师)以及他们都是义务性的,大家都是在做传授知识的义工。当时我为他们的真诚所感动,并慨然应允了他们的请求,着手组织秋季这门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系列讲座。按说我可以顺便与学界的老朋友们协商,把在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已经讲过的课程搬到昌平,不过,鉴于有些法大的同学已经赶到城里听过了上述课程,尤其是鉴于我在多年的学术交往中与一批年轻的法政学者多有砥砺,感到这批未来的中国法政学术精英所具有的强大思想功底和不可小觑的后劲,我决定搭建一个平台由他们来主讲西方的法政思想。于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历时两个月一共八讲的《西方法律思想史》在昌平法大学园的“致知讲坛”圆满完成,参与讲课的年轻学者各自专攻于政治哲学、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和政治学等不同专业,课程内容涉及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诸多哲学、政治学和法学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打通专业性的知识屏障,梳理共通的思想源流,这个课程所受到的欢迎是可想而知的,它也基本上实现了我的预想。

  在2006年度我的一个主要学术活动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大学教学,在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政法大学分别主持开设了两门主题大体一致的课程(系列讲座),即西方传统中的法政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这对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我来说,是分外之事。不过,痛感于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尤其是痛感今日大学的法科生和经济学科生缺乏人文与思想性精神的教育滋养,我毅然做了这件或许是不讨好的事情。今日的大学法科教育,大多为名目繁多的工具性的技术课程所充斥缠累,无论东西方各自传统中源远流长的法政人文精神,似乎已经被放逐,以致学子们的心灵很难感受到在技术之上还有更高的精神,在法条和制度之中还隐含着思想的潜流。我主持的上述课程便是期盼在法学主流教育的边缘,开启一扇窗帘,让同学们在经历了一番法科专业的学习因而具备了一双法眼之后,再滋生出一颗慧心,由此来审视、聆听古往今来法政前贤们的思想教诲,探讨法之为法、制之为制、道之为道的真谛。当然,我从来就没有否定技艺在法学教育和法制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法科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学科,法条、制度以及相关的专业技术是十分必要的,然沉陷于技艺之中则有忘却赋予技艺以灵魂之思想的危险,最后此种沉溺必将反噬技艺本身而使之僵死。故而,我的主张乃是在此之外,还应当让同学们感受和学习到思想、精神的底蕴。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法制昌明的民族,都蕴含着强大的法制文明和醇厚的思想传统,法学之道是技艺和精神的交融,所谓“法意”所指陈的便是法的精神源流。

  基于上述考量,我感到自己的工作还远没有做完,在2007年伊始,我便着力扩展原有的计划。首先,我把在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主持的课程编辑成一部《西方法政哲学演讲录》交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该书已经于近期出版面世。在那部书的“导论”中,我主要从学科分类体系、学术研究方法和中国学术思想构建三个方面交代了我为什么主持这门课程并主编这部讲演录,可以说上述三个方面的考虑对于目前我主编这部讲演录仍然是有效的,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在我看来,当时我在“导论”中所撰写的一些观点,依然是贯穿眼前这部讲演录的主旨。例如,我曾经指出:

  我们的时代不仅需要专家,更需要思想家,或者说有独立思考力的专家。我们处于一个转型时期,这个时期即便在西方社会,也是造就出了思想性的专家人才,他们本于自己各自国家生成发育的问题而催生出了不同学科的系统性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先要有一个综合的时代,尔后才会有分析的时代。

  开设这门课程不单是教授给同学们一些具体的知识,更主要的是通过这门课让同学们感受到一种有关法政事务的思想,即一个综合性的关于社会秩序和制度建设的深层机制以及内在正当性问题的思考是如何形成的,虽然课程中所讲的是西方近现代的思想家,但他们思考的问题与中国当前的问题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而且都不是一种单一的现代学科能够完成的,它除了需要综合性的知识谱系、形而上的关切,更需要秉有把学术研究视为一种志业的心智。

  我认为,政治与法律思想的交集在西方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中体现得最为激荡和富有内容,而且与我国的法治民主建设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因此,我希望这门课程能够破除中国学界某些人这些年构筑的所谓西方古典思想与后现代思想之双重藩篱,为同学们开启一个自由、宪制、民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新的思想视野。

  不过,这部讲演录毕竟不是前一部书的数量上的叠加,而是呈现出一个新的面貌,无论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都远远超出了前面一部,为此,我把它命名为《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关于法律、政治与哲学的讲演》。从这个书名读者就不难看出,这是一部综合性的大书,尽管它的学术品质究竟如何还有待读者的审评,但仅从我的设想来说,它是具有某种学术野心的,我期望把这部讲演录连同前一部合并在一起,搞成一套代表着中国法政学界有关西方法政思想之当前研究水准的准教程。我们知道,关于西方法政思想自从晚清立宪以来的传播研发已经有一百多年,其间译事不断,阐发频仍,著述繁多,但时至今日却连一部像样的西方法政思想的系统教程都没有,坊间流传的多是外国学者有关这个主题的译著,(其中经典性的也不过萨拜因、列奥·施特劳斯两三家)这对于一个尚处在所谓历史三峡转型期的泱泱大国,对于一个还没有建立起优良的法政制度的民族,对于据说是已经成立了五百多家法学院(系)的中国法科教育体系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桩令人遗憾的事情。

  在编辑完交给人大出版社的《西方法政哲学演讲录》之后,我就萌生着一个期盼,就是什么时候能有一部汉语学界自己撰写的基于中国背景的够格的《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鄙人虽不才,没有能力主持中国当前法政思想的精英按照统一的思想架构和布局来完成一部标准的《西方法政思想史教程》,但号召一批中国当今最具潜力的法政思想的年轻后学咸与共事,大家一起把各自有关西方法政思想的精粹研究以讲演稿的方式贡献出来,形成一个开启学生们心智的文本,庶几可为未来的真正成熟的法政思想史教程做个铺垫。于是,就有了眼下这部涉及哲学、政治与法律的《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的讲演录。

  从形式来看,这部讲演录是我在政法大学“致知讲坛”主持开设的八篇讲演稿的扩展,也是此前在两大法学院主持课程并结集出版的讲演录的继续,但是,由于上述我所谈及的编辑思想的变化和提升,这部《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便具有了一些新的因素。首先,在篇幅体量上这部讲演稿有了很大的扩展,从法大讲演稿的八篇扩张为二十六篇,文字有八十万言之巨,涵括了西方从古到今的法政思想的主要人物、思想流派和学术传统,如果把前一部讲演录的十家再加上去的话,可以说已经论及到三分之二以上的西方伟大的法政类的经典作家(当然仍还有一些伟大作家如阿奎那、格劳秀斯、边沁等尚未论及),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古今法政思想的高峰时期的人物和作品均已经收录其中。其次,就作者队伍来看,这部讲演录的绝大部分作者属于中国法政思想研究领域的青年精英,他们学科背景虽然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下分属政治哲学、政治学、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等不同专业,但对于法政思想的共同关切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我不敢说这部讲演录一网打尽了当今法政思想领域中的年轻高手,但他们的讲演作品代表着这一代的思想水准应该是没有争议的。能够获得这批年轻学者的认同,主编这部洋洋大观的讲演录,我颇感欣慰,并由此也感受到了某种无法承受之重的慨叹。

  我前面曾经坦言,近些年来自己服膺古典的或保守的自由主义法政思想,对于时下国内盛行的左右两个方面的法政思潮多有质疑,在《西方法政哲学演讲录》的“导论”有关中国学术思想的建构问题上,我充分陈述了我的主张。我认为:

  在当今西方的学术思想界,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面对着来自前后左右两种路径的夹击,一种是来自古代思想的保守主义的攻击,还有一种是来自后现代思想的激进左派的攻击,它们虽然理论主张不同,价值取向各异,但在攻击自由民主制度、瓦解现代民族国家方面却是一致的,它们共同发起了对西方从15世纪到19世纪乃至20世纪所形成的国家制度和国际秩序以及论证它们的自由主义政治、法律、经济与文化理论的批判。应该指出,上述这个批判在西方世界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正常合理的,人类社会的变迁机制就像一个钟摆原理,矫枉过正,过犹不及。

  但是我要说的是,在我们国家,我们还处在一个转型时期,不但像西方那样的自由民族国家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且我们的自由政制理论也还十分薄弱,虽然民族国家有很多弊端,但毕竟和古代的城邦国家以及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与我国几千年的传统王朝政治相比,它是一种新型的政治与法律制度,需要一套新的思想加以论证。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在理论上加以吸收和借鉴的应该主要是西方15到19世纪乃至20世纪这一段的法政思想资源。因为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西方自由主义的反对者所指陈的那些痼疾,相反,我们或缺的恰恰是建设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法律理论,恰恰是西方前后左右各派理论所夹击的那些弥足珍贵的自由主义法政思想。当然,这就要求我们的学习不是机械的照搬,不是强硬的补课,而是创造性的学习,需要我们的转化与提升,即把中国自己的特殊性融汇进去,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建设民族国家的道路。

  如果说上述主张非常凸显地体现在第一部讲演录之中的话,那么在《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这部讲演录中,情况就并非完全如此,从选题内容和作者立论来看,这部讲演录呈现出多元复调的形态,或者说我所推崇的自由主义法政思想的色彩略为减弱。为什么我要在主编了第一部讲演录之后又锲而不舍地搞出这个第二部讲演录,并且大有以第二部统领第一部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性思想构架呢?对此,我觉得有必要做些交代,虽然它们未必为书中所有的作者所认同,但大多数作者肯定是同意我的下述想法的,至少作为主编的我是固执己见地如斯作为的。

  法政思想史所追溯的乃是活的文明传统,就本书来说,一切教条主义的说辞与这个活的法政思想传统相比,都是皮相之论。我所谓的自由主义以及激进左派和保守主义,如果它们没有深入到西方思想与制度背后的精神性叙事,无疑都将失去自己的生命力。自由主义的思想意识是有边界和条件的,从历史传统来说,它的兴起与扩展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在大时段的历史隧道中,西方法政文明的思想蕴积并非都是自由主义的,甚至绝大部分是非自由主义的。但是,历史上源远流长的非自由主义并不等于反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不存在之际,它们不可能以自由主义作对手而“反”之,相反,它们也都是在各自构筑一种维护其理论内部所珍视之自由的叙事体系,然此“自由”非彼“自由”(自由主义之自由),这是时下的政治保守主义和左派激进主义应当引以为戒的。从古典时代以来,自由一直是以不同的构造方式被述说与卫护,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世以来的自由主义法政思想在思想史的累积之上所构造的自由理想以及制度实践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竞争而胜出的一种普世原理,以这个原理为准则来审视、梳理从古至今的法政思想,探讨文明制度兴衰的机理,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合乎常理的。虽然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制度卑之无甚高论,远非一种理想的制度,也非一种高妙的修辞,但毕竟它是我们当今世界的主流,难道我们要以一些在现实政制中业已证明是失败的(固然有些是非常理想主义的)甚至是罪恶的制度规则来审视和梳理古今之思想史?因此,这部《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里的诸多篇章,以及我的编辑主旨,可以说与第一部讲演录的主题思想是一以贯之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个正在艰难转型的文明国家来说,借鉴西方古往今来的佳制与良思,接引一种优良的政制以及背后的精邃思想,无疑是刻不容缓的。我认为,活的而非教条的自由主义依然是西方当今世界活的赓续有自的法政思想,这种认信是这部《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的底色。

  当然,鉴于眼前这部讲演录从篇幅体量和思想内容等方面都远远超出了前一部讲演录,我要对原先的编辑思想有所修正。其实,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符号化的或者教条式的自由主义者,我在一系列著述中所探讨的有关秉承自由主义原理、质疑左右两派弊端的理论观点,都是有着一定的中国语境和现实背景之考量的,我对于传统思想中的保守主义,甚至对于左派乌托邦的理想,都是充满着敬意的,对于列奥·施特劳斯、卡尔·施密特等人,尤其是对于西方法政领域中的古典思想,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乃至近世英法德思想脉络中的古典思想,可谓心仪已久。所以,这部有关哲学、政治与法律的讲演录能够收录古今法政原著原典之讲读,重申西方文明政制之深厚、丰饶、多元的传统,不能不说是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我所主张的自由主义之法政思想,从本性上说是中庸之道,即开放的积极融汇传统的保守主义之价值的自由主义,是厚的活的保守的自由主义,我所反对的只是极端激进主义化的左派理论和顽固拒斥历史演进的泥古主义。我认为,真正的自由主义应该有虚心恭迎传统的雅量,有宽广的容纳历史沟壑的胸怀,有能力把各种非自由主义的传统包容其间,因为它自身就是从历史中成长出来的,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这个题目本身就是一种优良的文明制度的历史叙事,而其中的一条主脉无疑是温和的自由主义之历史观的证成。当然,在其中不乏有各种各样的其他主义,有各派各家的主张、陈述和论断,这些对于塑造一个优良的政体都是必不可少的积累,对于形成一套经世致用的法政思想都起到了裨益砥砺之功。从这个意义来看,我所谓左右两方面对于自由主义的夹击,其实也并非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迫使某些傲慢的自由主义改弦易辙,重新审视古典的思想传统,走出自我编织的教条主义之罗网。

  正是基于上述的自由主义之修正理念,这部《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的讲演录涵括了远比前一部近世法政哲学讲演录更为宽广的内容,其中不仅有近现代的自由主义谱系,更有前自由主义、乃至与自由主义比肩的其他左右各种思想谱系,尤其是保守主义的思想传统,例如,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制思想,罗马共和主义的传统,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神学,近世的马基雅维里、卢梭、迈斯特、萨维尼等人的法政思想。这些思想典籍未必都是自由主义的,甚至对于自由主义之法政哲学是多有质疑的,但是,透过这部哲学、政治与法律的讲演录,我们可以看到,恰恰是这些异质性的东西在历史之火的冶炼中,起到了刺激、培育和深化自由主义的现代政制之构建与优化的功效。法政制度及其思想从来都是从历史传统中生成的,自由主义之政制和思想也不例外,甚至作为一种胜出的现实形态,其逐渐的良性化就更应该如此。

  因此,古往今来的法政思想史的梳理乃至现代开展,就要求我们秉承恭敬之心来正视人类已经走过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但那些非自由主义的思想理念和古老制度是我们需要虚心学习的,而且即便是近世以来的所谓自由主义之思想理念与制度实践,也从来就不是定于一尊的,对于自由主义也有多种表述、多种理路和多种观念。上述两点,细心的读者可以从这部讲演录的诸多篇章中体察出来,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思想中,就为现代政制做了奠基,其理想国的设想对于现代法政思想来说依然闪烁着提升心智的光芒,至于罗马共和主义、马基雅维里的王制、迈斯特的旧制度、英国普通法的传续,等等,它们无不构成了现代政制的一些强有力的支柱,共同融汇到近世以来的自由主义之活的传统中。如果说现代政制和现代自由主义面临危机的话,那也是由于自身缺乏历史生成的创造性转换能力而造成的,所谓太阳之下无新事,面对日益更新的诸多科技革命和世界图景,现代思想除了在策略上有所建树之外,对于现代政制的更为有效的法宝,在我看来是回归古典传统,在战略原则上,或者说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重新申诉历史中生生不息的元规则和轴心时代的思想原创,从而克服危机,构建新的现代政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视古典思想,推崇古典政制,这是现代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带给我们的教诲,在这部讲演录的某些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施特劳斯学派在中国的传播之功,对此,我作为主编是接受的,也是赞许的,回归传统,这是《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的一个主题,也是对我主编的前一部讲演录的一个重大补充。不过,在此我要辨析的乃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古典思想与现代政制的关系。对于这个古今之辨,我与施特劳斯学派是有不同认识的,至少在显白的理论主张中,他们强调的是古今之间的断裂,是彻底的复古主义,即寻找古典思想中所谓隐秘不宣的高贵谎言,并由此拒斥现代性政制的陈词滥调,在他们看来,古今关系就是古今之争,就是有我没你。然而,他们的如是说即便自己也是多少有些心虚的,因为即便是在古典时代,他们指陈的理想的政制也都没有真实地存在过,何况今朝呢?更是枉然。其实,古今之辨既有古今之争的断裂,也有古今会通的生成。近期有一种有关施特劳斯学派的新解读,认为施特劳斯并没有反对自由政制,反而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同盟者,他所伐挞的乃是虚无主义的现代政制,至于经验主义的英国自由政制倒成为他钦佩的现代政制之典范。

  无论怎么说,施特劳斯的教诲值得我们重视,尊崇古典思想,以古观今,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政制的弊端和限度,这是现代的法政思想者所应该引以为鉴的。就这部讲演录来说,我更愿意读者从西方法政思想与制度的历史生成中辨析古今问题,在此,固然施特劳斯学派提醒的古今之争甚至古今之断裂是存在的,优良的伟大政制永远处于隐秘之洞穴外的光明之中,难以为受敷的人所明察,但是,古今之辨还有另外一个施特劳斯学派所忽视的方面,那就是古今政制的延续与继受,从古典思想开展出现代政制,这才是这部《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的真正主题。在我看来,古典思想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从古典思想中,人类经过数千年的艰辛努力,一步步拓展出一个虽然尚不完美但至少行之有效的现代自由政制,即便是今天,人类的现代政制要克服自己的诸多糟粕,也仍然需要重温古典思想的教诲。这是历史行程中的人类政制之道的现实轨迹,也是古典传统在当今依然活出的缘由,它们永远是现代人类政制穿越艰难险阻的指路灯塔。正是在与古典传统的对照中,人类的政治文明才愈益显现出思想和制度方面的局限,才会克服虚无主义,生长出变革的勇气。因此,古典思想说到底是为了现代人类而存活的,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再经由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这是法政思想与制度的历史生成的正道。

  至于单纯的古典思想本身,固然可以把它们演绎成至善至美的绝对理想范本,但现代人无法为了古代的理想国而活,如果过度强调古今之间的断裂,以是古非今的态度对待古今之争,那么,即便古典思想再完美和高妙,也无补于今日的现代政制,甚至导致理想主义的现代悲剧,导致激进主义的毁灭性的狂潮。历史的教训我们不能遗忘。古典思想讲究审慎与中庸,其实这个原则对于当今的保守主义更应该是一种警醒,现代政制固然是积弊多多,阴霾重重,但毕竟它们是人类这个有缺陷的地上生物的历史造物,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们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抛到理想的天空中去,我们只能一点一滴地改良,既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这就是政制的审慎。在这个方面,古典思想施惠于我们的最为有益的教诲,在我看来,也许并不是那些秘而不宣的东西,反而是如何审慎、中庸地对待政制,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在适应现实政制的同时,推陈出一种政制改良的机制。所谓保守主义的活的传统,与自由主义的活的机理,并不存在多少难以弥合的裂隙,不断地从古典思想的伟大传统中开启出一缕缕弥补现代政制之缺憾的新机缘,这未尝不是古代人对于现代人的弥足珍贵的遗赠。

  对于我来说,积两年之功,在诸多老友新朋的襄助参与之下,编辑了上述两部累计长达一百余万言的有关西方法政思想史的讲演录,尽管这两部讲演录在体量和内容以及作者群体乃至主题思想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我更愿意读者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视为一个整体来审读。就思想的层面上看,我希望读者能够逐渐把握贯穿其中的三个不同的维度:第一,作为出自不同作者之手的诸多篇章,为我们勾勒了一个由三十多位西方法政思想家组成的思想长廊,通过作者的讲演,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了解这些大思想家们的个人生平、思想主旨、理论观点以及相关联的法政思想史中的各家各派之面貌。第二,这套讲演录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有关古今法政思想的历史路径和演变机理,尽管单独来看,每一篇章都是各自独立的,但它们的汇编不是随意的,而是梳理出一个在繁复多元的思想观念中古今一贯的政制主题,即如何寻找和塑造一种适合人性的良善政制。第三,在尊崇古典思想的前提下,这套讲演录强调的乃是现代的自由政制,即从历史生成的视野来审视现代的自由主义法政思想以及制度实践,它旨在强调指出,建设一个自由、共和、宪制、民主的现代政制,不仅是西方千年历史的未必是完美的思想成果,而且也是解决现代中国问题的一大症结。

  从古典思想开出现代政制的新篇,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既有古今之辨的价值,更有中西之辨的意义。但愿我主编的这套讲演录,能够为敏思好学、身体力行的同学们提供一副攀援政制之道的阶梯,使他们从哲学、政治与法律的综合考量中,审慎地把握其中所蕴含的古典思想与现代政制之正道。如斯则吾愿足矣!

  2007年9月1日深夜

  于北京西山寓所

  (本文刊发于《读书》2008年第3期,《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即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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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7年春天的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分别会见各界人士。在与新闻、出版界人谈话的时候,他老人家突然转向光明日报的代表,问道:是不是共产党员?那次出席谈话的是总编辑常芝青,他站起来,说:是,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说: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此时是3月10日。   考虑到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的同时还是伟大的谋略家这一事实[1],很难断言他那时究竟是确实不知道光明日报由谁人主编,还是明知故问。因为,第一,光明日报向来就不曾由非共产党人士编过,后离任的前两届主编胡愈之与邵宗汉,都是身份不常而不是从未公开的CP;第二,早在9个月前,在……去看看

以谦为基 以厚为城

西圣苏格拉底有云,不加检点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吾国圣人孔夫子亦云,吾每日三省吾身。时近年末,回顾今年尤其是"9·11"事件以来自己的各种表现,虽皆出自胸臆,问心无愧,其实还是有很多值得深思与改进的地方。"9·11"事件以来,急就章的文章是写了不少,观点也有新颖之处,几处预言也变成了现实。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学术性不够,文风也不够严谨,书生谈兵,书生议政,一贯是六经注我,疏可走马。自己遭受了他人的批评之后,马上就是奋起反击,不留情面。尤其是黄章晋(即魔鬼教官)先生撰文批评了我那篇《丧钟为谁而鸣--评美国的惊天大爆炸事件》以后,我也……去看看

自由主义之争:学术建制与知识问题

《天涯》杂志1999年第一期,发表了我写的一篇评论文章——《解读“新左派”》。这篇文章评论了国内几个主张以社会主义式的“全面民主”,来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的人士的观点。后来被评论者之一,北京大学博士、中文系副教授韩毓海先生署名发表了《“相约98”,“告别98”——新年答客问》的回应文章。文章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为此,我首先要向韩先生表示感谢。因为,这促使我对自己的学术道德进行深刻自省,并对自己讨论问题的方式和知识资源,加以检讨。之后,有了下述两方面的体会,特写出来请教韩先生,以求获得学术上的……去看看

“新冷战史”与当代美国外交史学思潮

《美国研究》 1999 年第 1 期    东欧的剧变、柏林墙的坍塌和苏联的解体, 80 年代末国际形势的变化的确使全世界头晕目眩,而支配战后世界长达 40 年的冷战似乎在一夜之间结束了。在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陶醉于“胜利”之中的时候,美国外交史学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得意之余也感到了困惑。一方面,在冷战结束之前,美国外交史学界对冷战史的研究经历了“正统学派”、“修正学派”和“后修正学派”之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已基本上取得了意见一致,而冷战的结束则使得有必要重新研究整个冷战史;另一方面,在重新研究的过程中,如何厘清……去看看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

1989年,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垮台,作为一种实践的社会主义运动随之处于低潮。许多学者据此宣告,社会主义已经死亡,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已经成为历史。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lbroner)在影响广泛的《纽约客》上宣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竞争,在其正式开始后不到75年时间内已经结束,资本主义获得了最终胜利"。稍后,兰德公司的主要成员福山则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完结。在其那本至今仍风靡西方世界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福山断定,资本主义的……去看看

民族主义、儒家文化与中国的未来

中国民族主义是一种反应型的民族主义马:最近你发表了一些有关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文章,并对亨廷顿的“中国威胁论”提出批评,引起了外国新闻界的注意,并出现了不少有关你的观点的报道,我最近读过十月初《远东经济评论》上的那篇访问你的文章。萧:遗憾的是,那位记者先生写的文章没有准确反映我的观点。我的观点比他所描述的更为温和。马:我也注意到你在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国日报》上发表的那篇评论文章,它可能代表了你的基本观点。你在该文中提到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防卫性的民族主义,你能不能谈谈,这种防卫性的民族主义是从什么时……去看看